不满大学的授课安排
1825年10月，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把达尔文送到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
达尔文在还没进爱丁堡大学以前的夏天，就已经在故乡护理了许多穷苦的病人，主要是儿童和妇女。
病人多时，他甚至一次同时护理12名病人。达尔文的这些表现，让他父亲感到达尔文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医生，于是，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哥哥伊拉司马斯就读的爱丁堡大学。
达尔文到爱丁堡后，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房间做他和哥哥的卧室，另一间做客厅。
达尔文办完了一切入学手续，报了如下一些课程：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课和外科学；他领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后来他就成了图书馆的常客。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却使达尔文大为失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达尔文对讲授医学课的老师常提出特别激烈的批评。枯燥乏味的讲授，简直使人难以忍受。
达尔文在自传里写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8时开始的脑膜治疗课，至今还有些可怕。”在爱丁堡大学里，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霍普的化学课。
由于讲授人体解剖学的教师讲得单调乏味，使达尔文对这门课程十分厌恶，达尔文曾说：“他讲授的人体解剖，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
达尔文本来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
当时，去医院实习是学生们经常上的课程，有两次在爱丁堡医院手术中实习时，达尔文亲眼看到了糟糕的手术场面：鲜血淋漓的病人，尖厉、痛苦的号叫；满头大汗的医生，繁忙、紧张的操作。站在旁边实习的达尔文实在难受得待不住了，急忙离开了手术室。
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离病人能利用哥罗芳麻醉剂减轻痛苦的日子还远得很。那惨痛的情景，多少年后还一直在达尔文的记忆中浮现。
由于课堂学习的乏味，达尔文的目光移向了学校的图书馆。在这知识的海洋里，达尔文贪婪地吮吸着感兴趣的各种知识，他跑图书馆借书的次数是同学中最多的。
一年过去了，达尔文的哥哥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了。和相伴相依的哥哥分别后，17岁的达尔文就过着无人管束的生活。
在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又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
对于其中的自然史这门课，达尔文很早就产生了兴趣。
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罗伯特·詹姆逊。他的这门专业课包括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
罗伯特·詹姆逊教授的功绩还在于，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极好的搜集品，这个博物馆当时被认为是英国第二个博物馆，仅次于伦敦博物馆。
达尔文很少研究医学，很少上必修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科学已失去了兴趣。
相反，达尔文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这就是常常到罗伯特·詹姆逊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几位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交上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