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李润杰生平
李润杰，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在中国曲艺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在传统数来宝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吸收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姊妹艺术形式之长，形成了一个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的独立的曲艺曲种，这个曲种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快板书！
1917年2月16日，李润杰出生在天津市武清区大桃源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时家里给他起名李玉奎。李家虽然以务农为主，但是却有着非常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从李润杰的祖父那辈起，便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民间音乐家。李润杰的父亲继承其父辈才能，也成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吹鼓手，而母亲为了供他上学，在其年幼时就到了天津，在石家大院做保姆。
在充满民间艺术气息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李润杰从小就对民间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次父亲出外演出或者在家练习时，幼年的李润杰都是父亲忠实的观众。不仅如此，幼年的李润杰还自学掌握了办喜事的“老八板”“小开门”“朝天子”、办丧事用的“祭腔”，还有过年时吹的“柳青娘”等四五个曲牌。除了民乐方面，忠实于民间艺术的李润杰，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了走矮子水斗的步法和一些唱腔。
1924年，7岁的李润杰，已经正式成了一名吹鼓手，并且在碌碡会上扮演“小丈夫”等角色。
1927年，10岁的李润杰收到了母亲在天津当保姆为自己攒下的学费。同年，开始跟随村里的庞大爷读私塾。三年间，从《百家姓》念起，一直念完了《幼学琼林》《六言杂志》《孟子》《论语》。在上学的同时，少年李润杰也没有放弃学唱。当时父亲的朋友中有位邢五叔，教会了他整段的《小姑贤》以及《杨二舍化缘》等评戏唱段。除了评戏，李润杰还痴迷于宋兰亭说的评书《黄杨传》，而这部书对于李润杰后来投师、拜在评书老艺人段荣华先生门下学习《三侠五义》有着直接影响。
1931年，14岁的李润杰迫于生计赴天津，在韩家绱鞋铺学手艺。说是学习手艺实际上只是做些杂活，又劳累又学不到本事。在坚持了两个月后，李润杰终因劳累病倒在韩家绱鞋铺中。韩掌柜看他病得严重，就将其送回了家。这一场大病足足折磨了李润杰两个月之久。病体痊愈后，李润杰再次回到天津，经人介绍来到了同华利鞋铺继续学徒。但是悲惨的境遇并没有因为换了一家店而有所改变，事实上李润杰在同华利鞋铺比之前在韩家鞋铺更受压榨。这家以压迫童工起家的鞋铺，几乎白白使用了李润杰四年之久。
在这四年中，李润杰并没有因为艰苦的生存环境而放弃对梦想的追求。四年下来，刘翠霞的评戏《打狗劝夫》，刘文斌的京东大鼓，王兆麟的太平歌词，他都能唱上几段；张寿臣、侯一尘、赵小福、姜二顺等相声、时调演员的演出他也经常观看。这四年，李润杰在艺术上有了极大的进步。
到了1935年，18岁的李润杰，在同华利鞋铺学徒期满。迫于生计，他来到海河码头做搬运工，每天都要不停地扛着一两百斤重的货物上下跳板。即使如此，他每天挣的钱也仅够糊口，根本就攒不下钱。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李润杰决定再次去寻找其他的生路。有一天，他到南市三不管一带去寻找工作，碰到日本吉川土木公司正在招工人，待遇优厚，活儿也没有那么繁重。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李润杰没过多考虑就同意加入了。没想到，这一去却是九死一生。
原来，这家日本公司根本不是招做工的正式工人，而是骗中国人去做华工，为日本军方修铁路。李润杰在被骗进日本吉川土木公司的院子后，和一些同样上当受骗的人被迫来到法国桥（现在的解放桥）附近的码头，上了一条船，之后再转火车，经过三天两夜的路程终于到了所谓的工地。“所谓工地，就是日本人用铁丝围起来的一片野地，华工用竹片搭窝棚。每天挖大沟、挑土筐，周围守着日本兵，工头儿拿着大棒子，干活儿慢一点儿就打，出的汗能浇湿地皮。没水喝，人们就喝小河沟里的泥水，那账房先生看到工地这种情况，以为到了地狱了，就把自己吊在树上离开了这人间地狱。有时半夜三点就开工，干到晚上九点才能回窝棚，三顿饭都在工地吃。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稀玉米面粥、咸菜和盐豆。晚上睡觉时，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在门口站岗，小把头们在铁丝网周围巡逻，真是天罗地网，插翅也难逃出去。人们挤在狭小的窝棚里，气味就别提多难闻了。不多日子，一种传染病就在工地传开了。”（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6页）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九百多华工就只剩下四百人了。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下，李润杰不久也被传上了这种传染病。病魔缠身，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李润杰终于忍无可忍，在三个月后，和房仁奎、杨仲和二位一起趁吃晚饭的时候逃出工地。
青年时的李润杰先生命运多舛。此时的他，虽然已经逃出了日本人的工地，但是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
逃出日本人的工地后不久，他们三人来到解家堡村附近的铁矿山做工。本来已经与当地的把头吴有德谈妥，房、杨二位先做工，待李润杰病好后再参加劳作。可想不到的是，到了工地，把头就反悔了，坚持矿上不养人，一定要李润杰带病做工。无奈之下，李润杰只好应允。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由于疾病缠身，体力极度不支，在一次翻车倒石头的时候，李润杰从两三丈高的石堆上摔下，摔劈了手腕。没有人性的把头还催促他继续干活。不仅如此，把头还无故扣发三人工资达三个月之久。无奈之下，三位患难与共的朋友只能再次出走。这一次他们来到了鞍山市。
鞍山是老牌的工业城市，而且重工业发达，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市里经营钢铁业和矿业的工厂非常多，这其中也有不少是日本人在中国开的厂子。当他们三人来到鞍山市时，李润杰的伤病已基本痊愈。三人因为担心被日本把头认出来，所以决定先由李润杰去找工作，找到合适的再来接他们二位。可谁又能想到，在那个动荡苦难的时代，每一次分离都有可能是生离死别。李、房、杨三位共患难的好友，这一别就是几十年。
李润杰在铁道西的久保田铁管厂找到了工作，在又脏又累的翻砂车间干活。每天过着劳动环境差、工资低廉的艰苦生活。这种受尽压迫与欺辱的日子，使李润杰对旧社会、对侵略者、对剥削者充满了憎恨。但是，厄运的侵袭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忍气吞声而有丝毫暂停。有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润杰被铁管砸坏了手指甲，鲜血直流。而万恶的日本把头一看他没干活，抬手就打，还将他赶出了工厂。
21岁的李润杰不得不托着受伤的手忍受着饥饿，流浪在鞍山市的街头。天气渐渐转凉，一连两天水米未进的李润杰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爹娘、爷爷奶奶，想到自己昏暗的前途，进入人生最低谷的他万念俱灰，想到了以死来了结自己这悲惨的命运。下定了决心，就等晚上上吊自杀了。他来到了老君庙台上，悲悲惨惨地哼唱起了评戏的大悲调，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一种悲鸣，一种对命运不公的愤恨，一种对旧社会吃人肉喝人血的社会现实的声讨，一种正值青年向上的年龄却遭受无尽打击的不甘。一曲唱罢，万念俱灰，只等日落，就要命赴黄泉。突然，一阵叫好声惊醒了已经绝望的李润杰。原来在他唱大悲调的时候周围已经围上了不少人，这些人纷纷给他凑钱，也有送大衣、棉帽子的，还有一位老大爷要帮李润杰找工作。虽然没能成功，但是这一切使得青年李润杰重新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1938年，21岁的李润杰住进了立山的沙河田家老店，田家老店实际上是一个花子店。在这里，李润杰真正接触到了最原始的数来宝。在店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姓张的老头儿，在教两个小花子数来宝。结果，两个小花子没学会，李润杰倒是熟记了下来。后来李润杰又跟一位姓王的学会了开杵板的打法。这样，21岁的李润杰凭借一手开杵板的打法和《小封侯》唱段以及一些婚丧嫁娶、年节庆典时演唱的牌子，开始了他半乞半艺的生活。凭借着学会的数来宝和小时候出会打下的基础，李润杰每天基本上可以赚到吃饭住店的钱，要是赶上有办红白事的人家，有时候还能多赚一些。
这样一来，日子看似有了起色，然而却事实并非如此。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各方面因素都直接作用于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那个苦难的社会不完结，个人的苦难永远不可能结束。李润杰在过上朝街（演唱数来宝乞讨）的生活后，首先发难的就是同行。由于封建的门户观念和排他观念的根深蒂固，年轻且没有门户的李润杰时常受到排挤，甚至遭到殴打。除了要受同行的气，军警、宪兵、特务更是得罪不起。有一次，李润杰在朝街时被军警误抓，险些被枪毙。在那个极端黑暗的社会，青年李润杰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凭借着自己唱数来宝、唱评戏、唱太平歌词的技能勉强度日。
李润杰学会数来宝以后，常在鞍山八卦沟和立山一带朝街。一年后，22岁的李润杰决定去奉天（今沈阳）小河沿一带撂地卖艺。原因是那里比较热闹，是一般劳动人民娱乐的场所。再有，那里聚集着很多艺人，可以见识到更大的世面，学到更多的东西。下定决心后，他从立山出发，一路走一路卖艺，一个月以后来到了沈阳小河沿。可是当李润杰来到小河沿之后却发现，原来自己在立山安身立命的一套数来宝在这里不能用，在这里卖艺的都是真正的艺人，表演的是真正的艺术。青年时的李润杰凭借着自己听的多、学的广，心一横，开始撂地表演。第一场撂地表演，他演唱了数来宝、评戏、太平歌词等形式的曲目，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用李润杰先生后来自己的话说：“在小河沿第一场撂地演出，总算没丢人。”（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56页）
如果说家乡的碌碡会是幼年李润杰梦开始的地方，那么沈阳小河沿就是青年李润杰人生转折的地方。
李润杰来到沈阳小河沿撂地演出的第二天，认识了一位在他从艺道路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节点性的人物——刘金荣。
刘金荣，天津人，父亲是天津享有盛名的四大文之一的刘文治。刘金荣提出希望能与李润杰合作演出，表演相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排练，由李润杰逗哏，刘金荣捧哏，两人演出了《六口人》《打灯谜》《羊上树》《汾河湾》《黄鹤楼》《洪洋洞》《大上寿》和《绕口令》等段子，再加上李润杰原来就会的《闹公堂》，二人已经成为小河沿一带比较固定的相声搭档。后来冯宝华、王福来等相声演员也都加入他们二人的队伍联穴演出。在这段时间里，李润杰的相声造诣突飞猛进，在当地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撂地艺人。可是好景不长，原来演出挣的钱两个人分，现在要四个人分，刘金荣觉得不值，就暗地里和李润杰合计要走。当时，李润杰把刘金荣当成真正的良师益友，也就随他离开了沈阳小河沿，准备去千金寨（今抚顺）谋生。
经过小河沿的磨砺，李润杰和刘金荣来到千金寨后，在抚顺欢乐园一个小书场后边撂地演出，收入不错。这时又来了朱相臣、赵天寿，他们四人在一起联穴演出，经济收入越来越多。但是好景依然不长，李润杰发现刘金荣吸白面，他极力劝阻，可刘金荣丝毫不以为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最终为此分道扬镳。
此时的李润杰已不再是立山朝街的街头艺人了，二十三四岁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具有丰富表演经验的成熟艺人，跑遍了沈阳、抚顺、辽阳、鞍山、营口这样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李润杰先生在营口结识了白银耳、顾海泉等当时在东北很有名气的演员，并且也虚心学习了不少东西，如《卖布头》《地理图》等作品。
离开营口之后，李润杰又和王福来到锦州撂地演出，由于离家越来越近，这时的李润杰萌生了想回家看看的想法。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要想从日本控制的东三省回到关里更是难上加难。日本人为了便于统治，实行发放“良民证”的办法，而李润杰和王福来二人，只有王福来有一张“良民证”。没有这个证，要想坐火车回家，无异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思乡心切的李润杰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二人在沟帮子上车，没想到车刚过山海关，就赶上日本兵检查“良民证”，幸亏有一张和白银耳、顾海泉二人的合影，李润杰先生才幸免于难。到了天津站下车，又是利用王福来的“良民证”才得以混出车站。在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八年里，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行走，就是这样的困难。李润杰的少年与青年时代，就是在这种压迫和苦难中度过的，从被骗到日本人的工地到通过日本人的哨卡回到天津，几乎每一步路都在遭受着侵略者的欺辱和压迫者的剥削。但是，这些痛苦的经历对于别人可能是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对于李润杰却是人生的财富，在客观上促使了李润杰坚定信仰的形成和艺术素材的积累。
20世纪40年代初的天津，已经沦陷在日寇的统治之下。民族的悲惨命运没有结束，个人的人生道路也依然不会有什么光明。实指望回家团聚的李润杰敲开家门后，看到的并不是父亲和奶奶，而是自己远房的兄弟。原来，奶奶已经不在人世，父亲也已双目失明，就连这间房子也卖给了远房的亲戚。父子俩抱头痛哭，这悲惨的场面，李润杰铭记了一生。
李润杰在家住了三天，迫于生计便与王福来一起去天津北塘演出谋生。这时的李润杰已经27岁了。
当然，想去天津，首先还要解决“良民证”的问题。无奈之下，李润杰借了本村一个叫杨文利的孩子的良民证，把15岁改为25岁。而杨文利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在天津撂地演出谋生并不那么顺利。一开始，李润杰和王福来、武魁海等一起联穴演出还能勉强度日，可是几天之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无奈之下三人只能分手，各自谋生。李润杰来到了南市中宜新街一个花子店，在这里遇到了原本就相识的朱相臣，还新结识了唱数来宝的胡振江和雷雨田。他们经常到天津郊区农村、县城、镇店去撂地演出。“‘春庙、秋集、夏摸干，冬天就把座子按。’这是撂地艺人一年四季的演出规律。春天多赶庙会，秋天多赶集，夏天热只能在树荫下趁农民休息演出。冬天冷了最好找个小书馆之类有座位的地方演出才好。”（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4页）这是艺人撂地作艺的规律。由于李润杰当时还没有门户，所以鸟市、南市这类地方是不能去的，即使是在城里也只能在小王庄、谦德庄一带演出。就算是这样，也依然要遭受军警宪特和地痞流氓的欺侮以及“刮风减半下雨全无”这些“客观规律”的影响。
有一次在连塘庄子演出时，27岁的李润杰遇到了他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后来李润杰在评书方面的师父段荣华先生。
那时段荣华先生在连塘庄子说书，说的是《三侠五义》。当时也在连塘庄子撂地演出的李润杰被段先生的艺术深深吸引，于是他就白天撂地、晚上听书。终于有一天，李润杰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段荣华先生吐露了拜师的愿望。李润杰说：“您收我做徒弟吧，我拜您为师，每天您上地说书，我给您打钱，今后我一定很好地孝敬您，您收我这个徒弟，就是赏我饭碗，我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好处。”（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6页）段荣华先生见李润杰这么诚恳，当即应允，并赐艺名李润杰。李玉奎三个字也就慢慢没有人叫了。可能连段先生自己也想不到，当时他给起艺名的这位年轻人，在短短十余年以后，竟然成了一位名冠全国的快板书艺术大师，而李润杰这个名字也将和快板书这个曲艺曲种一起流芳百世。其实不仅段先生没想到，可能连年仅27岁的李润杰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跟随师父学艺的这一年半时光，对于李润杰来说是幸福的。李润杰以最大的知识获取速率疯狂地学习着、练习着。这一年半打下的基础，对他日后的表演和创作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一年半之后，李润杰开始正式表演评书，有时候替师父表演，有时候在师父前场表演。
在李润杰28岁的时候，段荣华先生提出他已经可以独立表演了。从此，李润杰拜别恩师段荣华先生，从沧县回到天津艺谋生。这次回来，光景可大不同从前。由于这一年半的学习，李润杰在艺术上可谓是突飞猛进，效果火爆，收入也随之增加。新三不管地区也比前两年要繁华很多。李润杰的收入不仅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寄钱给农村的父亲。而且，在这一年李润杰还结识了一生的伴侣，建立了家庭。从此后夫唱妇随，伉俪情深。一个表演一个打钱，相依为命，日子虽然清苦，但是也是乐在其中。
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样踏踏实实地过下去，可是没想到，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正在向这对患难夫妇走来。
李润杰夫妇在万庄和彩育镇演出时，遇到了当地一伙儿土匪，不仅搅了场子抢了钱，还一直追赶他们到南头镇边上一家小茶馆，幸亏李润杰机智，连夜逃到万庄，乘火车回了天津。又一次的死里逃生再次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难当头受灾祸的永远是百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沦陷八年的天津回到中国人自己手中。但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李润杰的工作更加复杂了。
回到天津后，李润杰夫妇在南市附近租了一间六平方米左右的小屋，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当时来说，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在国民党统治天津期间，李润杰先后和朱相臣、陈广发、张元庆、杜兰花、杨少奎、班德贵等人组织相声大会，有时也自己撂地单干。表演形式也很多，评书、相声、数来宝、太平歌词，甚至时调前脸都做过。除了演出外，李润杰还虚心向高凤山先生、胡振江先生请教，学习他们的长处，又学会了《武松赶会》《鲁达除霸》以及《血溅皇姑屯》等作品。通过这几年的学习与实践，虚心好学的李润杰在数来宝表演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他后来将数来宝改革成快板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李润杰又拜师评书老前辈张阔峰先生为师。
1948年，说相声多年却始终没有门户的李润杰又通过相声演员杨少奎代收师弟的方式，拜在著名相声艺人焦少海门下，艺名李宝珊。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隆隆的炮声震天震地，响亮的冲锋号越来越近，29小时之后，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国民党13万守军，天津解放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李润杰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社会性质不发生变化，作为拥有社会属性的个人，命运也很难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如果社会性质变了呢？
天津解放的第二天，李润杰夫妇租住的院子里也进驻了解放军。李润杰深深地被解放军的亲热、和蔼所感动，被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所震撼。李润杰这几年走南闯北见的军队太多了，但是这么好的部队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从此他对解放军、对共产党无比信任。天津解放的第三天，李润杰先生就在公岛桥（现在的鞍山道、南京路交口处）撂地演出，表演太平歌词，痛斥国民党在旧社会的罪恶行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32岁的李润杰参加了学习班，主要是学习一些革命理论知识。学习班结业不久，市里成立文艺工会，李润杰成为第一批会员。
在学习的同时业务演出也没有停止，由李润杰发起，吉平三、康立本、苏文茂、周蛤蟆、于佑福、孙玉奎、郭全宝等人参演，在赵家窑组织起了相声大会。值得提出的是，李润杰响应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号召，编写新段子，题目就是《一贯害人道》。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艺人说新唱新的最早开始。
不久，李润杰应张玉堂的邀请赴西安演出。业务情况非常好，场子火爆，收入也好，李润杰就在西安暂时安顿下来了。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李润杰发挥曲艺轻骑兵的优势，编演新作品《镇压反革命》，并排演了快板书《长征》。可以说，李润杰在西安开了曲艺演唱新节目的先河。除了排演新节目，李润杰还积极参与为皖北、苏北、河南、河北四省救灾募捐寒衣的义演。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李润杰参与募捐支援抗美援朝。由于成绩突出，受到西北文化局的嘉奖，并由习仲勋同志在当时的易俗社颁发了奖章，同时，李润杰被评为进步艺人。紧接着，李润杰又被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西北地区文代会。会后被选为西安曲协副主任，之后又被选为西安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音协委员。
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润杰的个人命运也随之改变。个人境况的变化，社会现实的变化，使李润杰越来越确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李润杰自己也从一个淳朴善良的民间艺人向着拥有高尚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升华。
1951年，参加入朝慰问团的常、程二烈士事迹轰动曲艺界。当时身在西安的李润杰下定决心，要向烈士学习，找机会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官兵。就在这个时候，常、程二烈士全国巡回报告团来到西安。随报告团而来的还有一个演出团，其中有侯宝林、孙玉奎等人。当时西安市组织了一场欢迎演出，李润杰表演了《武松打虎》这个作品。演出后，李润杰虚心征求意见，而侯宝林先生一句“听你唱的东西，人家心脏病都犯了”给了李润杰不小的触动。通过反复思考，还是当年段荣华先生的一句话让李润杰找到了答案：“一爆三响，不是艺术的成熟阶段，得使人听出滋味来，才算说到好处。”这件事情也促使李润杰下定决心对数来宝进行改革。
1952年李润杰得长子李广范，同年夏天回到天津，由耿宝林介绍参加南市连兴书场的相声大会。这时恰逢组织第二批入朝慰问团，一腔热血的李润杰当即报名参加，获得批准，随即跨过鸭绿江，直奔战争最前线。
到了朝鲜境内后，也是惊险连连。朝鲜地区山地较多，载着慰问团的汽车飞驰在盘山路上，就在一天之内，李润杰先后经历了撞车、负伤、空袭三次危险。可是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李润杰，并没有把危险当成苦难，反而是越危险越冲向战斗第一线。同行的战友们都开玩笑，说这是“李润杰日遭三险”。
第二批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的时候正是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空袭、炮击极其频繁，志愿军方面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志愿军官兵战斗英勇、信仰坚定，这一切都感染着李润杰，他也逐步从一位赴朝慰问的演员向一名战士发生着转变。
1952年冬，第二批入朝慰问团回国，李润杰来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专门从事快板演唱艺术。不久后，在红旗戏院的公演中，正式使用了快板书这个名字来命名李润杰表演的艺术形式。
1953年起，李润杰正式开始改革数来宝，从开场板和节子板的演奏、演唱加强口语化、词句形式结构力求丰富多变、表演动作形象生动四个方面着手改革，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研究，最终形成了快板书这一在数来宝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姊妹艺术形式之长，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的独立的曲艺曲种。
从1953年至1956年，李润杰在作为一名表演艺术家的同时，也成了一名高产的曲艺作家。他先后创作演唱了《赶穷魔》《大搬家》《半夜鸡叫》《鸡毛信》《百鸟朝凤》《老婆子与小金鱼》《杜拉索夫》等作品。
1954年，李润杰在天津工人文化宫开办了四期快板书学习班，先后培养了四百余名学生，这也使得快板书这个新生的曲艺曲种在人民大众心中扎下了根。
1956年，李润杰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同年，赴北京参加文代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1956年4月24日，李润杰在京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时年39岁的李润杰第一次与领袖见面，万分激动。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李润杰的信仰愈发坚定。据李润杰的家人回忆，他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大师，更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也是在这一年，李润杰下定决心创作快板书，并陆续创作出了《隐身草》《虎穴擒贼》《火焰山》等作品。
1958年，李润杰赴金门岛慰问，创作了快板书《金门宴》，极具快板书特色的作品《巧劫狱》也是在这一年创作出来的。
同年，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演出《梁树凯》，被评为优秀节目，再一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此后，又赴西南、西北地区慰问演出。
1959年，李润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李润杰赴云南慰问边防部队，创作了快板书《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同年，第二次来到福建前线，创作《夜袭金门岛》和《智取大西礁》两段作品。
同年，李润杰赴四川、贵州慰问铁道兵，创作《千锤百炼》。回津后，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为周总理演出，并受到接见。
1962年，李润杰创作快板书《劫刑车》，同年又根据《王若飞在狱中》一书编写了《熔炉炼金刚》。
快板书《劫刑车》是李润杰最具代表性的快板书作品。在创作这段作品时，赶上团里办“红岩专场”演出，相声、鼓曲等各个形式都在取材红岩进行创作。当时已在团里任业务团长的李润杰高风亮节，让其他同志们先选。等到自己这里，其实已经没剩下什么好的新鲜的创作素材了。而具有丰富表演经验和创作经验的李润杰，巧妙地将双枪老太婆大石桥前除叛徒和下山劫刑车两个故事桥段相整合，创作出了这篇旷世奇作《劫刑车》。《劫刑车》一经上演，全国轰动。《劫刑车》这个名字已经和李润杰、快板书一起成为中国曲艺史上的一座丰碑。
1963年，天津遭遇大洪水，李润杰亲赴抗洪一线，在大堤上坚持了二十多天，写下《抗洪凯歌》。同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4年，随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访问大庆油田，结识严文井、徐迟、张天翼等著名作家，并写出《立井架》《油海长虹》等歌颂大庆的作品。后又到天津机车车辆厂体验工人生活，写出快板书《英雄榜》。
同年，李润杰作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又一次受到周总理接见。
1965年，周总理视察天津，观看李润杰先生演出《千锤百炼》这个节目，并称赞说：“你就是马云龙。”这一句话，使得李润杰备受鼓舞，在艺术探索道路上又增添了无尽动力。
同年，李润杰因“桃李事件”受牵连遭到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动荡的十年，作为公众人物、时代先锋的李润杰也受到了迫害。
李润杰首先被诬陷质疑的就是他的出身。在那个年代，凡事都要靠出身。迫害人的突破口之一也是出身。李润杰曾被人沿着铁路线往东北发放传单，污蔑他是地主出身。后来经大桃源村家乡父老的证实，李家世代都是贫苦的农民，这才得以真相大白。
此后又经历了除夕夜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被批斗、被强行抢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证、先进工作者证和劳动模范证，以及因吃果仁儿被诬陷为资本主义尾巴下放回武清县老家等等不公正待遇。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一次演出临上场时，被强行无理要求修改《峻岭青松》中的八句唱词。演出结束，李润杰一怒之下，当即吐血。
性格刚毅、理想坚定的李润杰，并没有在乌云遮日的岁月里消极颓废，反而是愈挫愈勇。这时的李润杰，已经将共产主义理想融入了生命，任什么样的风暴也不能改变。
1974年年底，拨云见日，李润杰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再次受到周总理接见。
1978年，李润杰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9年，年已62岁的李润杰赴西南战事前线慰问演出。在老山前线与官兵们吃住在一起。那次慰问最惊险的是李润杰在前线突发心脏病。好在年轻时的经历，使李润杰练就了一个好身体，所以这次还算是有惊无险。
1984年以后，李润杰不幸身患半身不遂，这一病就是六年。在这六年中，他虽然不能上台演出了，但是依然笔耕不辍，为快板书留下许多珍贵的理论资料。除了整理著作，李润杰还将重心更多地转移到教学上。据李润杰之子、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少杰先生回忆，在照顾父亲的这六年中，学到了许多东西，都是终身受用的。
1990年10月11日，李润杰因病去世，享年73岁。据家人回忆，李润杰先生在弥留之际，突然说他看见了，看见舞台了，看见观众了。说完这句话，李润杰便与世长辞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所热衷的舞台和观众，他是带着微笑走的。
李润杰逝世后，家人遵其嘱托，将所有的丧葬费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
李润杰生前曾担任天津市曲艺团业务副团长、天津市文联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科普协会理事及天津市第七、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主席团执行主席，并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