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歌，一直以来我总是将其作为一种诗歌艺术的经典和人生境界的高度来阅读与领会。最早的一个认识，形成于我读博士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真切地感受到陶诗的魅力。这种魅力怎么形容呢？我觉得陶诗直击我的心灵，我此前读了很多诗人的作品，喜欢的诗、喜欢的诗人也很多，但是仍然感觉陶诗有一种特殊的高度。我开始理解苏轼与黄庭坚对陶诗的一些评价。黄庭坚强调陶诗的自然，将陶渊明放在谢灵运、庾信之上，还肯定他的忠义，也强调陶诗艺术上的高超。《宿旧彭泽怀陶令》诗说：“空余诗语工，落笔九天上。”^[1]这不仅是欣赏陶的思想，而且强调陶诗的艺术。苏轼更是将陶放在六朝以来的谢灵运、鲍照到唐代的李白、杜甫之上。他对陶诗的评论，大都很到位，甚至可以说是很经典。比如他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又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3]。这是对陶诗的艺术所做的一些建设性的评论。其后的宋代评论家都沿着苏、黄的思路，继续对陶诗艺术的高度，尤其是它的自然而合乎艺术之道的高度做出有效的阐述。我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对陶诗的境界与艺术，尝试做些总结。

但是，我发现，与任何历史人物一样，陶渊明这个人，历史上的记载也将他简单化、偶像化了。他也被严重地贴了标签，大致上说，在南朝到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他基本上是一个隐士、高逸之士；到宋代，一部分人强调他的忠义，也肯定他在思想上的造诣，视其为一个有道者。他最容易给人的印象，就是闲逸平淡。其实他满怀激情，他的人生也充满了矛盾。他的和谐来自矛盾的解决，亦即从矛盾到和谐。不过这种从矛盾到和谐，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矛盾是他作为诗人的本质，但与大多数诗人都处于矛盾之中，持续着激情的体验不同，陶渊明一直寻找一种超越，或者说一直寻找理性。这种理性最终结晶为一种生命思想，即“神辨自然”的生命哲学。我觉得他的这种性格，可能是从小就已经是这样的。他在许多作品里向我们讲述他的少年时光，一方面是闲静少言，乐于琴书；另一方面又很具激情，甚至可以有一种“奇志”“猛志”。当然，他真正的矛盾，是在进入中年以后发生的，其中仕与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引起他对人生的深入思考。一般认为，彭泽归隐后是这个矛盾的解决。我最先也这样认为，但后来我发现不能这样理解，仕隐问题，以及提高到哲学上的形、影、神的问题，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灵与肉的问题，其实贯穿他的一生。他的宁静与澄明，也是终生持有的，最初只是一种性格，“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弱不好弄”（颜延之《陶征士诔》）^[4]，最终上升为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哲学：“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对于陶渊明及陶诗的艺术，古人也不是没有异议。南朝诗人对陶渊明的艺术成就普遍认识不足，这是学者们熟知的一个事实。即使是推崇陶渊明的北齐阳休之，也说：“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5]认为他辞采未优，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毕竟是一种贬词。后来宋代的陈师道，也有“陶诗不文”的看法。对于陶渊明思想，古人也有提出异议的，唐代的大诗人中，王维与杜甫、刘禹锡等人都对陶渊明提出过质疑性的看法。上述情况说明，虽然陶渊明在古代地位崇高，但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与思想的质疑性观点在历史上还是客观存在的。后来的一些理学家们也对陶渊明有没有真正得道，以及其与儒道的离合关系有过讨论，其中也有质疑性的意见。进入现代之后，在思想上对陶渊明提出的质疑更有一些实质性的发展。比如对他的选择隐逸道路，曾经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这种行为虽然带有不满于黑暗纷乱的现实、不同流合污的积极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行为，这样的人，当然不具备作为一种人格典范，尤其是现代人的人格典范的资格，最多只能算是方外逸士。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而且充满了时代优越感。从这种时代优越感出发，当然不仅是陶渊明，任何一位古代的圣哲，都没有与我们相提并论的资格，最多可以有所借鉴，而在整体上不具备供我们学习的资格。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思想还是诗歌艺术本身，陶渊明在我们当代乃至于后世，都没有失去经典的价值。迄今为止，仍然还没有一种足够有说服力的对陶潜的诗与人的批评，让我们放弃将他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而只是客观冷静地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对象来看待。我们当然不是不知道陶诗之外，还有许多的诗歌经典，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诗，甚至像黄景仁（仲则）、苏曼殊、郁达夫这样清代乃至近代诗人的诗，也都有独特的魅力，读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在某种情绪的表达上达到了一种极致，何况李、杜、苏、黄这些古代诗人呢？应该说历代都有诗歌经典产生，艺术上具有欣赏价值的诗歌，那就更多了。陶渊明基本上还只是一位古典式的诗人，在具体的内容表现及艺术方法方面，他能提供给后代诗人的东西也是有限的。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在写实性上有所发展，但主要的特点还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古典式的抒情。他也经常在诗歌中追忆仕宦的经历，但是这些诗歌并没有正面地叙述他具体的仕宦，尤其是那些人事的交往，像传说中的不愿束带见督邮、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叹，这一类的内容，从没有在他的诗文中被正面地叙述出来。陶诗很少写到他个人具体的现实遭遇，对当时的政局人事也很少直接的表现。这对后来标榜讽喻用世的诗人来说，终究是一种不足。所以，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陶诗显然是不够丰富的。其实，陶渊明在用诗歌反映个人的遭遇或者更大的现实背景的方面，很接近于后来对陶诗推崇备至的黄庭坚的一种诗歌主张，即“兴托深远，不犯世故之锋”（《答晁元忠书》）^[6]。“兴托深远”这个主张，李白也有类似的表达。我认为他们都是受到陶诗艺术的影响。尤其是黄庭坚的这种诗歌主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学习陶诗的经验。所以，陶诗中的现实性内容是比较少的。

至于说到人生经历与经验的丰富性，陶渊明可资借鉴之处似乎更是有限的。陶渊明虽然曾经出仕、出游，但其大部分时间的身份，只是南岳一幽居之士（颜延之《陶征士诔》语意）。从外表上看，他的人生比好多人都要简单。事实上，陶渊明之后无数仰慕、学习陶渊明的人，有不少在人生阅历、经验的丰富性方面，远远超过陶渊明。如我们所熟悉的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人。至于那些处于各种政治与经济斗争的旋涡中的人，或者说那些自许为人生的弄潮者，陶渊明当然更不可能提供给他们有用的策略与机谋，更无法鼓励他们的斗志。所以，在处于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来看，陶渊明的人生可供借鉴的价值，似乎是深可怀疑的。但是，不一定只有复杂的人生经验与经历才可以作为我们借鉴的对象。简单的人生，也可以作为一种人生典范，甚至一个简单的人生，可以作为有过复杂的人生经历与人生经验者的学习对象。所谓返璞归真，就是这个意思。同样，陶诗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简单的，在体制、风格、修辞等方面，都可以这样说。朴素的艺术可以作为复杂的艺术的典范吗？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我们所说的复杂的艺术，是指具体的艺术技巧的繁复性与作品所展示的生活内容的丰富性。而朴素的艺术则是指在体制与技巧方面都显得比较简单、古朴的那种。比如六朝流行的繁缛的作风，就是一种复杂的艺术；而陶渊明则用朴素自然的艺术理念对其进行澄汰。陶诗显然较那种用繁缛的技巧来写作的诗歌，更接近于诗的本质。所以，判断诗歌艺术的价值高下，只应该是来自于对诗的本质的理念及蕴含此理念的一种审美判断。我们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本质论者，以是否接近本质、揭示本质来判断一种思想或艺术的高下。简单地说，我认为陶渊明在人生方面，接近于得道；而在艺术方面，则实现了审美的自由。陶渊明的诗，很难说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美还是一种真。它是融合了艺术与哲学，同时表象着真与善。仅就这两点来说，陶诗在现代的经典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结束只将陶渊明作为一种客观对象来研究的时代（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的思想经典与艺术经典也是这样），从而展开充分的同情、共鸣式的研究。只有这样，陶渊明研究才能成为当代思想史与审美史的一部分。所以，我的态度是，我们研究陶渊明，并非只是在做一种科学研究，除了个别实证问题接近于归纳、综合的方法外；其实所谓“研究”，就其所带有的那种现代实验科学的原义来说，在任何人文学科中都只是一种借代。有时不如说用走近、了解，或者解释，来指称我们这种文学方面的工作，也许比“研究”二字更准确点。但这个词我们也是用习惯了，所以还是随俗地叫。

二

对一个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学界已形成了一个模式，即生平、思想与艺术三大块。这里所展开的对陶渊明的探索，也基本上是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的；并且采用了考据、义理、辞章这三个传统的概念，但不是面面俱到的那种，而是针对一些问题展开。这些问题，也不一定会形成一个逻辑的系统，但尽可能不发生矛盾，能自圆其说。当然，有些问题，可能也会有交叉重叠之处。陶渊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从生平方面说，生卒年与居住地，都是关系作品系年的大问题。我是维护《宋书》的陶渊明得年六十三岁这一说法的，并且具有充足的内证理由。关于陶渊明的居住地，也是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被认真地触动过，也就是陶渊明活动的空间方面的问题，比起时间方面的问题来说，更为复杂和模糊不清，但尽可能地研究清楚陶渊明的活动空间，对于了解陶渊明作品也是很重要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实证性的，但也需要准备相当多的历史知识。有些知识甚至在史籍中还没有成说，如陶渊明的归隐，不仅是简单地离开了官场；而且很可能发生了居住方式的改变，即从士族的居住地移向庶民的居住地。“归园田居”的意义，不仅指辞官还家，还指归隐丘园。这里涉及当时魏晋时代士庶的不同居住方式的问题。门第与阶层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陶渊明在当时社会的生存处境及群体归属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比前面两个问题更复杂，因为要涉及整个东晋社会的门第与阶层的问题。我们应该先将东晋社会的门第阶层问题研究一番，再来回答陶渊明的阶层与门第的问题。但那样显然是不现实的。可见，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如果想要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有时候是很难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裹足不前，要那样的话，你一辈子也研究不了一个问题。以上的这几个问题算是生平的研究。

陶渊明作品的创作时期，各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异。如《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有些学者认为作于早年，有些学者认为作于晚年。这方面的看法不同，阐释起来，就很不一样了。这些问题不解决，陶渊明的生平及文学的发展情况，会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我们研究陶渊明的作品，不只是做些欣赏，而是要将义理、辞章、考据的三方面都利用起来。既求陶于陶，又求陶于心。这里我会利用史实，但同时也运用逻辑的方法。所谓史实，就是排比渊明生平事迹、居处及其在某些时期的修辞习惯，判断其创作的时间。逻辑则通过对陶渊明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文学风格的前后变化等进行深入考察，以为佐证。陶诗崇尚自然朴素的风格，大部分作品都是容易解读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容易解读不等于容易理解，陶诗是有深度的，真正欣赏并不容易；二是部分作品，如《拟古九首》《述酒》采用了隐约其词甚至隐语廋词的写法，正所谓索解不易。

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是历来聚讼纷纭的问题。这方面其实又涉及他的伦理观。两晋思想家的伦理观是很复杂的，相对于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要比较准确地阐述他的政治态度，尤其是阐述他对晋宋易代事实的反应，也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深入研究陶渊明的生命观与人生态度，这里又要涉及广阔的思想背景。人们的思想观念，很难说完全独创；但是真正称得上是个人思想的东西，总是经过他自身的理解与实践，内化到他的心灵之中。渊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在哲学方面的确有很高的造诣。他在哲学上最大的推进，就是对魏晋以来生命思想中的形神哲学和名教与自然的思想进行综合，提出“神辨自然”的生命哲学。这是他平生思想最为集中的、哲学式的表达。有学者曾以“澄明之境”来描述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如果真达到这种境界，我认为也是其“神辨自然”哲学的美学转化，即“灵府长独闲”的感性呈现。总的来说，陶渊明作为一种人格典范，在从南朝到唐代的时期，基本上只是作为一种隐逸、高蹈的风度存在；从宋代以后，其整体的思想价值才被重视。他的形影神思想，虽然被历代文人的拟作所传述，但其中的哲学内蕴，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阐发。其对于渊明平生来说具有的“纲领”的性质，更是基本上没有被认识到。在现代学者建构的思想史中，陶渊明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被忽略了，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脉络上的位置，可以说完全被遮蔽了。但古代有识之士，对渊明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位置是有充分认识的。心学开山陆九渊曾言：“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7]谭嗣同《仁学》自叙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8]陆、谭所着眼，各有不同，但汇而观之，可见渊明在中国哲学史上实有重要位置，是中国后来产生的多种哲学思想如理学、心学，甚至禅学的渊源之一。由于渊明的“神辨自然”哲学直接探索生命的真谛，所以推置世界哲学史，也有可会通之处。但是渊明在哲学上究竟有何种独特的造诣，向来缺乏深入的挖掘。近世新儒家诸大师在会通中西哲学时，也未对渊明思想有特殊的关注。本著着眼的“神辨自然”的哲学内蕴，尝试探讨渊明的生命哲学，并且通过内证方法，将形影神思想引向渊明的生平、创作；通过外证方法，尽量寻索渊明在形神思想方面的历史位置，尤其强调其哲学上的独创性与高度，同时在境界美学的方面，分析陶诗中的形、影、神三种境界。

最后，本著尝试对陶诗的艺术进行研究。对于陶诗艺术的高度，南北朝人评泊未全，知之不深；唐人深受影响，却又知而不能言。一直到宋代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才对陶诗艺术做了比较充分的美学阐释，并且都是辩证的方式。他们的一些结论，为后世评陶诗艺术立了一些纲目。然而历来论陶，多就陶而论陶，很少对陶诗与魏晋诗歌的渊源关系进行研究，锺嵘《诗品》对陶诗渊源的论述，一直到明清时期才引起人们的讨论。但多只是局限于锺嵘所论，很少对陶诗与汉魏晋诗的整体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做深入的讨论。本著一方面重视对陶诗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企及的经典价值的掘发。另一方面，我们强调陶渊明与诗歌史的一种联系，辨析被陶渊明高度个性化了的魏晋诗歌的一般的范式。我们探讨陶诗艺术的主要方法，不是修辞学式的，而是美学式的，即探索陶诗中体现的艺术哲学，或者是陶渊明怎么通过澄澈、高度自觉的心灵反思，完成了审美的实践，创作出最大程度接近艺术规律的文学作品。

许多人都强调陶渊明诗歌的一种高度，或者说看到了他的诗里体现一种理想的诗的本质，尤其是在风格上的自然。这种自然，在其以前的诗人里，只有《古诗十九首》、曹操的诗有类似的表现，但那都是在五言诗发展的早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魏式的自然高古。陶渊明处于晋宋之际，在他的创作之前，诗歌史已经经历了建安、正始、西晋这样几个高峰，五言诗已经产生不少经典作品，也有了经典诗人。所以，陶诗的自然，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是一种返璞归真式的自然。我曾经将从曹操的诗到陶渊明的诗，或者是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的诗的发展轨迹，作为一种诗歌史的思考方式，认为陶诗是五言诗在文人手里充分艺术化、人工化之后的一种回归。现在我虽然已经放弃了这种多少有点先验式的思考，但仍然将其作为一种理解的方式。艺术总是摆动在自然与人工两极之间的，趋于自然，以及追求人工，有很多时候，与作家的个性与审美趣味有关系。比如说历史上以诗风自然取胜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绩、李白等人，甚至也可以将阮籍、左思列进去，曹操也可以列进去。这些诗人，在个性上都有崇尚自然的特征，在思想上也多是自然派；尽管他们之间在思想的具体表现上千差万别，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然还是趋于人工化，有时是有思想与个性上的原因的。并且，我们往往把这作为主要的原因。但是，趋向于自然或走向人工，有时也是诗歌史的一种相对与互补的运动方式。汉魏诗歌总体上趋于自然，西晋诗歌是人工化严重的，东晋诗歌多少又有回归自然的趋向。上述这几个时段还不是最典型的。最典型的是当南朝诗歌越来越人工化、以藻饰为美、以修辞至上之后，继起的初盛唐的复古派，又将追求自然作为重要的目标。这些现象，又使我觉得，不能将自然与人工的问题，纯粹看作是作家个性与审美观的问题。即使作家的个性，也是受一种传统与时风的影响的。

陶渊明无疑是自然风格的代表者。但是我们却不能理解为他对艺术缺少经营，更不能理解为他不重视修辞。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对他的一些创作现象的概括，如他曾大量地创作组诗，他的诗歌在体制方面，几乎都可以寻找到从《诗经》以来诗歌传统的影响，我认为他其实继承了丰富的艺术传统。另外，通过对他的寒素族身份的重新认识，我发现，他是汉魏以寒素族抒情传统的发扬者。他的诗，在主题、意象等方面，都体现出寒素族抒情的特点。比如，在诗歌的表现对象方面，西晋趋于复古，诗歌开始外在于心灵世界与现实生活，当然它的模式还是属于抒情言志的。到了东晋，则玄言盛行，诗歌多表现抽象的内容，或者一种虚拟的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虽有现实的思想基础，但是并没有现实性，所以实际是空洞的、缺少生命的实感的。陶渊明恢复了从《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寒素族抒情传统。陶诗的确是富于哲理的，但是使它成功的原因，并非只写了哲理，更主要是抒情。在生活中，渊明富于感情，人间的一些美好的感情，如爱情、友情、亲情，在陶诗中都有表现，但是他的情又超越于常人，表现诸如对田园自然投注以深切缅怀，尤其是他对淳朴、真率的人生的向往，这些都是他的情，除了有丰富的世俗性之外，又有一种超脱、高雅、真淳的超世俗性，因此引起读者的向往。所以，他对五言诗的抒情传统是有发展的。同样，在表现现实生活内容方面，他也有发展，在两晋的诗歌中，陶诗的题材与主题是最丰富的。当然，他表现的主要是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生活内容，比如行役、田园躬耕、友朋往来，这几种在陶诗中是最有特点的。有学者也曾指出，陶渊明很少表现当时的政治及现实。他对政治有所表现，主要是《述酒》一诗，但采取隐晦的方式。现实的内容，如对当时世乱的关注、民生的关注，陶诗的确没有正面的表现。如何看待这一点，是很复杂的问题，跟他的艺术理念有关系，也跟当时一般的诗风有关系。就《毛诗大序》所提出的政教功能与吟咏情性的功能来说，陶诗主要是属于吟咏情性一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仍然要看到，在五言诗的发展中，陶渊明在诗歌的题材与表现对象方面，是有很多的开拓的。或者说，从诗歌的写实性（这是诗歌艺术发展的一种趋势）的发展来说，陶渊明应该是其中的重要作者。他的诗歌，因为从心灵体验出发，从生活出发，打破了传统的审美定式，尤其是打破两晋诗歌渐趋贵族化的藻饰风格，对诗的表现范围有突破：比如田园，从传统来说，都只是将其作为寄托高情的对象，但陶渊明直接描写田园事物，写躬耕，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仅从题材、内容方面来看，陶渊明的诗也有很大的发展，为后来唐宋诗歌中出现的一些题材奠定了基础。陶渊明在写实或造境艺术方面也具有高度成就。他是一个极善于体写的诗人，但他从来不静止、呆板地刻画事物，更不堆砌辞藻，他注重的是真正的效果。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六朝诗人之冠，对唐诗影响很大。李白、杜甫都受到过他的影响。

本著的最后一部分是属于接受史、影响史以及评论与研究史方面的内容。主要想对陶渊明影响史做一个整体的叙述，将其放在思想史与诗歌史的整体中来把握。陶渊明并非单纯意义的诗人，他的诗歌体现出远比诗歌丰富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或者说圆满的诗歌艺术，本来就具有丰富的思想与文化的内涵。某种意义上讲，陶渊明是中国传统（乃至东方传统）的代表者之一，他以高度自觉的自我实现，在人类追求自我价值方面也有一种广泛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论陶渊明的人，很少把他放在中国文化的层面上来看。不把他放在中国文化的层面上来看，便难以尽见他的好处。因为陶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相契合，是中国精华的最佳体现，是诗人借着诗的语言写他所悟到的上善之道。如果对中国文化所知不深，论起诗来便难免隔靴搔痒。”^[9]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陶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这种深层关系，最典型地体现在其后来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内容。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研究对象，任何时候，我都有一种以蠡测海的感觉。

[1] 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刘尚荣校点，卷一，册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8页。

[2] 苏辙：《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卷二十一，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2页。

[3] 语出《冷斋夜话》，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十八，册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46页。

[5] 陶潜撰，李公焕辑笺注：《笺注陶渊明集》卷后附录《北齐阳休之序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影印元刻本。

[6]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十八，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册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7] 陆九渊：《陆九渊集》，锺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0页。

[8] 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册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页。

[9] 蒋英豪：《陶诗新论·序》，载锺应梅《陶诗新论》，香港，能仁书院199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