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跨越地域、語言、文化邊界
第一章 德法學者視野下的香港、中國與世界文學
相遇後的混雜與歧生：也斯《東西》
世紀之交，香港詩人兼文化研究者梁秉鈞（也斯）出版詩集《東西》（2000），探討“東西方種種相同與相異，以及相遇後的混雜與歧生”。[1]論者以至詩人自身曾經從多方向闡述“東西”一題：“東西”歧義裏，人與物往復循環的情感積累和自我調整；[2]東西文化交匯中食物和人物的文化互用、互相鑑照、自況與自我審視等“若干種讀法”；[3]東西方從地理引發生活經驗和思想觀念的遷徙、移民與放逐；[4]又或配合翻譯解説“東西”詠物詠人，探討東西歐、東西柏林以至東西方“因距離與隔閡産生的交往過程”。[5]一系列東方與西方之間關係的討論，容易聯繫東方學以至後殖民理論的觀點。事實上，也斯亦曾於《東西》詩集的《後記》直接提及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論述：
我從對食物的興趣開始，逐漸沉迷在這些跨越文化的歷史人物傳奇中。僅僅是“東方學（Orientalism）”式的文化批判好像還説不盡其中的嚮往與慾望、那種充滿了誤解與了解的求索。是甚麽令一個人想離開自己的文化去擁抱另一種文化，一個人在另一類文化裏看見甚麽，盡心探求帶來多少的痛切與狂喜？[……]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説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爲對方造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裏，感到荒謬之餘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見其他種種可能的看法與關係。[6]
也斯不僅批判薩義德的觀點，他更著意批判一衆論者對東方學無限延伸的運用，以至對各種簡化複雜處境的文化批判進行再批評。更值得關注的是，也斯憑藉現實旅程在地理文化上不斷遷移的位置，以及歷史賦予的作爲中西文化雙重“他者”的位置——歐洲和中國的邊緣，獲得了審視距離，[7]從而思考東西文化互爲中介、互爲對象的理念，甚至超越東方與西方的定位所限，深切探問“是甚麽令一個人想離開自己的文化去擁抱另一種文化，一個人在另一類文化裏看見甚麽，盡心探求帶來多少的痛切與狂喜？”
也斯的創作以至對東西方文化的批判思考，引起來自歐洲文化中心的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以及法國漢學家居里安（Annie Curien）的關注。兩位學者基於不同考量，均曾選譯也斯的詩集《東西》。《東西》在香港出版的同年，顧彬發表了也斯的德譯詩集《蔬菜的政治》（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2000），其中所譯詩篇取自《東西》内的首三個專輯：“東西”、“東與西：澳門”和“東西牆”。[8]顧彬以爲1998年也斯在柏林開始《東西》的寫作，[9]以至2000年詩集率先通過德文翻譯面向華語世界以外的國度，正體現中國（東方）與德國（西方）之間的聯繫，詩集本身就是一部“東西集”（Dinge aus Ost und West）。[10]相對而言，居里安翻譯也斯的法文詩集《東西》（De ci de là des choses，2006），作品則選自《食事地域誌》（1997）、《東西》（2000）、《亞洲的滋味》（2004）和《蓮葉》組詩（1985—2005）。[11]詩集的法文書題“各處東西”（De ci de là des choses），有意將重心從東方（l'est）和西方（l'ouest）作爲方位或處所名詞及其指涉東西文化的涵義，轉移指向“東”“西”二字構成的詞組，强調東西文化相遇所産生的多重事物或東西（des choses）：
En chinois，le caractère《dong》（東）signifie《est》，et le caractère《xi》（西）《ouest》，mais l'expression《dongxi》（東西）qui les réunit signifie《choses》.Dans la postface de son recueil Dongxi，Leung Ping-kwan écrit：《J'ai découvert qu'il n'existe pas seulement un《est》et un《ouest》，mais nombre d'《est》et d'《ouest》，et les multiples choses qui se créent dans ces rencontres diverses m'intéressent.[12]
中文裏，“東”字意指“東方”，“西”字意指“西方”，但由二字合併構成的詞組“東西”則指“事物”。在他的詩集《東西》的《後記》裏，梁秉鈞寫道：“我發現没有單一的‘東方’和‘西方’，而是有許多的‘東方’和‘西方’，正是它們不同相遇中産生的多重東西引起我的興趣。”（筆者自譯）
居里安認爲《東西》詩集題目的法文翻譯本身就是過渡和轉化過程，充滿各種文辭和文化翻譯的考慮。[13]引文中她對法文詩題“東西”的解説，引用了也斯詩集《後記》自我闡述的内容並加以發揮，[14]清晰顯示居里安通過詩題翻譯將重心設置在東西文化交匯所衍生的事物（東西）之上。
也斯有關東西文化之間的思考貫穿歷年創作和文化評論，德法學者的閲讀、理解、翻譯、引用闡釋以至討論批評，均引導各方進入一段需要不斷移位和多重定位的思考和對話過程。由此，本文將探討以下問題：一、德法學者如何從歐洲中心文化的位置以及兩地固有的文學傳統，閲讀、理解以至進入香港詩人也斯的思路和文化觀點？二、他們如何通過也斯的創作重構香港文學以及它在現代中國文學的位置？三、怎樣通過也斯雙重“他者”的位置，思考世界文學的可能性？
香港文學的“世界聲音”
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始於古典文學，後廣泛閲讀、翻譯和評論中國現當代文學，並主編德文版六卷本的《魯迅選集》（Lu Xun：Werke in sechs Bänden，1994）以及十卷本的《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2002—2012），[15]其中詩歌、戲曲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卷均由他親自執筆。[16]他現正編寫十卷本的《中國思想經典》（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2011—）。[17]檢視顧彬的學術背景，不難理解他在中國文學研究裏力求描述中國思想史發展的理路，他亦認爲“從《詩經》到魯迅”的中國文學傳統必須重置於世界文學的脈絡中方能得到深刻的認識。顧彬同樣將自己投入中國文學研究的經歷，視爲一個跨越文化邊界的過程：“1967年我在大學學習神學時，首先通過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的譯文發現了李白，因此，中國的抒情詩便成了我的最愛。這種最愛不僅僅局限於悠久的中國文學史，而且超越了中國文化的界限。早在第一批德國詩人開始創作前的兩千年，中國詩人就已經開始寫作了。在經歷了幾個世紀之後，德國才有詩人可以真正和中國詩人抗衡。”[18]誠然，顧彬探討世界文學視野下的現代中國文學，德國文學還是不可或缺的參照，這一點於下文的分析中將更爲明顯。
相較於顧彬對中國當代小説的苛刻批評，[19]他對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卻頗爲肯定。這種判斷背後所反映的“世界文學”（Der Weltliteratur）觀念和價值標準，正需要我們深入探究：“根據我對現代詩的理解，只要它不是國際性的，它便不屬於世界文學”；[20]“我認爲不屬於全世界的文學不算文學”。[21]顧彬明顯以爲中國現代詩作爲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本質上應有特定要求。檢視其構想的“世界文學”版圖，他關注“文革”以後顧城（1956—1993）、北島、楊煉、歐陽江河等朦朧派詩人，也翻譯翟永明、王家新等中國當代詩人的詩集。[22]此外，他亦關注來自中國内地以外的中國（香港）詩人也斯：“梁秉鈞是爲數不多擁有真正現代世界觀的中國作家之一”，[23]“他的詩歌、散文和小説中，包含了某些東西，已經超出了純粹中文所包含的視野”。[24]顧彬對也斯作品的理解和肯定，背後所秉持的到底是怎樣的世界文學觀念？相關觀念如何回應德國傳統與當代文學？他又如何從這位中、西文化“他者”可能擁有的特質和異質，思考和釐定世界詩歌的特點？
（一）國際性與本土特質相合的“世界語言”
顧彬討論二十世紀的中國詩歌，以至他對也斯作爲世界詩人（Der Dichter der Welt）的定位和論述，[25]分别以德國自十八世紀歌德（Johann Wolfgan von Goethe，1749—1832）以降提倡的“世界文學”以及二十世紀當代詩學的觀念作爲參照。顧彬選取二十世紀三部德國詩歌選集，從其構思説明有關“世界文學”及“世界詩歌”的理念。第一部爲德國詩人恩岑斯貝格爾（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於1960年出版的《現代詩博物館》（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26]他以詩歌的“世界語言”（Weltsprache der Poesie）概念爲基礎，搜集上半世紀世界各地具備國際風格的詩作：詩人不再定居一隅，他們又以不同語言寫作，其作品甚至採納多種語言；偏好以蒙太奇、並置、多義性的技巧，在隱晦的寫法中暗示世界文化。是以他們的作品不爲大衆所理解，讓現代詩不再普遍屬於民間。可是，這部來自世界各地現代詩人的選集，仍受限於單一的西方世界。
因此，顧彬特意指出，三十年後德國學者哈通（Harald Hartung）在恩岑斯貝格爾主編的系列書籍中出版詩選《貨物：國際詩歌，1940—1990》（Luftfracht：Internationale Poesie 1940 bis 1990，1991），[27]不僅建基於世界語言的概念，更刻意突破“西方世界”的界限，收入非歐美地區的詩作，其中包括兩位西方讀者較爲熟悉、旅居海外的中國詩人的五首作品：顧城《一代人》（Eine Generation）和《眨眼》（Zwinkern），北島《關於傳統》（Tradition）、《空白》（Lücken）和《語言》（Sprache）。[28]再者，哈通立意建構多元語言的詩選（multi-lingual anthologies），通過編排讓讀者先接觸詩歌的原文，再閲讀翻譯，由此讓兩種文本可以互相比較、競争，進而互補。
不過更具革命性的主張，乃由德國詩人兼翻譯家薩托略（Joachim Sartorius）編選的《新詩地圖》（Atlas der neuen Poesie，1995）所提出。他認爲世界的詩歌史其實是世界各地詩歌湧入個人原生地的歷史，因此詩選不僅要拚棄“一個世界”的觀念，高舉由世界語言建構的世界詩歌，還要擺脱過往“博物館”展示作品的形式，力求重繪詩歌“地圖”（Atlas），爲世上所有不同語言和藝術傾向的詩歌作出定位。自此不再存在所謂的共同的詩學規律（common poetics）或聯繫的詩學（binding poetics），只有展示差異的多重不同聲音，詩集則以各種語言的原文以及德文翻譯並置呈現。[29]基於相關觀念，論者甚至發明一個合併的德語新詞彙“世界聲音”（Weltklang），以它命名的柏林詩歌節正是通過朗讀、表演以至演唱等形式，在没有翻譯的輔助之下展示世界各地多樣性的當代詩歌及其差異性的主題和形式。[30]
在顧彬建構的世界文學版圖内，他對詩歌的“世界語言”以至“世界聲音”的探討，不僅參照二十世紀德國詩學的發展，也通過香港詩人也斯的創作，尋得另一個反思的位置。除國際風格以外，顧彬特别指出哈通對世界語言的獨有見解：世界語言是“人工的，卻非强迫的；國際的，卻由個人的地方和區域的特點所産生（artificial，but not forced；international but grown from the specialites of one's place and region）”。[31]縱使顧彬認爲這種以國際性和本土特質相合作爲現當代詩歌起點的説法，仍有不少需要深思的地方，但也斯通過創作和論述展現有關文學、文化翻譯的觀點，都與顧彬的看法形成深刻的思想對話。[32]
也斯自六十年代開始寫作以來，一直思考在文學翻譯、文化經驗的跨越以至文藝思潮跨地域的流轉發展之中，“世界”與“本土”之間的複雜議題。詩人對於自身創作所依據的語言及其藴含的内在經驗和文化特點，如何進入另一種文化語境轉化成爲“異鄉的聲音”而不被吞没和抹煞，顯得非常自覺。有關思考從早年的《游詩》（1985）、《游離的詩》（1995）以至上文提及的《東西》等詩集裏，均有詩化的表述，例如《蓮霧》：
你説有人叫你響鈴
有人叫你蠟蘋果
東方名字翻成西方語言
到頭來變成别的東西
好奇往往維持不過一季
你叫我放棄執著
移往前面的新果子
我認識你不自今季
一再回來尋覓蹤跡
[……]
並没有向你要求新奇
只望你繼續是你自己。[33]
當來自東方的蓮霧被翻譯成爲英語的“響鈴”（bell fruit）或“蠟蘋果”（wax apple）而“變成别的東西”，詩中的抒情主體“我”隨即表示當中所帶來的新鮮好奇其實轉瞬即逝，“維持不過一季”。帶著西方的文化經驗，“我”更願意“回來尋覓蹤跡”，追求的正是自身文化無法吞噬的内核。詩人當然明白“跨越文化是美麗而危險的”，並以眼前食物“鰻”爲喻，形象化地描述越界的文化旅程彷彿“沿著那些粉白的肌理進去”，可能發現“致命的細刺”（《都怪那東京的酒保》）。[34]可是，不同文化衝擊之中的接受與抵抗都能幫助深化個人的文化思考，正如“漂泊的異葉需要更堅毅去抗拒 / 歧異被收編，變成可接受的一葉浪漫傳奇”（《柏林的地址》）。[35]從地域的遷徙以至語言文化層面的翻譯，個中錯綜複雜的過程也斯有更直接的論述：
[……]現實的遷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頓，都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如果我覺得家園變成陌生地，那並不表示所有陌生的異鄉都可以變成家園。人的遠適異國，正如詩文之翻譯成另一種語文，都是一個複雜錯綜的過程，冒著喪失自己被吞没的危險。[……]我們來回斟酌文字，我們反覆商量，如何才可以既不誇張又不抹煞？怎樣才可以保持原來我既有文化中的意思，但又不致對於另一文化的人顯得毫不可解？怎樣可以找一把異鄉的聲音，而又不致矯揉造作冒充他人？我可以在外面的文化裏找到一個家嗎？翻譯又變成是新的創作，困難重重，輕易碰上新的疏離。[36]
通過翻譯，也斯的作品無疑得以隨著文學國際化、世界化的發展加以傳播，可與更多不同文化的讀者溝通往來，但顧彬認爲這種現象之成爲可能，亦有特定條件。考察也斯的詩歌以城市作爲書寫對象，由於現代詩人以抽象的形式描述本土文化，這些特點聯繫了其他現代城市的特徵，也斯筆下的香港亦同時成爲現代世界的符號，在這基礎上他的詩作爲本土文化以外的讀者提供了進入和理解的途徑。顧彬認爲也斯以日常生活的目光注視世俗生活的細節，以國際化的文學形式將之呈現，其創作“已經超出了純粹中文所包含的視野，可通往更深廣的世界”。[37]
詩歌的“世界聲音”需要尋求國際化和本土特質相合的發展，相對而言也斯在跨越歐美和亞洲的文化語境下接觸、學習和吸收世界文藝思潮——現代主義（Modernism），亦同樣努力思考和辨識自身的獨特處境和位置。詩人甚至被譽爲“本土的現代主義者，一個能體現‘香港性’的現代主義者”。[38]也斯回顧自己創作憑藉的文學資源，認爲“我受這些現代主義文藝的影響至深，到自己開始創作的時候，又因實際社會環境的變化、外國當代思潮的影響，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有了不同的追求”。[39]這裏所言“不同的追求”，正是因應香港的社會現實，透過文學和文化不同的“他者”對照，反躬自省本土的經驗並以此發展在地化的現代主義美學。衆多“他者”之中，台灣文學與文化成爲詩人重要的參考據點。[40]也斯曾經探討七十年代台灣與香港現代詩的不同發展，並指出兩者同時是對“六十年代早期現代派的一種反省與反動”，但正由於“彼此有不同解決的辦法，也就發展出不同的風格來了”。[41]相對台灣在鄉土文學主張寫實主義的觀點下反思歐美現代主義的引入，也斯則反對當時中國内地以至部分南來作家以意識型態爲主導所奉行的批判寫實主義寫作，並拒絶純美學的現代主義，希望憑藉香港土地與生活經驗，發展具備本土特點的世界聲音。[42]這種思考模式，同時回應其散文集《新果自然來》記述台灣旅程之中自身的探索，都是“借他人存在，以印證自己亦存在的一種人文思索”，從而構成多層次的港台文藝思潮對話。[43]論者指出在席捲冷戰與戒嚴時期台灣的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思潮之中，也斯“獨獨找出那些不虚無的現代主義，以及不極端政治的鄉土文藝”。[44]遊記文章裏他通過談論洪通、朱銘、王禎和、黄春明和商禽等台灣藝術家和作家，確認日常生活與民間文化的價值，展示對人文情感的追求。借鑑他者的本土經驗，思考自己的本土意識。[45]從不同的審視角度，顧彬早已指出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之下，也斯詩歌創作形成期（1978—1984）的作品合集《游詩》其實是對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批判和背離。[46]渴望與懷疑、頌揚與提問，雖然貫串《游詩》收録的作品之中，但顧彬以爲也斯的早期詩作應被理解爲與世界相互協商的過程（a process of coming into terms with the world），而非後現代主義所强調對世界抱持終極懷疑的態度。正由於此，在國際性和自身文化相合的追求上，顧彬一再指出也斯的詩作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别是陶淵明和蘇東坡的古典詩歌均有所繼承和轉化。[47]
（二）自我翻譯作爲自我更新的可能
當代德國詩壇有關“世界聲音”概念的提出，以至顧彬從各國詩人所處的社會邊緣位置指出他們必須關注世界語言和世界詩歌發展的現實處境，背後所秉持的詩學理念均與德國文學傳統中有關世界文學與翻譯的探討，關係密切。世界文學的觀念乃相對於民族文學（Nationalliteratur）而提出，德國文學巨擘歌德晚年宣稱“民族文學如今已無重大意義，世界文學的時代已近在眼前，每個人都應努力促使這個時代的來臨”。[48]世界文學的提倡旨在鼓勵德意志民族打破國界，投身世界性的思想文化交流運動，與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借鑑，從而促使本國民族文化的發展。因此，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學並非簡單將不同國家的文學並列，乃强調各種民族文學以至不同國族之間的聯繫，重點在於思想的交流。他甚至以商業市場爲喻，説明這種國際之間的思想貿易：
談論共同的世界文學已有一些時候了，而且不是不公正的談論：因爲所有民族——他們在可怕的戰争中被振動得亂七八糟，然後重新歸因於各個民族自己——必定已經看出，他們發現了一些陌生的東西，將其接受下來，並且有時感覺到這些東西是迄今不熟悉的精神食糧。由此而産生了猶如鄰居間的關係的感情，人們迄今未曾閉關自守，這樣一來這種思想逐漸地變成要求，並且也被一起列入或多或少自由的、思想的貿易來往中。[49]
世界文學帶動國際間思想和文化的交流發展，翻譯遂成爲不可或缺的工作。正如專研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文化和翻譯的著名法國學者貝爾曼（Antoine Berman，1942—1991）在其重要著作《異的考驗》（L'Épreuve de l'étranger，1984）裏所指：“在德國理想主義的時代，没有誰會像歌德那樣如此迫切地感覺到文化（Bildung）對於翻譯多重性的强烈要求，也没有誰會像他那樣使其民族文化顯得如此和諧、完善和富有朝氣。”[50]翻譯被歌德賦予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每一名翻譯都應被看作這樣的人，因爲他努力使自己成爲這種普遍的思想交易的中間人，並使自己適合於從事促進這一交流的工作。雖然人們也可能就譯文的不夠完善説三道四，但是它現在是，而且永遠是普遍的世界性交流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價值的工作之一。
《古蘭經》談到：創世主送給每個民族一位運用[他]自己的語言的先知。因此每一名翻譯就是他自己的民族中的一位先知。[51]
歌德討論世界文學，除關注各國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同樣强調個人從中成長的重要性，是以世界作爲鏡子進行反省（reflection）並加深自我認知，個人甚至可以在另一種文化中再生（revival）。[52]顧彬曾多次借助歌德，説明翻譯對於創作的關鍵作用：“歌德時代，德國作家同時是譯者。這種態度持續至今，其中不乏偉大的作家。最初通過翻譯才找到自己的語言。”[53]翻譯不僅讓世界文學成爲可能，甚至被顧彬視爲詩人自我更新的必要條件。在追求世界語言展現各種聲音差異性的前提下，詩人通過另一種語言的比較確認自身語言的特質，從而嘗試自我突破。[54]
顧彬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邊緣位置找到理念相同、可與德國文學傳統相互對照的詩人。而也斯翻譯自身創作的實踐，正爲學者提供具體個案作進一步的探討：
爲甚麽我認爲他翻譯自己作品（近期的行爲）和别人作品的努力是如此卓爾不群？任何翻譯自己作品的人都能體會到翻譯的困難。此外，他被迫在一個限定的語言上反思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從而他會認識到“直譯”難如大海撈針，而且翻譯會將重點設置在不同點處，這即是説，打開自身封閉的文本邊界，並將其改編成焕然一新的東西。[55]
也斯與世界各地的譯者合作無間，積極參與自身詩作翻譯過程的討論，及後更開始自譯或與别人合譯自己的創作。[56]1989至於1991年間，他與當時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進行訪問的美國詩人兼學者奥城（Gordon T.Osing）合作，共同英譯自己四十首詩作並輯成雙語詩集《形象香港》（City at the End of Time，1992）。[57]從自身或譯者的翻譯開始，整個交涉（Negotiation）過程中彼此提出許多疑問，詩人乃通過回應别人從特定角度對自己的觀察和詮釋，進而檢視和解説自身，其中不乏“發展”和“再創作”的部分。[58]《東西》所載《有關翻譯的通信》一詩，表述了詩人考察翻譯過程中自身變化的感受：
各自經過了悠長的逆境，拒絶
輕易的字眼敘説身心的感變
在没有解釋的地方，嘗試去體會
另一個人没有説出來的那句話
獨自放棄累積的部分，更换
自己，面對零再重新開始
一個新的生命永遠接著另一個
孤獨的人，原來在沉默中想説的話
保留面前未説完的，引向後來
不是結果，還有推論的過程
謝謝你與我一同走過這些彎彎曲曲的路
無言的彼此商量走出彎彎曲曲的句子。[59]
詩中的抒情主體“我”跟同是譯者甚至曾合作翻譯的第二稱敘述對象“你”，傾訴自譯和合譯過程中的領悟、自我成長和更新。正是這種自譯和合譯的經驗，迫使也斯重新審視東亞語境之下中文書寫的模式和語言之間的微妙關係，“整個中文書寫的系統，與個别社群（台灣、香港、廣州、北京）之間”，“既有較寬的制約與默契，亦容許發展與變異，到頭來亦有個人豐富整體的可能”。香港寫作的模式固然與中國内地和台灣的不盡相同，“但我們得小心的是香港裏面也是混雜的，有許多模式共存的”。[60]不過也斯借助外語和翻譯發展内在差異的創作張力，其實與香港的獨特處境密不可分。香港受殖民統治的歷史爲此地造就多語種文化：擁有自身辭彙、語法和語音的粤語、古漢語、普通話和英文的掌握。它不僅促進社會的開放性，還讓香港作家能通過外語從外部審視自身位置、文化和傳統。[61]
顧彬近年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也具體實踐“從邊緣開始敘述1949年以後的文學史”，堅持從香港以至台灣、澳門文學進入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的探討。[62]必須指出的是，顧彬以爲由於政治環境轉變“唯一一種中國文學”的説法不再成立，因而傾向使用“華語文學”的概念將旅居海外作家的華文著作納入研究視野。然而，他强調只能採取“用華語（漢語）創作的不同文學”的提法，拒絶將海外華人以英文、法文、德文等外語寫作——主要指獲得語的華裔作家如美國的哈金、法國的戴思杰和德國的周仲錚，視爲中國文學的一部分。[63]相關觀點，將於下文的討論裏得到進一步的回應。
文學“地層學”的構想
相對而言，法國漢學家居里安專注中國當代文學以及中法比較文學的研究。[64]從她主持“兩儀文舍：法中文學對話”（Atelier Littéraire Bipolaire：Dialogue littéraire franco-chinoise，簡稱ALIBI）積極推動中國與法國、比利時的法語作家和譯者之間的互動交流，[65]及其選譯作品所建構的文學中國地理版圖，均可窺探她如何有系統地突破以中國内地爲中心的中國當代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研究範圍。[66]居里安不僅關注中國内地作家（汪曾祺、顧城、韓少功、史鐵生、李鋭、張煒、馮秋子、遲子健、于堅、蔣韵、孫世祥、陸鍵東、陸文夫等），亦同時譯介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北島、高行健、宋琳等），甚至注意中國少數民族的侗族作家張澤忠、潘年英的文學著作《迷人的侗族大歌文學》（Littératures enchantées des Dong，2000）。[67]她更是少數關注香港文學的法國漢學家之一。
居里安除重點翻譯也斯的小説集《島與大陸》（Îles et continents et autres nouvelles，2001）、詩集《東西》（De ci de là des choses，2006）及《雅芝竹》（L'artichaut，2010）以外，[68]也合譯香港文學論集《香港：文學看法》（Hong Kong，approches littéraires，2004）和香港短篇小説集《鐘與龍：香港當代短篇小説集》（L'Horloge et le dragon：nouvelles contemporaines de Hong Kong，2006），[69]向法語讀者引介劉以鬯、西西、辛其氏、海辛、陶然、羅貴祥、董啟章和王璞等作家。頗有意思的是，居里安不僅從香港作爲雙重“他者”的位置思考“中國文學”、“民族文學”以至“外國文學”的概念及相關議題，她同樣嘗試立足歐亞不同城市，反思香港及其文學的特點。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法國報刊《世界》（Le Monde）出版特刊《香港凝視》（Hong Kong regards），發表不同時代中、法作家有關香港的文學寫作，其中居里安除翻譯也斯的短篇《超越與傳真機》（Transcendance et fax machine）展示香港所代表的現代都市生活面貌，也刻意選譯了澳門作家以及高行健有關香港的文章，從華文文學内部的不同角度探討這城市。[70]
相對而言，也斯同樣挑戰以中國内地爲中心的文學史論述，並從整個東亞文學的視野，審視香港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關係，發掘各自的複雜性和内在差異性。在《重畫地圖》一詩之中，詩人一方面記述乘坐飛機跨越地理邊界的現實情景，另一方面虚實交替地描述當時他隨身攜帶的論著資料所載、心中一直記掛有關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著名詩人戴望舒（1905—1950）：
幾十年前某個詩人飄零的句子
從未結集成書
永遠在人們畫定的地圖外流浪
我只能想像一所巨廈
讓所有的幽靈棲息
我以殘損的手掌
撫過明昧的中原
撿拾那些散落在外的綫團
扯起來
拆開了人們努力捍衛的邊界。[71]
詩中“我以殘損的手掌/撫過明昧的中原”一句，轉化自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時期獄中所寫、感懷祖國苦難之作《我用殘損的手掌》（“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72]在此，詩人的手彷彿與戴望舒的手相重疊，期待跨越的是牢獄和人爲的各種邊界：
我們懷念的人和詩
飄到各處
我們在心裏不斷重畫已有的地圖
移换不同的中心與邊緣
拆去舊界
自由遷徙來往
建立本來没有的關聯
廣漠中偶然閃過
一些游離的訊息
在浮泛的光幕底下
逐漸晃現陸地的影子。[73]
也斯寫作之初已曾接觸歐美文藝思潮，研究中國新詩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關係（包括戴望舒的詩作）便强調特定歷史語境下中國現代主義的特殊性，嘗試發展現代主義的寫作卻不忘香港自我認同的景觀。[74]從地理、歷史到文學文化，《重畫地圖》表述的正是詩人嘗試“把實在的地形翻成更寬敞的地圖”的努力和願望。[75]雖然也斯多次强調香港乃檢視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重要據點，但他並没有落入二元對立的位置，又或固守“邊緣”對抗“中心”的思考模式。相反，也斯積極參考台灣甚至同爲前被佔領地的澳門歷史、文學與文化——例如《東西》一系列以來自歐洲及中國内地卻移居澳門的歷史人物爲題的詩作，包括描述移居澳門繪畫風土人物的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錢納利繪畫濠江漁女》）、來自中國内地而最終在澳門皈依西方天主教的畫家吴歷（《吴歷在灣畔寫畫》）、終老澳門的葡萄牙詩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1867—1926）（《詩人庇山耶蜷睡在一張澳門的床上》）以及隱居澳門潛心寫作介紹其遊歷西方所見教育和政治改革的清代學者鄭觀應（1842—1921）（《鄭觀應在大屋寫作〈盛世危言〉》），重新考量東亞不同地區與西方文化複雜交纏的關係，各城市與中國内地不同面向的多種距離。[76]
（一）全球化語境下香港文學的語言表述
由於香港之於中國内地、台灣以及西方文化的特殊背景，[77]其日常語言以至文學語言受到不同時地語言傳統的影響，蕪雜的情況甚或造成翻譯上的困難。居里安曾指出，相對中國内地和台灣而言，香港從未因政治關係中斷對古典文學以至古漢語的學習，語言表述上文言文和現代漢語則結合運用；日常生活以廣州話爲主，寫作在語法結構和詞彙使用上明顯存在著這種方言的痕跡；受殖民統治的歷史讓香港作家的語言深受英語以至其他西方語言的影響。[78]她認爲正是複雜的歷史語境讓香港産生獨有的語言及文學表述，尤其在强調差異消失的全球化語境下，香港文學地區性的特點才能展示其力量和原創性——“盲點”其實可以成爲“洞見”。
通過法語系統表現香港文學在語言表述上的特質，翻譯不再渲染文學原著裏的異國情調（l'exotisme），它所面臨的會是“無邊巨大的、茂密的多個漢語世界”，也是“有自己鑒賞標準和運行規則的法語世界”：
甚麽是翻譯家的策略？是否應該渲染原文的異國情調？應該如何翻譯專有名詞？採用哪一種拼音體系？如何解決中、法文的時態轉换問題？如何處理在漢語中比在法語中更常見的無主語句？[……]我們出版的是當代作品。因此這種討論也應該把當前的文學創作與法語和漢語的演變聯繫起來。比如説，怎樣才能通過遵循漢語的特點或調動法語的全部潛力以求最好地傳達文本的現代性，或者相反，體現其古典性？在這樣做的時候，每個作家的風格特色應被突出。[79]
無可置疑，文學翻譯同時是文化交匯的過程：“對我而言，這是一種文化交匯。我是法國人而我學習中文。[……]作爲文學專業的學者，我的研究與翻譯互相補足。在文化交匯的過程中，我必須提醒自己我同時在法國語言及文學的範疇中努力。在我看來，翻譯的部分工作可能是通過法文引領出中國文學語言中一些重要的感覺、意象和表述方式。（筆者自譯）”[80]居里安曾以《東西》法譯詩集爲例撰文討論翻譯過程中的各種考慮，除嘗試從中國傳統繪畫有關“虚”和“實”（vide et plein）的觀念、水的空間形態（海、河、塘、茶、湯）及相關的道家哲學詮釋詩作外，更從法國詩人作品的特質對照閲讀也斯的詩作，尋找法語中更適切表現的構詞和句型。因此，也斯詩歌的音樂性語言和情感關係（例如《異鄉人獨對美麗的餐桌》）可與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感應》（Correspondance）並置閲讀，其詠物詩（例如《冬蔭功湯》）可以大膽比附法國當代詩人蓬熱（Francis Ponge，1899—1988）通過文字讓物件變形的作法。[81]同樣，居里安分析也斯小説《島與大陸》的寫作，亦反覆提及語言的混雜性爲作者提供了敘事實驗創新的可能。“他熟悉英語，閲讀並翻譯英文作品，或能説明他的原創中文的用法。”[82]他以接近古漢語表述的某種形式，探討現代人個人主義的當代課題，從而“爲今天的中國文學帶來徹底創新的音調”。[83]
（二）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之辯
居里安藉著當代中文文學的翻譯和研究，進行兩方面的思考：一、對法國文學及文化中心位置的反思；二、從法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視野下，重新審視“民族文學”和“外國文學”等概念及相關問題。她通過貝爾曼《異的考驗》的論述，指出所有文化在本質上都需要翻譯及其附帶種種域外的雜質，因爲翻譯本身的目的正是“在書[寫]層次開拓與他者的某種關係，通過外人的中介豐富自身”，從而“撞擊任何文化的種族中心結構（la structure ethnocentrique），或者那種自戀心態（cette espèce de narcissisme）”。這種心態在古羅馬文化、古典法國文化以及北美現代文化中甚爲明顯，它們鼓吹“任何社會都要成爲純潔的、不含雜質的整體（un Tout pur et non mélangé）”，從而排斥外來的文化。[84]面對法國以至歐洲的文化中心主義，居里安積極通過翻譯活動進入香港文學的“他者”位置，並從“局外人”面臨的學術處境和文化經驗，理解和構想自身的立足點。雖然也斯曾稱譽居里安的學術背景和閲讀經歷，讓她能輕易翻譯其他譯者難以駕馭的詩作，[85]但居里安對自己之於香港以至香港文學“局外人”位置（position as an outsider）的思考，依然敏感而自覺：
最後，我應該指出今天我正以英文發言。這種選擇，部分反映了我一點不協調的感受，過往我習慣閲讀中國内地的作品，現在卻閲讀香港的著作。這也揭示了口語和書寫語言的分别。由於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口語表述的領域，所以我説英語。這種處境正是我處於局外人的位置，使我窘迫的證明。在文學書寫的領域裏，我並不會如此選擇：在翻譯過程中，這近乎是不可能通過一種中介語言翻譯一篇作品的音樂性和節奏的表述方式。在這文化交匯的迷宫中，我會提到英文的痕跡在香港相當真實，包括那些用中文寫作的故事。因此，當我在這裏使用英語時，我感到自己也許没有那麽邊緣化。[86]（筆者自譯）
上述一段居里安對自身作爲香港文學“局外人”位置的描述，複雜而讓人深思。她述説了來自歐洲文化中心的漢學家，閲讀和研究從中國内地（中心）移向香港（邊緣）。相對以書寫語言爲主的翻譯工作，在以口語表述爲主的學術研討會場景裏，居里安的語言選擇反而顯得窘迫。作爲法國漢學家，但脱離了普通話的語境，讓她處於“局外人”的位置越發鮮明。這片大英帝國的前佔領地，因爲在日常生活以至文學書寫中保留著不少英語及西方文化的痕跡，卻又似乎爲居里安提供了一個脱離邊緣位置的機會：“當我在這裏使用英語時，我感到自己也許没有那麽邊緣化。”當然，這機會又是如此虚幻。
八十年代末以降，居里安從法國接受史的角度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已極力指出相關範圍涵蓋的作品在地域上的多樣性——除中國内地以外還包括台灣、香港、海外華人及少數民族著作，牽涉的核心議題亦不盡相同。[87]儘管往後她並未主動參與由美國漢學界史書美、王德威、石静遠等學者提出有關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討論，但她建立多元中心的當代華文文學（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de langue chinoise）的意圖卻甚爲鮮明。有别於顧彬排除所有非華語著作於華文文學範疇的做法，居里安則有意將來自中國的獲得語作家（例如法藉華裔作家程抱一和高行健）以及母語爲外語的華裔作家在漢語以外使用法語、英語的寫作，一併納入關注視野。在這版圖之下，居里安進一步以“地層學”（stratigraphy）的概念形容香港文學内部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多樣性，是以作家的出生、流徙、國外求學經驗以及特定時期歷史事件的經歷，均構成香港文學在時空關係上的複雜内容。[88]她認爲縱使這些“不同的文學”源自“共同的、綿延千年的文學、哲學或美學文化”，其内在差異性卻迫使研究者重新審視“民族文學”或“國家文學”（littérature nationale）的原有概念：
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外的寫作近幾年來有所豐富，作品趨向多樣化，有的緊貼故國（pays quitté）的現實，有的關注歸化國（pays d'adoption）的核心問題。不管這些作品是用漢語、英語或直接用法語寫的，它們迫使我們從新的角度考察“民族文學”和“外國文學”一類提法可能表達的意義。儘管存在地域上的多樣性，這些不同的文學繼承了同一個語言，而這個語言雖然在當代經歷若干特殊的變異，總是源自一個共同的、綿延千年的文學、哲學或美學文化。[89]
趙毅衡曾嘗試將華裔的獲得語作家以及母語爲外語的華裔作家併合考察，指出他們的外語寫作正與日俱增，在“多元文化中産生了一系列新的樣式、新的流派”，成爲關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和讀者不能忽視的世界性現象。[90]除地域和文化特點以外，這些作品的語言和思想意識均落在中、外兩種語境之中，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文學的邊限：“獲得語作家寫作用的語言是外語，思想意識卻是中國式的，我們可以從作品中追蹤他們‘中文構思’的過程。甚至，他們寫的外語也是一種特殊的、落在兩個語境夾攻中的外語。這批作家把中國文學，或者説‘文化中國’的文學，推出了漢語的邊界，對豐富中國當代文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作出了寶貴貢獻。應當説，他們寫的既是外國文學，又是中國文學。”[91]“文化中國”的文學、溢出漢語邊界等説法，正引導我們進入更具意義的思辨方向：民族文學和語言的關聯。民族文學是否只從書寫語言加以定義？民族文學和書寫者的母語（mother tongue）保持怎樣的關係？二者所引起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或藉此建立的本土意識，又是否不言自明？
居里安的思考建基於法國著名比較文學學者謝弗萊爾（Yves Chevrel）對“甚麽是外國作品（l'œuvre étrangère）？”的反詰：究竟如何定義“外國的”（étranger）？雖説它可以跟“本國的”（national）或“熟悉的”（familier）相對，但一部外國作品是否可簡單被定義爲用讀者母語以外的語言寫作的文本？人們又能否據此提出，讀者不論以原文或譯文閲讀一個外國文本（texte étranger），都不如閲讀自己民族文學文本那樣熟悉？[92]石静遠《中國離散境遇裏的聲音和書寫》（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2010）從中國離散社群的華文文學重新檢視語言作爲一種媒介（medium），協商、綜理各種政治關係的可能性，[93]論述中部分觀點與上述提問構成别具深意的思想對話。石静遠指出説母語者（Native speaker）對語言所産生的親和感並非與生俱來，他們需要在特定環境中學習、熟悉和掌握母語，衆多不同的歷史情景甚至説明母語面對體制化的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可能處於對立和受壓抑的位置。[94]母語和土地、血緣之間的聯繫，其實是一種人爲建構，語言所帶來的歸屬感（Linguistic nativity）或從而建構民族文學的本土意識，本質上也是社會化的産物。由此反思民族文學僅從語言角度進行界定的做法，並非不言自明。重新考察二十世紀華裔的雙語作家，石静遠進一步指出其中文寫作固然未能促使他們通過語言建立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但他們選擇母語以外的英語作爲寫作的媒介又或在兩種語言之間不斷自我改寫和翻譯，正是利用多語的文化政治語境探索自身對個人、國家以至民族不同面向的距離。[95]换言之，華裔作家的外語寫作同樣構成華文文學的重要部分。
通過以外語寫作的作家視野，居里安認同捷克裔法國學者華森—耶霍華（Hana Voisine-Jechova）的説法，以爲民族文學和外國文學從來不是單從語言選擇所決定。兩者絶非截然二分的概念，它們之間亦不存在明確的界綫。民族文學和外國文學或許“只是兩個運動的極點，具有衆多隸屬關係的作品在這兩個極點之間的定位”。[96]從此考察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接受情況：
由於其空前的多樣性（diversité inédite）及其探索手段（moyens d'exploration），這個來自遠方的文學確實大大接近了法國公衆。不過這也由於出版家和翻譯家的努力，總的説來他們都把這個文學看作精神的産品而不是異國風物[……]。這個接近顯然無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性；相反，它有助於凸現這些特殊性，從而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看待他們。這是因爲，當一部作品的外國性存在時，它證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原創性時，這個外國性産生的原因不必非得歸結爲作品的語言來源或遥遠的地理背景，而是更多地源於作家表達手法的獨特性：作家在他自己發明的、聽他支配的衆多層面上操作。[97]
正是因爲民族文學（熟悉的）與外國文學（從奇怪“étrange”到外國“étranger”）並非截然相對的概念，檢視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接受過程將有助我們理解兩種文學對照和比較之中如何帶來互相啟發、補足的可能。法國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接納，將爲後者提供文化審視的距離，讓中國當代作家更能借助他者的位置重新認識自身在語言、地理文化及異國風情以外形式和表達方法上的特點。相對而言，來自遠方的、由“不同的文學”（包括香港文學）所構成異常複雜的中國當代文學，當它接觸、靠近、進入另一個歐洲的文化群體，同樣能爲法國文化帶來衝擊，豐富法國文學自身發展的獨特性（singularité）和奇異性（l'étrangeté）。
“東西集”的跨文化對話
爲甚麽要談論香港文學——這種生存在中國和西方語言地區邊際的存在？[……]香港作爲一例告訴我們，如果嚴肅對待傳統，面對它的歷史，並且將與西方的碰撞理解爲一種豐富文化的過程，中國其實可以走得更遠。
梁秉鈞並不是一個傳播純粹中國性的民族主義者，他也不是將西方文明妖魔化的後殖民主義者，他是一個越界者，並且他知道不同的文明的高點和低點，並在尋求中西方的交匯對話。在這方面來説，他不是一個人在冒險，他是香港有志於此的藝術家群中的一員。這就説明了爲甚麽我們對香港這個港口城市的文化和文學值得進一步深入了解。
——顧彬《爲甚麽要談香港的文學？》[98]
德、法學者通過也斯著作的翻譯和研究，一方面重新審視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遥遥呼應以“香港作爲方法”的角度探討重構中國現代文學以至世界文學的可能；[99]另一方面，他們亦同時對當代德國詩學與法國文學，以及作爲西方漢學家及香港文學研究者“局外人”的位置進行逆向的思考。相對也斯在《東西》詩集借助離開故土甘願成爲異鄉他者的人物，審視多個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複雜過程，顧彬和居里安亦因著香港文學的研究離開了歐洲文化的中心，甚至落入西方漢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緣位置。相對也斯努力强調詩歌、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之間的論述必須重回歷史語境和個人經歷才能獲得意義，顧彬和居里安對也斯詩歌創作和翻譯的分析，亦緊密連繫著德法兩地的文學與文化傳統。[100]研究者和詩人縱使並非走在平衡的思考軌跡上，但他們的觀點互有差異、針鋒相對卻又互相補足，構成跨文化對話之中獨有的“東西集”。
[1] 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0。
[2] 奚密：《“鴻飛那復計東西”：讀梁秉鈞的〈東西〉》，《香港文學》第207期（2002年3月），頁43—45。
[3] 葉輝：《〈東西〉若干種讀法》，《文學世紀》第6期（2000年9月），頁23—27。
[4] 陳智德：《遷徙、移民與放逐——梁秉鈞〈東西〉選讀》，《信報》，2000年9月9日，第24頁。
[5] 江濤：《〈東西〉之辯——讀梁秉鈞詩集〈東西〉》，《百家文學雜誌》第11期（2010年12月15日），頁49—56。
[6] 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頁169、171。
[7] 也斯在《東西》的《後記》裏提及1998年在柏林開始詩集寫作的背景，特别指出“由於身處西方回看東方，中間又有機會往返東京的詩會和香港的會議”，旅程爲詩人提供了具體的地理文化審視距離。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頁170。
[8] Leung Ping-kwan，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Gedichte，übersetzt von Wolfgang Kubin（Berlin：DAAD，Berliner Künstlerprogramm，2000）.德譯詩集分爲三部分，共收25首詩作。詩集各部分均没設定標題，但基本對應中文詩集《東西》内“東西”、“東與西：澳門”和“東西牆”三輯的作品。德譯詩集偶有删減或調整詩作原有的排列次序，又或第三部分例外地收入了《東西》第六輯“東西走”裏的《翻譯土耳其菜》一詩。此外，雖然《香港文學外譯書目》收録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Gedichte 一書資料時採用了也斯另一部在《東西》發表六年後才出版的詩集書題，將之譯爲《蔬菜的政治》，但根據德譯詩集選譯也斯詩作的情況，此譯本與後來出版的《蔬菜的政治》（2006）關係不大。德譯詩集名稱“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直譯爲“政治和田野的果實”。許旭筠主編：《香港文學外譯書目》（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中心，2011），頁214。
[9] 1998年也斯獲德國國際文化交流署（DAAD）之邀，任駐柏林作家，開始撰寫《東西》的部分詩作，後亦出版了《在柏林走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
[10] Wolfgang Kubin，“Der Dichter der Welt.Nachwort，”in Leung Ping-kwan，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Gedichte，übersetzt von Wolfgang Kubin，p.71.
[11] 《東西》法譯詩集的出版配合了2006年夏天在法國南部沙河慈修道院（Monastère de Saorge）舉辦也斯的詩與攝影展覽。參考Leung Ping-kwan，De ci de là des choses，trad.d'Annie Curien，images de Lee Ka-sing（Paris：You-Feng，2006）.
[12] Leung Ping-kwan，De ci de là des choses，trad.d'Annie Curien，images de Lee Ka-sing，Quatrième de couverture.
[13] Annie Curien，“La traduction comme l'expérience d'un cheminement，”in Annie Curien（dir.），ALIBI 2：Dialogues littéraires franco-chinois（Paris：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2010），p.140.
[14] 居里安所引也斯的話來自《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原文爲：“我逐漸發覺不是有一個西方與東方，而是有許許多多互相混雜産生的東西。”從中可見法文翻譯包括了譯者個人闡述的部分。參考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頁170。
[15] 《中國文學史》其中七卷的中文翻譯已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包括《中國古典散文：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散文、游記、筆記和書信》、《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從傳統到現代》、《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中國詩歌史：從起始到皇朝的終結》、《中國傳統戲劇》、《中國皇朝末期的長篇小説》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16] 《中國文學史》除詩歌（第一卷）、戲曲（第六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第七卷）三卷以外，顧彬亦合寫了散文卷（第四卷）。參考Wolfgang Kubin（Hrsg.），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in 9 Bänden.Band 1：Wolfgang Kubin，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München：K.G.Saur，2002）；Band 4：Marion Eggert，Wolfgang Kubin，Rolf Trauzettel，Thomas Zimmer，Die klassische chinesische Prosa.Essay，Reisebericht，Skizze，Brief.Vom Mittelalter bis zur Neuzeit（München：K.G.Saur，2003）；Band 6：Wolfgang Kubin，Das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Theater.Vom Mongolendrama bis zur Pekinger Oper（München：K.G.Saur，2009）；Band 7：Wolfgang Kubin，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Jahrhundert（München：K.G.Saur，2005）.
[17] 德文版《中國思想經典》已出版了《論語》、《老子》、《孟子》、《莊子》、《墨子》、《孫子兵法》和《孔子家語》等七種。參考Konfuzius，Gespräche，ausgewählt，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Wolfgang Kubin，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Band 1（Freiburg：Herder，2011）；Lao Zi（Laotse），Der Urtext，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Wolfgang Kubin，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Band 2（Freiburg：Herder，2011）；Meng Zi，Reden und Gleichnisse，ausgewählt，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Wolf-gang Kubin.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Band 3（Freiburg：Herder，2012）；Zhuang Zi，Vom Nichtwissen，ausgewählt，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Wolf-gang Kubin.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Band.4（Freiburg：Herder，2013）；Das große Lernen，Maß und Mitte，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Wolfgang Kubin，Band 5（Freiburg：Herder，2014）；Xun Zi，Die Bildung des Menschen，ausgewählt，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Wolf-gang Kubin.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Band 6（Freiburg：Herder，2015）；Konfuzius，Schul-und Hausgespräche，ausgewählt，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Wolf-gang Kubin.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Band 7（Freiburg：Herder，2016）.
[18] 顧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
[19] 2006年12月11日《重慶晨報》發表題爲《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文章，將11月26日顧彬接受“德國之聲”電台（Deutsche Welle）訪問的内容局部翻譯轉載，並將他對衛慧和棉棉等個别作家的評語“詮釋”爲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評價，引來極大反響。參考“Wolfgang Kubin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n.d.），Deutsche WelleInterview（http://zonaeuropa.com/culture/c20061214_1.htm），retrieved on January 6，2017；《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重慶晨報》，2006年12月11日，第14版。
[20] Wolfgang Kubin，“The Language of Poetry，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World Poetry and World Language，”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1.2（Feb 2011）：32.
[21]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香港：香港故事協會，2009年），頁37；中譯參考頁48。
[22] 顧彬曾翻譯顧城、北島、楊煉、歐陽江河、翟永明、王家新等人的詩集。另參考Jonathan Stalling，“An Interview with Wolfgang Kubi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4.2（Feb 2014）：72-75.
[23]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41；中譯參考頁51。
[24]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39；中譯參考頁50。
[25] 顧彬撰寫也斯德譯詩集《蔬菜的政治》的後記，即以《世界詩人》爲題。參考Wolfgang Kubin，“Der Dichter der Welt.Nachwort，”in Leung Ping-kwan，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Gedichte，übersetzt von Wolfgang Kubin，pp.71-79.
[26]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Hrsg.），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60）.
[27] Harald Hartung（Hrsg.），Luftfracht：Internationale Poesie 1940 bis 1990（Frankfurt am Main：Eichborn，1991）.
[28] Gu Cheng，“Eine Generation”und“Zwinkern”；Bei Dao，“Tradition，”“Lücken”und“Sprache”in Harald Hartung（Hrsg.），Luftfracht：Internationale Poesie 1940 bis 1990，pp.343-347.
[29] Joachim Sartorius（Hrsg.），Atlas der neuen Poesie（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96），p.10；Wolfgang Kubin，“The Language of Poetry，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World Poetry and World Language，”p.34.
[30] Wolfgang Kubin，“The Language of Poetry，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World Poetry and World Language，”p.34.另參考第十七屆柏林詩歌節（17.Poesiefestival Berlin）開幕活動“世界聲音：詩歌之夜”的介紹。Weltklang- Nacht der poesie，”Haus für poesie，June 3，2016（http://www.haus-fuer-poesie.org/en/literaturwerkstatt-berlin/events/current-events/weltklang-nacht-der-poesie4），retrieved on July 1，2017.
[31] Wolfgang Kubin，“The Language of Poetry，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World Poetry and World Language，”pp.33-34.
[32] Wolfgang Kubin，“The Language of Poetry，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World Poetry and World Language，”p.33.
[33] 也斯：《蓮霧》，《東西》，頁2—3。
[34] 詩中强調作爲外國人的“他”在日本無法分辨“鰻魚和穴子”。“鰻”（Unagi）是淡水生的，跟“穴子”（Anago）不同，不過在香港一般統稱做“鰻魚”。見也斯：《都怪那東京的酒保》，《東西》，頁17。
[35] 也斯：《柏林的地址》，《東西》，頁58—59。
[36] 也斯：《無家的詩與攝影》，《誠品閲讀》第17期（1994年8月），頁90。此文原載《娜移》“公衆Vs.影像”專號，第2卷第2號（1993年2月），頁3—4；《誠品閲讀》所載爲文章修訂本，後收入《游離的詩》（香港：牛津大學，1995年），頁127—136。
[37]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39—41；中譯參考頁50—52。
[38] 陳建忠：《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的環台遊記〈新果自然來〉與197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的對話》，載曾卓然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頁238。此文初稿發表於2011年5月4日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與台灣大學文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合辦之“香港文學在台灣”學術研討會。
[39] 也斯：《七〇年代之旅》，《越界書簡》（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頁133。文章原載《中國時報》（台北），1993年7月24日，第27版；收入《越界書簡》時有所增補。
[40] 不論從文藝思潮或文學創作而言，也斯與台灣文藝發展關係密切。自1970年起，他三部譯介外國文藝的小説翻譯集《當代法國小説選》（與鄭臻合譯，台北：晨鐘出版社，1970年）、《美國地下文學選》（台北：環宇出版社，1971年）和《當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説選》（台北：環宇出版社，1972年），均於台灣出版，爲尚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壇引入國外文藝思潮。隨後，也斯第一部散文集《灰鴿早晨的話》（台北：幼獅文化，1972年）以及第一部小説集《養龍人師門》（台北：台灣民衆日報社，1979年），亦率先在台灣出版。也斯曾撰文比較分析台灣與香港現代詩的關係，下文提及的散文集《新果自然來》正是記述他在1976年台灣環島旅程的所見所感，此後他更寫了十首詩作回應台灣之旅。分别參考也斯：《台灣與香港現代詩的關係——從個人體驗説起》，《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頁21—33；梁秉鈞著，集思編：《梁秉鈞卷》（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61—69。另參考黄淑嫻：《旅遊長鏡頭：也斯七十年代的台灣遊記》，《文學評論》第14期（2011年6月），頁33—39；應鳳凰：《從也斯第一本書看見他與台灣的關係》，《文訊》第328期（2013年2月），頁77—78。
[41] 也斯：《台灣與香港現代詩的關係——從個人體驗説起》，《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頁28。
[42] 葉輝認爲也斯第一部小説集《灰鴿早晨的話》，“堪可説明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人，如何通過閲讀、思考與寫作，於現代主義思潮浩浩蕩蕩的洪流裏尋索、認識乃至找到自己（以及自己在現代社會裏的位置）”。見葉輝：《“與”的“中間詩學”：重讀青年也斯的散文》，《文學評論》第14期（2011年6月），頁13。另參考也斯自述六七十年代香港寫作的處境，見鄧小樺：《歷史的個人，迂迴還是回來——與梁秉鈞的一次散漫訪談》，《今天》（香港回歸十周年專號）第77期（2007年6月），頁10。
[43] 陳建忠：《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的環台遊記〈新果自然來〉與197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的對話》，載曾卓然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頁230—231。
[44] 陳建忠：《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的環台遊記〈新果自然來〉與197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的對話》，載曾卓然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頁239。
[45] 陳建忠：《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的環台遊記〈新果自然來〉與1970年代台港文藝思潮的對話》，載曾卓然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頁243—247。
[46] 對於顧彬而言，“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並非兩種截然不同、全無關聯的思潮，他在文中有握要説明。參考Wolfgang Kubin，“‘What Shall We do？’Preliminary Remarks on Traits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Formative Period（1978—1984）of the Poet Liang Bingjun（Leung Ping-kwan），”Orientierungen：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no.1（Spring 2001），pp.126-127.不少論者認爲也斯的詩集《游詩》具備後現代主義詩學的特徵，參考羅貴祥：《後現代主義與梁秉鈞“游詩”》，《文藝》第18期（1986年6月），頁 44—50；洛楓：《空間、歷史、語言的重組——試論梁秉鈞的後現代詩學》，《詩雙月刊》第3卷第2期（1991年10月），頁38—48。
[47] Wolfgang Kubin，“‘What Shall We do？’Preliminary Remarks on Traits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Formative Period（1978—1984）of the Poet Liang Bingjun（Leung Ping-kwan），”pp.131-132.顧彬特别提及《游詩》中的《池》，以爲這詩不僅不屬於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作品，它根本就是非常傳統，甚至是因襲的詩作，並由此推斷也斯的内心深處其實没有真正擁抱後現代主義的運動。事實上，也斯十分關注自身寫作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承和轉化，葉維廉對中國古典詩學與英美現代詩學的交匯嘗試亦對他産生一定的影響。參考梁新怡（梁秉鈞）、覃權、小克：《與葉維廉談現代詩的傳統和語言——葉維廉訪問記》，《文林》1973年第10期，頁72—87；梁秉鈞：《葉維廉詩中的超越與現象世界》，《創世紀詩刊》第107期（1996年7月），頁81—94；梁秉鈞：《下凡的嫦娥》，《書與城市》（香港：牛津大學，2002年），頁63—71；陳素怡：《景物的自然興發與演出——葉維廉詩論與梁秉鈞七〇年代詩作》，《香港文學》第324期（2011年12月），頁16—23。
[48] Johann Peter Eckermann，Gespräche mit Goethe，1835；recited in Fritz Strich，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trans.C.A.M.SY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49），p.349.
[49] “Dedic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Goethe to the Translation of Carlyle's Life of Schiller”（1830），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ethe and Carlyle，trans.and ed.Charles Eliot Norton（London：Macmillan and Company，1887），p.301.中譯參考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著，陳宗顯譯：《世界文學》，《歌德散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307。
[50] Antoine Berman，L'Épreuve de l'étranger：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Paris：Gallimard，1984），p.87.
[5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ethe and Carlyle，trans.and ed.Charles Eliot Norton，p.26.中譯參考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著，陳宗顯譯：《世界文學》，《歌德散文選》，頁306。
[52] Fritz Strich，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trans.C.A.M.SYM，pp.17-30.
[53]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38；中譯參考頁49。
[54] 顧彬批評中國内地當代作家的外語能力以及單一語言思維的問題，重點亦在於此，他曾多次回應：“我説過一句話，中國當代作家一般不會外語，也不願意學外語。有人諷刺我説，杜甫會外語嗎？曹雪芹會外語嗎？你不同意他們的作品是經典嗎？我同意是經典，但是我談的不是古典文學，而是當代、現代文學，區别很大。魯迅説過，外語幫助他創造他的中文。我們不光通過外語提高自己的母語，我們通過外語學會另一種思路。一個作家需要具備很多條件才能夠好好寫作，他需要張力。不是外在的張力，比如説政治方面的張力；他需要内在的張力——創造的張力，這比外在的張力更重要。”見顧彬：《甚麽是好的中國文學》（“人文之聲——何香凝美術館學術講座”整理），《中華讀書報》第109期，2011年8月10日，第13版。另參考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39—40；中譯參考頁50—51。
[55]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38；中譯參考頁49。
[56] 也斯主要以英語翻譯自身著作，除下文提及的《形象香港》詩集以外，還包括小説（如《超越與傳真機》）和散文（如《蘭桂芳的憂鬱》）的翻譯。詳見許旭筠主編：《香港文學外譯書目》，頁76—86。
[57] 梁秉鈞著，歌頓·奥城、梁秉鈞譯：《形象香港——梁秉鈞詩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2年）。此書2012年再版，除加入編者張美君的《再版序言》以及張美君、也斯、葉輝和洛楓的對談紀録《在時間伊始的四重奏》以外，另收入三篇附録，分别爲 Gordon T.Osing，“An Interview with Leung Ping-kwan”、《文化評論》編輯組整理的《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與梁秉鈞對談》以及《在時間伊始的四重奏》對談的翻譯“Dancing in Quartet at the Beginning of Time”（Luna Ngai and Michelle Kwok ed.，Rachel Yan trans.）。
[58] 《文化評論》編輯組整理：《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與梁秉鈞對談》，《文化評論》1993年第1期，頁54、57—58。
[59] 梁秉鈞：《有關翻譯的通信》，《東西》，頁152—153。
[60] 《文化評論》編輯組整理：《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與梁秉鈞對談》，頁54。
[61]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36；中譯參考頁48。
[62] 顧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頁233。
[63] 顧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頁233、236。顧彬認爲作品是否屬於中國文學或華語文學的判斷，必須以寫作語言作爲第一考慮，否則德國作家書寫中國主題的著作便被列入中國文學史。書中顧彬没有詳論相關問題，比附德國作家的例子邏輯上也顯得不夠嚴謹。獲得語中國作家所使用的英語、法語和德語寫作，展現的句法特點和邏輯思維明顯不同，如何考量其國家文學或外國文學的分類屬性，需再詳細探討。
[64] 居里安編譯的《文學在中國：中法小説家的相遇》（1996）、《迂迴：二十世紀中日文學裏的自傳體寫作》（1998）以及《書寫現在：法中文學研討集》（2001），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推進不同語言文學及文化之間的思考。參考Annie Curien（éd.），Lettre en Chine，rencontre entre romanciers chinois et français（Paris：Bleu de Chine，1996）；Chantal Chen-Andro，Annie Curien et Cécile Sakai（éd.），Tours et détours：écritures autobiographiques dans les littératures chinoise et japonaise au XXe siècle（Paris：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Denis-Diderot，1998）；Annie Curien（éd.），Écrire au présent：Débats littéraires franco-chinois（Paris：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2001）.
[65] “兩儀文舍”爲中文和法文書寫與翻譯的跨文化活動，自2002年開始由法國人文科學研究中心（Fondation Maison de sciences de l'homme，簡稱FMSH）主辦。歷年受邀參與活動之中法作家和譯者的創作、翻譯和對談内容收入居里安主編的《兩儀文舍：法中文學對話》及《兩儀文舍2：法中文學對話》。2012年第十七屆的“兩儀文舍”首度在台灣舉行，邀請了舞鶴、王文興和比利時作家馬紐埃爾（François Emmanuel）對話。參考Annie Curien（dir.），ALIBI：Dialogues littéraires franco-chinois（Paris：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2004）；ALIBI 2：Dialogues littéraires franco-chinois；鄒宏楷：《與法國文學家安尼·居里安教授訪談紀要——〈兩儀文舍〉當代文學座談會》，《巴黎視野》第19期（2012年6月），頁 17—20。
[66] 《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一文裏，居里安討論的“中國當代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專指“文革”以後的文學，有别於中國内地文學史一般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作爲當代文學起點的説法。此文的中文翻譯於1999年出版，將原文中“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大陸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inentale post-maoïste）譯爲“近二十年的中國大陸文學”。參考 Annie Curien，“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in Muriel Détrie（sous la dir.），France-Asie，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Paris：You Feng，2001），p.56；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强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法國漢學》第4輯（1999年12月），頁262。
[67] Littératures enchantées des Dong，Récits de Zhang Zezhong et Pan Nianying，chants et légendes；articles，textes choisis et traduits par Annie Curien（Paris：Bleu de Chine，2000）.此外，居里安亦曾翻譯潘年英的短篇，見Pan Nianying，“Au fil des fleurs de pêchers pourpres，”trad.Annie Curien en collaboration avec Xu Shuang，Siècle 21：Littérature et société，no.14（May 2009）：72-75.
[68] Leung Ping-kwan，trad.Annie Curien，Îles et continents et autres nouvelles（Paris：Gallimard，2001）；Leung Ping-kwan，L'artichaut，trad.Annie Curien，peinture de Paul Magendie（Paris：Édition Nihil Obstat，2010）.
[69] Annie Curien et Francis Mizio（éd.），Hong Kong，approches littéraires（Paris：Librairie You-Feng，2004）；Annie Curien et Francis Mizio（trad.），L'Horloge et le dragon：nouvelles contemporaines de Hong Kong（Paris：Éditions Caractères，2006）.
[70] Ye Si，“Transcendance et fax machine”；A Lian，“Si j'avais des racines”；Gao Xingjing，“Naissance d'un théâtre hongkongais，”trad.Annie Curien，Le Monde，Hors-série：Hong Kong regards，Le 28 juin，1997，pp.5-6，10，12.
[71] 梁秉鈞：《重畫地圖》，《游離的詩》，頁126。
[72] 戴望舒：《我用殘損的手掌》，《文藝春秋》第3卷第6期（1946年12月），頁35。
[73] 梁秉鈞：《重畫地圖》，《游離的詩》，頁126。
[74] 《重畫地圖》的分析可參考池上貞子：《抗衡越界之歌——淺談也斯日譯本詩集〈亞洲的滋味〉》，《明報月刊》第46卷第10期（2011年10月），頁62—66。此外，1978年也斯遠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攻讀比較文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爲《抗衡的美學：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1936—1949）》（Aesthetics of Opposition：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1936—1949），專研中國新詩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關係，其中包括戴望舒、穆旦、馮至、卞之琳、鄭敏、陳敬容、辛笛等詩人的作品。另參考張松建：《現代主義新詩研究的先聲——梁秉鈞〈對抗的美學〉評議》，《華文文學》2013年第2期，頁20—25。
[75] 梁秉鈞：《重畫地圖》，《游離的詩》，頁125。
[76] 梁秉鈞：《錢納利繪畫濠江漁女》、《鄭觀應在大屋寫作〈盛世危言〉》、《詩人庇山耶蜷睡在一張澳門的床上》、《吴歷在灣畔寫畫》，《東西》，頁28—36。另參考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頁168—169。
[77] 參考 Annie Curien，“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in Muriel Détrie（sous la dir.），France-Asie，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p.56；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强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62。
[78] Annie Curien，“Approache de la littérature de Hong Kong，”in Annie Curien et Francis Mizio（éd.），Hong Kong，approches littéraires；pp.11-14；Annie Curien，“Intersections：A Translator's Thought on Hong Kong Literature，”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Special Issue on“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in a Global Context，”6.2 & 7.1（Jun 2005），pp.41-42.
[79] Annie Curien，“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in Muriel Détrie（sous la dir.），France-Asie，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p.63；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强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69。另外，引文中提及“採用哪一種拼音體系”的問題，因爲1949年漢語拼音系統正式建立以前，法國主要採用1902年由顧賽芬神父（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所建立的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EFEO）的羅馬拼音系統抄寫中文。
[80] Annie Curien，“Intersections：A Translator's Thought on Hong Kong Literature，”p.42.
[81] Annie Curien，“La traduction comme l'expérience d'un cheminement，”in Annie Curien（dir.），ALIBI 2：Dialogues littéraires franco-chinois，pp.142-145.
[82] Annie Curien，“Intersections：A Translator's Thought on Hong Kong Literature，”p.49.
[83] Leung Ping-kwan，Îles et continents et autres nouvelles，trad.du chinois par Annie Curien，coll.《Du monde entier》（Paris：Gallimard，2001），Quatrième de couverture.
[84] Antoine Berman，L'Épreuve de l'étranger：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pp.15-16；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强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77。
[85] 也斯特别提及居里安對《白粥》一詩的翻譯，居里安也曾討論此詩裏所牽涉佛、道、中國美學等概念的複雜字詞。參考《羅貴祥、也斯對談》，載也斯：《蔬菜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頁140；Annie Curien，“La traduction comme l'expérience d'un cheminement，”in Annie Curien（dir.），ALIBI 2：Dialogues littéraires franco-chinois，pp.148-149.
[86] Annie Curien，“Intersections：A Translator's Thought on Hong Kong Literature，”p.42.
[87] “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一文的法文原文及中譯本發表時，著者分别自注説明論文初稿於1988年3月28日巴黎第三大學和第八大學聯合舉辦之“遠東文學：翻譯、傳播、接受”研討會上宣讀，1998年再加以修訂。文章先於1999年發表了中譯本，法文原文則於2001年出版。
[88] Annie Curien，“Approache de la littérature de Hong Kong，”Hong Kong：Approaches littéraires（Paris：Édition You-Feng，2004），pp.16-20；“Intersections：A Translator's Thought on Hong Kong Literature，”p.44.值得注意的是，居里安對香港文學的研究，並未包括香港作家的英語或其他外語著作。
[89] Annie Curien，“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in Muriel Détrie（sous la dir.），France-Asie，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p.57；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强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63。
[90] 趙毅衡：《一個迫使我們注視的世界現象——中國血統作家用外語寫作》，《文藝報》，2008年2月26日，第3版。
[91] 趙毅衡：《一個迫使我們注視的世界現象——中國血統作家用外語寫作》，《文藝報》，2008年2月26日，第3版。
[92] Yves Chevrel，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coll.《Que sais-je？》（Paris：PUF，1989），p.11；Annie Curien，“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in Muriel Détrie（sous la dir.），France-Asie，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pp.67-68.
[93]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一書至此文定稿之際仍未出版中文翻譯，此書譯名參考了王德威的翻譯。見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詞》，《華文文學》2014年第3期，頁11。
[94] 石静遠以新加坡爲例説明離散語境下華人學習母語的特殊情況。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規定全國學校以英文爲主要教學媒介，英語化的發展迫使華文教育無法延續，華裔作家黄孟文的著作便多次提及中華文化承傳問題的憂慮。另外，石静遠也提及作爲前英國佔領地、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别行政區的香港，2010年曾發生捍衛母語——粤語的遊行抗議。事實上，有關抗議乃回應同年夏天廣州爆發的捍衛粤語運動。參考Jing Tsu，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
[95] 《中國離散境遇裏的聲音和書寫》第四章專章討論林語堂（1895—1976）、張愛玲（1920—1995）和哈金三位華裔作家的雙語寫作。參考Jing Tsu，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80-111.
[96] Hana Voisine-Jechova，“Peut-on choisir sa langue？”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Le choix d'une autre langue，69.1（1995），pp.6-7；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强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76。
[97] Annie Curien，“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in Muriel Détrie（sous la dir.），France-Asie，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pp.67-68；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强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76。
[98] Wolfgang Kubin，“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載梁秉鈞、許旭筠、李凱琳編：《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頁44；中譯參考頁54。
[99] 近年香港文化研究者參考竹内好的“作爲方法的亞細亞”（《アジア主義》，1963）、陳光興的“亞洲作爲方法”（《去帝國：亞洲作爲方法》，2006）以及溝口雄三的“作爲方法的中國”（《作爲方法的中國》，2011）等論述，嘗試提出“香港作爲方法”的説法。有關論述仍在建構過程之中，香港著名作家陳冠中便曾嘗試對“香港作爲方法”以及“亞洲作爲方法”、“作爲方法的中國”的論述加以區别：“香港作爲方法——或許每個稍有傳統的地方都應兼顧自己的方法——不同於之前日本學者提出的亞洲作爲方法和中國作爲方法，後兩者是思想史學界要擺脱西方定義下的現代，但我這裏説的香港作爲方法完全是指屬於全球化時代一種進行中的現代，但卻以强頑的本地性——這個本地本身又是個多元的中心——豐富了大家對全球化的理解，做了一次長達50年的示範[……]。”當中强調的正是以香港自身的多元中心、本土性和全球化並行不悖等觀點。參考陳冠中：《香港作爲方法——都市神韻》，《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頁47。另參考朱耀偉：《香港（研究）作爲方法——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二十一世紀》第147期（2015年2月），頁48—63。
[100] 也斯對詩歌、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之間關係的論述和評論十分豐富，可參考鄧小樺：《歷史的個人，迂迴還是回來——與梁秉鈞的一次散漫訪談》，《今天》（香港回歸十周年專號）第77期（2007年6月），頁1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