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格兰特将军和中国人
容闳：留美第一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1883年末或1884年初，我和当时清政府的驻美副公使容闳[1]一起去拜访格兰特将军，并把容闳引荐给将军，好让他当面提出自己的请求。自恭亲王奕[2]死后，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之一，一直向朝廷谏言在中国修军用铁路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在他的奏折里，提出一个大多数政府都会考虑的问题——修铁路，钱从何而来？他提出可以不用朝廷的钱，通过将国家海关与铁路捆绑起来，或是用其他类似的方式来筹钱修铁路。容闳相信如果格兰特将军愿意负责此事，组建财团，那么筹齐这笔钱将会变得很容易。他也知道在中国，格兰特将军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要友好，受欢迎，而且很清楚如果把格兰特将军的名字和辛迪加财团联系在一块儿，会鼓舞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之倍感安全。几个月前，将军在冰上摔了一跤，从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窝在房间里。格兰特将军不愿做这个事，因为美国民众的生活已经够艰辛了，况且人们也不愿在那么远的中国投资。当然，容闳也说要给将军一大笔钱以缓解他的贫困境地，但是将军那会儿压根儿不吃这一套。他说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自然而然地也就能筹到钱了，这点毫无疑问。到时候，他会乐呵呵地，满怀热情地，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必须是无偿的。无论如何，他都不会为这个收钱。在此，他再一次表明了对中国的兴趣最为浓厚，我在以往的场合中也看到他表示出了此种兴趣。在中国的时候，他就督促李鸿章修建铁路网。而现在，他很确信这样的铁路网对于拯救整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同时也意味着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拉开了帷幕。他非常乐意在合适的时间，尽力帮助开展这个计划，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补偿能比帮助中国更快乐。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格兰特与李鸿章
大约是在1879年或1880年，中国政府下令在美国哈特福德和其他英格兰小镇里求学的中国学生必须回国。那时中国政府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另一派则因循守旧，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李鸿章领导的洋务派在一段时期里占上风，在这期间，清政府选定了100多位幼童，公派至美国留学。但如今，另一派——顽固派占了上风，于是他们下令让这些年轻人回国。当时有个非洋务派的中国老人，名叫陈兰彬[3]，是中国驻美总公使，容闳是他的副手。学生被撤回的消息对容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他在这一项目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他不知道怎么办，该去找谁。
起初，他拿到了一份由许多美国学校校长签署的请愿书，罗列了中国学生取得的巨大进步，同时说明了中国学生应该留在美国继续学习的理由。这份请愿书经由北京的驻华公使转交给中国政府。但容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声音，于是他想到了格兰特将军。他认为，如果格兰特将军能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话，其影响力将会胜过上千个大学教授的签名。因此，我和特威切尔牧师前往纽约拜访格兰特将军。特威切尔先生在见将军之前，做了一番准备，打算就中国学生和中国问题说说他听到的一些消息。我把特威切尔先生介绍给将军后，他根本没有机会说他想要说的话。将军一旦张口便滔滔不绝，这让特威切尔知道将军对这件事情了如指掌，不需要任何人的信息，同时也说明了将军对这件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跟往常一样，将军这次不仅会做我们要求他做的，还会加倍地帮忙。他说：“好，我会在那份请愿书上签名。”如果他想的话，他会做得比这个更好——立即写一封亲笔信给李鸿章。完事后，我和特威切尔下楼来到了第五大道酒店的大厅内，看到一群人坐在接待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不到半个小时，格兰特将军派人再次找到我们，把他给李鸿章写的信交给我们，让我们把信直接发出去，中间不要美国部长或其他人的干涉。这封信条理清晰、结构紧凑、非常出彩，在中国留学生问题上，有理有据地指出了撤回学生是个错误。我们把信寄了出去，准备等上一两个月，看看结果怎么样。
大清第一批留美幼童长大后合影，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
但是我们没有等那么久。格兰特将军的信一到，中国政府的电报就发过来了，内容差不多是格兰特将军写过去的那封信的复本，电报的结尾要老部长继续执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习计划。
这件事情完美地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普通百姓影响着处在地球另一端——大清帝国的决策。
要是换作是大清帝国之外的其他人，就发挥不了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清政府的政策因一个住在纽约第五大道酒店45号房间的普通美国老百姓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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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闳(1828～1912年)：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2] 爱新觉罗·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清末洋务派、总理衙门首领。
[3] 陈兰彬(1816～1895年)：晚清大臣、学者，首任中国驻美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