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篇
《玉台新咏》版本释疑
近年，学界关于《玉台新咏》的版本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刘跃进先生将现存的《玉台新咏》分为两个版本系统：一个为郑玄抚刻本系统，另一个是以明五云溪馆活字本、明崇祯六年赵均（字灵钧）刻本、明崇祯二年冯班抄本为代表的陈玉父刻本系统。刘先生充分肯定了第二个系统内冯班抄本之价值，云：“冯抄本于宋刻，而上述与赵本相异之处，也许宋刻即是如此，而赵刻本则有所改易也。宋刻本今已难得一见，据此本或可考见宋本原貌。”[1]谈蓓芳教授首先确定了《玉台新咏》原貌的几个主要特征，并指出了赵均刻本之谬误；继而从字迹和印识两个方面证明中国国家图书馆（本书以下简称“图家图书馆”）藏冯班抄本乃冯班亲笔手书，并非后人伪造，并通过研究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得出冯班抄本、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和赵均刻本出于同一底本，而赵均刻本未能忠实于底本，充分肯定了冯班抄本的学术价值。[2]
冯舒、冯班、冯知十兄弟三人均曾抄校《玉台新咏》，现存与三兄弟相关的版本除冯班抄本外，尚有冯鳌刻砚丰斋藏本（以下简称“冯鳌刻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谈蓓芳教授已经考证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与冯班抄本同出一源，可以互补，故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的版本情况已经基本厘清，然关于冯鳌刻本的版本问题尚有讨论之必要。
冯鳌刻本是以冯舒校本和冯班校点本为底本的，然而在与《常熟二冯先生集》、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比对时，发现了很多相异之处：第一，冯鳌刻本所录冯舒序文与《常熟二冯先生集》之《重校玉台新咏序》稍有出入；第二，冯鳌刻本所录冯班跋语与冯班抄本之冯班跋语不同；第三，冯鳌刻本与冯班抄本、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内容微有不同。因此，本文主要从辨析这三个问题入手，谈冯鳌刻本的版本情况。
一 冯鳌刻本所录冯舒序文与《常熟二冯先生集》之《重校玉台新咏序》相异的问题
冯鳌刻本所录冯舒序云：
此书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为五云溪馆活字本，一为华允刚兰雪堂活字本，一为华亭杨元钥本，一为归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时，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序，小为朴雅，讹谬层出矣。华氏本刻于正德甲戌，大率是杨本之祖。杨本出万历中，则又以华本意儳者。茅本一本华亭，误逾三写。尝忆小年侍先府君，每疑此集原本东朝，事先天监，何缘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笺之曲，意欲谛正，时无善本，良用怃然。己巳早春，闻有宋刻在寒山赵灵均所，乃于是冬挈我执友，偕我令弟，造于其庐，既得奉观，欣同传璧。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抄之四日夜而毕。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不知者以为狂人，知音亦诧为好事矣。所憾者，寻较不精，时起同异，误自适于通人，疑未绝于愚口。敬遵先志，参其得失。见闻不广，敢矜三豕之奇；心目略穷，自盈偃鼠之腹。上党冯舒默庵述。
与《常熟二冯先生集》之《重校玉台新咏序》相较，多出“挈我执友，偕我令弟”八字，而无“凡七十三番，番三十行，行三十字”，并缺“谨护序之如左。较订此书，一以宋刻本为正。如‘慄’之为‘憟’，‘莞’之为‘苑’，‘迢’之为‘苕’，自是世手传写随世改例，知者自不烦言，故《真诰》注云：‘溧’字或应作‘潥’。潘安仁《关中记》云：因‘苕’为名。李善注《文选》，俱作‘苕苕’。事证的的，非愚臆说也。陶隐居云：字有不得体者，于理乃应治易，要宜全其本迹，廓之而注于下。义既为长，取以为例。宋本之善什九，俗本之善百一。凡今所笺，正是宋本之可疑者耳。俗本事例大乖，迨可忿笑，若不悟斯理者，便是不能灵知，亦可无烦诵读，并所略焉。”一段。谈蓓芳认为，冯鳌刻本冯舒序与《重校玉台新咏序》的不同，“显然不是由于它比《默庵遗稿》本可靠，而是因为《默庵遗稿》本中的那两段有力地揭穿了冯鳌本的伪造，所以把它删去了。”[3]（按：谈蓓芳所说的那两段指的是《默庵遗稿·重校玉台新咏序》中冯鳌刻本冯舒序所缺少的后两段）其实不然。
第一，冯鳌刻本刊刻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张鸿辑刻《常熟二冯先生集》于民国14年（1925），远晚于冯鳌刻本。
第二，《默庵遗稿》现存的最早版本为康熙世豸堂本，仅存诗八卷，原缺卷九、卷十杂文两卷，自无此篇序文。王应奎《海虞诗苑》卷一亦载冯舒“著有《默庵遗稿》八卷，钱宗伯为序”[4]。而《常熟二冯先生集》之《默庵遗稿》的卷九、卷十，乃为张鸿补辑。关于此中始末，张鸿称：“冯默庵先生集，世豸堂原刻本目载诗文十卷，而仅存诗八卷，文则缺焉。幸有传抄本，因觅补之，得符原目。”张鸿虽指出卷九、卷十两卷乃据抄本抄录，然并未指出抄自何处。幸上海图书馆藏常熟丁氏淑照堂丛书稿本《默庵遗稿》亦抄录卷九、卷十两卷。丁祖荫跋曰：“《默庵遗稿》刊本卷一至八为诗，卷九、十，但存卷目，即此文两卷也。或以新朝嫌忌，刊后抄毁，故未得流布。此从陆芸珊处借抄。甲子（1924）端午夏，复借李氏静补斋藏本校一过。”仔细校检《常熟二冯先生集》和常熟丁氏淑照堂丛书本《默庵遗稿》之卷九、卷十两卷，两本悉数相同，可以得出张鸿刻本之后两卷乃据常熟丁氏淑照堂丛书本或陆芸珊抄本补录。而世豸堂本“总目”著录“第九卷，杂文十九首；第十卷，杂文十六首”，张鸿本和丁氏本之目录与世豸堂本同，正文则为“第九卷志、铭、序、杂文二十一首”，“第十卷记、疏、传、杂文，二十三首”，明显与“总目”不符，故两本卷九、卷十正文恐非世豸堂本之原貌。因此，张鸿刻本之《默庵遗稿》后两卷的可靠性令人质疑。
第三，冯鳌刻本“凡例”有云：
默庵公校订此书，一以宋刻本为正，如“憟”之为“慓”，“莞”之为“苑”，“迢”之为“苕”，自是世手传写随世改例，知者不烦言，故《真诰》注云：“漂”字或应作“溧”。《五经文字》云：“苑菀”。并于阮《反说文》以“苑”为“苑囿”字。今则通用李善注《文选》，俱作“苕苕”。事证显然，非臆说也。陶隐居云：字有不得体者，于理乃应治易，要宜全其本迹，郭之向注于下。义即为长，取以为例。
此段话与《重校玉台新咏序》相较，虽个别字句和所用书证小有差异，如《重校玉台新咏序》云“‘慄’之为‘憟’”，“凡例”言“‘憟’之为‘慓’”。《重校玉台新咏序》云：“《真诰》注云：‘溧’字或应作‘潥’。潘安仁《关中记》云：因‘莞’为名。李善注《文选》，俱作‘苕苕’。事证的的，非愚臆说也。”“凡例”云：“《真诰》注云：‘漂’字或应作‘溧’。《五经文字》云：‘苑菀’。并于阮《反说文》以‘苑’为‘苑囿’字。今则通用李善注《文选》，俱作‘苕苕’。事证显然，非臆说也。”《重校玉台新咏序》云：“廓之而注于下。”“凡例”云：“郭之向注于下。”然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相同的。而在没有其他材料佐证的情况下，也很难判断究竟是冯鳌将冯舒序文拆分为序文、凡例，还是后人将序文、凡例合并为《重校玉台新咏序》。
综上，《默庵遗稿》原本中并无冯舒序文，《常熟二冯先生集》之《重校玉台新咏序》乃为张鸿据抄本补录，可靠性值得怀疑，且张鸿本的刊刻时间晚于冯鳌刻本，若以《重校玉台新咏序》来推定冯鳌刻本的真伪，证据似非充分。
二 冯鳌刻本所引冯班跋文与冯班抄本跋文相异的问题
冯鳌刻本所录冯班跋，曰：
己丑岁，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至于行款，则宋刻参差不一，赵氏已整齐一番矣。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旧赵灵均物，今归钱遵王。小年兄弟，多学玉溪生作俪语，偶读是集，因摘其艳语可用者，以虚点志之。冯班二痴记。
此跋冯班抄本无，另有三篇曰：
己巳之冬，获宋本于平原赵灵均，回重录之如右。是书近世凡有三本：一为华亭杨玄钥本，一为归安茅氏本，一为袁宏道评本。归茅、袁皆出于杨书，乃后人所删益也，是本□其□书，后人有得此者，其审□□□常熟冯班者也。壬申春日识此。
己巳冬，方甚寒，燃烛录此，不能无亥豕。壬申春，重假原本，士龙与余共勘二日而毕，凡正定若干字，其宋板有□则仍之云。冯班再记于确庵之北窗。
余十六岁时，常见五云溪活字本于孙氏，后有宋人一序，甚雅质。今年又见华氏活字本于赵灵均，华本视五云溪馆颇有改易，为稍下矣。然较之杨、茅则尚为旧书也。闻湖广李氏有别本宋板，甚精，交臂失之，殊为怅恨也。班又识。
冯班抄本之可靠性已经证实，冯鳌刻本之冯班跋文却与冯班抄本不同，那么，冯鳌刻本之冯班跋语是否出于伪造呢？我们可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之。
其一，冯鳌刻本的冯班跋语与冯班抄本的跋语为互证关系。冯班抄本跋语称冯班曾于己巳（1629）冬抄录《玉台新咏》，并于壬申（1631）春据宋本校订。冯鳌刻本冯班跋语称冯班于己丑（1649）借宋刻再校一次，其当为冯班校书的继续。又冯班抄本之翁同书的跋文中言：“二冯先生曾就灵均手抄，世有行本，默庵一跋，定远一跋，定远跋与此不同，而可以互证。”[5]可见，世行本的冯班跋文是与冯班抄本的跋文不同的，但确属“互证”之关系。
其二，冯鳌刻本的此段跋语与冯班抄本亦可相互印证。冯班跋云：“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而从冯班抄本本身来看，也确是如此。此本对宋本的异体字、误字乃至缺字全部抄录，并常加盖椭圆形的“宋本”图章（此与冯班抄本的跋语“凡正定若干字，其宋板有□则仍之云”相合）；抄写时的缺漏、错误，后据宋本改正补入的，也加盖“宋本”椭圆章。冯班抄本的“宋本”图章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冯班抄本较好地保存了宋本的原貌；二是冯班抄录时对宋本的讹谬、缺失等存疑，加盖图章以示疑而不论。
其三，赵刻本之行款，确经赵氏整齐一番。从冯舒跋语和翁心存影冯知十影宋抄本来看，宋本当为“凡七十三番，番三十行，行三十字”。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六年（1633）赵均刻本虽亦为“番三十行，行十五字”，但无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中的不应提行而提行和应该分段而不分之处。可知赵刻本于行款上在宋本的基础上加以“整齐划一”。此点亦合赵均刻本面目。
其四，钱曾确曾藏有宋刻《玉台新咏》。赵均跋《玉台新咏》云：“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惟庾子山《七夕》一诗，本集俱缺，独存此宋刻耳。虞山冯巳苍未见旧本时，常病此书原始梁朝，何缘子山厕入北之诗，孝穆滥擘笺之咏？此本则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亦称湘东王，可以明证。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陈衔，并独不称名，此一经其子姓书，一为后人更定无疑也，得此始尽释群疑耳。”[6]钱曾《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卷四云：“玉台新咏集十卷。是集原本东朝，事先天监。流俗本妄增诗几二百首，遂至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笺之曲（钰案此二语本冯舒），良可笑也。此本出自寒山赵氏，予得之于黄子羽。卷中简文帝尚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未改选录旧观。牧翁云：凡古书一经庸妄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车覆瓿，不独此集也。披览之余，复视牧翁跋语，为之掩卷抚然。”[7]赵均和钱曾二人同时传递出了两个相同的信息，即二人之藏本较世俗本少几二百首诗；简文帝尚称皇太子，梁元帝尚称湘东王。可知二人所云之本应为同一种。
从后人的记录中亦可知钱曾曾藏有宋刻原本。叶启发跋曰：“赵氏宋本后归虞山牧翁，庚寅火后，为其从子遵王所得，述古之藏，乃不知流于何所。”[8]傅增湘跋云：“宋刻原本，自赵氏身后归于钱遵王，其后流传踪迹已不可知。”[9]由此可知，赵灵均所藏宋刻本曾归钱曾所有，只是后来佚失，踪迹全无。
其五，冯班确曾圈点过《玉台新咏》，且其圈点本得以流传。冯鳌刻本毂道人（叶树廉）跋，曰：“亦照冯本参量圈点，增其不足，广其所用，藏之箧中，俾补吟咏。”[10]可知，确有冯班圈点本。而且虽然《玉台新咏》校本湮没者多，但其所藏参照冯班圈点并“增其不足，广其所用”之本经乱得以幸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一《冯定远集》提要曰：“《才调集》外，又有《玉台新咏》评本。”冯班抄本未有评点，此处“评本”当指冯班圈点本，而非冯班抄本。所以说，在冯班抄本之外，当别有一冯班圈点本《玉台新咏》，只是今不得见。
根据我们对跋语内容的分析，冯鳌刻本中的冯班跋并无失实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今台北图书馆藏有明崇祯六年赵氏复刊宋陈玉父本《玉台新咏》，清叶树廉在该本上过录了前引冯班跋语。除“偶”作“因”、“因”作“并”、“冯班二痴记”作“二痴”外，其余文字全同。叶树廉生于1619年，逝于1685年，而冯鳌本刊刻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则叶树廉抄录冯班跋语的时间，要早于冯鳌刻本，可以排除叶树廉据冯鳌刻本抄录冯班跋语的可能性。进而言之，在冯鳌刻本之前，冯班的此段跋语即已存在，断非冯鳌伪造。
综上可知，冯鳌刻本中的冯班跋语并非冯鳌伪造。
三 冯鳌刻本内容与冯班抄本、翁心存影冯知十影宋本内容差异的问题
冯鳌刻本与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影宋抄本确有很多不同，不免令人质疑。[11]然冯班抄本抄于崇祯二年，而至“崇祯十七年七月晦”就已经“索借颇多，遂为俗子涂改，中间差误，已失抄时本来面目”。[12]何况冯鳌见时乃为康熙年间，时隔几十年，其间删改差误之处可以想见。又从冯鳌跋文“至有讹谬不可从处，悉依默庵公正之”一语可知，冯鳌刻本与冯班抄本不同之处，乃依冯舒抄本校正。至于冯知十是否与冯舒、冯班同往赵均处抄录尚不可知，其抄本是否据冯舒抄本亦未可知。冯舒抄本已不可见，冯班抄本、冯知十抄本虽与其同源，但当时抄录时就有“同异”，又几经校订，在流传过程中又经删改，已失原貌。所以也很难据二本来推见冯舒抄校本全貌，亦很难据此二本来论定冯鳌刻本的真伪。
冯鳌刻本参考了冯班抄本，最直接的证据是行款。冯舒抄本、翁心存影冯知十影宋抄本、明崇祯六年赵均刻本以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另一部清抄本均为“七十三番，番三十行，行三十字”；而冯班抄本为半页九行，行十九字。这是因为宋刻讹谬甚多，且行款不一，冯班在重录之时加以调整。而冯鳌刻本亦为半页九行，行十九字，与冯班抄本同。至于冯鳌刻本与冯班抄本和冯知十抄本的一些差异，可能是据冯舒抄本参校的结果，也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删改，甚或冯鳌刊刻之时加以窜改。
冯鳌刻书时有所更改的情况，可从如下方面加以证明。按照冯舒跋语和冯鳌的凡例，此书应该一依宋刻，故正文中应以宋刻为主，而校注应为“某本作某”的形式。可是冯鳌刻本却有不少“宋本作某”的校注：如卷一《为焦仲卿妻作》诗“喜戏莫相忘”句“喜”字下小字双行注“宋本作嬉”，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均作“喜”，赵刻本作“嬉”；又“寻遣承请还”句，“承”字下小字双行注“宋本作丞”，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均作“承”，赵刻本和活字本作“丞”；又如卷二阮籍《咏怀诗》“声折似秋霜”句之“声”字下小字双行注“宋本作磐”，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均作“声”，赵刻本作“磐”；卷二张华《情诗》“连娟眸与眉”句“娟”字下小字双行注“宋本作媚”，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均作“娟”，赵刻本作“媚”。此类校语甚多，显然与冯舒序言不合。冯鳌刻本未见“赵刻本作某”的校语，而多处作“宋本作某”之字，与赵刻本同，故很可能冯鳌校刻《玉台新咏》时所依据的“宋本”与赵刻本有渊源。又冯鳌曾参校杨玄钥本（下文简称“杨本”），其中很多与冯班抄本的不同之处却与杨本相同，如卷二左思《娇女诗》“衣被皆重地”句之“地”字下小字双行注“宋本作池，一作施”，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皆作“地”，赵本作“池”，杨本作“施”；又如卷三陆机《艳歌行》“彩色若可餐”句之“彩”字下小字双行注“一作秀”，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作“彩”，杨本作“秀”；还有部分并未出校语，而是直接校改，如卷二曹植《情诗》“翔鸟鸣翠隅”句之“隅”字，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均作“偶”，杨本作“隅”；又“游目四野外”句之“目”字，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均作“自”，杨本作“目”；又如卷三陆机《艳歌行》“窈窕多容仪”句之“窈窕”，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作“窕窈”，杨本作“窈窕”。可以想见，冯鳌参校杨本时，部分异文以“一本作某”出之，部分则在正文中直接校改。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冯鳌在校刻《玉台新咏》时，曾以一种与赵刻本有渊源关系的“宋本”和杨本参校，删改了冯舒抄本和冯班圈点本，以至于出现冯鳌刻本中多处或同于杨本，或同于赵本，而异于冯班抄本和翁心存影冯知十抄本的情况。
综之，冯班抄本和冯鳌刻本有很多相异之处，应是冯鳌刻书时参考他本作出校改所致。
本文的研究证明，冯鳌刻本之冯舒序言和冯班跋语虽与《常熟二冯先生集》和冯班抄本不尽相同，但并非冯鳌伪造；冯鳌刻本虽部分掺进了冯鳌的校语，未能很好保存冯舒校本和冯班校点本原貌，但还是有一定的版本依据的，绝非冯鳌伪造。
又冯班的圈点于冯鳌刻本之外无从得见，可以说其学术价值还是不能忽视的。此本一出，便引起广泛关注，华绮更重刻之以弥补学者之憾，跋曰：“《玉台新咏》十卷，自汉魏迄梁，作者具备，诗多《文选》中所未登。唐人渊源，皆出于此。第世无善本，明寒山赵氏旧藏宋刻，虞山冯默庵复搜罗辩证，为之校订，系以点次者。其弟钝吟手眼亦异。我朝康熙甲午冯冠山曾刻之吴中，四方争购，岁久版刓缺，承学者每以不见为憾，余因于暇日手校默庵原本，重刻以传之。”[13]《玉台新咏》因冯氏兄弟的抄校得以保存宋本原貌，而冯氏兄弟亦因此书奠定了二人于古籍整理、校勘领域的地位，并通过冯鳌刻本得以影响深远。
[1]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第22页。
[2]参见谈蓓芳《〈玉台新咏〉版本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玉台新咏〉版本补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谈蓓芳：《〈玉台新咏〉版本补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3页。
[4]王应奎：《海虞诗苑》，清乾隆年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5]翁同书作此跋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其所云之世行本很可能就是冯鳌刻本或吴兆宜注本。两本都有冯鳌刻本所录冯班跋文，而无冯班抄本的三篇跋文。
[6]明崇祯六年赵均刻本《玉台新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7]（清）钱曾撰，（清）管庭芳、章钰校正《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见《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2006，第215页下。
[8]明崇祯六年赵均刻本《玉台新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08页。
[10]冯鳌刻本中的冯班跋文和叶树廉的跋文，吴兆宜注本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吴慈培抄录佚名校点的清抄本中亦有著录。
[11]详见谈蓓芳《〈玉台新咏〉版本补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
[12]明崇祯二年冯班抄本《玉台新咏》，钱孙艾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3]乾隆二十六年保元堂本《玉台新咏》，华绮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