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长安街12号记忆

东长安街12号记忆

长安街的印象是在纪录片中留下的烙印,之所以铭心刻骨,是缘于纪录片“十里长街送总理”,人们含着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热爱,寒冷中驻足,解说员用悲伤的声音说:“长安街沿线挤满了人们,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程。”那泪水和悲痛的场景至今难忘。

20世纪90年代初,在吉林工作时出差北京,领导令我给纺织部化纤司一个姓叶的副司长捎封信,只告诉我,地址是长安街12号,我慒懂问路人,那个操京腔的警察问是东长安街12号还是西长安街12号?我一头雾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去王府井书店的路上,一抬头,看到一个灰楼顶角不显眼的牌子,写着“东长安街12号”,正门口门不大,牌子大,竖立着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

门口武警战士拦着我,按照信封上的姓名查询通讯录,打电话确认无疑才放我进去。我小心翼翼,有点儿眼神不够用,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拾阶而上,在二楼右侧见到那副司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大官。敲门时有些忐忑,进入时才发现大约有10多平方米面积的办公室,挤着两个办公桌,桌子上红色电话让我产生N多联想,那个副司长热情地给我倒茶,我注意到那个圆圆的铁盒子醒目地写着“西湖龙井”,这个名字耳熟,过去听说过,可望而不可及。那绿色的茶叶在玻璃杯里伸展,呈倒三角形枪刺漂上来,我从没喝过茶,如牛饮往嘴里灌,烫舌头,又喷了出来。那个副司长见状,拉过个椅子,让我坐,我见对面那个年龄大的人,慢慢地呷一口茶,也邯郸学步,学成了,那个茶叶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心想,这个世界上好东西真多。

办完事离开那灰色的三层办公楼,心里想,什么水平的人能在这儿上班呢?离王府井书店这么近,这里有我多好。正胡思乱想,一头撞上路边的树,拧拧耳朵,恢复常态。

1992年,纺织部在吉林省延边召开纺织厅局长会议,听说女部长会议后要来企业视察,我任办公室秘书,看到接待名单有我,激动得在床上烙饼,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大官,在老家见个县长都千载难逢。当见到慈祥的女部长,心满意足后却对那秘书印象深刻,她很牛,在会议时看一眼手表,马上指挥部长离开。

再见东长安街12号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正在大兴土木,楼长高了,外套也从暗灰色变成明灰了,映入眼帘的房顶,墨绿色琉璃瓦,有种时尚潮流感觉,大门口不知道哪位大师设计的,内涵丰富,有花形也有笔形但是都不直白,再到叶副司长办公室,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了,鸟枪换大炮了,浅黄实木两头沉办公桌彰显他的地位,让我垂涎三尺。

时光荏苒,又到东长安街12号,记得是1993年,门口牌子换了,叫“中国纺织工业总会”,那时,社会上冒出许多“夜总会”,我曾听到许多议论,吉林省纺织厅那个李柱云处长调侃说纺织部改为夜总会了,发泄他对变化的情绪。

1999年,我陪吉林化纤集团董事长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阅兵,应东长安街12号领导邀请,参加座谈会。走到门口,发现门口牌子清晰地写着“国家纺织工业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当2002年我拖着拉杆箱到梦寐以求的东长安街12号报到时,门口牌子变成“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见到昔日相识的叶司长,他则已经是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副会长了。他拍着我肩膀,说声兄弟欢迎,我心暖暖的。又见女部长秘书,她职务已提拔,见到我问寒问暖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开始我就职《纺织信息周刊》,办公室门牌114,特好记,有人问我办公室门牌,我脱口而出要要死,而办公室在414门牌号码的领导更逗,我问他办公室怎么找,他说要死不死。在114办公室创业,没有死,活得很滋润,完成我北漂生活的原始积累。后来搬到517房间,吉利数字,也没感觉到大吉利,看来看去,还是事在人为。

2011年秋冬,我见证新的门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挂牌仪式,办公室的老孙还从仓库把变迁经历的牌子搬到后门,供大家立此存照。那时我有个同学也在北京打工,他知道我在东长安街12号工作,逢人就讲,谢立仁牛逼,上班地点能瞅着天安门。经他宣传,见到昔日同窗好友,他们大多数半信半疑地核实。女班长女儿在北京工作,她利用探望女儿机会,溜到东长安街12号,问门口保安,有没有叫谢立仁的?保安回答干脆利落,没有。同学会我递给每一个与会人员一张名片,她拿到手里翻来翻去,似乎要找出破绽。她们异口同声,常常会问同一问题,你们会长什么级别?我也晕,回答,人家都叫他部长。她们便惊喜万分,啊,省级呀?你能经常见到?我心窃喜,有几次内急,跑到二楼厕所,一抬头,见到部长了,无巧不成书,另一个部长从蹲位走出。

如今,我在东长安街12号已经15个年头,比我爹我爷强多了,我爷一辈子来京一次,拄拐棍来的;我爹也是路过,匆匆忙忙到天安门留下影像便打道回府。每天上班路过天安门,公交车服务员甜美的笑容,抑扬顿挫地介绍,天安门是国旗升起的地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代表着我们的国威,军人行军礼,其他人行注目礼。每每此刻我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我从东长安街下车,漫步在中南海的红墙旁,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在此,常常碰到外地人站在长安街沿线招手打车,他们见空出租车鱼贯穿过,没减速不停车,心里想,这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排外。知道我是东北来的,人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见到这种情况,我都会驻足,告诉他长安街不让停车。有时还陪外地人走到轻工协会东路口,帮助打车,得到的回报往往是南腔北调的话,你是好人。

我心想,也不是什么好人,有时也做坏事。有一天,见到一老外站在东长安街12号门前路边嚎叫鸟语,声嘶力竭地嚷嚷,两个长满黄毛的胳膊交叉摇摆,见到出租车路过,更加速肢体语言表达,我见状,也用肢体动作告诉他,出租车在长安街上不停,他没懂,我又不会鸟语,声音很大,他鸭子听雷,后来竟骂骂咧咧地让我走开,把我当坏人,意思是别管他。我闲暇时突发奇想,退休后就在东长安街12号,义务给外地陌生人指路,打发时光。

2017年钟声敲响,当听到东长安街12号确定要搬迁的消息时,我心里沉甸甸的,离开当永远。抚摸着用了十几年的桌子,恋恋不舍。想到要离开昔日为国家创汇、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中枢机关,如打碎了五味瓶,难以言状。告别东长安街12号,现任会长感怀说:“永远不变的,是我们对行业的情怀,永远不变的,更是东长安街12号精神。”仔细想想,这话我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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