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现代大学的确立与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北京大学革新与中国现代大学的确立
一
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园文学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起点。论及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首先应从北京大学说起。
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清政府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大学堂的设立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是在改良派废科举设学堂、采西学以补中学的教育革新的要求下产生的，也是变法失败后唯一没有被废除的新政成果。可以这样说，北京大学自其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起，就确立了以“维新”为其职志的主导方向，正如鲁迅在1925年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时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北京大学的这一“维新”倾向，可以说是后来“新”文学、“新”文化运动首先发生于北大的潜在精神因素。
但是，在京师大学堂刚刚成立的数年，国家依然处于延续千年的传统帝制时代，而随着作为传统教育体系中最高学府的国子监的取消，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步废除，大学堂成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最高学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机构（在1905年学部成立前），也就成为读书人唯一可以因之栖身并晋身的所在，于是各方最优秀之士子多有投身京师大学堂者，从职能、学统等方面均显示出京师大学堂与国子监之间的传承，于是京师大学堂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太学的正统继承者。因此，正如论者所言，“从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来看，京师大学堂实质上处于由封建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向近代大学转变和过渡的阶段”。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身兼中国最高学府与国家教育部的双重职能，确实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3日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校，时任总监督的严复成为大学校首任校长。这时候，民国政府已经设立正式的教育部，按照教育部当年公布的“壬子学制”，大学废止了1903年之“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科”，大学本科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由蔡元培担任首任总长（部长）的教育部，在1912年10月24日颁布的《大学令》中，第一条即明确宣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鸿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令》同时也明确取消了经学科，改通儒院为大学院，更本科毕业生名为学士，设校长和各科学长以代替此前的总监督和各科监督。这样，北京大学才真正从体制上实现了自传统“太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不过，由于当时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政府守旧复古倾向严重，整个中国社会也刚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进程，北大的现代化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尽管北京大学在制度上已经确立了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并彻底切断了与传统科举制度的联系，但复古守旧势力还是占据了学校的主导位置。而且，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北京大学也时时处于动荡之中，从1912年到1913年的两年之间，北大连续更换了劳乃宣（1911年11月—1912年2月）、严复（1912年2月—10月）、章士钊（1912年10月1日—17日）、马良（1912年10月18日—12月）、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六位校长。而在大学内部，从京师大学堂时代开始，“先后主持总教习的吴汝纶、张筱浦；译书局总办的严复，副总办的林纾；民初任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汪凤藻、马其昶、陈衍、宋育仁在当时文坛都是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而这一批桐城派作家，都是重振桐城派文脉的晚清重臣曾国藩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的思想意识及文学观念自然还不出传统中国文学“文以载道”“阐道翼教”的矩矱，由他们主持的北大文科，自然也是以保守传统为主。
当然，在胡仁源长校期间，曾经逐步聘请了一批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他们发扬张大了章太炎推重六朝的文学观念，减弱了桐城派在北大的影响。但一方面这些人所讲授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国学尤其是小学的课程，另一方面章太炎及此时在北大教书的章门弟子在文化理念、文学观念上坚持的是一种甚至比桐城派更为保守的复古立场，并没有什么可以与桐城派抗衡的文学新思想、新理论。所以，此时的北京大学及其文科教育，在大学理念、主导思想上较之清末并没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太大的进步。
二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蔡元培长校之后。
1916年9月1日，时在欧洲留学的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报。11月，蔡元培离欧归国，12月到达北京。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签发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就职之后，蔡元培开始了他整顿改造北京大学的工作。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针对学生提出了“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的三项希望，针对校事提出了“改良讲义”和“添购书籍”的两项计划，并发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宣言。这既是在1912年《大学令》基础上再次对大学性质的具体定位，也是大学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方向说明。
稍后，在其刚刚就职不到半个月的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又在给友人吴稚晖的信中申明了自己整顿北大的指导思想：
大约大学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这里所说解决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延聘教员——“纯粹之学问家”或“模范人物”——的问题，所以蔡元培整顿北大的工作首先就是从延聘教员做起。
蔡元培整顿北大的这一指导思想，应该是基于他海外留学数年间观察分析欧美大学教育与学习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之后的深刻总结。十多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属于蔡元培晚辈的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宣言：“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这和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的指导思想简直如出一辙，强调的也正是延聘教员的重要性。
关于教师的重要性，梅贻琦在其后的长校岁月中且曾一再强调：“凡一校之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之扩为大学，始自民国十四年，至今不过十年耳。过去五年，正为大学成长充实应经之重要阶段。此五年中吾人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吾人常言：大学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是以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总之，师资为大学之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言之者再，可见梅贻琦对此“第一事”“第一要素”确实极为重视。
梅贻琦的那句名言，据说可能又取资于美国的一位教育家。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真著《教育问题平议》一书中，有一篇是专门谈大学教育的，其中有云：“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大学，多着重于如何遴聘优良教授主持学术研究工作。美国教育史上一位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其开始筹设霍布根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之初（1872年），特别先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同时也想利用考察的机会，在欧洲选聘一些著名的学者到美国讲学。他认为要办‘好的大学’，必须有‘好的教授’。大学的基础在‘人’，不在‘建筑’。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名言是：‘Man，not buildings.’亦即‘大学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厦’之意。”
其实，在梅贻琦、蔡元培之前，1912年10月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马良（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也曾经发表过近似的观点：大学“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马良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又游历欧美、日本，长期关注现代教育，是震旦大学、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这大学“非校舍之大之谓”，可以说是梅贻琦高论的先声。不过，他这一要求的侧重点是在学生方面，所以接下来有“诸君在此校肄业，需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等说法。
无独有偶，比马良更早，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任清廷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在举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奏折中，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议论：“窃维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臣博采舆论，参以旧闻，惟前直隶冀州知州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总教习是全校具体教务的负责人，虽非后来所说的专任教师，但从张百熙对吴汝纶的称赞强调“学问纯粹”“详悉中外”也可以看出这毫无疑问还是对师表人才的重视。事实上，早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已经提出“必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为总教习，然后可以崇体制而收实效”，而时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在举荐许景澄为大学堂首任总教习的奏折中也强调其人“学赅中外，通达政体，居心立品，又为众所翕望”，可见这早已是当年创建大学堂时的社会共识。
但不管梅贻琦等人是否有鉴于吉尔曼之说而立论——中国现代大学原本是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而建立的——这几种说法本身已经可以说明，关于“大学之大”，实在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Man，not buildings”，实在只是一个朴素不过的真理，是关于现代教育的共识，也就是建设现代大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事实证明这样的办学思路也是非常有效的，张百熙、马良短期执掌北大虽然未见明显成效，蔡元培执掌北大和梅贻琦执掌清华则是两个非常成功的例证。
三
蔡元培延聘教员的具体工作是从文科开始入手的。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在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蔡元培即到旅馆拜访时来北京为《新青年》杂志募款的陈独秀，并邀请陈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复函北大，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5日，陈独秀到任。其后，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教授相继走上北大讲坛：1917年4月，周作人来到北大；1917年9月，胡适、刘半农来到北大；1918年，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宋春舫来校；1920年8月，鲁迅到北大上课。加上前此已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钱玄同，于是整个北大文科的教员面貌焕然一新：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这时候齐集北大，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汇聚了基本的核心力量，做好了人员与思想的准备。
1929年11月20日，蔡元培在为《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作序时，言及北大在五四时代之光荣认为：“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地位之特别”固是特殊年代历史发展的结果，“人才之集中”与“地位之特别”关系密切，更与大学主持者即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举措关系密切。
对蔡元培当年主导的北大改革，当代学者陈平原先生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中曾有过这样的分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学’往往结伴而行。最成功的例证，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等人提倡新文化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强大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不只是因北大作为其时惟一的国立大学，有可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更因其代表的现代教育体制，本身便与‘德先生’、‘赛先生’同属西方文化体系。”这种更强调从精神层面上看待历史的态度，当然因为研究者比当年的亲历者已经多了一层历史的眼光。和陈平原先生相似，钱理群先生在论及北大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时也曾就蔡元培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做出这样的总结分析：“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校长以后对北京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动，几乎是同步的，改造后的北京大学自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中国大学向‘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跨出的决定性的一步；而新文化运动则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所谓“同步”，强调的是北大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作用，其实倒不妨更加直接地说，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蔡元培的本意就是要促成北京大学以至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甚至不妨说是在借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来进行北京大学的现代化改革。至于蔡元培首先从文科的现代化改革开始着手，以及因为要倡导新文化而开启的新文学运动，只是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尽管后来这一附庸蔚然成为大国，反过来成为促成大学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
从蔡元培及其同时代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北大的改革既是一次目标明确、定位准确的改革，也是一次成效显著的改革。
蔡元培在晚年所作《自写年谱》中忆及当年改革北大的工作时说：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强调的正是当年北大改革与文学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
当年正在北大哲学系求学的杨晦（1917级，后于1950至1966年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晚年在回忆往事时是这样评说蔡元培的改革成绩的：
蔡元培是主张兼容并包的，请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但是，其中主要的还是一些当时认为有进步思想的学者，这就不但在北大形成了一种学术空气，名符［副］其实地成为当时的最高学府，而且把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学者集中在一个大学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力量，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自1917年起，改革得最大的是文科各系，像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这三系新聘请来的进步教授也最多。
当年与杨晦同时在北大求学的中文系学生杨亮功（1917级），晚年在台湾回忆往事时也发表了与杨晦一致的看法，但他更强调了中国文学系的作用：
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焦点。
当代学者陈平原先生在研究北大校史时，也特别强调了文科尤其是中国文学系（文学院）在成就北大之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
就对时代思潮及社会风尚的影响而言，文科无异更直接，也更有效——假如当初蔡校长首先经营理科，北大不可能在两三年内焕然一新。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尽领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
正是文科尤其是中国文学系（国文门）的整顿彻底改变了北京大学的学风和校格，使北京大学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太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而促成这一转变的直接的契机，正是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和他主编的以提倡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的《新青年》杂志进入北大。
第二节 “一校一刊”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一
香港学人陈万雄在其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仔细分析了《新青年》各卷作者队伍的具体构成（包括主要作者的籍贯、生平）之后，对其发展历程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总结：“《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以迄于第二卷结束，该志‘圈子杂志’的色彩依旧浓厚，因该卷作者与主编陈独秀大都是熟稔和有一定交谊的朋友”。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往北大之后，“比对前二卷的作者，第三、第四卷新加入《新青年》撰稿的作者最值得注意的是，除鲁迅及个别人外，几尽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在第四卷尤其明显。这表明陈独秀进入了北京大学主持文科后，《新青年》迅即成为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一辈教授的加盟，声势更盛。一刊一校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因而形成”。“陈独秀之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这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实在是20世纪形成的具有强烈文化思想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20世纪初最先进的一股革新力量。”正是这一革新力量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至次年2月15日止共出6期，是为第一卷；第二卷更名《新青年》，1916年9月1日出刊第一期，到1917年1月本卷第五期出版时，陈独秀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出刊。
有意味的是，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也就是蔡元培拜访陈独秀并邀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这一天，蔡元培还应信教自由会之邀在中央公园做了一个演讲，在稍后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的《新青年》上，以《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为题发表了“记者”记录的演讲词。按照当时的表达习惯，“记者”应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者陈独秀。第二卷第五号是《新青年》进入北大之前编成的最后一期，其上发表的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入北大当天的演讲词，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校一刊”革新力量之结合的标志性事件。
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新青年》编辑部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出版，在这一期上发表了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文章提出文学改良所应着手的八个方面，并声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出版，这应该是《新青年》进入北大后编辑出版的第一期，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革命论》，宣布“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学革命的号角于是正式吹响。
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用白话文，并发表了以胡适的《鸽子》及沈尹默的《月夜》等为代表的新诗，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公开发表，也是白话新文学的第一次公开发表。
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新文学的理论主张，并正式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其后，“《孔乙己》（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药》（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新文学至此才算是真正有了迥异于旧文学且足以傲视旧文学的作品，白话文学的文学地位因而得以确立。
在同一期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还发表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第一次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进行了理论界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1918年12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发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文学工具的革新之外，从理论上确立了新文学人道主义的思想主脉。
1919年2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周作人的新诗《小河》，当时就被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其后又被看作“新诗乃正式成立”的标志。
1919年3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胡适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是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白话剧。
……
至此，可以说文学革命运动通过《新青年》杂志在理论与创作上已经全面展开，新文学的文学地位至此已得到确立，新文化运动也走向高潮。
二
就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一批受《新青年》影响的北大学生，组织成立了“新潮社”——
民国七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地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意思，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之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互相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到了民国八年上半年，文学革命运动的巨浪发生，更把他澎湃至全国每一个角落，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纪后期由德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
这是原新潮社负责人罗家伦的一段满怀深情和热情的对《新潮》的回忆，也是对《新潮》杂志和新潮社历史功绩的一个公正的总结。
新潮社于1918年秋组织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康白情、顾颉刚、郭绍虞、汪敬熙、欧阳予倩等。1919年1月，《新潮》月刊出版。和《新青年》一样，《新潮》也是综合性杂志，既有论文，也有创作，两个刊物相辅而行、相得益彰，为新文学的站稳脚跟和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鲁迅在十多年后谈及《新潮》上的小说作品时认为：“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虽然《新潮》上并没有发表什么特别重要的文学作品，但这毕竟开启了新文学关怀社会人生的主导倾向。新潮社是新文化运动中正式成立的第一个社团，这个社团，以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为主，在发展中又有北大哲学系学生朱自清、北大旁听生孙伏园以及在苏州中学教书的叶绍钧（顾颉刚、俞平伯同乡友人）等人参加。1920年3月，新潮社举行第三次职员改选，北大教授周作人被选为主任编辑，于是新潮社又成为一个由北大师生共同参与的社团。1922年3月，《新潮》杂志出版第三卷第二期之后停刊；1925年3月，原新潮社成员李小峰创建北新书局，新潮社的出版发行事业也告终止，但北新之名本来就来自“北京大学新潮社”，这个后来以出版新文学书籍著称的“以服务于新文化事业为宗旨”的出版社正是对新潮社事业的继承发展。
随着《新青年》和《新潮》杂志的出版发行，“文学革命”在社会上的影响自然越来越大。这首先是影响到北京大学之外的当时北京的其他一些高校。1919年11月，交通部所属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北京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耿济之，北京汇文大学的瞿世英等人，受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下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委托，创办《新社会》旬刊。稍后，又有瞿世英同学许地山、中国大学学生王统照与北京大学学生郭梦良、徐其湘加入编辑部。和《新青年》《新潮》一样，《新社会》也是一个综合性杂志，主要发表关于社会问题的纪实或论说，也有少量的文学作品。“《新社会》有着非常明确的启蒙立场，体现了五四一代文人的启蒙思想以及对现实结果复杂的感受。”1920年5月，《新社会》办到第19号时，被北京当局查禁。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仅出版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而停刊。
《人道月刊》的停刊，直接促成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郑振铎等人迫切需要一个可以战斗并作用于社会的阵地，这个阵地就是他们手中的杂志。而北洋军阀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新社会》，并继而剥夺了《人道月刊》，逼使他们在失去旧的战斗阵地的同时，迫切地寻找和建立新的阵地，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文学研究会的产生。
于是——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顿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的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因想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菊生君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君适在京，我们遂同他们商议了一两次，要他们替我们出版这个杂志。他们以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我们自然不能赞成。当时就有几个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加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赞成。于是本会遂有发起的动机。
1920年11月23日，在北京东城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召开了文学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出席者有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及郭绍虞、蒋百里、周作人七人，会议确定了“文学研究会”的名称，并推举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此后，经过11月29日、12月4日、12月30日几次筹备会议，确定了会章、宣言，讨论了入会者名单。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正式宣告成立。当时公布的十二位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这十二人中，蒋百里是当时军政界名人，周作人、朱希祖是北大教授，叶绍钧是苏州地方上的小学教师，沈雁冰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经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其余七人均为在校学生。十二人中，不在北京的为沈雁冰、叶绍钧二人，来自《新社会》的是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许地山、王统照五人，来自新潮社的是周作人、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四人。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会实际上是以《新社会》和新潮社这两个团体为基础组合而成的一个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文学社团。而除蒋百里之外，其余诸人都是和大学关系非常密切者。其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在校学生，其中包括与《新社会》关系密切的瞿秋白、郭梦良、黄庐隐、高君箴，以及属于新潮社的俞平伯、朱自清等人。
改组后的《小说月报》，由沈雁冰主编，成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刊物。其后，又创办《文学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给当时关注新文学的学生界树立了一个典范，于是一大批新文学社团相继成立——
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出版有《创造》季刊等刊物；
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在北京清华学校成立，主要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秀等，出版刊物为《清华周刊》的“文艺增刊”；
1922年，浅草社在上海成立，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1925年改组为沉钟社，出版有《浅草》季刊、《沉钟》周刊等；
1923年，弥洒社在上海成立，成员有胡山源、钱江春等，出版有《弥洒》月刊；
1923年，绿波社在天津成立，成员有赵景深、于赓虞、焦菊隐、孙席珍等，出版有《绿波》旬刊等；
1925年，莽原社在北京成立，成员有鲁迅、高长虹、韦素园等，出版有《莽原》周刊等；
1925年，未名社在北京成立，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出版有《未名》半月刊等；
……
这些文学社团，除创造社以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主体之外，其余均以当时中国各地在校师生为主体。也就是说，新文学初期的文学社团，是以当时的校园文学作者为主体的，其成员主要就是当时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
新文学社团的相继成立，以及一系列新文学刊物的相继出版，一方面是充实了新文学创作的作者队伍与发表园地，一方面也扩大了新文学的社会影响。而随着一批批学生社员的毕业离校，走向社会，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依然继续其文学创作，一部分成为文学事业的组织指导者或教育者，又将校园文学的创作影响再度扩及整个社会。比如赵景深就这样回忆到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情况：“当时正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同学们很快的接受了新思潮。我们的国文教师是洪北平先生，他选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诸家的白话文给我们读，课外又讲‘新文学与旧文学’给我们听。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也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托尔斯泰、莫泊桑之类。”于是新文学运动初步实现了改变整个中国文学格局及其走向的目的，新文学最终确立了其“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地位。
三
中国新文学发生于“五四”的前夜，是从对旧文学的批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得以扩大影响的。“五四”之后，新文学虽然依旧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实际上都已经不能再给新文学以什么真正的威胁了。新文学的发展壮大与旧文学的日趋式微已经是当时不争的事实。
1922年3月，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谈及当时刚刚出现的《学衡》杂志（也就是“学衡派”）时就非常乐观地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稍后，周作人在1923年1月6日所写的《读〈草堂〉》一文中谈到在成都出版的新文学杂志《草堂》时也说：“近来见到成都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向来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虽然各地方都有，但是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各种文艺的定期刊也在两处发行。”他在文章中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中国的新文学，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辩论时代，正在创造时代了。理论上无论说的怎样圆满，在事实上如不能证明，便没有成立的希望。四五年前新旧文学上，曾经起过一个很大的争斗，结果是旧文学的势力，渐渐衰颓下去了，但是这并非《新青年》上的嘲骂，或是五四运动的威吓，能够使他站不住的，其实只因新文学不但有理论，还拿得出事实来，即使还是幼稚浅薄，却有古文所决做不到的长处，所以占了优势。”而《草堂》的出版说明新文学的影响已经从中心城市到达了相对比较偏僻的内地城市。十多年后，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言及“学衡派”时，更是以历史总结的语气说：“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这和胡适当年的说法几乎完全一样，也许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才这样立论的，但也完全可能是基于他个人的观感。
因为事实也正是如此。“《学衡》的议论”固无以撼动新文学的既成之势，《学衡》之后，尚有章士钊挟其教育和司法总长之势创办《甲寅》杂志以反对新文学，但也同样不可能有什么成绩，终究以失败收场。鲁迅在《华盖集·答KS君》中评价《甲寅周刊》：“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虽出语尖刻，却正与实际相符。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连当年“学衡派”的主将吴宓，也已经能够非常平静地与新文学作家交往了。1928年7月30日，在南游轮船中的吴宓因为林宰平的介绍认识了新文学作家沈从文，“又与沈从文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湖南凤凰县人”。其实早在1925年2月，刚刚在5日抵达北京赴清华学校任职的吴宓就于7日参加了“新月社”的灯会并见到了胡适、徐志摩。也许是因为和新月社人员有了交往，吴宓紧接着就在4月份为刚刚出版的新文学中篇小说《玉君》（杨振声著，北京现代社1925年2月初版）写了一篇评论，以《评杨振声〈玉君〉》为题编入《学衡》杂志第39期。这是《学衡》发表的第一篇正面评论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文章，也是吴宓第一次正面评论新文学作品，尽管他直到1925年12月20日还与人商量着要“选辑攻诋新文学之论文，刊为一集”并决定自己“筹款”印行。其后，吴宓不仅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5期（1928年4月16日出刊）上著文评论刚刚出版的《新月创刊号》（尽管颇有批评意见），还不断在此副刊上刊发称赞新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并且邀请属于新文学阵营的作家朱自清来为《文学副刊》撰稿。吴宓1929年1月16日日记有记：“与赵万里谈《文学副刊》事。赵之意见，与浦（江清）君昨所谈者相同。均主张加入语体文及新文学，并请朱自清为社员。”三天后的1月19日：“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于室中，谈《文学副刊》改办计划。仍昨所议，改良之处，约分三层。（1）改介绍批评之专刊，为各体具备之杂货店，增入新文学及语体文及新式标点（并增入新诗、小说之创造作品）。（2）［略］”赵、浦、张均当时协助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清华学生，在文学、文化观念方面受吴宓即“学衡派”影响很深，现在是反过来以其对新文学的认识来影响于老师了。不仅此也，当年曾经一再批评过“学衡派”的新文学作家周作人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于1932年出版之后，张荫麟又在其《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这篇论文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是吴宓自己，也早在1930年8月2日的日记中对周作人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读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一书。理解尚通达。”到了1940年，吴宓虽然在3月14日偶尔听到朱自清说“浙（江）大（学）今亦授新文学，命丰子恺教授”而觉得“横受”刺激，但他在稍后的日记中还是客观地记录了自己阅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5月5日，“读萧乾短篇小说集《灰烬》。其中《刘粹刚之死》一篇，令人感动。论刘君致死之因，亦中国人治事不敬之过也”。5月23日，“晨至夕，连读老舍著《骆驼祥子》小说，甚感动。以为此小说甚佳，脱胎于《水浒》，写实正品。描叙人力车夫之生活心理环境，甚详且真，而不乏忠厚之意。法之Zola等实不及也。又此书能摄取北京之精神及景色。留恋古都者，当深赏此书”。这样的评价，的确不似一个一向对新文学持否定态度者的言论，但反过来正可以说明新文学确实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联大，“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现代短篇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这时的吴宓，几乎已经由一个新文学的否定者转为新文学的辩护者了，尽管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沈从文依旧被不少学院中人所轻视。
另一方面，在二十年代出版的几种文学史著作，如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6年出版，1931年出第十版修订本），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等，已经正式将新文学列入文学史来讲述；1933年，王哲甫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出版，新文学于是有了第一部专史；当然此时还有像钱基博这样对新文学基本持否定立场的文学史家，但就是他，在其1933年正式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不能不讨论到五四新文学的存在及其影响。这些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说明新文学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
与此同时，则又有新文学走进大学课堂：1929年春，朱自清开始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同年秋，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国文系开设“新文学和小说习作”课程，次年秋，他改任武汉大学国文系助教，所开依旧是新文学课程；1931年北大中文系在B类（选修）科目中开设“新文艺试作”一科，并配有指导教员，分为散文（胡适、周作人、俞平伯）、诗歌（徐志摩、孙大雨、冯文炳）、小说（冯文炳）、戏剧（余上沅）四组；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是以“新文学”为话题而展开的。尽管二三十年代还发生过好几次反对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件，以至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曾经愤慨地指出：“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不过，这些后来的反对新文学者大都不是从文学立场出发的反对，也都没有太大的文学影响。
当然，反对或否定新文学的声音是一直存在的，1932年由观念守旧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学生集资刊印的该校教师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次年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比如，在朱东润晚年回忆中有这样的记录：“其实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游国恩、周子幹还在那里步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动，无关大局，刘先生（中文系主任刘赜）在中文系教师会议上昌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不过，武汉大学自1928年创办后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是新文学作家闻一多（1928年8月—1930年6月）和陈西滢，又有沈从文、苏雪林先后在此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教师中还有凌叔华、袁昌英这样的新文学女作家，其“陈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另据沈从文回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的青年作家。”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杨振声、郁达夫来此任教的时间大概在1924—1925年前后，可见这所大学确实也有一定的新文学写作传统存在。
又如，钱谷融在晚年也有近似的回忆：“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中央大学的前身是新文学最为著名的反对派“学衡派”所在的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东南大学），文学观念“比较守旧”几乎是必然的，但也就是这所大学，其后由东南大学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7年8月）、中央大学（1928年5月）后，先后有闻一多（1927年8月—1928年7月，兼外文系主任）、徐志摩（1929年春—1930年秋）在外文系各自任教一年，在他们影响下出现了陈梦家、方玮德、汪铭竹、沈祖棻、常任侠等新诗人，在此前后，师生中另外还有陆志韦、卢前、陈铨等新文学作家，尽管这一切最终没有改变中央大学“比较守旧”的基本取向，毕竟也给新文学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又如，舒芜也曾经忆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风气：“当时除了解放区而外，大学中文系（在师范学院叫国文系）的风气，只有西南联大等极少数的，可以讲新文学，大多数的还是旧风气占势力，不容你讲新文学，讲鲁迅，同事中可与谈这些的极难遇到。”不过，他同时也写到，当时和他一起任教于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的，就有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三位教授，都是鲁迅的关系密切的学生，台静农且为较有影响的新文学小说家，尽管学校没有开设新文学课程，但这些新文学作家的存在也必然会对学校的文学风气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再如，沈从文抗战时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再次开设有关新文学的课程，据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所记，传说同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叔雅）在一次跑警报时就曾经讥刺他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但这已经被人当作笑话来看待了，而且同情显然是在沈从文这方面。另据《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1939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听见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查良铮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一时期，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写诗，并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新文学前辈作家交游。写新诗的穆旦居然看不起写小说（也写新诗）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这实在有点让人意外，如果不是传闻失实，可能的解释是穆旦认为沈从文只是一个作家，没有受过正规的现代学术训练，而教书需要的是学问。不过，虽然没有确切证据否定这一传闻，但沈从文直到1947年还在公开称许穆旦，而根据穆旦和他的另外一些诗友与沈从文交往的情况，联系穆旦与其他同为新文学作家的教师的交往情况，似乎穆旦如此谈论沈从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还是传闻失实的可能更大一些。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杨振声引荐沈从文入西南联大，和他当年将沈从文聘入青岛大学以及更早的胡适聘沈从文入中国公学一样，都是慧眼识珠且具历史远见的英明之举，沈从文之执教联大较之其早年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的教学经历也是更为称职和成功的，而这一事件对新文学发展以及大学课程结构的影响甚至可能还远在当时人们的预料和期待之外。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指出新文学对“国语成立”的重要意义：“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国语的文学”即新文学的影响日益巨大，192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国国民学校改“国文”科目为“国语”科目，自秋季起，“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尽管“改国文为语体文”主要是为了统一“国语”，相当于推广“官话”或“普通话”，与对“白话文学”或“新文学”的接受不是一回事，但这毕竟是与新文学关系非常密切的一项社会改革。当代学者姚丹女士就此论道：“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是北京大学集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教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后，语体文进入中学课本，进而进入大学教材中，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只须等待时日。新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作品作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本而进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确立了典范的地位与意义，并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后代（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与审美方式。”
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大学校园文学为起点的新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得到确认，影响也越来越深广。而随着新文学地位的确立，新文学也以其强烈的创新意识与启蒙精神，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 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68页。
- 直到194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还说：“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胡适文集·11》，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811页。）而冯友兰在其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这样一个说法：“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4月第2版，第317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北大校史开篇也说：“追溯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应该从太学、国子学说起。”（《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1页。）可见“太学”意识在北大之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26页。
- 《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12页。按，据《蔡元培全集》注释，《大学令》虽为政府公告，但部分条文系蔡元培自己动手写的。又，1912年10月24日《大学令》正式颁布时，蔡元培已经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时任总长为接替他的范源濂。
- 详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按，劳乃宣属于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校长，清廷宣布退位后即辞校长职。又，马良为章士钊任内的代理校长，1912年12月27日二人同时获准辞职，故而章士钊的任期也可以说是一直到12月27日。
-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陈万雄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月第1版，第26页。
- 一般认为，“文以载道”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北宋周敦颐的《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周敦颐集》，［北宋］周敦颐著，谭松林、尹红整理，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46页。
- 方宗诚《桐城文录·义例》：“望溪先生（方苞）之文，以义法为宗，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见《桐城派文论选》，贾文昭编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1版，第352页。
- 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第1期。
- 据朱元曙《章门“五王”》（初刊2006年9月5日《文汇报》）一文，“到1918年，太炎先生已有十位弟子在北大任教，他们是：朱希祖、马幼渔、陈大齐、康宝忠、黄侃、钱玄同、周作人、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另外，还有向来被视为太炎弟子的沈尹默，以及1920年开始在北大兼课的太炎弟子鲁迅”。十二人中，属于新文学阵营的仅周氏兄弟、沈氏兄弟及钱玄同五人；而所谓“章门‘五王’”，即章门弟子中最能继承太炎学术的黄侃（天王）、汪东（东王）、朱希祖（西王）、钱玄同（南王）、吴承仕（北王）五人，也只有钱玄同一人曾属意新文学，但他基本没有新文学创作，其他几人则均以传统文史之学为研究对象，创作及述学均舍白话而用文言，其中黄侃且是新文学公开的反对者。李振声在《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第1期）中却另有一说：“近年来，研究者已越来越意识到，北大之所以最先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发祥地和策源地，实与蔡元培入长北大、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直接相关。而蔡氏‘兼容并包’主义的思想内核，实与太炎先生尊重差异性存在的齐物思想原则同格。其时北大文史教授中，章氏弟子正占上风，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推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未见梗阻，显然得力于具体操持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教授层面的秉承师教，即与章氏齐物思想早已成为他们守持的思想学术底线直接相关。”“北大章氏学派的渐成声势，既为蔡元培成功执掌北大奠定了具体学术研究教学层面的坚实基础，同时又为章氏另一批弟子如周氏二兄弟及后来成为《新青年》主导人物的陈独秀、胡适的进入北大铺设了通道。而颇有意味的是，章门弟子中构成新文学主要阵容的一系，与谨守家法师承研治旧学的一系，两者旨趣相去甚远却终未积不相能、口出恶言，现在看去，恐怕不能不与章氏门人共同秉持的师教，即所谓物畅其性、各安所安的齐物思想底线有相当的关系。”此说甚辩，然揆之当时，章门弟子之间虽然多有同门相亲之事迹，固亦颇有“积不相能”以至互相攻讦的实际表现（如朱元曙文所记），“终未积不相能、口出恶言”之说实不确，故“秉承师教”的“齐物思想”似仅能看作极为邈远的“思想学术底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推行得相当顺利”更为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蔡元培与章门弟子之间的“革命”情谊，包括与一部分人之间始于清末的民族革命情谊，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直面当下的思想革命情谊。
- 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8—10页。
- 蔡元培《复吴稚晖函》（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85页。
- 《梅校长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原刊1931年12月4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219页。按，所引孟子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第七章》：“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见《孟子正义》，［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第142页。
- 原刊1932年9月16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432号，转引自《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黄延复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65页。
- 梅贻琦《致全体校友书》，原刊1936年4月《清华校友通讯》第3卷第1—5期，转引自《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38—239页。
- 转引自谢泳《梅贻琦的高明之处》一文，《教育科学论坛》2000年第9期。
- 转引自《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0页。
- 《张百熙奏举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折》，转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05页。
-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第六章：“设总教习一员，主持一切教育事宜。”转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96页。
-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章，转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84页。
- 《孙家鼐为大学堂总教习事请旨遵行疏》，转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05页。
- 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437页。关于北大当时的特殊地位，蔡元培1921年7月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已经有过分析：“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数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亦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独捐四百万，办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359页。）这确是北大“取得领袖之资格”的重要外部因素。
-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02页。
-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大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姚丹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序”第5页。
-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477页。按，周豫才，即鲁迅，来北大执教是在陈独秀离开北大之后，蔡元培这里的表述不是很准确。
-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红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第50页。按，1919年之前北大文（理）科各“系”的实际名称是“门”。
-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杨亮功著，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8页。
- 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48页。
- 陈平原《“轶事”之不同于“正史”》，《老北大的故事》，陈平原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29页。
-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陈万雄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月第1版，第6页、第11页、第17页、第43页、第44页。
- 此文以《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为题收《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493—496页。
- 《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4页。按，《新青年》杂志的实际出版日期可能和杂志上标明的出版日期不一致，但名义上毕竟应以杂志所标日期为准，因此依旧可以认定第二卷第五号就是《新青年》进入北大之前编成的最后一期。
- 《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6页。按，陈独秀此文系作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附录收入《胡适文集》者。
- 这一组诗共九首：胡适《鸽子》、沈尹默《鸽子》、沈尹默《人力车夫》、胡适《人力车夫》、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沈尹默《月夜》、刘半农《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胡适《一念》、胡适《景不徙》。
-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246页。
- 《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04页。按，此文原为胡适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傅斯年的记录稿发表1918年3月22日至2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上发表的是胡适的改定稿。
-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34页。按：此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出版的《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专号”，胡适在文章后面所署的写作时间是“民国八年，十月”。
- 这是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后所写的《选诗杂记》中引述的话，原话为1922年8月出版的“北社”版《新诗年选》“编者”在《一九一九年诗坛纪略》中所说：“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朱自清散文》（中），延敬理、徐行选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389页。
- 转引自《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85页。按，“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1950年12月20日，新潮社的另外一员主将傅斯年（孟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逝，罗家伦在同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以示哀悼，其中就有这一段对《新潮》的回忆。（罗家伦此文全文收《傅斯年印象》［王为松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编者有文字改动。）
-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247页。
- 《新青年》自1918年1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所有稿件“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成为事实上的同人杂志，但并无正式成立社团的标志。参《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庄森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第1版，第102—105页。
- 鲁迅在1925年2月17日致李霁野信中有云：“《语丝》是他们新潮社里的几个人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458页。）《语丝》周刊1924年11月17日创刊，北新书局1925年3月15日正式创办，但1924年5月出版的《呐喊》第三版已经以“北新书局”的名义出版了，《语丝》和北新书局均可视为新潮社的继承者。而以《语丝》周刊为中心的这个非正式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孙伏园、顾颉刚、林语堂等均为与大学关系密切者，他们也是北新书局的主要支持者，于是北新书局也就成为当时与新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出版社了。
- 《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陈树萍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1版，第3页。
- 1919年底，北京汇文大学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
- 《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石曙萍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第1版，第4页。
- 《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石曙萍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第1版，第9页。
- 《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刊1921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二号。
- 宣言11月28日草成（据周作人日记），曾刊1920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
- 蒋百里虽身在军界，但爱好文艺，1920年自欧洲考察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主要从事文化活动，曾编纂《欧洲文艺复兴史》，另译有挪威作家班生的小说《鹫巢》，刊《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1921年7月）。
- 郭绍虞《五四运动述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与筹备都是郑振铎一人之力……至于此后的发展，则又以沈雁冰之力为多。”“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才宣告成立，可是我在此时已在济南第一师范任教，而下半年就到福州协和大学去了。”（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561页。）但一般仍旧因其参与了早期筹备工作而将他视为在京大学生。
- 1929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其制定者中有新文学作家胡适、刘大白等；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全部出自著名新文学作家叶圣陶（叶绍钧）的创作或者改写，这套课本一直使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学子；1938年教育部委托朱自清等撰拟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草案。这都使得新文学的社会影响有了制度上的支持。
- 赵景深《南开中学的一年》，《海上集》，赵景深著，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10月初版，第43页。
-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62页。
- 周作人《读〈草堂〉》，刊1923年1月12日《晨报副镌》。
-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导言》第18页。
- 鲁迅《华盖集·答KS君》，《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20页。
- 《吴宓日记Ⅳ·1928—1929》，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98页。按，日记中提到的沈从文小说，准确的名字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吴宓可能将其和赵元任译英国Lewis Carroll著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混淆了。
- 《吴宓日记Ⅲ·1925—1927》，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110页。吴宓1926年1月1日、2日日记又写到此事，并拟将文集定名《白雪集》，不过似乎后来并未落实。
- 1929年1月18日，吴宓邀请朱自清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朱自清于21日应允。此据《吴宓与〈学衡〉》，沈卫威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7页。另据浦江清日记，1929年2月5日，朱自清即“交来副刊稿件，为评老舍君之《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小说之文”。见《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第2版，第28页。按：朱自清之文以《〈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为题刊于2月11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署名“知白”。其后，《文学副刊》上陆续刊出朱自清及其他人所作关于新文学的文章，多系书评。
- 《吴宓日记Ⅳ·1928—1929》，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196页。
- 《吴宓日记Ⅳ·1928—1929》，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197页。
- 周作人批评“学衡派”的文章，如1922年2月发表之《〈评尝试集〉匡谬》《国粹与欧化》，1924年2月发表之《复旧倾向之加甚》，3月发表之《国学院之不通》，1927年1月发表之《〈东南论衡〉的苦运》等。
- 张荫麟评语见《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李洪岩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1页。另据李洪岩作《张荫麟先生传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最初发表于1933年1月《国风》第二卷第一期，见《素痴集》，张荫麟著，李洪岩编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79页。
- 《吴宓日记Ⅴ·1930—1933》，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88页。
- 《吴宓日记Ⅶ·1939—1940》，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142页。
- 《吴宓日记Ⅶ·1939—1940》，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165页。
- 《吴宓日记Ⅶ·1939—1940》，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第171页。
-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41页。按，此书注释说明这一材料引自杨树勋《忆吴雨僧教授》，ZJWX1.5：26（1962年10月），原文未见，应是发表于台湾的《传记文学》（1962年6月创刊）第一卷第五期。
- 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9－29页。
- 据《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30页。又见季镇淮编著《朱自清先生年谱》，见《完美的人格——朱自清先生的治学和为人》，郭良夫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7月第1版，第228页。
- 据沈虎雏编著《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1页、第13页。
- 见《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马越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96页。
- 另参看沈卫威《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确立》，初刊《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5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2005年第10期转载。
-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580—581页。
- 《朱东润自传》，朱东润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86页。
- 沈从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63页。
- 据《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季培刚编著，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35页），杨振声于1925年年初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年底离去。郁达夫任教具体时间待查。
- 钱谷融《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闲斋忆旧》，钱谷融著，罗银胜编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86页。
- 参看《民国大学的文脉》，沈卫威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 舒芜《忆台静农先生》，《回忆台静农》，陈子善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5页。
- 张中行《刘叔雅》，《月旦集》，张中行著，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83页。
- 杨起、王荣禧《为传播五四精神而奋斗不息——追思家父杨振声的一生》，《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季培刚编著，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09页。按，沈从文于1939年6月27日被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1943年被聘为教授，1946年联大结束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三二四）》：“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青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吴小如］，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初刊1947年10月25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3期。按，此文改题《致柯原先生》收《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475页。
-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7页。
- 《中国文学通史·第九卷·现代文学（下）》第三十一章“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张炯、邓绍基、郎樱主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第5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