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道学文化心态论纲
一、道学——一种文化心态
（一）道学（理学）文化思潮在宋代从民间喧嚣崛起、泛滥流布直至跻身官方统治思想的宝座，盛极一时，却是同时伴随着一个声名狼藉、面目丑陋的道学家的“怪胎”形象出现的：褒衣博带，幅巾大袖，保养得睟面盎背，修养得心气平和，开口圣人道统，闭口孔孟大法，有时正襟危坐，谈性说命；有时昂首阔步，非礼勿视；有时垂眉闭目，正心诚意；永远是不苟言笑，面孔板板六十四；等而下之者，则头脑冬烘，破袍烂衫，蓬头垢面，不善理生计，陋巷破屋中，薄汤麦饭度日，忧道不忧贫；有的教几个村童糊口，终日摇头晃脑；有的抛家读经于穷山萧寺，待价而沽；有的做了达官公卿门下清客，摇尾乞食……这就是后世人们心目中的道学与道学家。“道学”成了虚伪、空谈、迂腐、古板、矫饰、冥顽、欺世盗名、不近人情、不通世故的代名词。道学似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洪水猛兽”，三教九流的人，从保守恋古的陋儒到狎妓风流的名士，无不群起而攻之。南宋正当道学煌煌大兴、如日丽中天之时，有一个倜傥不羁的天台名士徐渊子，因不堪忍受顶头上司的道学酸腐气，在这个道学清高之士丁母忧去官守孝时，作了一首《一剪梅》狠狠讽刺挖苦道：
道学从来不则声，行也《东铭》，坐也《西铭》。爷娘死后更伶仃，也不看经，也不斋僧。 却言渊子大狂生，行也轻轻，坐也轻轻。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
（《癸辛杂识续集下·徐渊子词》）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正统守旧的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也为道学画了一幅相同的肖像：
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名声，致
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辨之矣。
（《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
徐渊子和沈仲固典型代表了当时两种立身志趣全然相反、但却都共同反对道学的不同士夫阶层，他们自然绝不会料到他们的生花妙笔之作，竟被后世奉为了道学家的“经典”肖像，以至直到今天还是有人只根据这幅错位的肖像去认识道学。道学家的历史肖像误画成了讽刺漫画，道学在文化舞台上演的历史正剧也被看成了小品喜剧。其实，他们画的是“假其名”的假道学徒的肖像，是草窗周密说的自附道学之名的浅陋之士的肖像，并不是道学家的肖像。对这种“假道学”，就连真道学也是深恶痛绝的。当韩侂胄一手制造了骇人的庆元伪学党禁，假道学们纷纷向反道学当权们乞哀表忠，公开声明自己不是道学。有的告发自己的道学老师，捞取了一顶乌纱帽；有的脱下高巾大袍携妓搂妾遁入深山，狎邪放浪。朱熹就为党锢分清了真假道学而高兴，他在给道学大弟子黄榦信中一再说：“前此尝患来学之徒真伪难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开大炉鞴锻炼一番（指庆元党禁），一等混淆夹杂之流，不须大段比磨勘辨，而自无所遁其情矣。”（《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一）后来周密把道学分为四等：一等是以伊洛大儒为代表，从二程直到张栻、吕祖谦、朱熹，是传孔孟之道的正宗的真道学；二等是杂以佛老异端、词章之学与功利议论者流，从张九成、陆九渊直到永嘉学派诸公，他们是道学别派变种，是道学之不纯者（杂道学）；三等是诡附道学的浅陋嗜利之徒，他们是假道学；四等是利用道学的统治者，上自皇帝宰辅、权奸佞臣，下至持节一方的路使郡守和横行乡里的县官胥吏，他们今日可以大反道学，明天又可以大捧道学，他们才是真正的伪道学，他们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实际中参透了道学三昧，运用道学无不如意，在他们政治权势欲的狰狞面目底下也有一个道学心态的甜蜜灵魂。周密并不严谨的道学分等，不过道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道学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在从思想形态走向实际进入人的大脑中，是转化为一种多层面的文化心态，道学文化思想的共相内化为各个社会阶层的道学文化心态的殊相，呈现出二极对立的人格和千奇百怪的世相。它在人们心里积淀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变为他们活生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伦理道德风范，历史地形成社会共同认同的人生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虽然这种认同的方式与表现可以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甚至相互对立难容。
（二）宋人宋儒都逃不出“道学”这一封闭的文化怪圈。我们可以把主道学、反道学、杂道学、假道学、伪道学等看成是道学心态的不同表现层面。尤其是那些大反道学的当权者，其实自己就处在道学文化圈的笼罩之中，他们的心态中也深深浸透着道学的文化“因子”，他们在实际中的用道学甚至比那些在理论上制造了道学的道学家们更老练高明。尽管有宋一代政治舞台上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禁锢道学、排击伪学的风云，但是这种反道学斗争实际上多不具有反对道学文化本身的意义，而更多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是在反对假道学（不是真道学）的形式掩盖下的残酷政治角逐，道学在权力争夺的两方中不过处在被谁利用、为谁服务的地位。反道学斗争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其中皇权与相权、相党与相党、权奸与正臣、官僚与宦官、清议与浊流以及各种朋党、政客、士流之间争权夺位、追名逐利的政治斗争实质。那些反道学的人的心态却是道学的，他们在反道学中表现出的伪善、虚假、瞒骗、奸诈、奴才相、两面人以及口头高唱孔孟之道、仁爱之心、亲民之诚等，都是十足的道学心态，这使他们可以随意在主道学与反道学之间跳来踯去，翻云覆雨，左右逢源。人们都知道南渡以来的第一次道学大禁由陈公辅挑起，却不知道南渡以来最先起来主张道学的恰也是陈公辅其人。汪慤在《王信伯集跋》中揭露他的这种道学嘴脸说：
盖自赵忠简公（鼎）进朱子发、范元长于资善堂，朱尝奏疏，以为伊川（程颐）实继孔孟不传之绪，又乞官谢显道之子；而尹（惇）之召，陈公辅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荐。公辅首对，论王安石学术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无知，未免从事王氏学。既而心知其非，遂自感悔。”遂除司谏。又言：“有见今被举行谊可称而尚在远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礼请（盖指和靖）。”已而忠简去位，所引用多罢去，惟朱（子发）以上眷独存。公辅遂上言：“伊川之徒，伪为大言，皆宜屏绝。”于是朱公震求去，上坚留之。和靖亦辞召命，有旨督促赴阙。陈寻除礼侍。既尝上意，知不能回，则又请“明诏多士，今次科举，将安石《三经义》与诸儒之说并行，以消偏党”。可为嗟叹。
（全祖望《跋宋史陈公辅传后》）
在道学历史舞台上，陈公辅扮演着一个善于变脸的丑角，他今日反程学，明日反王学，完全是一种狡狯的政治投机，与其说是反道学，倒不如说是他的道学心态和道学人格二重性的一种脸谱化表现。道学不是飘浮于玄思太空的超世的精神怪物，而是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接受认同的活生生的、世俗的文化意识，一种由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交融凝聚而成的感性人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它内在的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决定了它是以人格的二重扭曲和自我的二重分裂为特征的，所以甚至在那些激烈反道学的人（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那里，我们也可以透过重重反程学、反旧学、反曲学、反伪学的迷雾，透视到在他们身上存在着的一代人心理深层普遍具有的道学心态和道学人格二重性的不安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