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老舍幼年丧父，但却幸运地拥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对母亲的这种依恋，日后老舍将其凝铸为深情的文字：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的母亲》)

虽然要在辛劳与贫困中艰难度日，但在母亲的操持下，一家人依然过得不卑不亢。到了年底，收入有限的他们虽不能过个肥年，可是灶王龛上总要贴上新对联，屋子总要大扫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经不齐全的铜活儿总要擦亮，猪肉与白菜什么的也总要多少买一些，省吃俭用了一年的他们再拮据也要争取在元旦和除夕吃上一顿饺子。老舍回忆，每当自己向母亲报告当铺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或放债的孙家请来三堂供佛的、像些小塔似的头号“蜜供”，母亲总会说：“咱们的饺子里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

菜多肉少的饺子为什么却最好吃呢？多年以后，老舍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第一我们的饺子不是由开当铺或放高利贷得来的，第二我们的饺子是亲手包的，亲手煮的，怎能不最好吃呢？刘家和孙家的饺子必是油多肉满，非常可口，但是我们的饺子会使我们的胃里和心里一齐舒服。(《贺年》)

在父亲缺失的家庭里，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为儿女们撑起了一片天。作为旗族女人、烈士的家眷，母亲表现出满族女性刚强、坚忍的独特气质，在困境中，她不慌不哭，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并让儿女们坚信，“只要手脚不闲着，便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的响”。正因为有了这一人生信条，在贫困中仍然乐观自强，纵然菜多肉少，可是，“咱们的饺子最好吃！”——老舍母亲简洁的话语中，透着那么一股子傲气。

老舍的母亲马氏，属正黄旗，娘家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黄亭子村，以务农为生，种点儿不十分肥美的地。因为家里养不起牛马，所以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母亲也须下地做活。这样的家庭环境使母亲生来勤劳俭朴，而且身体也很结实，否则，她可能就承受不了日后饱受打击、煎熬的苦难生活。

马氏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追忆的影像资料，不过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有过一段肖像描写，从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斑：

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是她四十岁后生的‘老’儿子。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正红旗下》)

老舍笔下的母亲，善良、勤劳、干练、手巧、坚强、乐观，几近完美——

母亲勤劳能干，为了获得极少的酬劳以维持孩子们的生存，她没日没夜地干着重活儿(《老牛破车》)。母亲常年给人家洗衣服，缝补衣裳，双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她做事从不敷衍，即使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也要努力洗得雪白。白天，母亲洗一两大绿瓦盆的衣服；晚上抱着一盏油灯，仍要继续缝补衣服到半夜。

母亲心灵手巧，能洗能作，她会给婴儿洗三，会刮痧，会给孩子们剃头，会给小媳妇们铰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的是化妆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

母亲热爱生活，在忙碌中不忘把院子屋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上的铜活儿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一双勤劳的手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儿发着光。那么艰难的时候，也不忘细心浇灌与爱护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让小小的8号院年年夏天都开出许多花。

母亲要面子，永远活得有尊严，客人来时，无论手里怎么窘，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款待。舅父与表哥们要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会让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事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即使份礼只有两吊小钱也要亲自去贺吊。

母亲大度，不会斤斤计较，姑母死去时，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还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一并送给了他。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

母亲坚强，八国联军入城时，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用微薄的酬劳，使儿女们免于死亡。灾难面前，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我的母亲》(《时事新报》1943年1月13日)

老舍从母亲那里将这些宝贵的品质一一继承，他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情地写道：“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母亲“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做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亲》)

多年以后，老舍的同窗好友、另一个满族青年罗常培，对儿时的自己和老舍有过一段精练、传神的对比：

三十五年前，北平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两等小学堂里有两个个性不同的孩子：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籐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¹⁾

“小秃儿”正是儿时的老舍，洒脱、豪放、倔强、坚强，颇有母亲马氏的风范，真可谓渊源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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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常培：《我与老舍》，载昆明《扫荡报》副刊1944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