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巴黎手稿
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285]
解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是马克思所作的一组笔记，文本学上称之为“巴黎笔记”。[286]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笔记（节录）
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出发点。
解说：12月20日，马克思第一次与海涅会面。[287]“有一段时间，海涅天天造访马克思夫妇，向他们朗读他的诗，听取这两个年轻人的意见。”[288]
好心的海涅……我为了他而进行的干预是在……年底。[289]
［1844年］在巴黎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亨利希·海涅、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出版了《德法年鉴》。[29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他最初发表在［我］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291]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论。[292]
解说：《德法年鉴》上刊登了马克思的重要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是《德法年鉴》也遭夭折。4月7日《曼海姆晚报》第83号刊登了《德法年鉴》停刊的消息。[293]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我］和恩格斯的文章……的内容和［卢格］在前言中的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294]
在德国各报上出现的关于《德法年鉴》停刊的种种谣言，使我不得不声明：瑞士的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突然拒绝这项工作，因而使杂志在最近期间不能继续出版。[295]
解说：除了理论上，马克思在巴黎也开始在实践上接触工人阶级。
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296]
解说：在即将满26岁时，马克思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小燕妮——出生了，他们给她取了同母亲一样的名字。燕妮回忆说，“5月1日小燕妮出生了，在安葬拉菲特的那天我第一次出家门，后来大约过了六个星期，我和病得快死的女儿搭乘邮政马车到特里尔。我在亲爱的妈妈身边住了三个月。”[297]
解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学研究，5月底，马克思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手稿。[298]文本学上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者“巴黎手稿”[299]。关于开始写作这部手稿的原因，马克思说：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300]
解说：可以看出，这部手稿是马克思一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也是为了解决自己在理论和现实中遇到的难题。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说的仅仅是反对“任意”系统化，而不是反对哲学体系。恰恰相反，马克思从大学起就想创建一种新的“逻辑学”，也就是新的哲学体系。这部手稿是马克思理论创新、哲学创新的起点。
我获悉，由于我的一些著述，王国驻科布伦茨总督指令有关的边防警察当局逮捕我。这条消息也曾经在柏林各家受检查的报纸上公布。从那时起，我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流亡者。[301]
解说：在巴黎，马克思同蒲鲁东（1809—1865）有交往。“蒲鲁东是勃艮第的农民，他曾经改换过许多种职业，……他第一次受到公众的注意，是由于……一本小册子《什么是财产？》（1840），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财产就是盗窃。’这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使法国人大为惊讶。路易菲力浦的政府和毫无幽默感的、老板着面孔的基佐，眼光如此狭隘，竟把蒲鲁东置于被告席上。……任何一个法国陪审法庭都不会根据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来给他判罪。……政府丢了脸，而蒲鲁东却成了一个著名人物。”[302]
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这个词有掺假、诡辩两种意思）——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303]
解说：6月4日，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起义持续了3天。海涅写了《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发表在7月10日的《前进报》上。[304]7月31日马克思写《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回应卢格写的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文章，8月7日和10日公开发表在《前进报》上。这是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305]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节录）
最明确地表述了英国对贫困现象的看法的——我们一直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看法——就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即英国经济条件在科学上的反映。
可见，英国最初是想要通过慈善事业和行政措施来消灭赤贫现象的。后来它也并没有看出赤贫现象的迅速发展乃是现代工业的必然后果。
国家永远也不会认为社会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结构”。凡是有政党存在的地方，每一个政党都认为一切祸害的根源就在于执政的是别的和它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它自己。
首先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西里西亚起义的进程本身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被毁掉的不仅是机器——这些工人的劲敌，还有账簿和地产契据。其他一切工人运动首先只是打击工商企业的老板，即明显的敌人，而这次运动同时还打击银行家，即隐蔽的敌人。最后，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这样勇敢，这样有计划，这样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