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筹备武器装备
●上海解放第二天，张爱萍便率领华东海军机关紧急赶赴上海，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分别接管、整理原国民党全部海军资产。
●1950年4月23日上午，华东军区海军在南京草鞋峡江面举行隆重仪式，为列编的军舰命名授旗，并纪念华东海军成立1周年。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舰首次视查人民海军，并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接管国民党海军资产
1949年5月28日，也就是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张爱萍便率领华东海军机关紧急赶赴上海，驻进了上海武昌路9号，即原国民党海军上海补给站。
并在大门上挂起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的牌子，自己兼任接管部部长。
与此同时，“海军接管部”还向青岛、福州及广州派出办事处。连云港、芜湖、九江等地成立接管组。加上原先派出的江阴、镇江、南京等地的接管组和海军办事处，共派出10余个接管部门。
分别接管、整理原国民党海军起义、投降、被俘获的舰艇、人员及工厂、仓库和其他全部海军资产，为组建一支作为将来建设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做基础准备，这是当时明确的方针。
6月14日，一份对国民党海军资产的接管清单传到张爱萍手里，这份清单合计接收陆上机构70处、舰船22艘、艇只66艘、人员约3000人、各类职工2584人。
本来，这些陆上机构是张爱萍所急需的，但大多数建筑已被破坏，内部设施、档案早已被国民党运走，一时难以恢复。
在舰艇方面的情况更为糟糕。尽管各类舰船有80余艘。但大多是吨位小、型号杂、船龄老、机器旧、航速慢，用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桂永清逃离上海时说的话：“留给共产党的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海军起义以及为了保护这些资产，还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1949年12月7日，在中共四川奉节县和万县县委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国民党军联勤总部运输署借调海军的“同心”号舰，由中校舰长江涂三率部官兵约80人在四川万县江面举行起义。
“同心”号舰原是国民党海军电雷学校供布雷训练用的快速浅水炮舰，排水量500吨，装备有13.5毫米高射机关炮1门、重机枪2挺。1946年4月，由国民党海军借调给联勤总部作为长江航道军用运输舰。1949年夏，撤至奉节县县城小南门外江中停泊。
同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介石反动派在大陆的彻底溃败已成定局。中共奉节县委地下党组织为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正面军事攻势，争取大西南的早日解放，指派地下党员孙明义，开展对“同心”舰的策反工作。
孙明义的表哥李杰是“同心”舰中尉报务员唐志隆的妻舅，孙明义通过约李杰同去“同心”舰上玩，首先争取了唐志隆。接着，唐志隆又以与舰长江涂三是同乡的关系，争取其起义得到了同意。
在此之前，江涂三还受到思想进步，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五厅海军处处长杨之光“对出路要有所考虑”的启发。从此，江涂三便和唐志隆秘密策划起义事宜，并默许舰上官兵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为起义做思想准备。
11月底，退缩到大西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下，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
随着四川境内长江两岸许多城镇的解放，滞留在长江上游的国民党军舰艇，已陷入进退无路的窘境。这时，“同心”舰停在忠县江面，等候装运国民党陆军部队和一些军需品去丰都。
11月29日“永安”、“郝穴”两舰起义成功，这给“同心”舰带来鼓舞，也引起国民党当局对其他舰艇严格控制。装毕货物启航时，国民党陆军临时增派数十名官兵上舰武装押运。
至丰都后，国民党陆军部队又将“同心”舰的副舰长叶春华扣押在军部做人质，几经交涉，才放其回舰。
对此，“同心”舰官兵非常气愤。
12月2日天还未亮，“同心”舰为摆脱国民党陆军的监控，江涂三舰长利用押运的陆军官兵进丰都县城尚未返舰之机，下令紧急起航，直驶万县。
途中，国民党江防司令部发来急电：令立即沉船，全舰官兵改乘飞机到台湾。
唐志隆和江涂三商定，抗令行事，继续前驶。
当晚，“同心”舰停泊万县江面。
12月5日，国民党江防司令部再次发来急电，命令立即将“同心”舰沉江。
江涂三、唐志隆认为起义已经刻不容缓，当即下令全舰戒备，不准陆军及其他无关人员上舰。晚上，又在舰的前舱召开全舰官兵动员大会。会上，江涂三首先讲明面临的形势和困境，唐志隆作了起义的动员。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最后一致同意马上起义。
次日早晨，即派出报务员唐志隆和向全德上岸，到万县城里找中共地下党组织接洽。不巧，没有找到联络人，但唐志隆碰到了他的妻舅李杰，李杰便带他们会见了一位姓王的人。王告知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在城内，请他们回舰明天等候回话。
第三天一早，王果然来到“同心”舰告诉唐志隆，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对“同心”舰官兵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并决定派地下工作人员陈义、胡世安上舰协助工作。
陈义还通知民生轮船公司万县电台的报务员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吴太鸿，给“同心”舰补充了燃煤。
12月7日黎明，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指派陈义、胡世安、吴太鸿一同登上“同心”舰。
江涂三、唐志隆将他们请进驾驶室，待起义工作全部就绪，江涂三舰长立即下令开航，向下游云阳驶去。
随“同心”舰起义的还有民生公司的4艘轮船。
为避免两岸解放军的误会，5艘舰、船都在桅杆顶上悬挂白旗，示意起义。
就在舰、船驶往云阳途中，接到人民解放军驻宜昌第四十二军的急电，要“同心”舰到云阳后马上靠岸，装载该部第一二四师1000余人去解放万县。当日下午16时舰到云阳，江涂三立即上岸与第一二四师商定装载事宜。
8日晨，“同心”舰和4艘轮船装载着第一二四师官兵返回万县。下午13时抵达万县码头。
解放军上岸，和平解放了万县县城。
两天后，“同心”舰奉命开赴湖北宜昌，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刘兴元以及政治部主任丁国钰上舰欢迎、慰问。
当天晚上，军部首长宴请了起义的约80名官兵。
1950年春节后，第四十二军将舰和起义官兵移交中南军区后勤部船舶大队，“同心”舰改名为“长江9号”，仍作为军需运输船用。
“同心”舰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艘军舰起义。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1949年2月25日1时，“重庆号”在吴淞口发动的武装起义。
起义的“重庆”号随即离开吴淞口，向解放区烟台港破浪前进。
为躲避国民党飞机和军舰的围追堵截。2月26日清晨，“重庆”号驶达烟台港口，受到当地驻军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从安全方面考虑，朱德总司令和部分陆军领导到舰上与起义官兵一起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重庆”号开往葫芦岛港。
3月4日凌晨，“重庆”号舰转移至葫芦岛3号码头。
3月18、19两日，国民党空军飞机对“重庆”号舰进行疯狂地轮番轰炸。
为保护人员、军舰及码头安全，经请示，21日“重庆”号自沉于葫芦岛港内。
3月24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朱德联名给“重庆”号全体官兵发出慰勉电：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
热烈祝贺你们英勇的起义。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的人民、国民党海军、陆军、空军中的爱国人员和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白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都应走的唯一道路。
你们的起义，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
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3月24日
在此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领袖，便在思考着国家海防和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重大问题。
“重庆”号起义后不久，“灵甫”号也宣布起义。
1949年6月20日，起义官兵联名发表了《灵甫舰官兵起义宣言》。半年后，大部分人员又转入大连海校继续学习，其余人员则分配到海军各单位去工作。
随着“重庆”号和“灵甫”号两舰相继起义，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于南京巴斗山起义，紧接着是国民党阻碍解放军渡江的支撑点江阴炮台官兵起义，后来就连被国民党从台湾派往长江口骚扰的“长治”号舰也宣布起义了……
至此，没费一枪一弹，国民党海军的半壁江山就掌握在解放军的手中。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的起义在国民党内和军中引起极大恐慌。他们不能看着这样一支完整的海上战斗力量落入共产党手里。于是，像当初出动空军追炸“重庆”号一样，在长江上重演了类似一幕幕悲剧。
4月26日，锚泊在南京燕子矶江面的“楚同”号舰被炸沉。
4月28日，隐蔽在江边的“惠安”号被炸沉。
4月30日，“吉安”、“太原”两舰刚刚靠上码头，水兵们正在清洁甲板，雨点般的投弹、扫射忽然降临，还没等脱下炮衣，熊熊燃烧的舰体已经沉没。
在短短1周内，第二舰队起义的6艘主力军舰炸沉了4艘，仅存的2艘也遭重创。江阴起义的7艘主力作战舰船同样没能逃过厄运。
张爱萍在江阴得知第二舰队遭遇轰炸后深感问题严重，立即派李进赶赴南京协助林遵做好善后工作。临行前还一再叮嘱不管状况如何，一定要团结这部分人，争取他们，这些人是成型的人才，比我们自己培养所需要的时间要少得多。
送走李进，张爱萍亲自巡查了一遍江边的防空部署。他要尽力保护好这些起义舰船，他深知，这些舰船将是新中国海军装备的主要来源。
新中国海军的舰艇装备
1949年，新中国在上海、青岛、江阴、南京等地接收国民党遗留或投诚的日制护卫舰，创建了新中国人民海军。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舰，自武汉顺流而下，首次视察人民海军，并于21日在“长江”舰上用毛笔为“长江”、“洛阳”、“南昌”、“黄河”、“广州”等5舰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这幅题词后来则成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建军训词。
“长江”舰对新中国海军的意义可谓重大。
“长江”号舰即为原国民党海军的“民权”号浅水炮舰，舰身长51.54米，宽7.93米，舱深3.36米，吃水2.1米，排水量464吨，最高航速17节。装备119.4毫米炮1门，100毫米炮1门，7.62厘米高炮1门，57毫米速射炮1门，20毫米“奥勒岗”机炮2门。
“长江”号舰是抗战中少数能随国民党撤退到内地并保留全身至战后的军舰。
抗战胜利后，随着战事逆转，“长江”号舰担任江防舰队旗舰，一路率队撤到宜昌与重庆。在1949年11月30日重庆撤退时各舰已无法脱困，是由江防舰队司令叶裕和率其余7舰一同投诚的。
其实，早在1950年，在华东军区领导下，经过对各类舰船的修复、改装，新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海军舰艇武装。
在当时，新建海军还没有驱逐舰，最大的作战舰艇仅为数量不多的护卫舰。分别是：“南昌”、“沈阳”、“长沙”、“济南”、“长白”、“西安”、“武昌”、“惠安”、“吉安”、“南宁”、“广州”、“开封”、“临沂”、“洛阳”舰等。
这些舰只的来源、规格不一，其性能与特点也是差别很大。
“南昌”号舰原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前身是日本海军驻华舰队旗舰“宇治”舰。这艘舰是在1949年9月19日担任封锁长江口任务时，由军士陈仁珊率领起义后，加入海军服役的。
1949年9月22日，“南昌”舰被国民党空军在安徽大通江面将其炸沉。
1950年2月24日，新中国将它打捞起来，进行整修后重新命名为“八一”号。
1950年4月改名“南昌”号，便担任新中国新成立的华东海军第六舰队旗舰，编号为210。
在同年，“南昌”号舰将主炮换装为苏联制130毫米单装炮2门、37毫米炮6门。
在新中国早期的护卫舰群中，数量最多的是日本战后赔偿给中国的二型海防舰，当时共有4艘。分别是：“济南”、“武昌”、“西安”与“长沙”。
“济南”舰原为国民党海军“威海”号舰，更早为日本海军的“海194”号舰。
这艘舰在1949年4月23日的“长江”突围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毁于江阴，后被修复后加入海军服役，改名为“济南”号，编号为217。
“武昌”、“西安”与“长沙”舰原先是日本海军的“海14”、“海192”与“海118”号，是在战后作为赔偿舰由国民党海军在上海接收，后改名为“接5”、“接14”与“接12”。
“接5”、“接14”舰接收后于1948年6月26日由行政院转交浙江外海水警局作为巡逻船。但该局发现无法接手后，又于1948年12月底在上海交还海军第一军区。
此后，两舰即留置在上海黄埔江畔成为废锈船壳，直至1950年5月被新中国海军征用，重新整修并加装火炮后命名为“武昌”与“西安”。
“接12”舰则于1948年6月26日交教育部转交国立海事学校作为练习船，1949年5月亦留置在上海为新中国接收，改名“长沙”号，编号216。
这些级别的舰标准排水量740吨，满载900吨，舰身长69.54米，宽8.62米，吃水3.05米，最高航速17.5节。原装备2门119.4毫米主炮，副炮为4门40毫米机炮，6门25毫米机炮，后各舰改装俄式100毫米主炮。
1956年8月1日，“武昌”号舰在象山港下锚避台风时，因风浪过大流锚搁浅坐底于礁岩上而报废。
新中国护卫舰群中其次是日本海军一号型海防舰，即“沈阳”和“南宁”舰。
“沈阳”号舰原为国民党海军“黄安”号舰，更早为日本海军的“海6”号舰。
“沈阳”号舰于1949年2月12日由舰务官鞠庆珍率官兵81人在青岛投诚，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一艘投诚的国民党舰艇。
“南宁”号舰属非战争赔偿舰，是在战时的1944年11月14日，日军“海7”号舰在南中国海上被美军潜艇轰掉舰艏后，拖回广州黄埔港，因无修理价值而宣布报废。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华南地区急需大型船舰，因此又对它进行了整修，随后便投入使用。
这个级别的舰船标准排水量745吨，满载810吨，舰身长67.56米，宽8.39米，吃水2.9米，最高航速16.5节。
这个级别的舰还有1艘，叫“吉安”舰。
1949年4月23日第二舰队起义时由舰长宋继宏带领投诚的。4月28日被国民党空军炸沉于燕子矶，因受伤过重而未再加以修复。
同时被击毁而未再修复的还有“楚同”舰。同级别舰共有4艘，分别是：“营口”、“潮安”、“长安”舰以及“辽海”舰等。
“长白”舰原为国民党海军“固安”舰，更早为日本海军择捉型海防舰“隐岐”号。
1949年该舰停泊青岛修理时为解放军缴获后成为新中国海军编号218的护卫舰，命名“长白”号。
“惠安”号舰，即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旗舰，原身是日本海军御藏型海防舰“四阪”。
这艘舰于1949年4月23日由舰长吴建安中校带领，在南京随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投诚。
28日被国民党空军派机炸沉于燕子矶。后于1953年12月24日为新中国航务工程总局第二工程队捞起送上海整修。1955年重新武装成为新中国的护卫舰。
“衡阳”舰原来是日本的“测天”级布雷舰“神岛”。是由日本赔偿苏联，再由苏联转交给新中国的。
新中国海军除了日制的舰艇，早年的护卫舰还有许多是来自英、加、澳等国的英式军舰，如“广州”、“开封”、“临沂”与“洛阳”等。
新中国获得这批西方舰艇主要是在解放初期，通过对外贸易渠道尚属畅通的港澳地区，以商船名义大量购进二战后的废旧舰艇，这样共获得了48艘。
到了1950年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已购得的4艘护卫舰与4艘扫雷舰被英国政府下令暂缓出口。
到了1951年又有4艘护卫舰与3艘扫雷舰，因朝鲜战争爆发，海上航线被封锁而无法驶往内地，最后这批船舰始终未能交到新中国海军手中。
“广州”舰原是加拿大“城堡”级巡逻炮舰，战后由招商局购入同级舰3艘作为快速客轮使用，分别命名为“秋瑾”，“锡麟”与“元培”。
其中，“元培”号于1949年后被新中国海军征用，改名为“广州”舰。“秋瑾”与“锡麟”两轮则于1950年6月29日由国民党海军在台湾接收并分别命名为“高安”与“德安”。
这个级别的舰为商船规格，是为适应战时紧急建造之需，并不像一般军舰有防水隔舱设计。由于“广州”舰装配了3门俄制的130毫米主炮，因此成为当年新中国海军最具威力的一艘军舰。
“开封”、“临沂”舰原为英国于1940年制造的1020吨级巡逻舰。战后改为商船，由新中国通过香港购入，原名“祥德”与“和乐”。
另外，还有1艘原澳大利亚海军的815吨级扫雷舰，也是以同样方式购入，原名“祥兴”，新中国征用后改为护卫舰“洛阳”。
炮舰也是海军的重要装备之一，它体现着海军的整体实力。
这里提到的炮舰包含了旧式海防炮舰、改装代用炮舰、河用浅水炮舰等，有时亦被称做护卫舰，品种十分庞杂，性能也不统一。
“延安”舰即为原国民党海军的“永绩”海防炮舰，上海江南制造局建造于1911年。因辛亥革命，延搁至1918年才完工。
“永绩”舰在1938年10月21日曾被日机轰炸重伤，搁浅湖北新堤后被日军俘获，送往江南造船厂修复后在1940年5月22日，交给汪精卫政权海军改名为“海兴”作为旗舰兼海军官校练习舰。本舰于战后由国民党收回。
但在1949年4月23日，第二舰队起义时的长江突围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毁，后来又被人民解放军打捞，改名“延安”舰。
“瑞金”、“兴国”、“遵义”、“淮阳”、“邯郸”、“盐城”6艘舰原为美国海军小型运输舰，战后出售给中国的国营招商局轮船公司，分别命名为“江通”、“江达”、“德州”、“金香花”、“紫罗兰”与“丁香花”号等。
这些舰排水量560吨，速率10节，在被新中国华东海军征收后在船上加装了1门陆军用105毫米榴弹炮、2门美式76.2毫米高射炮、37毫米高炮各2门而成为炮舰。
“珠江”舰即为原国民党海军的“永安”号浅水炮舰，更早为日本驻华的内河炮艇“二见”号，战后投降被接收。
“湘江”号舰即为原国民党海军的“郝穴”号炮舰，该舰原为日本驻华的内河炮艇“鸟羽”号。
“湘江”舰于国民党海军自日本接收后原名“永济”号。1949年11月29日，“郝穴”号舰在四川防御解放军溯江攻川时，与“永安”舰顺江东下投诚。后被改名为“珠江”与“湘江”舰，并服役于新中国海军。
“嫩江”舰原国民党海军的“英德”号炮舰。该舰原为英国海军驻华的浅水炮舰。1942年3月由英国政府宣布，将“嫩江”舰赠予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海军并重新命名为“英德”。
“怒江”舰为原国民党海军的“英山”号炮舰，该舰原为英国海军驻华之浅水炮舰，与“嫩江”舰同时赠予国民党并重新命名为“英山”。
“闽江”舰原为国民党海军的“常德”号炮舰，该舰原为日本驻华的内河炮艇“势多”号。
“乌江”舰原为国民党海军的“永平”号炮舰，该舰为“珠江”舰的姊妹舰，原为日本驻华内河炮艇“热海”号。
以上“英德”、“英山”、“常德”、“永平”与“民权”等5舰都为内河浅水炮舰，原属国民党的江防舰队。
于1949年11月30日在四川由江防舰队司令叶裕和率领一同投诚。各舰分别命名为“嫩江”、“怒江”、“闽江”、“乌江”与“长江”舰，服役于新中国海军。
“涪江”舰原为国民党海军的“江犀”号炮舰，该舰原为日本驻华的内河炮艇“伏见”号。
“江犀”号炮舰于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随第二舰队其他舰艇一同投诚后，曾在当年9月20日被国民党空军飞机炸伤。修复后命名“涪江”舰，服役于新中国海军。
这些舰艇成为新中国海军当时的主要装备，可以说这就是新中国海军仅有的家当。
张爱萍提出改装方案
组建华东海军，是一件事一件事去做的，但不是做完一件再去做另一件，而是不少重大事情都是交叉进行、同时进行的。
张爱萍初进上海，在进行接收工作的同时，就开始了招募、调人、调查舰艇、筹建海校等，成立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是其中一项。对每项工作，张爱萍都派专人负责，以分兵把口、各负其责，就像钟表盘上的12个数码，各踞一点。而作为主帅的他，倒像时针、分针、秒针，逐点逐点地巡视、检查、落实，只不过不能像时针、分针、秒针那样四平八稳、按部就班罢了。他有的倒是时针的扎实、分针的严谨、秒针的速度及分秒必争的精神。
舰船，是海军的腿，是海军的武器，是海军的重要载体，没有舰船，就不成其为海军。而华东区海军虽然从国民党第二舰队等起义及投诚者手中接收船只装备起一支海军部队来，那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解决舰船的问题呢？张爱萍专程拜访了造船专家曾国晟。
曾国晟，福建人，中等身个儿，50多岁的年纪，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造船专业，后又去英国皇家海军学习造船。也许是个造船专家的缘故，始见张爱萍，有些拘谨，但谈起舰船来，则如快艇入水。
张爱萍说：“我们接受的舰艇被炸沉、炸毁的不少。”
曾国晟说：“可以打捞上来重新修装。”
张爱萍说：“我们目前掌握的舰艇不多。”
曾国晟说：“一可以到各海军基地去作些调查了解，把遗弃的破旧舰船整修、起用；二可以购置些商船、民船，加以改造。”
张爱萍不禁喜上眉梢，遂以请教的口气问道：“军舰与商船的区别在哪？”
曾国晟说：“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在舱格上。商船的舱格大，军舰的舱格小。军舰一旦中弹进水，那只是在一个小舱里，便于抢救，不会马上沉船。商船改成军舰，首先要增加舱格，缩小舱面。其次的不同是军舰有炮、商船没炮。”
张爱萍问：“商船没有炮怎么办？”
曾国晟说：“那只好把陆军用的大炮卸掉炮轮，固定在船上，只是射程近些，准确性差于舰炮。但总是以有代无，用于海上训练及小型海战，还是大有用途、不次于军舰的。”
“好！”张爱萍眼睛里顿时释放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既然这样，我们在修复的舰艇和改造的商船上，安装上性能优良的主炮，我们的舰艇不就增强了威力而弥补了舰船的陈旧和迟缓了吗？”
“当然可以了！”曾国晟的眼睛里也施放出了明亮而喜悦的光彩。
“比如安装上苏联海军的130和100毫米口径的舰炮，”张爱萍继续论证，“其射程和炮弹威力都是原海军76.2毫米主炮的一倍左右。这样，我们的军舰虽然在速度、机动能力方面弱于敌人，但在主炮射程上却获得了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一旦敌人向我进攻，在进入敌炮有效射程之前，而敌已在我主炮射程之内，没等他抬手，我就把他打闷了、打沉了！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显然曾国晟也有些激动，“你这是变废为利、扬长避短！”
“我们是起死回生、陈船利炮！”
“陈船利炮？”
“对，陈船而利炮，无往而不胜。谢谢您，曾老师！”张爱萍呼地站了起来，向曾国晟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
曾国晟何曾受到这样的礼遇，大有惊慌失措之势，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这是你的发明。”
张爱萍说：“不，这是完全得益于你的启发和指导。是你使我们的陈船起死回生。曾老师，在舰船知识和修理、改造舰船上，你永远是我的老师。”
接着，他们又商定了到各海军基地调查存留和被遗弃军舰的路线，以及购买商船、改造商船、整修废旧舰艇的计划。
临别之前，张爱萍说：“曾老师，你是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有关舰船的修装、改进等问题，就大胆决定实施，不要再向我报告了。需要哪个部门，你就直接指示哪个部门，就说是经过了我的同意。有了成绩，是你和你的委员会全体同志的，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承担。”
曾国晟感动不已，连说：“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当日，张爱萍便指示后勤部把购置商船改装军舰的报告送到上海市政府。同时向中央军委申请购置苏式130、100毫米舰炮，以装备主要战舰；向三野申请调拨105毫米榴弹炮和75.57反坦克炮以及25毫米机关炮等。不久，华东区海军就购置了各种船只77艘，购置和调拨的舰炮、火炮也陆续到位。
许多年后，黄胜天回忆说：“张爱萍司令员‘陈船利炮’的英明举措，大大振奋了人心，使人们看到了创建人民海军的曙光。”
完成改装抢修商船任务
曾国晟率领的调查组几经调查了解，确定将散布在青岛、江阴、南京等地及遗弃在黄浦江中多年共计10余艘破旧舰船重新修整、改装。
这样，除起义和接收的军舰外，破毁的舰艇需要修整，征调和购置的商船、渔船需要改装。
曾国晟根据张爱萍的安排便全身心地投入组织抢修舰船的工作中。
然而，谈何容易？
黄浦江沿岸的江南造船所、浦东造船厂等8个修造船的厂、点，均在国民党军队撤逃时遭到严重破坏。
江南造船所及浦东造船厂的一部分主要设备，被搬往台湾；江南造船所所长、总工程师等200多名主要领导和技术骨干被劫去台湾；湖口船厂的设备，被搬往南昌，又搬至广州，不能搬走者遭到毁坏；江南造船所的电气厂、船坞等主要设备，被国民党工兵炸毁。
另外，上海解放后，又屡遭敌机轰炸。
就在张爱萍、陈玉生及曾国晟要去看看江南造船所的当天，蒋介石的9架飞机又一次对江南造船所进行了轮番轰炸。
张爱萍一行赶到时，江南造船所还在一片火海中。
全所有27处被炸毁，50余名工人受伤，3名工人被炸弹夺去了生命。
张爱萍心想，看来，他们确实在疯狂实践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撤逃时的誓言：留给共军的只能是一堆废铁。
张爱萍一面指挥灭火、抢救设备，一面安排抢救伤员。之后，又到工人中了解现有的设备情况，请教尽快恢复生产的办法，同时又向工人们交底：华东海军要在这里改装、整修舰艇，讲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工人们深为感动。老工人郝立清带领一群工人，主动要求夜间抢修设备，以避免蒋军飞机白天轰炸而难以进行工作。
总工程师王荣滨披露了个秘密：在桂永清强行命令江南造船所“赶拆机器，装箱运台”时，一些工人偷梁换柱，把不少重要器材、仪器、仪表隐藏了起来。
张爱萍深为感动。当即召开全所职工大会，盛赞这种爱国主义行为及勇敢机智的革命精神，并动员大家为了尽快修装人民海军的舰艇，积极献出收藏的器材，开展“爱国献宝”活动。
正义的号召犹如惊蛰的雷鸣，唤起澎湃的春潮。几天之内，各种机械重要零部件、火炮配件、各种原材料、技术资料等潮水般涌上车间。一夜之间，江南造船所的机器魔术般地转动了起来。
7月23日，张爱萍又召开了“献宝表彰大会”。
上海市领导陈毅、曾山、黄敬到会祝贺。
一批献宝模范受到奖励。
毫无疑问，“献宝表彰大会”对修复和改装舰船的突击战，又进行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动员。
经过100天的日夜奋战，到1949年10月底，如期完成了对16艘炮舰、护卫舰的改装和抢修。先后从陆军调来榴弹炮、高炮、高射机枪等799门，对55艘商船进行了改装，从而创造了舰艇修理史上的奇迹。
中苏签订装备购置协议
1950年8月10日，在北京中南海古朴而典雅的小会议室里，毛泽东正在听取肖劲光关于海军建军会议和前往苏联考察准备情况的汇报。
汇报即将结束时，肖劲光说：“主席，苏联顾问告诉我们，装备问题他们海军部定不了，要斯大林同志拍板，光我们自己去谈恐怕不行！”
毛泽东点了点头。
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及政务院有关部门，对肖劲光汇报的情况和建议进行了认真地研究。
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就海军军事订货等问题，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由于中国当前所处在新的军事及政治情况下，曾决定用5年时间建设海军。
为使更快的巩固中国国防，我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请求增加顾问教官，以及1951年海军建设计划中所需要舰艇、飞机、武器、装备、供给等供货问题要加快解决……
在书信中，毛泽东具体地列出了请求增加的订货数量、顾问及教官的人数等。
1952年4月底，为了与苏联海军部商谈年内中国海军订货的落实和建设计划等问题，肖劲光带着要解决的问题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
肖劲光在访问期间，把商谈的情况随时通过电报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根据中央的复电，与苏联海军部最后议定了有关方案。
6月底，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毛泽东及时听取了肖劲光的汇报，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访问成果，并于7月10日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我国海军代表团此次在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商谈我国海军建设计划以及1952年订货诸问题，承蒙苏联政府和海军部同志热情帮助，许多问题获得解决，谨向您和苏联政府致以谢意。我们基本上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海军5年建设计划的意见。
现提出如下请求，请您考虑。
为了我国海军继续发展，准备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能自己逐渐解决潜水艇、鱼雷快艇、扫雷艇、大小猎号所需要的主机及一般材料，以及海军所需要的水鱼雷。
拟将此项建设工作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因此，请苏联政府帮助我国重工业部建设内燃机工厂及水雷、鱼雷工厂，并请派专家组前来中国设计及协助建厂工作。
此次苏联海军部同意派苏联海军专家及对巡洋舰“重庆”号进行修理。
检查设计专家组、大口径海岸炮勘察专家组、要塞建设专家组、港口建设专家组、造船专家组等，最好请于8月份派来中国。
我国海军代表团与苏联海军部所商定的1952年海军订货中的驱逐舰、海岸炮、水鱼雷、战斗飞机、教练飞机及航空器材，请苏联政府尽早于8月初拨给。
关于我们海军5年订货所需款项的偿付问题，待我们代表团去莫斯科后再行商定。
信发出去后，毛泽东亲自和斯大林通话，督促两国之间海军装备购置等协议的尽快签订和落实。
关于海军的武器装备问题，在向苏联寻求援助的同时，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史。肖劲光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事情发生在1950年，那时他还刚刚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威海，去刘公岛进行设防勘察。随行的参谋人员在码头边向渔民租了一条小船。航渡中，当渔民得知肖劲光就是新中国的海军司令员时，不禁睁大了眼睛，以惊讶的口气说：“你是海军司令，还要租我们的渔船？！”
在记述了事情过程后，肖劲光深有感触地写道：
这话对我刺激很大，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海军司令真是两手空空啊！
说“两手空空”，一点儿都不夸张。那时，军委海军领导机关尚未成立，华南地区和青岛地区的海军架子还没有搭起来。仅有的部队，就是活动在长江中下游及长江口邻近海域的华东军区海军。而华东军区海军，在半年多以前更是以“两手空空”起家的。
1953年，为了解决海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多次访问苏联，与苏联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会商。
在此基础上，经中央批准，6月4日，在苏联访问的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为“六四协定”。
“六四协定”主要是明确苏联政府为中国海军5年建设计划前两年的供货。
苏联政府保证在1953年至1955年内交付我国各类成品舰艇32艘，合计1.45万吨，各种飞机148架，机场地面设备车67辆，各种火炮150门，鱼雷、水雷、深水炸弹、各种炮弹、观测、通信、航保、防化、防救等各类配套设备器材若干。
苏联政府交付各类成套造舰材料由中国船厂装制的舰艇49艘，合计1.35万吨。
供应中国的舰船技术资料，苏方派遣专家来华和代为培训中方研究生等。苏联方面无偿转让舰艇技术资料和工作图表，以及生产水雷、安装火炮等技术文件。
苏方将在1954年至1955年内至少派遣不少于150名专家到中国，在中国工厂自行建造舰艇方面给予技术援助。供货价值的三分之一由中国方面交付现款，三分之二用苏联提供的贷款偿付。
1954年10月和1956年1月，中苏双方领导再次会晤并签署了“六四协定”的补充协定和议定书，增加了供应舰艇的数量，调整改换了部分原定舰艇的类型。
通过“六四协定”，中国从苏联购得舰艇137艘。这些舰艇及时装备了新中国刚成立的人民海军。并且通过购置护卫舰、扫雷舰、鱼雷快艇、潜艇、猎潜艇等型号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材料设备等，使我国可以自行装配舰艇，有效地培养锻炼了我国造船工业的技术能力，为我国自行制造海军舰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接收旅顺港装备和设施
1955年4月15日，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旅顺口海军基地人山人海，欢声震天。东西各港排列着整齐的舰船，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古老的军港犹如焕发了青春的世纪老人，在碧海蓝天和朝阳的衬托下分外好看。
水兵俱乐部前的基地大操场上彩旗飘飘，布置一新，如迎盛大的节日。中苏两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列成一个个整齐的方队，威武壮观。高高的旗杆上，苏联国旗还在迎风飘扬。旗杆旁挺立着两名苏军武装水兵和两名中国武装水兵。一名中国水兵双手端着国旗。军乐奏响，庄严的旅顺防务交接签字仪式宣告开始。
“降下苏联国旗！”随着一声令下，乐队奏响了苏联国歌，旗杆旁的苏军水兵解绳降旗。苏军部队向慢慢下落的国旗行注目礼。两名苏军水兵将降下的国旗叠好，向中国水兵敬礼道别，迈着庄重的正步护旗而下。
“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时，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上旗杆顶端，迎风飘扬。
签字仪式正在有序地进行着，而交涉工作则在去年已经开始。
1954年10月，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典，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赫鲁晓夫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的确定。其中包括：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前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议定苏军于1955年5月31日前撤离旅顺，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
根据中苏联合公报和有关协议，中国海军接收苏军在旅顺基地的装备、设施分为有偿、无偿两个部分。
有偿接收的海军、陆军、空军武器共7.23亿卢布，加上安东苏军，即抗美援朝时进驻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撤走时移交的装备共2.47亿卢布，合计9.72亿卢布。
无偿部分约值人民币4亿元。
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双方互相合作不错，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在谈判空军装备时，苏方均按出厂新品的半价计算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价格，而且不供应喷气飞机的燃料。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邓华也说对方是“老奸巨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上层调解，又确定飞机折旧计价，并供应燃料油，才解决了问题。
1955年4月14日，整个交接工作基本完成。定于4月15日举行签字仪式，并欢送苏联海军回国。5月24日16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
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
在苏军离别前的日子里，中苏海军官兵开展了各种友谊活动：照像留念、签名赠言、举行联欢晚会、电影晚会和赠送礼品……
我基地向苏联海军基地首长赠送礼品，有衣料、精美提包、丝织绣画、花生米、茅台酒。
自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旅顺港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在接收过程中却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由于中苏两国在旅顺进行防务交接，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因此不仅许多国家的报刊、电台舆论纷纭，就连驻在日本和南朝鲜的美国飞机、舰艇也频繁活动。因此，接收工作一开始，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就明确指示，接收旅顺、大连不是和平接收，要以战备姿态进行。
基地于1955年4月1日就向部队下达了接收防务命令，主要内容是：
根据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协议苏军于1955年4月15日将旅大地区防务，全部移交我军，在中苏两国军队同驻期间，4月15日以后，如发生情况按我军备战计划实施。
为确保完成保卫旅大地区的任务，有效地打击敢于向我进行挑衅之敌，各部队、编队、各部门应抓紧时间积极向苏军学习，加强战备训练与备战工作，并深入的向部队进行战备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提高警惕，俾于4月15日以后，有力担负起防卫旅大地区的作战任务。各项准备工作统限4月15日以前完成。
在进行交接之前，中苏双方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战备计划，一旦有事，中苏两军协同出击。
库德良夫切夫少将和罗华生司令员批准签署了中苏基地参谋长制定的中苏协同备战命令：
苏联海军部队，自1955年4月15日起至撤离辽东半岛时止，在发生战斗情况之时，与中国海军部队使用苏联海军各编队和部队人员之计划。自1955年4月15日24时起，旅顺口海军基地所属之全部兵力及装备器材，统归中国海军旅顺基地首长指挥，并自此时起海军基地之战备和防务统由中国海军旅顺基地首长负责。
苏联海军部队，在未完全撤离辽东半岛之前，应处于经常之战备状态，一旦发生战斗情况要做到：
1、苏军各级司令部及机关之军官，应即转为中国各级司令部及机关之顾问和教官。
2、苏军各部队之人员，应即编入和准备编入中国舰艇部队海军、岸防部队和航空部队。
鱼雷快艇总队、水雷机航空师、海军基地后勤、观通区，由苏方人员编成并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部队编成后的编余苏军人员，可担任教官或根据与中方各部队首长所达成《发生战斗情况时使用苏联海军部队的计划》，准备编入相应的中国海军部队。
3、由苏联海军部队成员编成的海军基地部队，应编在适当的中国部队里，并按中国海军基地首长的计划行动。中国海军基地首长负全面指挥海军基地的所有兵力及器材。
由苏联海军人员编成的舰艇部队和航空部队的直接指挥由苏军军官担任。
4、当苏联海军按计划或根据苏军上级首长之特别指示，撤离辽东半岛之前，如发生战斗情况，则共同使用苏军部队。
海军基地参谋长柯尔德滨
海军基地参谋长谢正浩
1955年4月15日
整个旅大地区，海上、陆地、天空防守严密，可谓一触即发。
经过两个月艰苦、细致的紧张工作，旅顺口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然而那段屈辱的历史又怎么让人们忘却呢！
古老的旅顺港历经百年沧桑，有着悠久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震醒了紫禁城，使得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我国的出路进行重新思考。
在李鸿章等部分“洋务派”人物的倡导、推动下，清政府开始注重海军和海防建设，经勘查比较，决定在旅顺建造船坞、炮台、码头及铁路、电报局等军事设施，使其成为新创建的北洋水师的根据地之一。
整个工程自1880年10月动工到1890年11月竣工，前后历时10年，耗费白银430余万两。军港竣工后，旅顺口一时名播海外，被称为“东方第一要塞”、“世界五大军港之一”。
然而，带给旅顺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不是骄傲和自豪，而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激烈争夺，是无尽的战火和耻辱。
旅顺港竣工的第四年，即1894年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海战中，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随后在旅顺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为使侵略占领合法化，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于1895年4月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1904年2月日军向停泊在旅顺港内的沙皇俄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进行了日俄战争，再次强占了旅顺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肆无忌惮地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年”。
至此，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永远独霸旅顺、大连，进而以此为桥头堡，逐步占领全中国。由于全国人民激烈的反日斗争，尽管北洋政府袁世凯“予以承认”，“二十一条”最终也未能付诸实行，但日本的殖民统治却一直延续下去。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苏联于同年8月对日宣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进驻旅顺港。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战争的烽火吞噬着旅顺，殖民统治的锁链捆缚着旅顺。“旅顺”两个字像巨石一样压在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心头。
1939年，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我党的领袖们在延安就开始议论旅顺问题。
1944年，在抗日战争的捷报声中，毛泽东则进一步豪情满怀地对刘少奇、朱德说：
等抗战胜利了，把日本人赶跑了，要真正把大门看起来，现在就要着手研究海防的事情。中国再也不能敞着大门，听任别个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地打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