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平简介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在一生70多年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是在20世纪深刻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代伟人。对于他的巨大历史贡献，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这样评价：“20世纪出现的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影响了世界。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经历过革命的洗礼和长征的磨炼；他通过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使中国在面临21世纪到来之际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为下一代领导人充满信心地建设国家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1904年8月22日，他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他五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六岁进入望溪乡初级小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1915年，年方十一岁的邓小平考入了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1918年夏天，考入广安县立中学。邓小平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统治的压迫，社会动荡不已，人民饥寒交迫，民族危在旦夕。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激发了少年邓小平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

1919年秋，邓小平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此时，他头脑里已经产生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在重庆期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同全校同学一道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

1920年夏，十六岁的邓小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到达法国后，因生计所迫，他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这一段经历，让他既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所迫，又体验到资本家对于普通工人的残酷剥削。对此，他后来回忆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在此背景下，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3年6月，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间，他还担任了旅欧青年团执委会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并且做过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

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的自传中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此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近一年的学习中，邓小平不仅认真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还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的认识，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在苏联期间，他还通过积极参加和组织党的活动，经受了党内生活和党内思想斗争的锻炼，思想修养和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些，都奠定了他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理论和思想功底。

1927年初，受党组织的派遣，邓小平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变化，邓小平于同年六七月间辗转赶赴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孰料，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做出“分共”决定，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严酷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更名为“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邓小平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此次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对此，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时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

1927年10月，随着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又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年底，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期间，他又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黄玠然这样回忆其时的邓小平：“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邓小平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可以说，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同年12月，他同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便迅速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并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但是，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7000余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邓小平虽然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初，他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此次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并且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等，他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他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开始具体负责主编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同年12月黎平会议以后，他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次年1月，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邓小平又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从这时起，邓小平便开始了与刘伯承之间长达13年的合作。在他们的亲密合作下，“刘邓大军”声名远播。邓小平后来这样回忆：“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刘邓率部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在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后，他们又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紧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中，刘邓率领所部参战，其间共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又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邓小平勇敢地担负起了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不仅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还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所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1945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便成为国民党军队首当其冲的进攻矛头所在。为此，1945年9月，刘邓大军发起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歼敌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刘邓大军又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还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同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取得大别山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反复激励部队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不仅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还迫使其将战线由黄河南北回移至长江北岸，从而一举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为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线阵地。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邓小平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

1948年5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由他任书记的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指挥两大野战军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万余人，取得了该战役的完全胜利。

1949年3月，邓小平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又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解放南京、上海及东南诸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同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和刘伯承又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他还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后来，在回顾这一经历时他曾说道：“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

总之，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始终充满革命热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以超人的胆识和卓著的战功，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他和刘伯承、贺龙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等等，很快便改变了那里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1952年7月，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在任财政部长期间，他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面观念。1954年，他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推荐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毛泽东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干才，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1959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邓小平负责党中央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提出许多正确主张，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间，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主持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年初，在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年7月，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他提出：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此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他还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并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并被剥夺一切职务，经历了他政治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他被疏散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等古今中外书籍，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