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缘起和演变
20世纪60年代末，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权力与真理》（Truth and Power，1980）中感叹“知识分子”已经历史性地销声匿迹了，只剩下在各个专业忙忙碌碌的“专家们”；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尔纳德（A.W.Gouldner）却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1979）中欢欣鼓舞地认为，“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拥有资本和技术的新阶层正在形成。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全部学者的赞同，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抛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这一极其火爆的论断。当代著名哲学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同样感叹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迷失了自我，发出了“知识分子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的诘问。在西方学界看来，信息爆炸、知识普及乃至“贬值”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以此适应新的文化生态。
无独有偶，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在学界兴起，文化社会学家古德科夫（Л.Гудков）预言“知识分子将退出历史舞台”[1]，社会学家波克洛夫斯基（Н.Покровский）则声称：“因为历史偶然，我们见证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消亡陨落，从历史的舞台销声匿迹”[2]。诚然，这些预言未能成为事实，关于知识分子及其作用的讨论其后也逐渐走向理性和客观，大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作为具有优良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存在，他们依然守望着自己的精神诉求。我们不禁要追问，何为知识分子？
第一节 俄罗斯知识分子溯源
何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个似是而非，既为人所熟知，又模糊不清的复杂概念。目前，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众说纷纭，一般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术语有三个主要源头：法语、英语和俄语。
法语中的“intellectuel”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概念的源头之一。法国社会活动家乔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其发表于1898年1月23日针对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的评论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intellectuel”这一概念，此后该概念逐渐开始流行。“德雷福斯事件”表明在当时的法国存在以爱弥儿·左拉（Emile Zola）、克里蒙梭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强烈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具有较高的文化和道德修养，代表了整个社会的“良心”。因此，在该文化语境下，“intellectuel”一词被频繁使用，间接获得了“批判、自由”等语义。然而，在法国，“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特别指涉“那些受过教育但又与传统和秩序相悖的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试图要么直接成为国家领导者，要么间接地影响政策制定”[3]。法国作为近现代革命的摇篮，其知识分子概念也呈现出别样的社会政治属性，凸显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意义。
英语中的“知识分子”，有intellect、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三种表述形式，它们都含有“智力高的人”“智者”“知识分子”这样的语义。Intellect的基本语义为“智力（尤其指高等的），思维逻辑能力”，也含有“智力高的人，才智超群的人”之意，侧重并强调人的智力和天赋。Intellect由古法语intellecte变化而来，词源为拉丁语intellectus。[4]Intellect衍生出intellectual，意指“知识分子”，该词是英语中“知识分子”概念的一般指称，是最常用的表述。Intelligentsia源于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般翻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或知识阶层”。
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都指“知识分子”，但它们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在英语语言图景中，intellectual是一个带有独特感情色彩的词，除了“知识分子”这一中性语义外，它还表示“属于知识分子精英或上层知识界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论研究或思考，并经常不恰当地在解决实际问题”[5]。1934年版的《韦氏词典全本》中，intellectual意指：“通信息，有知识的人的群体；受过教育，有专门技能的团体、阶级或党派——这些人的言行通常是幼稚可笑的。”[6]换言之，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丑陋的词（an ugly word），甚至含有极其势利的意思。Intellectual也被认为是“什么也不懂的人，只懂得2美元的词”。显然，intellectual在西方是一个带有贬义感情色彩的词。以至于毕业于牛津大学，从事编辑与创作的著名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写出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书，对数位学界名流进行嘲讽和批判，将他们的所谓劣迹都归入知识分子的作为之中。在当代，intellectual的消极感情色彩依然被保留了下来。Intellectual是指：“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炫耀知识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空谈家。”[7]Intelligentsia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强调“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由于这是一个俄罗斯特有的概念，它一般特指俄罗斯知识分子。
在俄语中，知识分子这个术语也有三种表述：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иг енция、интеллектуал。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与英语的intellectual构成对位关系，它们都意为“知识分子”，侧重主体的职业特性和教育背景。其中，интеллигент为一般用语，不带感情色彩，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完全承袭了intellectual的消极感情色彩，指“智力高度发达的人”，往往含有讥讽意蕴。学界一般认为，根据词的内部形式判断，俄语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来自拉丁语intellegentia，即“高超的理解力”和“自觉性”。拉丁语中的intellegentia来自希腊语中的νοησις（也即noesis或ноэсис，意为高度的理解力、自我认知），它又包含两个下位的概念διανοια（dianoia，思考者、冥想者）和επισημη（episteme，科学知识）。[8]古罗马作家、社会活动家西赛罗（Cicero，或Цицеро）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将该词引入拉丁语。古罗马宗教哲学家波伊提乌（M.Boetius，或М.Боэций）对intellegentia做出了较为精确的阐释，他将intellegentia视为“人类最高层次的认知能力，是超越其他想象、理智等的高超理解力”。经过中世纪的发展和文艺复兴，intellegentia在保留基本语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语义，获得了新的内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intellegentia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在谢林（F.W.Schelling，或Ф.В.Шеллинг）看来，intellegentia既指主体的创造能力，又指主体被认知能力。黑格尔（G.W.Hegel，或Г.Ф.Гегель）则认为它是表示能达到自我认识的“理论精神”状态。18世纪初，intellegentia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由哲学家特列季雅科夫（И.А.Третьяков）正式引入俄国，此时它意为“理性、明智”。到了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俄国思想界的影响可谓独树一帜，西欧派和斯拉夫派都从中汲取所需的养料，用以支撑自己的观点。普希金恩师贾里奇（А.А.Галич）在著作《哲学词典汇编》（Лексикон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едметов，1845）中将谢林哲学思想中intellegentia-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译为“理性、高级意识”[9]。由此，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伴随德国哲学思想进入俄国，在俄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的含义也逐步发生嬗变，成为一个拥有饱满、丰富意蕴的概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逐渐从指“抽象的理智、理性、理解力”嬗变为指“拥有这种理性、理解力和其他品质的特定的人集合”。在俄罗斯，对于在“智人的集合”这一语义层面上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第一人，学界存在多种说法。其一，俄罗斯学界曾经普遍认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是由小说家、评论家博博雷金（П.Д.Боборыкин）在1866年引入俄国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一个积极词语。博博雷金本人也在《俄国知识分子》（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1904）一文中声称自己是俄国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第一人。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最有知识、有教养、先进的社会阶层。”[10]其二，有学者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最早由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于1846年首次使用，而其直接来源是波兰语中的intelligencja（指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其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施密特（С.О.Шмидт）认为，在集合意义上运用知识分子概念的第一人是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В.А.Жуковский），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优秀的彼得堡贵族代表了全俄罗斯欧式的知识分子。”[11]综合上述说法，我们认为，从时间上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性集合概念诞生于茹科夫斯基之手是较为可信的说法。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与“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强调群体性，后两者是可数名词，不突出群体性特征。鉴于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侧重于人的智力因素，且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将其暂且译为“知识人、脑力劳动者”。本文指涉的“现代知识分子”是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强调对作为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入剖析。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骤变，“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与“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之间的界限存在变得模糊的倾向。或者说，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这个群体内部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分化，其群体特性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趋向。
第二节 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意蕴和群体特征
不同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存在差异，我们无意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定义作出一一陈述。知识分子是一个开放的文化观念，伴随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嬗变，它呈现出了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可谓历久弥新。Концепт（文化观念、文化概念、心智概念）是一个颇为流行的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术语，它源于数理逻辑学，在哲学和逻辑学中盛行后，被引用到文化学中，成了文化学的核心术语。Концепт“是人心智世界中最基本的文化储存单元”（основная ячейка культуры），“是人认知思维和意识中的文化凝结体”（сгусток культуры），“文化正是以这种凝结体的形式进入人的心智世界，人（一般人、普通人，并非文化珍品的创造者）则反过来借助一系列文化观念得以进入文化之中，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文化产生影响作用”[12]。在俄罗斯文化中，存在一系列文化观念：弥赛亚意识（мессианизм）、聚义性（соборность）、大一统（всеединство）、自由（свобода）等，它们是叩开俄罗斯文化的钥匙。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无疑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其与上述术语一样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蕴，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知识分子并非完全抽象的概念，现实中存在与其对应的特殊群体，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文化观念。鉴于此，我们从历史和文艺两个维度对俄罗斯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独特的发展脉络、嬗变路径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群体特性进行简略梳理。
在俄罗斯文化视域下，知识分子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强调的是拥有许多共性的个体所构成的独特社会群体。费多托夫（Г.П.Федотов）和利哈乔夫（Д.Лихачев）都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斯受洗时代。早在罗斯受洗时期，得益于基督教的传入及与拜占庭的文化交流，社会上已经出现一批传教士、僧侣和修士。当时的圣徒传和“编年史大都是由神职人员、主教、普通僧侣和教士编撰的”[13]，而这些书的出现无疑使原本相对落后的古罗斯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的僧侣、修士和大公们已经初步拥有知识，也是当时社会的典范。他们是沟通罗斯与希腊拜占庭的桥梁，是文化的传播者与载体。因此，他们可谓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知识分子的雏形，也正是当代著名学者梅捷托夫（В.С.Мететов）提出的“前知识分子”（пред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14]。所谓“前知识分子”是指：处于萌芽状态的、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人。从历史时期角度加以限定的话，应该是18世纪以前的知识分子。
茹科夫斯基于1836年首次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他将上流社会一小部分接受过欧化教育，具有良好修养的贵族精英视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此时，“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在保留“拥有丰富知识的人”这一基本语义的基础上，增加了道德的联想意义。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一般被认为是有良好教养、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的精英分子。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然诞生了。或者说，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显性的文化现象登上历史舞台。在文学中，作为“时代英雄”的“多余人”登场了，他们具有突出的教育背景和良好的文化修养，怀有救世济国的理想与抱负，虽没有付诸实践的能力，却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综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创作，不难感受到作品中“多余人-知识分子”因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填补的沟壑而萌发的“俄罗斯忧郁症”，以及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为国为民殚精竭虑的爱国情操。此后，十二月党人更是以自身的行动来践行这种独特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激情和忧思情怀携带了浓厚的弥赛亚情绪。历经近千年的发展，随东正教进入俄国的弥赛亚思想已然成为一种民族记忆。俄罗斯文化学者扎比亚科（Забиянко В.С.）认为，“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特征”[15]。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拉东诺夫等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无不传承了弥赛亚思想。因此，可以说，弥赛亚思想是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独特的文化标记。
著名作家、评论家、科学院院士博博雷金在1866年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这一用语，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最有知识、有教养、先进的社会阶层。”[16]换言之，这个概念在茹科夫斯基对知识分子定义的基础上，强调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社会学含义，他承认知识分子并非抽象的“理性”“知识”，而是一部分具有社会职责的精英，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因此，斯捷潘诺夫（Ю.С.Степанов）认为：“19世纪60年代起，知识分子正式成为俄罗斯社会中承担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者和民族使命的背负者。”[17]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在19世纪30～4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18]真正发育成熟，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演变为俄罗斯文化中独特的文化观念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知识分子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扎根并得以积极传承下去。
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拓展了知识分子的内涵，从历史视角对其进行界定，“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是一个由不同社会阶级构成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职业的和经济的集团，起初这个集团主要由贵族阶层中比较有文化的一部分人构成，后来由神甫和助祭儿子、小官吏和小市民构成。农奴解放后——由农民构成。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阶层，它完全是由思想，同时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一些思想联合起来的。”[19]别氏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他将之作为界定知识分子的核心要素，而将职业、知识、文化修养等置于次要地位。他认为，别林斯基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之父。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对自由的无限渴望，对真理的执着探求和对专制的勇敢、坚决反抗。正是这种强烈的自由渴望、迫切的精神探索和无畏的斗争精神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诉求。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与政权总是处于对立的立场，他们以一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对政权提出批判。换言之，独立的批判精神使知识分子拥有戳穿官方所宣传、营造的乌托邦迷梦的内在冲动，反极权的乌托邦式统治是他们始终坚守的战斗阵地。然而，他们也怀揣着用另一种“完美的”制度取代现行制度的幻想，在反乌托邦的同时又在编织另一个如“水晶宫”一般的乌托邦。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在他们身上体现为一种二律背反和两相角力中的动态平衡。
平民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决绝地否定传统，这使他们成了虚无主义者。《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肖像。他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这一职业本身有着显性的寓意：平民知识分子们将手握锋利的手术刀，切除社会的弊端和陈规陋习。因此，他们设想的革命是“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做了判决”[20]。然而，这种手术并非如他们所预想的那般精准，而有时呈现出“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的效果。在否定陋习的同时，也否认有益的文化传统，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在最有益的事情是否定……否定一切”[21]。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之处在于，即使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虚无主义也是一种带有“积极”意义的虚无主义，其本质是否定固有的陈规，从而开辟全新的发展道路。虚无地否定只是一种手段或策略，探索和提出新的发展方案才是其目的。
从十二月党人到民粹派运动，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精神斗争性尽显无遗。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弗兰克认为，民粹派知识分子将革命斗争视为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基本的和内在的必然方式。革命斗争信念是他们的信仰的重要内容。显然，这种革命斗争性并非民粹派知识分子所独有，它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之一。十二月党人革命走向失败，民粹派运动同样没有取得成功。在思想上，他们视人民为自己的后盾和基础，以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为己任；在行动中，他们始终不能真正了解人民，不信任人民乃至对其持有偏见。俄罗斯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的力量“表现在心灵和良心上，他们的心灵和良心总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理性上却总是找不到方向”[22]。思想愿景与理性实践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克服的“豁口”和“落差”。导致这种“落差”的最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地位、经济基础、生活环境等方面与社会底层民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完全了解底层民众，而民众对其所作所为也未能真正理解。这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无根性”和“漂泊性”。从贵族知识分子到平民知识分子，再到民粹派以及其后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思想上与底层人民存在巨大隔阂是他们的共性。在俄罗斯社会中，知识分子常常处于一种“无根的浮萍”状态。
19～20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活动迎来了第一次爆发，布尔加科夫、格尔申宗、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哲学家在痛苦与惶恐不安中写出了著名的《路标》。《路标》不仅是知识分子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和方向盘，也是知识分子深刻的反省、诚实的自我评价和反思，尽显其独特的批判精神。当代俄罗斯哲学家霍鲁日（С.С.Хоружий）认为，《路标》显示了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极端、无情、彻底的批判姿态，这种姿态的纯洁性是永不褪色的”[23]。因此，《路标》是一份时代危机的诊断书，是俄罗斯文化中独特的里程碑，也是白银时代文化的纪念碑。在文艺领域，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勃洛克、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等作家都在尝试找寻人摆脱危机与困惑的方法，探求国家未来之路。
浓厚的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化的显性特征。在俄罗斯，拥有深刻复杂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及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往往又是确定无疑的神学家与宗教哲学家。正是他们促进了俄罗斯所特有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宗教性是俄罗斯的民族特性之一，也是知识分子必然的本质属性。著名思想家、神学家赫克写道：“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勃洛克等人，他们都笃信宗教。他们的文学作品讲述关于他们的精神斗争、他们几乎不顾一切去寻找上帝，以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故事。他们被称为‘上帝的搏斗者和追求上帝的人’。几乎他们所有人都‘通过基督听命于上帝’，他们把基督称颂为世界唯一的希望……”[24]这些文化名人正是各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尽显了这一群体固有的宗教性。事实上，“东正教精神影响着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主题、样态以及作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探索起着重要作用”[25]。俄罗斯作家偏爱借助文学文本探究重大的宗教哲学命题，大多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也是典型的“时代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成为精神生活的绝对主题，知识分子显然不可能公开信教。赫克认为，革命前后的“俄国知识分子宗教史是一个悲剧”，“教会不能接受知识分子，不能和他们团结，因为这意味着背叛它永恒的传统，意味着崇敬世间的王侯。”[26]即使如此，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依然无法彻底断绝宗教性，“寻神”热潮时有兴起，更有大批知识分子为了信仰甘愿背井离乡、流落天涯。“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即使不信教的人也仍然有着宗教的忧虑。”[27]宗教信仰之于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是宿命，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简而言之，在传统文化视域下，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固有为国家探求发展道路，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强烈弥赛亚意识；固有批判政权、针砭时弊的独立批判和斗争精神；蕴含浓厚的宗教思想。文化生态骤然变化，知识分子群体演变为具有时代印记的“现代知识分子”，而其群体特性也体现为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继承和异变。
第三节 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
一 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说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文化范式发生颠覆性革新。或者说，俄罗斯文化不得不面临艰难而又无奈的转型。此时，恰逢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两种重大的“时代震荡”高度重合，这又使新俄罗斯文化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图景。事实上，“世纪之交”本来就是俄罗斯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公元988年东正教进入俄国，并成为国教，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17～18世纪之交，俄罗斯正处于“彼得大帝改革时期”，社会现代化起步并稳健发展；19～20世纪之交，文化发展空前繁荣，迎来了“白银时代”。在20～21世纪之交和国家政治、经济剧变的新文化生态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一系列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当代文本中出现了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构筑起独特的思想谱系。
国内外学界一般将彼得大帝改革视为俄罗斯社会现代性转向的起点，俄罗斯由此走上了现代之路。在文艺领域，俄罗斯现代主义则发轫于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而在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后现代性趋势。那么，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后现代是不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所有的历史分期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早期、浪漫主义时期等）无疑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后现代’也许更难界定、更特殊，令许多人对其感到懊恼。”[28]事实上，划分时代不应该是同时代人的任务，而应该由其后几代人和未来的历史学家来完成，审视、反思和评价在客观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因此，这个问题与文化史论相关，即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如何？
学界历来存在两种关于文化发展的研究观点：“文化断裂论”和“文化延续论”。前者认为两种相异文化的更迭是建立在文化内在发展逻辑和发展路径的断崖式裂变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必然指向新的历史时期；后者强调文化发展具有其自身的规律和传承性，即使文化更迭，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显性差异，它们依然能够串联起一条内部发展脉络。后现代文化已然波及当代社会的诸多领域，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彻底颠覆，还是传承发展？对此，著名英国学者史蒂夫·贾尔思（Steve Giles）等人总结了4种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1.后现代主义倾向于流行性的审美思维，与极盛现代主义彻底分野了，完全摒绝极盛现代主义；
2.后现代主义可视为现代主义之终结；现代主义已然走到了尽头；
3.后现代主义发轫、滋生于诸如达达主义、先锋派等激进先锋现代主义流派，然而其与现代主义也不尽相同；
4.后现代主义深化发展了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理念，它仍然在现代主义的框架内继续发展。[29]
据贾尔思总结，1和2可视为“文化断裂论”，后两者可认为是“文化延续论”。随着对现代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化延续论”，即强调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传承与延续的观点得到更为充分和有力的论证。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后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充分发展的现代性；理解为承认了在其自身历史进程中所导致的后果的现代性，而这种始料未及的后果、副产品常常被认为是废料一样，毫无益处，其产生是偶然的、不经意间的，而非有意为之；可以理解为意识到自身特性的现代性——自为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从错误意识中解放出来的现代性’，是对现代时期被确信为追求不幸后果的特性的制度化”[30]。鲍曼明确了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绝非一种断裂，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现代的一个新阶段。后现代是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以期调整、拨正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到拒绝的怀疑……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就是与其不可能性达成妥协的现代性”[31]显然，在哲学家看来，断言现代性的终结似乎为时过早，也过于武断，后现代对现代的“背叛”是一种内省式的清淤。现在，也即当代和即将到来的未来的现代性就是后现代性，更确切地说，是“后现代的现代性”。
在界定“何为后现代主义”这一辩难时，后现代理论奠基人之一、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看作现代性的前置，从而确定并鉴别现代性演变为后现代性的资格和可能。在他看来，“要想成为现代作品，必须具有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32]。“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初期”这一言说充满了悖论意蕴。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极盛现代主义的一种，只是它是出于对极盛现代主义风格不满而分裂出来的产物。”[33]利奥塔甚至明确提出，“后现代是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34]。更明确地说，“后现代总是蕴含在现代之中，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本身就含有一种进入超越自身状态的冲动。……现代性本来就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35]。
现代性涵盖了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初期，这种言说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前提，即现代性并非统一的整体，后现代性才可能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分支蕴含其中。也就是说，至少存在两种现代性。卡林奈斯库（M.Calinescu）、魏尔默（A.Wellmer）等人提出启蒙现代性和文化审美现代性。两种现代性就意味着两种现代主义。哲学家比格尔认为，存在两种现代主义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其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它以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著称。这种现代主义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被制度化，成为一种僵硬的范式，丧失了批判现代性的能力。其二是先锋派，它并不承认所谓的艺术自律性，而倾向于将艺术与社会实践相调和，从而源源不断地书写不同语境中新的现代性。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派存在“血缘”关系。以俄罗斯文学为例，其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传承关系已然被许多学者所认可。利波维茨基（М.Н.Липовецкий）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并非对立，前者是对后者的延续与继承。[36]他提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艺术与一些后现代主义元素的组合。”[37]俄罗斯学者列伊杰尔曼（Н.Л.Лейдерман）特别强调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对80年代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并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归结为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再现。俄罗斯学者叶罗菲耶夫（В.Ерофеев）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20世纪初‘白银时代’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与苏联社会隔绝的20世纪新的哲学发现”[38]。学者吴泽霖认为：“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白银时代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共同构成的扬弃相沿的俄国文学传统，是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赖以形成的文学基础。”[39]
事实上，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言说本身就是一个奇异的悖论。任何人企图理解或解读后现代，都必须“根据未来（以后）（Post）的现在（modo）的这一悖论，方可进入其隐奥空间”[40]。或者说，后现代“自相矛盾地提出当代（现代）之后（后）是什么的问题。当代之后的事情会怎样？就此而言，它们正是当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悖论”。而“后现代的时间悖论也表明，严格说来后现代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后现代对我们关于时间的思考提出质疑，对我们以过去思考现在、以现在思考未来、以‘非时间性’（no-time）观点思考现在的思维方式提出质疑”[41]。显然，将后现代与原始时期、现代时期等量齐观有待商榷，而当代毫无疑问依然属于现代的时间范畴。综合上述论说，本书将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称为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准确地说，从时间维度看应该是现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以区别于现代早期、现代中期的知识分子；另外，毕竟后现代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社会文化现象，浸淫其间的知识分子必然带有后现代因子，从而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现代性”。
二 “后现代的现代性”：异变与传承
知识分子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消失殆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符合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突出特征是“后现代的现代性”（Postmoderne moderne）（沃尔夫冈·韦尔施语）。所谓“后现代的现代性”，“后现代的”是一个形容词，作为修饰语来限定名词“现代性”。也就是说，在社会文化后现代倾向不可逆转地发展的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栖居和彰显的文化品格、精神面貌和思想维度与“现代早期”（启蒙时期）、“现代中期”（极盛时期）知识分子存在差异。
科学技术是支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它不仅生产了丰裕的商品，也改变了社会的沟通交流模式，信息与资讯成了人活动的必要保障。然而，现代性存在明显的后果：模块化、流水线生产模式不只带来了商品的充裕，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日益枯竭。同时，人也面临核污染、核摧毁的终极威胁。人时刻处于被摧毁的忧虑之中，人之毁灭的可能性与精神腐蚀的速度都显著提升。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对人的异化作用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不仅人的精神被异化，人的身体同样面临“基因突变”的威胁。或者说，人这一种群和人这一文化观念（концепт человека）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娅在《野猫精》中展示的正是一个全面异化的未来世界，塑造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可能的、另类的发展模型。
当代社会结构的核心原则是经济化。“人和物被贬黜为一种机能角色（经济动物），只要新的生产力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物欲，带来当下利益，其他人文价值取向则被抛弃，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因而也就掏空了人文精神中的批判内容，人的主体（实现自我）也就变成虚假需求的牺牲品。”[42]商业文明所倡导的经济化指向一种功利主义，它与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传承的弥赛亚意识形成了原则性冲突，弥赛亚意识的核心原则是一种自我牺牲、一种奉献。换言之，在新文化生态中，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意识注定被商业大潮所冲散、降解，直至化为乌有。同时，这种“快乐原则”也即“娱乐精神”成了时代的主宰。在以消费为主导的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被目不暇接的媒体资讯所裹挟，在编码一系列机器语言的同时，也成了被以电视、电脑为代表的机器所编码的对象。人沦落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种族，异变为佩列文所谓的“饕餮”，降格为一种低贱、初级的特殊存在。
苏联解体与世纪之交两大文化事件交汇，一种走向终结的世界末日情绪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境。世纪之交是独特的俄罗斯文化现象，它本来就与末世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世纪之交是一个世纪的终结，俄罗斯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启示录心境。20～21世纪之交却真实上演了这种末世现象，许多俄罗斯人体验到，一觉醒来，昔日的强大祖国（苏联）已不复存在，自己没有移动一步，突然成了“侨民”，卢布几乎瞬间贬为废纸。所有这些体验是被强制性“休克治疗”的俄罗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萌发怀疑一切与否定一切的依据，这种怀疑与否定是知识分子末日情绪的“滋生土壤”。这种末世情绪具有湮灭世界的倾向，击穿了任何事物存在的意义，指向一种对历史、文化，乃至人之存在的虚无态度。虽然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曾发出“否定一切”的呐喊，但平民知识分子在否定之后终究难以抵制“水晶宫”（现代性图景）的诱惑，并非如其所宣称得那般彻底否定，而是以极大的激情憧憬未来。
作为一种审视世界和周围事物的认知思维，后现代主义的强势介入使知识分子“感染”了消解亘古不变规律、传统、原则的思想“病毒”。后现代这一言说本身展现了自身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和去中心倾向。“Post-”（后）这一前缀似乎表明，后现代性在竭力撇清与现代性的关系，凸显出其作为一种新理论话语的姿态；然而，“post-”这一前缀也呈现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难以摆脱的依赖，或者说是一种“无奈的”的继承和延续。“这种依赖和连续关系使得某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只是一种进一步强化了的现代性，是一种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Merquior 1986；During 1987），现代性的一副面孔（Calinescu 1987），或是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Welsch 1988）。”[43]如果按照比格尔的论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业已丧失活力、成为僵化范式的现代主义“支流”的反叛与颠覆，也是对先锋派的批判激情、叛逆冲动的极限发展。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栖居了这种不乏矛盾的“后现代的现代性”，他们以高涨的解构冲动摧毁国家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的迷梦，将虚无主义思想推向极致，消解了存在的意义，将末世思绪升级为湮灭世界的洪流，以游戏、荒诞来对抗权威和经典，向任何统一的整体开战，不妥协地发表各种歧异差见。
本章小结
本章第一节对知识分子这一文化观念进行溯源和考辨，分别分析了法语、英语和俄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起源和各种表述。法语中的“intellectuel”有较强的政治意蕴，与社会运动紧密联系，彰显出别样的社会政治属性，尽显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意义。英语中知识分子有intellect、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三种表述形式。Intellect侧重并强调人的智力和天赋；intellectual是最常用的表述，但带有明显的消极感情色彩；intelligentsia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强调“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它一般特指俄罗斯知识分子。俄语中知识分子有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三种形式，前者强调群体性，后两者是可数名词，不突出群体性特征。本书指涉的“现代知识分子”采用的是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而其作为一个群体性集合概念诞生于茹科夫斯基之手。
本章第二节阐释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蕴。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一种弥赛亚思想、独立批判和斗争精神，且具有浓厚的宗教属性。
本章第三节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比较论述，得出结论：后现代不能作为历史分期概念，它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特征就是“后现代的现代性”：其传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想，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又做了些发展。具体体现为：他们在商业文明和消费思潮的裹挟下失去了扛起拯救民族大旗的信念和力量，弥赛亚思想成了幻影，他们以高涨的解构冲动摧毁了国家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的迷梦，将虚无主义思想推向极致，消解了历史、文化、存在的意义，将末世思绪上升为湮灭世界的洪流，以游戏、荒诞来对抗权威和经典，向任何统一的整体开战，不妥协地发表各种歧异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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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刘祖煕、李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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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第24页。
[16] Степанов Ю.С.，Константы：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сква：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696.
[17] Степанов Ю.С.，Константы：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сква：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696.
[18] 俄罗斯当代文化学者孔达科夫、榭缅尼科娃、斯基潘诺夫，我国学者朱达秋、张建华、李小桃等都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
[19] 任光宣：《俄罗斯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48页。
[20] 〔苏〕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蓝英年、张秉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89页。
[21] 〔俄〕伊·谢·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全集（3）》，磊然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36页。
[22]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第26页。
[23] Хоружий С.С.，Век после“Вех” или две-три России спуст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март-апрель，2009.
[24] 〔苏〕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46页。
[25] 刘锟：《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关于俄罗斯文学与东正教精神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俄罗斯较为有代表性的是Дунаев М.М.，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6-ти частях，М.：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04；我国学者金亚娜、任光宣、张百春、陈树林、刘锟等对此展开了深入论述。
[26] 〔苏〕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39～141页。
[27]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集》，汪建钊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245～246页。
[28]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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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第207页。
[33] 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00页。
[34]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第207页。
[35]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Inhu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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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Ерофеев В.，Поминки п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4 июля，1990 г.，c.4.
[39] 吴泽霖：《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文化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40]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第210页。
[41]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42页。
[42]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第222页。
[43]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