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土行孙和安泰给我的启示——试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莫言

在我还是一个儿童时，就听老人们讲述过土行孙的故事。他是中国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身怀“土遁”绝技的豪杰，能够在地下快速潜行。因为这绝技，他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也多次被敌人擒获，但只要让他的身体接触到土地，就会像鱼儿游进大海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长大后我自己从书上看到过希腊神话中那位巨人安泰的故事。他的父亲是海神，母亲是地神。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只要不离开大地，他的力量就无穷无尽，但如果离开了土地，他就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我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与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有某种联系。我们习惯于把人民比做母亲，也习惯于把大地比做母亲。而人民——土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生活是文学艺术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天才，无论他具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与人民大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要想写出能够深刻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始终与最广大的民众站在一起，时刻不忘记自己是民众的一员，永远把民众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就像土行孙和安泰时刻不离开大地一样，我们才能获得蓬勃的创作动力，才能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一直把自己个人的痛苦和人民大众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一直保持着“土包子”的本色，尽管难免遭受聪明人的讥讽，但我以此为荣。我的已经被翻译成韩文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都是我所生活的时代的反映。有些篇章尽管描述的是历史生活，但其中贯注着的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作家的强烈情感，因此也就具有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性。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在宣泄自己的情感，但由于个人的痛苦和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幸运地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因此，即便是从自我出发的创作，也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人民性。

我坦率地承认，在我年轻气盛时，也曾一度怀疑过“生活决定艺术”这一基本常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创作经验的增加，我体会到，即便那些自以为凭空想象的创作，其实也还是生活的反映，也还是建立在自我经验基础上的产物。

近年来，我渐渐地感受到一种创作的危机，这危机并不是个人才华的衰退，而是对生活的疏远和陌生。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许多作家同行们的问题。当你因为写作获得了高官厚禄，当你因为写作住进了豪宅华屋，当你因为写作拥有了香车宝马，当你因为写作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你就如同离开了大地的土行孙和安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你也许可能不服气，口头上还振振有辞，自以为还力大无穷，但事实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随着一个作家的作品数量的日渐增加和名声的逐步累积，不仅仅使他在物质生活上和广大民众拉开了距离，更可怕的是使他与人民大众的感情拉开了距离。他的目光已经被更荣耀的头衔、更昂贵的名牌、更多的财富、更舒适的生活所吸引。他的精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庸懒惰。他已经感受不到锐利的痛楚和强烈的爱憎，他已经丧失了爱与恨的能力。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不放过一切机会炫耀自己的成功和财富，把财富等同于伟大，把小聪明等同于大智慧。他追求所谓的高雅趣味，在奢侈虚荣的消费过程中沾沾自喜。他热衷于搜集和传播花边新闻和奇闻逸事，沉溺在垃圾信息里并津津乐道。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的写作，尽管可以保持着吓人的高调，依然可以赢得喝彩，但实际上已经是没有真情介入的文学游戏。这样的结局，当然是一个作家的最大的悲哀。避免这种结局的方法，当然可以像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离家出走，当然可以像法国画家高更那样抛弃一切远避到南太平洋群岛上去和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但如果做不到这样决绝，那也起码应该尽可能地与下层人民保持联系，最起码地要在思想上保持着警惕，不要忘记自己的卑贱出身，不要扮演上等人，不要嘲笑比你不幸的人，对你得到的一切应该心怀感激和愧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比所有人都聪明，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讥讽的对象，你要用大热情关注大世界，你要把心用在对人类的痛苦的同情和关注上，总之，你不要把别人想象得那样坏，而把自己想象得那样好。

是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人欲横流、矛盾纷纭，但过去的时代其实也是这样。一百多年前，狄更斯就在他的名作《双城记》的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也在直下地狱。”

面对着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保持冷静的心态，透过过剩的媒体制造的信息垃圾，透过浮躁的社会泡沫，去体验观察浸透了人类情感的朴实生活。只有朴实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生活中，默默涌动着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创造性和真正的人的精神，而这样的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真正的资源。

作家当然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地创新，大胆地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处理生活，大胆地充当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抗，但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作品中贯注着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态度，则永远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必须在作品中倾注我们的真实情感，不是为了取悦某个阶层，不是用虚情假意来刺激读者的泪腺，而是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而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首先要触及自己的灵魂，触及自己的病灶。首先要以毫不留情的态度向自己问罪，不仅仅是忏悔。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作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在诸多的娱乐把真正的文学创作和真正的文学批判和阅读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文学不应该奴颜婢膝地向人们心中的“娱乐鬼魂”献媚，而是应该以自己无可替代的宝贵本质，捍卫自己的尊严。读者当然在决定一部分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会创造出自己的读者。

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文学来说，也正如同狄更斯的描述“这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只要我们吸取土行孙和安泰的教训，清醒地知道并牢记着自己的弱点，时刻不脱离大地，时刻不脱离人民大众的平凡生活，就有可能写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共同的优点和弱点，深刻地展示了人类的优点所创造的辉煌和人类的弱点所导致的悲剧，深刻展示人类灵魂的复杂性和善恶美丑之间的朦胧地带并在这朦胧地带投射进一线光明的作品”。这也是我对所谓伟大作品的定义。很可能我们穷其一生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具有这样的雄心，总比没有这样的雄心要好。

（2007年10月13日，韩国首尔·韩中文学论坛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