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诗经》的怨刺诗赏析

第二讲
《诗经》的怨刺诗赏析

于迎春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诗经》中的怨刺诗。所谓“怨刺诗”,是以政治批评和讽谕为特色的一些诗歌。有关“怨刺”的解释,按照传统的说法,怨者,“发愤怨诽”;刺者,“讽谕刺上”。具体说来,“怨”就是感时伤世,指责时势过失,抒发内心蕴积的忧闷、愤恨;“刺”则是用委婉、含蓄的语言规劝或批评执政者。

这些诗歌无疑都是下对上,也就是臣下对君主或其他在位者的政治批评和讽谕。我刚才提到了“讽谕”,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讽谕刺上”当然是表示对执政者的不满,但是与谏诤这一类直接的、职事化的批评不同,它强调要采用委婉、含蓄的语言,并以尽可能诉诸感情的方式。和章表奏疏这类臣下通常用来表达政见的文章相比,诗歌在表情达意上要更加婉转巧妙、不直露,重意会,多譬喻,古人认为用这样一种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化方式,来对君主进行规劝或指责,使之在不被冒犯、触怒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被打动,并接受意见。通过诗歌来讽谕,因而被认为是批评政治、劝诫君主的适当、有效的途径。

《诗经》中的“怨刺诗”主要存于雅诗当中。据说这部分作品的产生与周代的献诗制度有关。《国语·周语上》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即是说,公卿大夫等的贵族官员,以诗歌的形式向周天子表达自己对政治的意见和态度。对此也有人表示怀疑,认为这种制度并没有真的实行过,它只是后人对前代政治的一种理想化的说法。不过,《诗经》的一些怨刺诗中曾经明白地表示出,其制作是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图的。《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再结合多篇作品的具体内容,可知用诗歌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的忧愤、对执政者的批评和劝告,的确出自当时一些有责任感的贵族官员的自觉。

“怨刺诗”大多产生于西周中叶以后,尤其是周厉王、周幽王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东周初年。不言而喻,这类作品通常与政治衰败、社会混乱的形势密切相关,而厉王、幽王之时政荒主谬,西周政权行将瓦解,在声名狼藉的西周末代天子幽王之后,周平王不得不迁都到了东边的洛阳,开始历史上的东周。可以说,两周之际,是怨刺诗集中出现的一个时期。

“怨刺诗”主要见于“大小雅”,尤以“小雅”中为多。雅诗的作者虽基本都属于贵族阶层,但相对来说,“大雅”作者的社会层级更高一些,“小雅”的则要低一些。“小雅”中作品产生的时代,总的说来比“大雅”要晚,与社会时势相关,政治上的讽谏怨刺之作所占比重也就更大。怨刺诗的名篇很多,如《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北山》、《巷伯》、《节南山》《雨无正》、《小旻》等,《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等。

“怨刺诗”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这些出自贵族诗人的怨刺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表达的是诗人对社会政治感同身受的不满。西周是一个宗法制度与政权机构密切结合的贵族社会,只有那些有贵族血统的人才能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管理,世袭官爵。江山社稷的安危与这些贵族们自身和家族的命运紧密相关,同时他们又确实有做官任职的实际经历,对社会政治的好坏有真切的体验。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把对个人遭际的感叹与对时政的忧虑联系在一起,把切身体验到的不公平与对当下政治弊端的指斥结合起来,把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与对江山社稷的担心结合起来,从而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反映起现实来,能够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真切感。

此外,这些怨刺诗具有明显的警戒劝谕性质。这些作者通常是贵族中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具有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希望借助诗歌既委婉含蓄、又易于打动人心的表达效果,提醒和规劝执政者,使之能够认识到政治上存在的问题,从而任用贤良、革除弊端、改善政治。对他们而言,诗歌具有显然的工具性,他们不过是利用“诗”所具有的讽谕的特性,来实现其政治责任罢了。

再者,这些作品普遍显示出较高的艺术造诣。《诗经》里的作品,一部分采自民间,比如“国风”里的大多数作品;一部分来自贵族、王官们的制作。比较而言,出自贵族的这些怨刺诗,通常篇幅都比较长,规模比较大,叙事抒情条理井然,其语言比民间作品更加书面化,遣词造句更为讲究。这与这些作者的受教育情况有关,在周代,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的特权,他们的身份和文化水平在其诗作中,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出来。

我首先讲一下《小雅·北山》,一首比较短的怨刺诗,是一位受压抑的小官吏怨恨役使不公、劳逸不均的诗。

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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