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诗经》的怨刺诗赏析

于迎春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诗经》中的怨刺诗。所谓“怨刺诗”，是以政治批评和讽谕为特色的一些诗歌。有关“怨刺”的解释，按照传统的说法，怨者，“发愤怨诽”；刺者，“讽谕刺上”。具体说来，“怨”就是感时伤世，指责时势过失，抒发内心蕴积的忧闷、愤恨；“刺”则是用委婉、含蓄的语言规劝或批评执政者。

这些诗歌无疑都是下对上，也就是臣下对君主或其他在位者的政治批评和讽谕。我刚才提到了“讽谕”，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讽谕刺上”当然是表示对执政者的不满，但是与谏诤这一类直接的、职事化的批评不同，它强调要采用委婉、含蓄的语言，并以尽可能诉诸感情的方式。和章表奏疏这类臣下通常用来表达政见的文章相比，诗歌在表情达意上要更加婉转巧妙、不直露，重意会，多譬喻，古人认为用这样一种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化方式，来对君主进行规劝或指责，使之在不被冒犯、触怒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被打动，并接受意见。通过诗歌来讽谕，因而被认为是批评政治、劝诫君主的适当、有效的途径。

《诗经》中的“怨刺诗”主要存于雅诗当中。据说这部分作品的产生与周代的献诗制度有关。《国语·周语上》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即是说，公卿大夫等的贵族官员，以诗歌的形式向周天子表达自己对政治的意见和态度。对此也有人表示怀疑，认为这种制度并没有真的实行过，它只是后人对前代政治的一种理想化的说法。不过，《诗经》的一些怨刺诗中曾经明白地表示出，其制作是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图的。《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再结合多篇作品的具体内容，可知用诗歌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的忧愤、对执政者的批评和劝告，的确出自当时一些有责任感的贵族官员的自觉。

“怨刺诗”大多产生于西周中叶以后，尤其是周厉王、周幽王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东周初年。不言而喻，这类作品通常与政治衰败、社会混乱的形势密切相关，而厉王、幽王之时政荒主谬，西周政权行将瓦解，在声名狼藉的西周末代天子幽王之后，周平王不得不迁都到了东边的洛阳，开始历史上的东周。可以说，两周之际，是怨刺诗集中出现的一个时期。

“怨刺诗”主要见于“大小雅”，尤以“小雅”中为多。雅诗的作者虽基本都属于贵族阶层，但相对来说，“大雅”作者的社会层级更高一些，“小雅”的则要低一些。“小雅”中作品产生的时代，总的说来比“大雅”要晚，与社会时势相关，政治上的讽谏怨刺之作所占比重也就更大。怨刺诗的名篇很多，如《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北山》、《巷伯》、《节南山》《雨无正》、《小旻》等，《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等。

“怨刺诗”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这些出自贵族诗人的怨刺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表达的是诗人对社会政治感同身受的不满。西周是一个宗法制度与政权机构密切结合的贵族社会，只有那些有贵族血统的人才能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管理，世袭官爵。江山社稷的安危与这些贵族们自身和家族的命运紧密相关，同时他们又确实有做官任职的实际经历，对社会政治的好坏有真切的体验。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把对个人遭际的感叹与对时政的忧虑联系在一起，把切身体验到的不公平与对当下政治弊端的指斥结合起来，把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与对江山社稷的担心结合起来，从而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反映起现实来，能够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真切感。

此外，这些怨刺诗具有明显的警戒劝谕性质。这些作者通常是贵族中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具有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希望借助诗歌既委婉含蓄、又易于打动人心的表达效果，提醒和规劝执政者，使之能够认识到政治上存在的问题，从而任用贤良、革除弊端、改善政治。对他们而言，诗歌具有显然的工具性，他们不过是利用“诗”所具有的讽谕的特性，来实现其政治责任罢了。

再者，这些作品普遍显示出较高的艺术造诣。《诗经》里的作品，一部分采自民间，比如“国风”里的大多数作品；一部分来自贵族、王官们的制作。比较而言，出自贵族的这些怨刺诗，通常篇幅都比较长，规模比较大，叙事抒情条理井然，其语言比民间作品更加书面化，遣词造句更为讲究。这与这些作者的受教育情况有关，在周代，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的特权，他们的身份和文化水平在其诗作中，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出来。

我首先讲一下《小雅·北山》，一首比较短的怨刺诗，是一位受压抑的小官吏怨恨役使不公、劳逸不均的诗。

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