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明史·杨慎传》）。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预修《武宗实录》，秉性刚直，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抗疏切谏。世宗立，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廷臣“议大礼”，杨慎等三十六人上言抗谏，背旨，受廷杖，贬云南永昌卫。自此以后，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或留戍所，达三十余年之久。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渊雅博丽，著述颇丰。《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其诗文作品主要见于《升庵集》八十一卷和《遗集》二十六卷。存诗二千三百余首，其诗雄浑蕴藉，工致绮丽，沈德潜《明诗别裁集》评价说：“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梦阳）、何（景明）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又有《升庵长短句》三卷、《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存词三百四十余首，王世贞《艺苑卮言》评价其词曰：“杨状元用修，好入六朝丽事，似近而远。”长短句创作之外，杨慎尚有不少词学著述，如《词品》，以及词选《百琲明珠》《词林万选》等。另外，他还评点过《草堂诗余》。因此，杨慎是集作词、论词、选词、评词为一身的著名词学家，被王世贞誉为“词家功臣”。其中，尤以《词品》影响最大。

《词品》为通代词学论著，论析范围从六朝讫于明代。全书辨析文理，研讨正变，考订名物，诠次字句，涉及词的源起、词体特性、词人故实、词作品鉴、风格兴寄、韵律字词等众多内容。李调元《雨村词话序》评为：“吾蜀升庵《词品》，最为允当，胜弇州之英雄欺人十倍。”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列诗余，颇具知人论世之概，不独引据博洽而已。其引据处，亦足正俗本之误……其它辨订，渊该综核，终非陈耀文、胡应麟辈所可仰而攻也。”

二

《词品》全书有选有评，评述结合，增益阙漏，比勘错脱，具有较高的词学价值。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多，相关评述和论析虽不够详尽和细密，但片言警策，亦足资启发后人。要之，其主要建树有如下几端：

（一）倡“词源六朝”说，对词的缘起进行了详尽考辨。

在中国词学史上，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不少，也诞生了几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如源于《诗经》说，源于乐府说等等。而杨慎的源于六朝说考订细密，影响最大。尽管前人对此已有所关注，如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以工小词为能文哉。”但真正能结合六朝文学事迹而作细致考究者，非杨慎莫属。《词品序》开宗明义，指出：“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杨慎所列诸篇均为诗，与后世真正意义上的由乐定辞、依曲定体的词体尚有很大差异。不过，这些诗在句式、结构、韵律和格调等方面确与词有相似之处。如陶弘景《寒夜怨》间用长短句，句式参差错落，从形式上看确与词体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另外，该诗情致婉媚，冲淡秀洁，与后世词特别是婉约词具有相似的内容情趣和格调气韵。再如梁武帝之“改”西曲，“制”《江南弄》，与后世的“依声填词”有所相似；《江南弄》六首用叠句形式，这也是有其音乐上的缘由和作用的；而大量和作的出现，则是在遵循原有曲调、韵律形式基础上进行的，这又与后世的依曲填词相类。还如，陆琼《饮酒乐》属六言古体诗，从体式上看，唐五代《破阵乐》六言八句一体，《何满子》六言六句一体确与陆琼《饮酒乐》颇多接近。

《词品》卷一、卷二选录了大量六朝及唐五代人作品，较为细致地考察了这些作品与后世词体的关联。其中，多数内容又属于词与六朝文学关系的范畴。杨慎认为，词之源在六朝；不仅如此，“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卷一《王筠〈楚妃吟〉》）。如《穆护砂》乃“隋朝曲也。与《水调》《河传》同时，皆隋开汴河时，词人所制劳歌也”（卷一《穆护砂》）。再如，梁简文帝《春情曲》为“唐律之祖”，“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卷一《梁简文〈春情曲〉》）等等。杨慎从词调缘起、句式变化、故实纪传、诗词关系、韵律形式、字源词典、风华情致等方面详加考叙，“论填词必溯六朝”（卷一《王筠〈楚妃吟〉》）。其所论虽时有舛误，其中一些观点，对于考察词的历史与递嬗痕迹有重要的参鉴意义。同时，填词必溯六朝之论实际上也体现了杨慎对“前七子”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主张的反拨，也正体现了其“尊体”意识，对于提高词的地位、促进词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受杨慎影响，后世持相似观点者为数不少。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清刘熙载《词概》：“梁武帝《江南弄》、陶弘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菩萨蛮》之繁情促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近代王国维《戏曲考源》也讲：“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

（二）考释词调，对词体的演进过程做了细致推衍。

词调（或称词牌）是符合某一曲调的歌词形式，是词有别于诗的最重要的形式特征。词调依曲定体，每一个词调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体式要求，如调名、分片、句式、韵位等。《词品》对词调的来源、表现形式和内容等进行了大量的考释和探寻，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关于词调的来源，杨慎认为多来自古人诗句以及魏晋唐人的史志、笔记、小说甚至佛典等。卷一《词名多取诗句》讲：“《蝶恋花》则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则取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鹧鸪天》则取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惜余春》则取太白赋语。《浣溪沙》则取少陵诗意。《青玉案》则取《四愁诗》语。”卷一《〈上江虹〉〈红窗影〉》曰：“唐人小说《冥音录》，载曲名有《上江虹》，即《满江红》。《红窗影》，即《红窗迥》也。”如此等等，在《词品》中比较常见。《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掇拾古语以牵合词调名义”。杨慎从文学史料着手，侧重于探讨词调与魏晋唐人诗歌创作的渊源关系。由于缺少翔实的文献依据，也没有做出进一步深入的说明和论辨，杨慎所作出的判断和所提供的结论，往往显得感性有余而理据不足。不过，此中却贯穿了杨慎“诗词同源”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观念体现了杨慎对词体地位的尊崇和肯定。《词品》还多从乐曲名物、韵律特点等探讨词调的渊源与特点，这些考释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史料参照，具有重要的词学价值。

名称之外，《词品》对于词调与内容的关系多有推衍和揭示。杨慎承续了黄昇“唐词多缘题所赋”的论点，认为唐代词调多与词作所写内容相一致。如李后主《捣练子》“即咏捣练，乃唐词本体也”（卷一《捣练子》）；王晋卿《人月圆》“即咏元宵，犹是唐人之意”（卷一《人月圆》）；“《临江仙》则言水仙，《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巫山一段云》则状巫峡。如此词题曰《醉公子》，即咏公子醉也”（卷一《醉公子》）。不过，词调的来源和产生又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每一个词调和所咏内容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关联。鉴于此，杨慎又论析了“借腔别咏”的问题。如《干荷叶》曲本该咏荷，但刘秉忠却用此调写出吊宋之作，杨慎认为“此借腔别咏，后世词例也”（卷一《干荷叶》）。杨慎的考论符合词体创作的演进过程，对于分析探讨词体的承衍轨迹具有积极意义。

（三）以情格理，推重词的本色特质。

杨慎论词主“情致”，这在《词品》中多有体现。如卷一《王筠〈楚妃吟〉》评六朝人诗为“风华情致”；卷二《莲词第一》评欧阳修咏莲花词“情思两极”，进而推为“古今莲词第一也”；卷三《林和靖》以“甚有情致”评林逋《长相思》一词，等等。卷三《韩范二公词》列举韩琦和范仲淹的词为例言：“二公一时熏德重望，而词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韩、范二公虽贵为名公重臣，但词作亦多抒写情致。杨慎因此指出，词中抒写情致是合情合理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杨慎批评了禅家的“绝欲”之说和道家的“忘情”之说，突出强调了词的抒情功能。“拾遗”中《于湖〈南乡子〉》评朱熹曰：“则晦翁于宴席，未尝不用妓。广平之赋梅花，又司马公亦有艳辞，亦何伤于清介乎？”宋璟《梅花赋》有南朝徐、庾宫体之风，司马光《锦堂春》一词亦侧艳柔媚，但在杨慎看来，这无损于二公之高名。

杨慎主情之说，是有其切实的现实针对性的。杨慎所处的时代，理学统治文坛，复古之风大盛。宋明理学以理格情，压抑人真实情感的自然表露。在理学家看来，情欲与天理水火不容，“情之溺人也甚于水”（邵雍《〈伊川击壤集〉序》）。词以抒写情性为主，自然就受到了理学家的轻视和排斥。在此背景下，杨慎之论既是对词的本体特征的强调，也明显包含了对理学及其思想主张的批判和反拨。其后，明代中后期主情、尊情之说大盛，并最终发展形成一种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思潮，并直接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如徐祯卿主张“因情立格”（《谈艺录》），李梦阳讲“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前后七子、公安三袁、李贽、冯梦龙、汤显祖等莫不强调情的地位和价值。杨慎一方面强调情之必有和词中写情之必然，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过甚”，要“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这实际上是对传统儒学“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观念的继承。

（四）表出忠慨，强调词人品行学识。

《论语·宪问》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小词往往拍按香檀，笙歌宴舞，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香艳性特征，因此被视为“小道”。杨慎以为，作词者既需具备忠慨之志，亦需有深厚的学识素养。

卷二《曹元宠梅词》曰：“徽宗时禁苏学，元宠（曹组）又近幸之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噫，奸臣丑正恶直，徒为劳尔。”曹组是徽宗的文学侍臣，“以占对开敏得幸”（《宋史·曹勋传》），确为“近幸之臣”；杨慎鄙薄曹组之为人，因此才有“掩耳盗铃”“奸臣丑正恶直”之评。卷三《初寮词》也讲，王安中“初为东坡门下士，诗文颇得膏腴……其后附蔡京，遂叛东坡，其人不足道也”。王安中曾拜苏轼为师，登第后，又以弟子礼事苏门中人晁说之。但王安中显贵之后，对于求学晁说之一段经历却颇为忌讳；又谄事蔡京父子，品行轻薄。因此，杨慎言“其人不足道也”。对于那些清标玄致、英英独照一类词家，杨慎极力推许，褒扬有加。其评张元幹曰：“以送胡澹庵及寄李纲词得罪，忠义流也。”（卷三《张仲宗》）张元幹词有英雄之气、悲愤之情；因此即使词不甚工，“亦当传”“宜表出之”。其评王迈曰：“实之盖进则忠鲠，退则豪侠，元龙、太白一流人也。可以补史氏之遗。”（卷四《王实之》）对王迈的才性、气质、政治品节等予以了高度评价。其评刘辰翁《宝鼎现》曰：“此词题云‘丁酉’，盖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渊明书甲子之意也。词意凄婉，与《麦秀歌》何殊。”（补《刘会孟》）对刘辰翁的政治品节大为推许。卷五《陈敬叟》等有对当权误国者秦桧、贾似道之流极为憎恨，直呼“可胜诛哉”！如此等等，都显示了杨慎对词人品节的重视。

品行之外，杨慎对词人的学识亦多有强调。如卷一《欧苏词用〈选〉语》曰：“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主张词人应多研读《文选》《乐府诗集》等古代典籍，缵修前续，斟酌古语，取其精华，以此来增长才识，使词作臻于妙境。卷二《邱长春梨花词》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世间宁有不读书道学耶？”此论意在褒扬丘（邱）处机学识渊博、勤于著述；同时，也对束书不看、妄言玄理者提出批评。卷三《张仲宗词用唐诗语》曰：“词虽一小技，然非胸中有万卷，下笔无一尘，亦不能臻其妙也。”杨慎认为，胸中万卷是“填词最工”的基础。《词品》中对苏轼、秦观、辛弃疾等人词作中的用典、用韵乃至用语情况都进行了大量的考论。其中，既见出诸家的天才高朗，亦体现了杨慎的笥腹与博洽。

（五）搜采参证，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词学文献。

《词品》大量摘引六朝及唐宋人的佳言秀句，有些重点词作则全文载录。这一方面显示了杨慎的博闻强识，另一方面也与其藏书丰富有关。任良幹《〈词林万选〉序》讲：“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此说虽不可信，但《词品》中屡屡提及的就有《遏云集》《花间集》《兰畹集》《花庵词选》《诗余图谱》《天机余锦》《草堂诗余》以及大量的别集等，亦可证杨慎藏书之富。杨慎在摘引和载录的同时，又做了不少的辨析和考订，这对于词籍文献的留存和辨析起到了积极作用，有些则成为后世相关研究的原始文本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卷三《莺花亭》录陆游《莺花亭》诗：“沙上春风柳十围。绿阴依旧语黄鹂。故应留与行人恨，不见秦郎半醉时。”此诗首见于《词品》，赖杨慎辑录之功而得以流传后世。卷六《杜伯高三词》全文载录杜《酹江月·赋石头城》《摸鱼儿·湖上》《蓦山溪·春》三词，杜本集不传，今所传词只有杨慎所录之三首。后人讨论杜词，均以《词品》所载为据，其文献价值可见一斑。他如，元鲜于枢《念奴娇·八咏楼》一首，元滕宾《百字令·赠宋六嫂》一首、《瑞鹧鸪·赠歌童阿珍》一首，元末明初黄澄《绮罗香》（绡帕藏春）一首、《卖花声》（人过天街）一首等，均首见于杨慎《词品》，《全金元词》据以录入。“拾遗”《李师师》一则，录宋江词一首，《全宋词》据以辑入。王幼安《〈词品〉校点后记》讲：“升庵博览，颇有佚篇断句，赖此以存，如宋梁山领袖宋江之《念奴娇》一词，即未见于他书。”

在采撷遗逸的同时，杨慎注重参校故实，辨明错讹。如卷一《闻笛词》辨《玉楼春》（玉楼十二春寒侧）之作者：“或以为张子野，非也。子野卒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宫秋草碧’乎？”杨慎从“三十六宫（指汴京）秋草碧”一句推断此词非张先所作。卷二《解红》辨《解红》非吕洞宾所作：“曲名有《解红》者，今俗传为吕洞宾作，见《物外清音》，其名未晓……盖五代时人也。焉有吕洞宾在唐世预填此腔邪？”亦理据充足，令人信服。至于匡谬正疵、订正坊刻之误者，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卷五《蓦山溪》：“东坡诗亦云：‘笑把鸱夷一杯酒，相逢卵色五湖天。’今刻苏诗不知出处，改‘卵色’为‘柳色’，非也。《花间》词‘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为‘泖’，亦非。”杨慎考察了苏诗刻本及《花间集》刻本中对“卵”字的误改、误释情况，订正了其中的讹误。这些都颇能见出杨慎的审慎和细密，也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此外，《词品》还对以俗为雅、微言兴寄、使事用典、风格情调等词学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剖判条源，时有发明，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词品》还大量涉及词的立意命题、句法结构、用韵方式、炼字炼句、名物考释等，这些内容，本书在“注释”和“题解”部分作了一定的归纳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词品》是在杨慎远谪滇南时完成的，由于地处荒蛮，闻见有限，加之资料稀少，检阅不便，致使书中出现了不少讹误。对此，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陈耀文《正杨》多有指摘，清人谢章铤也曾指出：“杨升庵《词品》六卷，补遗一卷，中记刘子寰、马子严、冯艾子，皆以名为字。张仲宗又专举其字，而失记其名，殊误。谓词名多取诗句，虽历历引据，率皆附会，屡为《笔丛》辨驳。”《词品》还大量引录《花庵词选》《苕溪渔隐丛话》《齐东野语》《能改斋漫录》《武林旧事》《少室山房笔丛》《吴礼部诗话》《青楼集》《古杭杂记》《西湖游览志余》等前人著述中的论点和内容。在摘录前人文献和言论时，《词品》多不注文献来源或出处。有的系通篇引录，有的仅对字句稍作改换，有的则是糅合、拼接几种文献而成，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现代人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如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刘真伦《升庵词品校证》（台湾华正书局，1996年）、岳淑珍《杨慎词品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王大厚《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张仲谋《杨慎〈词品〉因袭前人著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张静《评点与词话——杨慎评点〈草堂诗馀〉与撰著〈词品〉之关系》（《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罗忼烈《杨慎〈词品〉多纰漏》（重庆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等多有举列和分析。

尽管《词品》存在较多的舛谬和不当，但总体上来看，它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在指摘《词品》之失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然大体极有可观。盖升庵素称博洽，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吴梅《词学通论》也讲过：“《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

三

据杨慎《词品序》，《词品》的成书时间是在嘉靖辛亥（1551）仲春。其刊行时间是在嘉靖甲寅（1554），前有周逊序及杨慎自序。这是《词品》最早的刻本，人称“嘉靖本”。其后，明清两代出现了众多的《词品》刊本和影印本，如明刘大昌珥江书屋刻《词（辞）品》本（简称“珥江书屋本”），明陈继儒序刻本（简称“陈序本”），明陈继儒校订本（简称“陈校本”）、明焦竑编、顾起元校《升庵外集》所收《词品》本（简称“《外集》本”），明程好之刻《天都阁藏书》本（简称“天都阁本”），清李调元校订《函海》本（简称“函海本”），清光绪王鸿文堂刻《总纂升庵合集》所收《词品》本（简称“《合集》本”），等等。各本特点不一，所收条目亦有所差异。对此，前贤今哲对其源流得失多有论及，兹不赘言。各本中，嘉靖本出现的时间最早，而函海本的影响最大。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幼安校点本，此本以嘉靖本为依据，对其中的脱讹进行了补充和订正，但仍有不少舛误。1986年出版的唐圭璋《词话丛编》修订本，据嘉靖本辑入，并对王幼安校点本之讹脱加以补正，有的还附了案语，此本遂成为现传《词品》中最权威、最通行的本子。此本六卷，“拾遗”一卷，计三百二十则；另附陈秋帆“词品补”四则，总计三百二十四则。但原本脱讹仍有存在，一些引据还存在疏漏之处。

此次译注，我们选择嘉靖本为底本，以“珥江书屋本”、《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天都阁影印本及函海本为主要参校本。嘉靖本出现时间最早，也最能反映《词品》原貌；又经王幼安先生和唐圭璋先生补正，辑入《词话丛编》，通行既久，影响也最大。《词话丛编》有陈秋帆辑补《转应曲》《鼓子词》《刘会孟》《镜听》四则，此出顾起元“《外集》本”，此次亦列入“词品补”部分加以注析和说明，以供参鉴。

清光绪八年（1882）王鸿文堂刻《总纂升庵合集》本据《升庵全集》增入《薛沂叔守岁词》《尤延之落梅海棠二词》《玉树曲》《羊叔之疏语》等四则，此恐非《词品》最初形制，为尽量体现原书面貌，此次未予收录。应当看到，杨慎词论，并非仅见于《词品》，《升庵集》及《丹铅总录》《百琲明珠》《词林万选》等著作中尚有大量内容涉及词的渊源流变、风格体制、语言形式、词人掌故及词作辑录品评等。邓子勉编《明诗话全编·杨慎词话》，据《词品》、杨氏批点《草堂诗余》《丹铅总录》《升庵先生文集》《百琲明珠》等共录杨慎词话八百四十二则，蒐讨更广，足资参鉴。

依据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撰写体例，本编于《词品》每则下均析“题解”“注释”“译文”三个部分。“题解”部分，重在辨析文献源流，梳理其重要理论观点和认识，总结其成就特色及存在的明显差忒等，亦有对文中所涉关键作品的简略提示。有的观点，仅为一己之见，未必妥帖。“注释”部分，侧重于文中所涉及人物和事件的笺释，名物与事典的疏解说明，疑难字词的释解及重要诗词作品的引录等。由于所据版本之差异，或记忆之误，《词品》所引古代诗词多异文。如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词品》卷四《贺新郎》作“凭谁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有的诗词异文，也不排除杨慎按照自己的理解故意改造的可能。依据“三全本”体例要求，本书不出校记，但差异较大、可能影响作品释读的异文，或重要疑误者，则依据本集或可靠选集进行校勘，并在注释中予以适当举列。为使读者更直观、全面地了解《词品》内容，避免翻检之劳，依据“丛书”的统一要求，注释中还引录了不少重要的诗词作品，尤其是词作品。这些作品均来自本集，或公认的权威性选集、总集，如《全宋词》《全金元词》等。译文部分，原则上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尽量做到语言流畅，表达清晰，语法规范。

嘉靖本原有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周逊序及明嘉靖三十年（1551）杨慎自序，《词话丛编》亦收入。兹列杨慎自序于正文前，以备检索参照。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大量学习和参照了前贤今哲的观点、思路、文献和研究方法，但限于闻见和学识，书中一定还有不少的纰漏和错误，肯请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全书“译文”部分由李丽负责，其余部分由高林广负责。

中华书局宋凤娣博士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高林广 李丽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