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俄罗斯文学
——翻译生涯六十年
我为什么翻译（代序）
我做了六十年翻译工作。有朋友问我怎么会一辈子搞文学翻译？我说是历史作的安排，我无怨无悔。
我父亲是位西医，抗战前在宁波铁路医院工作。他有爱国思想，也有人道主义精神，我从小受他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中国，同年12月我随家从宁波避难上海，那时我十四岁。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唤起了我少年时期忧国忧民的心情和追求真理的朦胧意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文艺作品，反复阅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对俄罗斯文学发生浓厚兴趣。也就在那时，我开始跟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因为付不起更多的学费，每星期只学一次。当时没有一本俄汉词典，没有一本俄语语法书，学俄语确实很困难。
两年后我认识了姜椿芳同志，他是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他知道我这个中学生在努力学习俄语，就主动帮助我解决学习上的一些困难。他早年在哈尔滨学过俄语，俄语修养很好，是俄语界的前辈。姜椿芳同志是我一生的楷模。抗战前他就在哈尔滨和上海做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解放初期创办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后去北京实际负责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工作，“文革”期间在秦城坐了六年零八个月的单身牢房，在狱中反复思考中国发生这样一场浩劫的原因，出狱后双目已近失明，仍决心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经过十年呕心沥血的奋斗，终于在1987年去世时基本完成这一宏伟的文化工程。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当时地下党同苏联塔斯社合作，利用苏日还有外交关系这一情况，在上海创办《时代》周刊，专门报道苏德战讯，发表战地通信和特写。《时代》周刊于1941年8月20日创刊，姜椿芳就要我给《时代》周刊翻译稿件。当时上海只有很少几个人懂俄语，我就白天在中学读书，晚上和星期日偷偷在家里翻译。这样，从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这四年的战争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通过阅读和翻译，我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意义。我认识到，反法西斯战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场搏斗。希特勒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屠杀了几千万人，光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就被活活杀害了六百万，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惨剧。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和亚洲也屠杀了几千万人，光南京大屠杀就杀了三十万，还在中国东北设立了细菌工厂和化学工厂，拿活人做试验……
对法西斯的仇恨，我通过翻译工作愈益加深。我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学会仇恨》和《一个人的遭遇》。肖洛霍夫的真挚感情和精湛艺术使我十分感动，我怀着悲愤的泪翻译这些作品，进一步增加了对法西斯的仇恨，也加强了对苦难人们的同情，并且明确了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大是大非，应该培养怎样的大爱大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江青就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我因翻译他的作品被斥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吹鼓手，罪责难逃，全家遭殃，我也两次处于生死边缘，好不容易才熬过十年灾难。
其中一次是1975年。我在工地劳动，扛水泥包。一天黄昏，一卡车水泥开到瑞金路工地，我也参加把水泥包从卡车搬到建筑工地仓库。当时天已昏暗，我走到卡车边等候搬运，不巧有一次我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一包水泥一松手压到我的背上。我当时只听得“格嗒”一声，我的脊梁骨被压断了，人也昏倒在地。我立刻被抬到附近的瑞金医院。经X光检查，确诊我的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一个多厘米。医生当时对我家属说：轻则下肢瘫痪，重则有生命危险。因为我当时还是牛鬼蛇神，不能让我住院治疗。医生要我回家仰天躺在一块木板上，一动不动几个月，让断骨自然愈合。这次我忍受了极其厉害的疼痛，懂得了什么叫“痛彻骨髓”。无可奈何，家里就临时搭了一块木板，把我放在板上，一切生活活动就局限在这块板上。当时我躺在板上，咬紧牙关忍受剧痛，同时下定决心要遵照医嘱让断骨自然愈合，绝对不能错位。我想，万一我不能痊愈，那么下半辈子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也将成为一个废物了，可我还有不少事要做，我还有完成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一项计划呢。经过近一年的痛苦煎熬，我的断骨总算愈合了，我又能恢复活动，慢慢坐到桌旁，重又拿起笔来“爬格子”了。
我在养伤期间反复思考，为什么江青要首先抓住肖洛霍夫，把他说成是文艺界头号敌人呢？我渐渐懂得了，江青这帮人嗅觉很灵，他们看到肖洛霍夫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通过人们悲欢离合的遭遇，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来宣扬人道主义。这同他们竭力蹂躏人性、摧残千百万人生命、宣扬斗争哲学、鼓吹阶级斗争、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要千方百计制造舆论，为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扫清障碍。他们的野心在“文革”前就已开始暴露，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反对人性论，咒骂人道主义，目的都是要加强他们的专制统治，愚弄善良的人们。
通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清楚，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在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精神和艺术技巧最成功的一位。我在20世纪50年代重点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主要是出于这个动机。我在“文革”之后集中精力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四百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过来，主要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我之所以重视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由于他伟大的精神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有人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心，我同意这个评价，而且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至今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不过，我要声明，我不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也不赞同当年那些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人们。我觉得，那些人并不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精神，其中有些人甚至别有用心。
人类经历了苦难深重的19世纪，度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进入了21世纪。在这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回顾历史，特别要从刚过去的20世纪中总结必要的教训。20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血腥斗争以及其他几次浩劫。每一次大战和浩劫都造成千万人死亡和千万个家庭破灭。有人说，最有理性的人类制造最无理性的历史，这确实是事实。因此，我觉得改变这种情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要改变这种情况谈何容易，必须让世界上多数人分清是非，而要能分清是非，必须有交换意见的自由，也就是言论的自由。真理越辩越明，言论自由是探索真理的起码条件。
我们从事翻译，主要就是要使人们了解世界各国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感情，扩大自己的视野，活泼自己的思想，丰富自己美好的感情。这项工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文化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只有通过广泛的思想交流、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才能真正改变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愚昧落后的局面。我想，我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200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