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喜欢给书写序,因此,要不要给这本书一点不同寻常的礼遇,一直很纠结。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本无所谓“必”或“不必”,常在于“争”或“不争”。一个人选择不说话,是以静穆的方式,悄悄走进世界;一个人选择说话,是以热烈的方式,精心渲染世界;一个人不得不说,是以申辩的方式,求证于世界。无论说与不说,还是不得不说,并无是非对错,也不牵涉任何不可调和的爱憎。内心的完整其实就是世界的完整,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才能洞寻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人无论选择怎样的方式和世界对话,都是对世界完满的渴慕。天何言哉,地何言哉,天长地久;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天地自为。世界有沉默的厚重,也有自为的歌吟。艺术同样如此,可以用一种安静给人丰富的猜想,也可以歌吟的方式让自己顾盼自雄。艺术说话的方式,是自在,也是自为。从艺术对大千世界的构成来说,艺术是自在,从主体精神对宇宙人生的干预来说,艺术是自为。自在者,千江之水,千江之月,万里之云,万里之天。自为者,崇高节以抗浮云,适本性以返山丘,悟一叶以通菩提,周万物而动天下。

当今之世界,还有无真正的艺术,没有人敢肯定。因为在艺术的自在上,当代艺术缺乏宇宙世界的自在关照,在艺术的自为上,又缺乏惊天动地、悲天悯人的情怀。艺术家和艺术不是天衣无缝的命运捆绑,我们有艺术家,却总是没有艺术。或者这样说,艺术家的身份是真实的,而艺术的表达却是虚无伪作的。书法史上的王羲之、张旭,绘画史上的顾恺之、八大山人,诗歌史上的屈原、荷马、李白、杜甫,小说史上的曹雪芹、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孔尚任,音乐史上的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思想史上的孔子、柏拉图、尼采、康德,宗教史上的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天才不可能再有,也绝不会再有。历史的天空之所以未曾暗淡,正源于这些文化史的天才巨星,他们给生命以情怀,给历史以温度,给文化以价值,给人性以尊严,给世界以完整,给宇宙以智慧。可是现在,情怀淡薄了,温度冷却了,价值颠覆了,尊严遗弃了,世界碎片了,智慧消失了,人类文化的命运,已经走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倘还有起码的人性自尊,就应该为这种陨落而伤逝。

人类活在永恒的方式,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精神,文化高扬价值的方式,不在艺术而在思想。文化艺术的整体命运,其实是思想的命运。在我看来,思想是历史的引擎,是文化的睾丸,是艺术的疾风劲草,所以看待艺术的命运,就一定要看思想的命运。

回到我个人,我不知道,我的作品是不是艺术。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自小我就在热恋艺术的同时,又总是背弃艺术。不少人读我的文章,常说我的文字是书卷气的美丽定格,又像西方哲学的汉语表达,在思想性上和艺术性上,突破了“当代的天条”,两者的爱恋很深。于我,两者的爱恋有多深,我不敢确定,亦不敢自矜,从我对宇宙人生的所有设想来看,我希望能有这样的一场爱恋,且百转千回要去捕捉这样风花雪月的恋爱。于是,才有了这本书。

我在童年时代,已经和写作结下了缘分,觉得自己成为艺术家的准备已经充分,一方面,我有学养的熏陶,另一方面,我的童年又突然绵亘着一层人生的苦难。学问的养正和对苦难的坚韧,在开掘人的灵魂上,是最深刻的方式。我最初写武侠小说,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写,自己取了个书名,叫作《江湖劫》,写了三万多字,写不下去,用手撕了,揉了丢在我母亲用来给庄稼施肥的粪堆上,后来和着粪一起种出玉米,被我吃了,又拉成屎,继续种庄稼。还写了一个爱情小说,取名《茶花开时》,本打算写成长篇,可是受不了艺术的煎熬,愧无情思。我那时除了喜欢多看几眼漂亮的女孩,岂能知道世间情为何物。情感的限制,也是画地为牢。夏虫语冰不可以,井蛙语海不可能。后来,我又尝试写诗,想用诗歌去致敬一个时代,也温暖自我的人生。于是写出了“才子花笺还堪赏,伊人香肌可融愁”“美人羡禅花易逝,英雄攻书气雄沉”这样艳丽的李义山式的诗句。但诗人是丰富的,却也是痛苦的。诗歌容易让人沉湎,不易使人开脱,否则中国人,就不会说“诗必穷而后工”,也不会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更工”了。于是,我又背弃了诗歌。可见,我最初是想做小说家,而且要做飞剑斩人头的事,此外还想加点罗曼蒂克的浪漫。然而,在飞剑斩人头上,我没有成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金庸,或许我给金老前辈做学生都不够格。在罗曼蒂克上,我也没能成为“渡尽余波沧海远,爱恨随花已成眠”的落花恨水生,我给他做读者,爱的经验也很肤浅。

但我成不了别人,就有一个好处,注定成为自己。孔子说“三十而立”,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正是而立之年。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按这个标准,历史中很少有人能够三立并存,横绝六合,像王阳明、曾国藩这样的人很少,历史总在一个人的某一方面眷顾其独当一面的存在,人在岁月里只能捕获某一种生命的表情。立德,是天地之心,一生之心,岂独三十可立方立。立功。我本布衣,怀抱利器,亦只能蹉跎岁月,独立红尘,三尺之功凭何而立?立言,似乎可以,一个人有才华就要分享价值。然而,立言是要去警惕的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一言可以成人,一言可以废人。亡国之言,失于节操,废人之言,实为废言。我说过,这个时代,有艺术家,而没有艺术,这是我们的历史无法承受的文化命运。一个人在艺术的世界里,只是活在一己的喜怒哀乐,这是艺术的狭隘之境。一个人在艺术的世界里,丢弃基本的价值判断,去谄媚无数的浅薄与偏见,这是艺术的卑贱之境。在艺术世界里一个人既不狭隘,也不卑贱,只是和一个时代在一个水平上亲近,而无法成为大海上的灯塔,创造一个让大海仰望的高度,这是艺术的平庸之境。从艺术的三大境遇出发,这个时代有百分之九十的文字都在以上行列,百分之九十的所谓艺术家都徘徊在这些层次。那么,我不禁要问,这样的艺术、这样的文字多一部或者少一部,更多抑或更少,还有什么意义?艺术家所立之言,无力构建一个时代的美丽,甚至有损一段历史,或者只是给历史的平庸和文化的窘迫增加了更多的论据。这样的写作,其意义就是在浩若烟海的文字天地里踮起脚凑个热闹罢了。我一直觉得,思想是文化的格局,文化的命运要从思想的命运才能窥视。于是,我放弃了写故事动人的小说、情话绵绵的诗歌,选择了从思想上去贴近一个时代,感悟其中的爱,也冷视其中的怕。或许,我永远不是高塔,但注定是那个一直咬紧牙关、步履维艰,在灯塔之旅上永远走下去的人。

在写作的时间上,本书跨度很大。思想性的东西,很难成为狂热的不可抑制,常是内心对宇宙人生的冷静关照,必须潜到大海的深处,让自己在无数现实的边沿不停触底,不断咀嚼,不断表态,不断推翻自己又肯定自己。纪德说,思想的魅力,就是可以在自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再次深悟了这句话动人的精神内涵,所以不能急躁,更不可以妄想。前前后后用了五年,我才完成这本书,这期间我的女儿出生,因为孩子妈妈工作的缘故,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呵护那可爱的生命。我能不能做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我无法决定,甚至时代也无法决定。一个人要么不理解自己的时代,要么不被自己的时代所理解,但为思想的命运而生,在思想者,注定是宿命。不过,我敢肯定的是,我理当尽最大努力去做一个纯粹的父亲。只要孩子醒着,我总是分分秒秒抱着她、陪着她,每天哄她睡觉,喂她吃饭。一看到她睡熟,无论疲惫对我的袭击多么猛烈,我都会迅速起来,蹑手蹑脚、轻轻开门出去,投入到写作中。为此,我也有哀怨的时候,但爱的力量无比强大,哀怨后来都化为父亲的柔情。甚至我渐渐觉得,当我在思考时,呼吸局促,压抑伤感,孩子的哭声,抑或笑声,能深深将我带进生命的纯真里去,这又使我倍觉轻松。纯真是一种很宝贵的品质。人类生儿育女,是在抚慰生命的纯真,我们去思考社会,是去呼唤一个社会的纯真。

所以,思考很重要。

没有思想,灵魂故多歧路,没有灵魂,人生难安祸福。思考岂止是心灵的态度,更是生命的游溯。人活下去,但精神日益瘦骨嶙峋,于是被生活终结,被历史终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是方法论的喟叹;重返时间的河流,这是价值观的追寻。世界总是有生存,无生活。因为生存属于方法论,而生活属于价值观。拿破仑说:“我是沿着黄道,走过赤道的太阳。”人不是太阳,像玩过山车一样就走过山川与河流,却知道自己灵魂的方向。也许是一步步的,也许匍匐着,也许挡着墙,也许逆着风,或凝望,或决然,或疲惫,或无不往。人的一生要竭尽全力去实现灵魂的安栖。没有找寻,也无须彷徨,没有哀怨,也无须狂热,没有踌躇满志,也无须万念俱灰。思想是有温度的,温度源于时代,思考就是在和一个时代互相温暖,然而温暖与否取决于生命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依恋世界,既不会相距遥远而瑟瑟发抖,亦不会如胶似漆而灼烧难耐。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此阮籍所谓大人者。生命因小如蝼蚁,情怀上乃寻以大人。蝼蚁者,形也,大人者,神也。以蝼蚁之形逐大人之神,此生命之大观,以蝼蚁之有限窥大人之无涯,此造化之广大永恒。而思想之境,即是无涯之境、永恒之境。世界的大,唯在无垠,世界的小,只在一心。从大走可以窥视世界,从小走,可以开掘生命。人过度走向无垠,世界容易迷失,所以不可忘记回到一心,回到世界本属于生命的小。

龚自珍说:“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一个人的文字若不能传递价值,恪守灵魂的操守,就不值得抛心力,就应该谨言,或者不如沉默。其实不管是谁,沉默都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力量,但图书有它的体例,过度沉默,就太清高,也是不敬。或者让名人朋友代序,这样会有效应。但这种做法,显然和“几度逢人说项斯”的出发点明显不同,而且那样的文字难免沦为恭维。在我看来,让别人“夸”自己,抵不上自己“夸”自己,借用秋瑾的诗,这叫作“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一个人人格上的提升,求于人,不如求于己。不过要感谢出版社,感谢编辑,是他们让我可以在这里自说自话,同时,要感谢所有爱着我的人,特别是我的宝贝女儿,是她给了我启悟,使我明白人既要抚慰生命的纯真,也要呼唤一个社会的纯真。

是为序。

李冰鉴

丁酉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偃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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