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妈妈

找妈妈

文/青桥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妈妈。上海那么大,没有我的家。爸爸啊爸爸,妈妈啊妈妈,你们究竟在哪啊?”

每当这首被改编后的《哪里有我的家》响起时,就该轮到我出场了。不用刻意擦脂抹粉,穿着上一个节目还未褪下来的道具服,也来不及拍腿上的灰土,就这样从休息室里走出来。

二楼灯光师已经将灯位移向我出场的位置。隔着幕布,我开始收整脸上的笑容,倒吸几口凉气以便让自己快速静下来。几个小动作完成之后,我回过头向幕布后方的主持人挥了挥手,示意一切准备就绪。

“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寻亲小孩——汪!明!阳!”

背景音乐的切换速度有些过快,让台下观众还没从有刚才的伤感中走出来。我步调缓慢,目视前方最后一排的观众开始陆续退场。

“且慢!请大家稍作留步。待我讲完最后一个故事,再做离场。”我快速站上舞台中央的定点位置,头顶上方的三盏大灯“砰”地一声被打开了。此刻观众一阵哄闹,前面几排被大灯晃得有些睁不开眼,四周开始询问接下来会是什么节目。

我清了清嗓,然后高举话筒,“大家好!我叫汪明阳!”阳字刚落音,音响师便把背景乐调到“Guardian”。他说,这样的音乐才更能让大家果断掏腰包。

“这不是一个节目,而是我想请大家帮帮忙。帮我找妈妈——”我的音量开始由弱到强,抬起耷拉的脑袋,借由惨白的灯光将我的眼耳口鼻都照得十分透亮。

大家看清了我的长相后,又陆续回到座位上继续听讲。

“我是一个孤儿,生下来就被遗弃在血色青春歌舞团的车门口。团长见我可怜,收留了我,可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没能忘记找自己的妈妈。亲爱的朋友,你们要相信我、帮助我,让我找到我的妈妈!”

在我说话的同时,工作人员开始依次端着塑料小胶盆走向台下,一排座接着一排座地行走。他们每经过一位观众跟前,都会停下几秒钟,说上几句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人好报,一生平安!”

整场下来,我在台上说得越是声嘶力竭,眼泪流得越是稀里哗啦,而台下的所得,就会越来越高。

团长说,这些钱叫善款,留着给我找妈妈用,剩余的就做团队建设。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打消找妈妈的念头,或者说,麻木了。

掀开退场幕布,我随手将话筒扔进阶梯旁的储物柜里。步子开始迈得很大,我边走边扯衣襟,脖子上早已分不清是汗渍还眼泪,总之摸上去湿揪揪、黏糊糊的。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感觉,总叫人瘆得慌。但由于从小在歌舞团长大的缘故,每一次练基本功、做排练,乃至是上演出,都依旧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站上舞台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台下是一条望不着边的河,那我铁定扎进去头也不回。

休息室的门大打开,昏黄的灯光印出了所有工作人员的疲惫。团长坐在正首的位置忙活着数钱,姑娘们也在利索地卸妆。我将手中的上衣拧成一捆麻绳,递给前不久刚来的清洁阿姨。

团长瞧我进来,停下手边的活说,“好小子,今天表现不错啊!你看看,这里一半是你的功劳!”他一脸横肉,笑起来额鬓两角露出了数层褶子。

我不说话表示默认,头也不抬地盯着小青,看着她精致的脸庞一点点被抹花,再一点点被洗净。

“黎叔,没什么事我先回旅馆了。”我习惯性地点燃一根烟,朝着天花板吊灯的方向吐气。

“好好好,你去忙。记得明天早走啊!”这次换他没有抬起头。临走前我朝镜中人努了努嘴,用手在空中比划出“待会来找我”的形状。

小青是我女朋友,不过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公开。她来血红青春不满一年,不想被人说是图我一小台柱上位。

台柱是老班辈的人起的。自我记事以来,就生活在这歌舞团里,嗷嗷待哺期,我是一个道具,被他们抱在怀里,拍拍屁股就能哭上几声。能跑能跳了,开始被安排到舞台上做配角儿。到能说会唱以后,团里为我量身定制了一个节目——《找妈妈》。虽然其他节目也上,但这个节目仿佛从成立之初起,就成为了血色青春的压轴重头戏。

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演,当不再被人打我也能哭笑自如的时候,对《找妈妈》这个节目我再无从前的热情。

我没爹没妈是事实,有人说我是在大巴车门口捡回来的,用背篓裹着一件大花棉袄。也有人说,天快亮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鬼鬼祟祟来到车门前,故意将孩子扔在这儿。那会恰巧团长媳妇儿刚生产不足六月,大伙嫌孩子可怜,就一并带上路了。

他们说的话,我全信,也全都不信。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也一直努力扮演着那个找妈妈的人。我相信自己是被遗弃的孤儿,但不信我能找着妈妈。小青说:“不管能不能找着,反正我要一直陪着你。”

她是一个农村女孩,在乡下到了适婚年纪不肯嫁,就风风火火跑了出来。小青算不上美人胚子,但倘若将五官拆分开来看,又定能发现一些别样的美。我尤其喜爱她那双丰满厚实的大嘴唇,不仅能唱出好听的歌,就连用它印在脖上的痕儿,也是格外地好看。当爱情发生的时候,总是如洪水猛兽般来得惊天动地,且没有夹带任何疑虑。

在等待小青的过程中,我回到旅馆第一时间跑去冲凉。当凉水从上至下布满全身后,我闭上眼睛、高举双手过头顶,试图用手握住喷水器来水的方向。而此刻我感到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在用力收缩,好像被她的千万缕发丝拂过,猝不及防,又带着万分紧张。

我将调水扳手逆转,一阵热腾腾的白烟开始从地面升起。皮肤开始放松,人也疲倦地一动不动。而此时小青推开洗浴室大门,一把从后背抱住了我,我睁大眼睛,透过盥洗池前的镜子看着那个被我挡住的娇小的身体。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亲吻、拥抱,甚至用尽一切办法宣泄出对对方的爱。

办完正经事后,我和小青分头回到了大巴车上。

这种长途汽车最多时共容纳了近五十人。虽然有严格的载客限制,可跑着跑着人就不由自主地增多了起来。

血色青春共三十五人。三个男歌手,三个女歌手,两男一女主攻小品,十个舞蹈演员,外加三个司机,一个音响师,一个灯光师,两个清洁员,五个场控,最后就剩下一支乐队了。

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大都能在这辆车上解决,来人只需要带床棉被,甚至连枕头都不需要,便能即刻入住。床位的选择是自主且随机的,这里男女混搭的现象很严重,所以团长和几位老班辈睡在前面几排,后面的任由他们组合。但有一点切记,睡觉时间禁止吵闹,不然会被直接扣工钱。

我是一个在女人胸脯堆里长大的小孩,所以大巴车上的每个床位,几乎都被我睡过。遇上小青来那会,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快熟络,鼓手阿彪对她一见钟情,每天换着法子寻她开心,可对于阿彪的邀约,小青似乎并不太感兴趣。软磨硬泡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彪打起了下药的主意。

那晚我们在一个镇上表演,接到的活动是两天,一部分人选择住旅馆,剩下的人,大都会上街闲逛以及购置生活用品。我找了一间旅店,演出结束后便很快回到房间冲凉。下楼买烟已经近十一点钟了,镇上铺子大多关了门,我在前台找了一包蓝娇,正借火点燃一根烟时,阿彪从门口走了进来。

小青在旁边,被他用胳膊圈在胸前。她双手下耷、浑身无劲,眼睛一张一合的样子像极了在山林中被猎人逮捕的野兔。她样子无辜,神色之中又透露着一丝楚楚可怜。

我好奇地问他们从哪来,阿彪回答说刚吃完消夜,喝了几瓶啤酒,谁想小青就醉了。他边说边熟练地从前台取出钥匙,我本不想多管闲事,但看着那位不省人事的女孩,又忍不住问:“是单人房吧?”

阿彪不说话,点头表示承认。

“那今晚咱俩睡,我把房间空出来给小青。你看她醉得厉害,老板,快帮忙去弄点开水来。”老板望了一眼阿彪,赶忙尴尬地从柜台里出来,走进开水房提水瓶。

将小青安顿好以后,阿彪径直走进房间,一句话也没和我讲。他把枕头移向脚的那头,就这样背对我睡一晚。

第二天醒来时发现床上没人,去楼下一问,才知道他昨晚连夜就走了。大巴车上也没人,团长说他清早接到阿彪的电话,留下一句“不干了”就走人。

后来我才知道,小青酒量极好,普通的酒水根本喝不醉。那晚阿彪在杯里下了药,说自己即将去北京发展,让小青给饯行。也正是因为那晚阴差阳错的举动,小青和我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交往。

二十多年来,长途大巴换了三辆,血色青春也几乎将整个中国全跑遍了。黎叔是湖南人,所以在建团初期,他很好地将红色根据地这个概念融入血色青春的名字里。

他出身农民家庭,从小爱扯着嗓子瞎吼。有一次队上搞活动,他被安排进大合唱的队伍,一首红歌结束后,他便打定主意将来得走艺术这条道儿。

那时候谁听了都笑话他,说你一农村娃,异想天开个什么劲儿。有那闲工夫,田里的土都能给重新翻上一遍咯。黎叔不管旁人的冷嘲热讽,只身一人从湘潭到长沙,到处打零工的同时,他招揽到第一批建团成员。

建团那会听说黎叔的老丈人帮了很大忙。他是一个乡镇干部,本身极为反对女儿和他在一起,认为歌舞团就如同旧社会的马戏团,既没地位,还相当低贱。但女儿一口咬定这人将来有大出息,死活都得跟他。老干部暂时松口,给黎叔资助了几千块钱,并要求他五年内混出名堂。

开初活动很难接,一方面排练时间少,节目不够精致,另一方面人们在那会对物质需求远远大于精神享受。血色青春一度资金短缺,同时也面临解散,后来有人提议用毛泽东思想:从农村出发,再包围城市。就这一条,让歌舞团一直保留到今天。

没过几年文艺市场开始走向繁荣,从以前观众寥寥无几,到现在演出几乎场场爆满,每天收入两三千块是再正常不过了。

我从没见过黎叔的老婆,听说也生的儿子,比我大四月。自从怀上身孕回家后便养胎,生完孩子回来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听说是娘家人不同意她带着孩子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可黎叔也不愿放弃血色青春,再后来他老婆带着孩子嫁给了家乡人。

在我长大的这段日子里,黎叔很少谈及过去的事。他经常喝酒,高兴也喝,不高兴也喝,小时候经常听他在醉酒后说:“走了一个幺娃子,来了一个幺娃子。老子不缺儿子!”紧接着,他便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腿上。

我习惯性地圈着黎叔的脖颈说:“叔,不难过。以后我来当你的幺娃子!”

黎叔年轻时善于人际交往,乃至到我长大成人,每一场演出的业务,都是他给协商好的。

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演出场地,首先得和当地的影院或是电影公司进行洽谈。就租金来说,通常有两种方式能够实现合作。一种是歌舞团一次性给影院租金,院方不得参与任何分成。另一种则是参与分成,院方和演出方各占不同比例收益。

如若选择第二种方式,加上工商、城管、派出所、文化局,甚至连交警队都将收取一定费用。

作为一团之长,黎叔自然希望每一次演出都以第一种方式实现。轻松的时候,找到院方聊几句话就能敲定演出时间。但大多时间,他都得和院方乃至相关人员周旋很久,陪酒吃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大概嗜酒的习性,也是在成立血色青春之后养成的。

那天车子开进一个县级市,比普通的县城大很多,街道也格外干净。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得每个人都昏昏欲睡。一开始我们并未打算来到这里,但师傅走错路。黎叔说:“没事,先到城里歇着。”

我们就是这样,像蒲公英,被风吹到哪,就在哪停歇。

在多次问路后,我们把车开进一间小型露天停车场,大家开始陆续下车,闲逛的,采购的。也有小部分人,趁着大好天气,在车上持续昏睡。

小青和姑娘们去逛街了,我陪着黎叔朝当地影院走。一条笔直大路走通头,就看见公安宿舍家属区,穿过家属区的大院,隐藏在最里角的就是影院。那是一间老式影院,大门用木头方子给拦住了,我们向守门老大爷说明来意后,他朝我们指着隔壁办公楼二层,说那里能找着负责人。黎叔让我在楼下等,说完他便走了进去。

没过一会,他从办公楼里出来,说:“搞定了,明晚就演!”他说这次按分成算,能少很多麻烦。

第二天晚上我们腾出前三排的位置,听说市上来人检查,也正好在会议结束后集体来看表演。所有节目都照着流程走,不管是小品,还是舞蹈,包括缺少吉他手的乐队,也依旧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我跳完一支集体舞后,赶忙换下衣服准备上台压轴。

主持人在后台说:“好了,各位亲爱观众朋友们。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寻亲小孩——汪!明!阳!”

我同样走上事前划出的定点位置,拿出话筒开始讲述身世。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端着小盆走下台阶的工作人员嘴里依旧念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人好报,一生平安!”可就在这时,入场的四扇木门全都“哐当”一声,同时被大打开。一群黑衣警察拿着探照灯,大声喊道:“停下!所有人原地别动!”

我感受到一阵巨大的压力由外至内,心脏也快跳出嗓子眼。台下的人开始不断回头、尖叫,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像被人点了穴,说不出话,也丝毫动弹不得。眼看着这群人从各个过道走上来,迅速将拿小盆的工作人员抓住,大家的手开始被手铐铐上,盆子在混乱中被打翻,钱散落一地。没人顾得上去捡,也没人意识到还能去捡。

我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包括三个高大的男人从台阶下跑上台,一把将我反手铐上,我如同罪犯一般,脸色也越渐惨白。这似乎是一个并未提前彩排的闹剧,我不知该怎么结束,也无法下场。一个貌似队长的人夺过我手中的话筒说:“大家安静,刚才经相关人士举报,我们严重怀疑此地正在非法集资。”

现场再一次骚动,大家开始交头接耳,有人甚至破口大骂:“骗子!统统关班房,别出来危害社会!”后台的人被统统带了出来,开始在所有人鄙夷的眼光中走出影院,穿过大院走进派出所。

我们被分进了单独的审问室,头顶有一杆不太亮的白炽灯在闪动。

一位民警走进来,手里拿着夹板和纸笔,“你哪儿人啊?”

“不知道。”

“父母呢?”

“不知道。”

民警脸色有点不对劲:“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我从包里摸出证件,透过钢架缝隙递过去。

“汪明阳,家住湖南……”

“嘿,你小子还真叫汪明阳呀!”

“我是黎叔收养的。”我打断他的话。

“那你到底是哪来的啊!”他一脸戏谑。

“我是垃圾桶里捡的,石头缝里蹦的,我他妈如果知道自己哪来的,我还用到处找吗?”

民警吓一跳,声音立马比我高一倍说:“你瞎嚷嚷什么,我不正在了解情况吗。给我消停点。”他半天问不出个名堂,又自觉气氛有些尴尬,没一会便转身走出了审问室。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审问室走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望着我说:“你就是汪明阳?”

“你谁啊?”我有点不耐烦。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帮你找到你妈妈。”

他将身体靠近我,嘴巴凑上耳边开始慢慢说话。最后,他说:“你好好考虑下吧。”

我有点懵,体内被锁上的大门忽然间打开,我不知道里面住着是凶猛的怪兽还是温顺的小猫。我趴在桌上,做着一道二选一的题目,想着想着我竟闭上眼睛。脑袋放空的时候,又好像睡着了……

几个小时之后,我和那个男人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时也被提前释放了出来。接着黎叔被放了,小青也被放了,血色青春里的每一个人都陆续被放了出来。他们站在派出所的大门口起哄,嚷嚷着我们没有非法集资,也根本不怕你们把我们怎样。倒是我自己心虚了,毕竟我搞不清真实情况,也生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所有人回到大巴车上后,我拉着黎叔径直往闹市区走。我们随便找了一间烤肉店坐下,点了一些串儿,叫了两箱酒。白的、啤的掺杂着都有。黎叔喜欢喝白酒,一次最多能喝下一斤左右。而我擅长啤酒,胀肚子最多去撒几泡尿便能完事。这么多年来,黎叔很少带我出去应酬,他总说:“小孩不能喝太多酒,对身体不好。”

“叔,我要去上海了。有一家公司签我,他们说我有潜力,打算捧我。”黎叔什么话也没说,自顾自地端起酒杯往喉咙里灌下一大杯白酒。

“哐当”一声,杯子强有力地被摔在木头桌上,杯身虽然没碎,但黎叔此刻带有说不出的无奈。他一边倒酒,示意让我陪他一起喝。我手握酒瓶,一口气喝下一大半。

我们喝到凌晨,直到烤肉店打烊了,我俩还游荡在空旷的大街上。我拍着黎叔的肩膀说:“叔,帮我照顾小青,等我两年回来!”

天快亮的时候,我把黎叔送到大巴车门口,我什么东西也没取,就这样光杆走掉了。

坐惯了大巴车,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竟然特别想撒尿。但我强忍着,努力抑制住面部表情,尽量让自己看起来镇定无比。事实上我依旧没能抵抗住飞机遇上云层的颠簸,我在机舱里吐得一塌糊涂。旁人投射嫌弃的表情,只有空姐偶尔递来新的口袋和纸巾。我突然想念起大巴车,想念起血色青春的每一个人,想念想尿就能跳车的场景。而现在,我除了在位置上坐立难安以外,其他什么也干不了。

来到上海,我跟随那天在派出所见面的男人走进一幢大楼。这家公司规模不算大,几间办公室也是租的。听说艺人每天在家候着,有活儿干自然有经纪人联系。但每个经纪人手上都有十几二十来号艺人,各个经纪人之间也存有强大的竞争,所以排上号出演,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男人说:“你不用担心,你的日常都将由我亲自安排。”

他是县城人,独自打拼到上海,现在做到了公司合伙人的位置。他说他看人准,相信我一定会红。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果然没有背弃之前说的话。我开始活动不断,因为有从小在血色青春锻炼的经历,我不需要像其他艺人那样进行前期培养。我已经是一个完美的产成品,就等放进玻璃柜里进行展示,接着售卖。

我依旧在找妈妈,只是这一次是在大上海的每一个夜场、深夜电台,以及各种商业演出上。当我在上海滩有了一定名气后,我开始走进演播厅。没有道具服,也没有躁动的音乐,只有一套单色系的西装和一架摄像机。

当导播进入倒计时,我变得有些紧张。按着之前和主持人的对稿,我开始一段看似从容不迫又感人肺腑的讲述,从血色青春讲到来上海发展。故事自然已经被公司包装过,泪在适当的时间也顺利地落下来。就连主持人递的纸巾,也是在最容易拍到的方位传来的。

听说节目播出以后,很多热心观众都打电话进电台,说着自己身边丢掉孩子的人,看看是否能对上号。

我像男人说的那样,凭借自己独特的背景以及成长环境,真的火了起来。有大大小小的晚会、各类访谈类节目找上我,他们说我是一个励志的小孩,理应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我不再去找妈妈,而是去表演歌舞。不到一年时间,公司搬离了原来的大楼,租了更高档的写字楼。而当初在派出所碰面的男人,现在也赚得盆满钵盈。

可当初的承诺,只是实现了一半。而另一半,还能实现吗?

两年的时间一晃眼就过去了,这期间我联络了黎叔,他说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工作。

我原本在派出所签了两年的合约,但不到两年,我便在某次喝大的情况下续签了五年。我问黎叔:“小青过得好吗?”

黎叔说:“她走啦,听说回去嫁人了。姑娘家的岁月蹉跎不起啊!”

当初我的不告而别,也想着她会离开。但始终还保有一丝念想:她会等我,她会等我回来。

事实上我没资格让她等我。当爱的人从身边消失时,我骨子里仿佛早已安装好了防护装置,对于一切的离别,我都能表现出淡然,甚至是漠视。或许世间所有的悄无声息,都是另外一种的别有他意。

我一如既往很忙,全国各地不断演出。除了飞机,火车、高铁,我也依次坐了个遍。公司给我配了一辆保姆车,供演出专用。交通工具对我来说,也仅仅只剩交通了。

半年前,我接到血色青春老班辈打来的电话,他们说黎叔死了,让大伙都回去送他最后一程。电话里没说明具体情况,我只知道是酒精中毒。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后来才知道,黎叔为了接下一个场子,在酒桌上洋白啤三种混着喝,听说场子谈下来了,可他就在准备起身的时候,整个人倒在地上,此后再也没有起来。

第一次到湖南湘潭——黎叔的老家,现场人很多,曾经参与血色青春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小青也来了,带着近三岁的小孩。我们没时间闲谈,打完照面就走进了灵堂。黎叔家里的亲人很少,整个葬礼的组织者,是一个瘦高的年轻小伙。

他是黎叔的儿子,但却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生身父亲,听说他从小就能力超群,考上名牌大学后,放弃一线城市的发展机会,甘愿回当地做公务员。一切都十分正经,反倒是我们,显得另类又格格不入。黎叔的前妻没有过来,一问原由,老班辈们说他俩曾经发誓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即便是葬礼,依旧也不肯露面。

待到所有人都去灵堂鞠躬时,黎叔的儿子叫住了我:“你就是汪明阳?”

“是的,我是。”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以打量的眼光将我全身上下扫射了一番。

“听说你在找妈妈,冒昧地问一句,找着了吗?”

“呃,暂时还没有。”我露出无奈但又十分自然的表情。

他一副意料之中的模样:“有些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虽然我是汪黎的儿子,但我还是认为这件事你理应知情。”

“但说无妨。”我稍有戒备,但又显得无端正经。

他拍着我的肩膀,把我带进一个角落的边缘。几句话之后,他便笑着离开了。而我,整个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般,剩下一具躯壳在墙边一动不动。

“私生子”“外遇”“不要脸”“破坏别人家庭”“狗杂种”“你活该”……

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将这二十多年来的怨念一次性发泄了出来,但这些粗鄙的字眼,就像被打上烙印一样,在我脑子里挥散不去。

我匆忙离开了湘潭,没来得及跟任何人道别。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几夜不见人。

我想了很多事,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有一瞬间我好像想明白了什么,走出单身公寓后,我独自漫步在外滩街头,和当初来的时候一样,这里的人依旧行色匆匆。车水马龙你侬我侬的场景,闪现在每个不经意的小角落。在这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里,我不禁疑惑,那我的可能究竟在哪里呢?

虽然离合约期满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可就目前的我来说根本无法再安心工作了。我开始找公司谈解约,经纪人不愿放我走,他便拿合约上条条框框的内容来压制我。没人知道我心理变化的过程,大家都认为是我想自立门户了。在几次谈判不成功的情况下,我坦诚地说出内心想法:这人我不打算找了,钱我也不想赚了。离开上海,回到血色青春,这便是我目前唯一的想法。

和当初签合约一样,这一次我也依旧没看上面的条款就把字给签了。走完最后一道流程,我便重回了自由之身。

现在我是血色青春的团长,团里有近百名成员。我们的长途大巴从一辆换作了三辆,团员的自由活动时间也变得十分灵活。这里有月假、年假,以及各种福利制度。

在召集老一批成员的同时,我也丰富地扩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我们接受邀约,更能以一批优秀的节目参与全国竞演。但这里再没有《找妈妈》这个节目,此后也不需要再有了。我们依旧像蒲公英一样四处飘落,但这一次很幸运,因为在出发前看到了根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有了嗜酒的习性,可联络场子的事儿压根也不再需要我去谈。每当我在后台拿着传话筒催促下一场演出时,身边的小孩都会拉着我衣角问:“爸爸,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台表演啊?”

我摸摸他的脑袋,透过镜子向小孩身后的女人努了努嘴。像当初一样,镜子里的小青把精致的脸庞一点点抹花,再一点点洗净,接着她便很自然地把小孩带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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