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反决策过程
●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
●陈云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邓小平说：“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
中央为邓小平恢复一切职务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
那是1976年4月7日，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不几天，由于受到“四人帮”的诬告陷害，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党籍。
那是1976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叶剑英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
叶剑英又说：“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示赞成。与会人员都把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
但华国锋觉得时机尚不成熟，他采取往后拖的办法。
这时，中央对外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也连带批邓小平。
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正常的政治生活，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
邓小平很快就读到了发给他的第一批文件，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没过几天，中央办公厅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华国锋从当时的形势出发，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是有考虑的。在1977年1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讲出了他内心的疑虑和打算。
华国锋说：
“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
“现在有人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同志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
“小平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小平同志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又说：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
“‘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小平同志的问题，会引起混乱。”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
“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开始，就日益高涨。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祭日。从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许多花圈和悼念的诗文、标语等。
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
北京的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大标语：
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群众呼声越来越高。
这段时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这时，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的25号楼。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多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
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他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
陈云表示接受，他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名字。”
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肖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了书面发言。
其中写道：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发言说：
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
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
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
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
……“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
华国锋又表示：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做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立即到西山25号楼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就当时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他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信中表示：
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邓小平还提出一个建议：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10月10日的信，印发党内。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的这封信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一起转发至县团级。
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77年7月17日，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明确表态：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出席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闭幕式。
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近10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小平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10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胡耀邦领导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12月15日上午8时，在西单商场旁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前院里，鞭炮齐鸣，烟花朵朵。
放鞭炮的是一群三四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人。不停地炸响的鞭炮声，不仅使过往的行人驻足观望，就连西单商场里的顾客们，也都跑过来围观。
在清脆的鞭炮声中，新任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他的秘书梁金泉在人们的欢笑声中穿过人群，登上办公楼。
胡耀邦到任以后，他立即召集处级以上干部召开会议。他向到会的干部说：“今天只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那边还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再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早在1976年10月12日，在粉碎“四人帮”刚刚过去几天，还没有恢复工作的胡耀邦就向华国锋、叶剑英提出三条意见，他说：
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振兴。振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977年12月，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立即从组织上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首先召开小型整风会议，在中组部内部统一认识，在较短时间里就揭开了原中组部捂了一年多的盖子。
此后，中组部分别成立了干部分配组、干部接待组、老干部生活组，开展落实干部政策的具体工作。
胡耀邦特别重视老干部问题，他指定一位副部长专门负责接待老干部的来信来访。并专门交代，对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上动不了的，就应该上门拜访，到他们的病床前去倾听意见。
许多老干部到了中组部，看到部里出现了这么多新气象，他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我们这些10多年没有家的人，现在有了家了。”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抓住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当时最为迫切、最为敏感的问题，作为组织路线方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新局面。
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其中指出：
党的组织部门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掌管干部政策的重要部门。要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使组织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党性强、真正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人手里……
把过去审干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认真严肃地处理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地投入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评论员文章。其中指出：
一定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迅速把积案清理清楚，使一切受到“四人帮”打击、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真正获得解放……
1月28日，中组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参加的落实政策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强调：
落实干部政策绝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明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
陈云呼吁彻底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历时36天。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
11月12日，陈云在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他事先充分准备的书面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列举出了对揭批“四人帮”中遗留的影响大、涉及面广的6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他说：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恢复其组织。
3、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了高潮。大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就突破了原定议题。
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11月13日，东北组的同志在发言中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事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以解决。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
11月16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提出为“七二〇”事件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6点意见。她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聂荣臻提出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他还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
陈云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陈云的发言和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洪流，为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冲破了重重障碍。
邓小平说遗留问题应当解决好
1978年12月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说：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
邓小平的讲话，激起会场滚滚的掌声，引起大家的极大共鸣。
那是在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于光远商量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
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式。在11月5日，他作为刚刚复出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了。14日回京后，他准备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讲话，主要谈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没料到短短几天内，形势大变，最后改由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重新起草讲话稿。在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12月2日，胡耀邦和于光远一起，到邓小平的家中讨论此事，邓小平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把解放思想当成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他用铅笔写在16开的纸上，一共3页，近500字。提纲中内容主要是：
一是对会议的评价问题。谈话时，邓小平说：“这次会议了不起，这个风气要传下去。”
二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邓小平说：“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
两三天之后，稿子起草好了。邓小平又找起草组谈过几次话，并重申稿子不能长篇大论，语言要少些，干净一些反倒明确。
12月13日，大会闭幕，邓小平的讲话稿经过几次修改，已经由讲8个问题改为讲4个问题，即：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大会闭幕后又加议了两天。
在闭幕会上，叶剑英也作了讲话，他专门讲了领导班子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解放思想的问题。
在小组讨论中，健全党内民主已成为共同话题。
徐向前说：“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建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
在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了，随后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被平反了。场内言论与场外民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中国新时代开始了。
《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评论员文章：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主席早就说过，共产党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几十年来，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发展，就前进；违背了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受损失。
毛主席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就是实事求是的方针……实践告诉我们，纠正冤假错案件，深得人心，大快人心。长期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把平反看作党对他们的第二次解放，更加焕发出革命青春，决心把有生之年全部献给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受害干部的家属子女如释重负……
广大群众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事实表明：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就能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解决一批人的问题，就能调动千万人的积极性。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纠正一切冤案、错案、假案，是能不能坚持正确路线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
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是对林彪、“四人帮”百般诬陷陈毅同志的有力否定。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恢复名誉。这一切说明，毛主席如何身体力行，坚决执行“有错必纠”的方针。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当前主要是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在他们错误路线干扰破坏下产生的冤案、错案、假案……
评论员文章指出，要知道，冤案、错案、假案拖得越久，蒙冤受害的同志痛苦越大，他们的家属子女背的政治包袱越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郑重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唯一的宗旨。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没有也不谋取任何私利。因此，我们能够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清醒地看到，不仅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都坚持“有错必纠”这一条。这正说明我们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任务大，要办的事情很多，靠个别部门、靠少数人去办是不行的。必须大家动手，全党办案。领导亲自动手，解决一些老大难案件，为下级树立敢于坚持原则、拨乱反正的榜样，树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榜样，树立实事求是的榜样。
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在复查工作中，要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严明法纪，有错必纠。
宋任穷勇挑平反冤假错案重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这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宋任穷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七机部部长的身份，列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大会增选为中央委员。
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就在这次重要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中央发出第七十七号电报通知，决定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事前，胡耀邦曾与宋任穷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宋任穷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胡耀邦快人快语：“不要犹豫了，中央已经决定，你就赶快来吧。”
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央委以宋任穷如此重任，令他深感责任重大。
12月27日，在中央组织部局、处负责干部会上，胡耀邦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宋任穷则在会上表示：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忠还不如。我这个人能力不那么强，魄力不那么大，四平八稳，有时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有个办法可以弥补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一定不偷懒，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把工作搞好。
其实，做组织工作对宋任穷来说并不陌生。1954年底，他在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时，就曾兼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这一次不一样，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
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了使全党集中精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需要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这既是党心民心之所向所盼，也是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一年中，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旗帜鲜明地推动解放思想，冲破重重阻力，坚决拨乱反正，为落实干部政策打开了一个好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有动力，有基础。宋任穷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责任心，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他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首要和紧迫任务。
然而，这一工作的难度却是超乎想象的。
首先是思想阻力大。在“左”的思想长期禁锢下，不仅有些同志对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少数人甚至对平反冤假错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怀疑、抵触情绪。
其次是冤假错案多。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党政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据统计，仅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2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受到冲击的就达1011人，占81％。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
面对复杂艰巨的工作任务，宋任穷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苦，日夜操劳，深入了解情况，亲自接待和听取许多受迫害干部的申诉，以及干部群众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建议；亲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错案平反和复查结论，推动解决问题。他带领中组部同志不分昼夜地工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他领导中组部同志从分析具体案例入手，研究制订有关政策规定的文件，报经中央批准后贯彻执行，从而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政策依据。据统计，从1979年1月至1982年底，制订并印发的这类文件共有27份。
宋任穷用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实际行动，兑现着他的承诺。人们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的前进步伐，看到的只有他那种所向披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坚强意志。
“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他的问题就不是解决了80％、90％，而是100％的没有解决”。
宋任穷认为，落实干部政策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宋任穷反复强调，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地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复查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是中央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宋任穷要抓的重点工作。但这项复查工作，凡涉及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案件时，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遇到的阻力也就特别大。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等为了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目的，打着审查干部的旗号，长期把持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了我党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
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案件复查平反工作却受到干扰，步履维艰。尽管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要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却迟迟得不到落实。
直到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对党内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进行了彻底纠正，明确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交中央组织部。
这项在宋任穷任中组部部长之前就开始的工作，他任职之后继续进行，具体负责的是副部长陈野萍。在接收了移交的专案材料之后才知道，共计1.7349万卷、39.1363万件材料，涉及的受审查人员达669人。
在这之中，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既有省、部级党政领导，也有专家、学者，以及少数居民和学生。据统计，这些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对象，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达213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国务院副总理7人。
要在短时间内将如此重大、众多的案件复查澄清，将强加在这些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词推倒，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平反结论，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宋任穷却决心抓住这个重点，坚决予以突破。他请示中央批准后，迅速采取了几项措施。
首先是把被中央专案组下放到外地仍在监督劳动的领导同志全部接回北京和有关单位。这其中有彭真、张洁清夫妇，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等。
其次是对一部分同志采取先分配工作，后做复查平反结论的办法，使这些领导同志尽早走上工作岗位。
再次就是采取转请被审查人原单位进行复查，然后送中组部审理，转报中央审批的办法，以加快复查平反的进度。
得力的措施很快见到了成效，从1979年到1980年，中央组织部直接做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的就达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刘澜涛、习仲勋、安子文、钱瑛、胡乔木、帅孟奇、赵毅敏、林枫、谭震林、李立三、王任重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一大批假案得以平反，一大批错案得以纠正，一大批冤案得以昭雪。
“六十一人案件”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惊全国的重大案件，原中央专案组将薄一波等61位老同志定性为“叛徒集团”。经复查，中央于1978年12月6日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之后，在发现了新的证明材料之后，中组部报经中央批准，于1980年4月21日，又印发了《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再次为这一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张贴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对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云等同志进行诬陷。
随着“第一张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在报刊登载，《人民日报》为其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这一冤案，中共北京市委于1979年2月为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云彻底平反，中央组织部于1980年8月21日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
“红旗党”是1943年延安审干时，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这一案件涉及面广，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这个在延安审干后期已被纠正的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翻腾出来，作为打击、诬陷革命同志的借口，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遗留问题，经过中组部的认真复查，1981年9月9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推倒了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因此案而受到迫害的同志由此得以平反昭雪。
1979年到1981年，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也是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短短的3年时间，经中组部办理或审理的案件达3105件，许多冤假错案由此得到澄清，错误得以纠正；报中央批准的中央管理的干部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昭雪的494人，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由此得到解放，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在抓紧解决，而以往一些政治运动中的错案和其他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断地被提了出来，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这些历史案件数量不少，而且事隔多年，加上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
宋任穷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冤假错案有直接联系。这些问题不解决，人心就不齐，气也不顺，必然影响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同时，宋任穷也强调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掌握政策。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凡是搞错的案子，该复查的还是要复查。“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件个别解决。”但并不一定把一切问题都来搞什么平反。
在中央的领导下，宋任穷认真进行处理历史老案的工作，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的处理意见》，明确提出了处理历史老案的原则、方法和政策界限，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顺利解决。
同时，宋任穷还直接指导复查处理了一批历史老案。例如对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宋任穷就明确提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并强调指出，“改正错划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他的这些认识，对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宋任穷的领导下，中组部在复查处理历史老案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由此，除极少数人以外，被划右派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
从解决福建、云南、陕西等省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着手，使地下党同志受到的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对待的问题得以纠正。
中原突围中部分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由于复员、隐蔽、掉队等原因，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妥善解决。
苏区肃反被错杀的人员，也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在中组部直接复查或参与复查处理的历史老案中，有一些是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
1962年秋，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为曾支持过这部小说的写作，被康生一伙污蔑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据薄一波回忆，康生在全会的一次会议上，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
当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后，自然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一时间广为流传。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习仲勋的政治迫害不断升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姚文元发表文章，公开宣布《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宣称作者和支持该书的同志是反党分子。
对这样一个拖了数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大案，复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宋任穷领导中组部的同志，却硬是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难题。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文件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作品。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反政府活动。
“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是宋任穷主持中组部工作时，中组部协助陕西省委复查的又一件大案。
那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康生主持审查习仲勋问题的专案。他利用职权，捏造了一个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搞了一系列的所谓揭批活动。
在1965年，经康生审定的《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同林彪、“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利用这一所谓专案大做文章。他们将原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要统统予以“彻底砸烂”。
长达10余年的审查和揭批，大批干部受到诬陷和株连：解放以来陕西省委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打成了叛徒、特务，或彭、高、习死党；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有50多名领导干部被罗织罪名，关进了监狱，受到迫害。
对于这样一件冤假错案必须予以澄清，要为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同志还以清白和公正。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1979年8月，随着小说《刘志丹》的平反，习仲勋的问题事实上也有了正确结论。
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一案件在陕西等地的恶劣影响，1980年1月，中央组织部转发了经中央批复同意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郑重宣布为这一假案彻底平反昭雪。
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1979年6月，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12位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央，建议为1934年原红五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这是一件沉淀达45年之久的历史积案。
中央领导将这一重大案件的复查审理工作交给中组部。宋任穷领导中组部的同志迅速落实，派人向70多位老同志进行调查，并查阅了有关的档案材料。
事实真相终于大白：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率部参加了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重大起义，一时震惊全国。1.7万名官兵起义后参加了红军，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任该军团十五军军长。
那是1932年春，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发现季振同、黄中岳为首的少数军官有企图拉走队伍的背叛活动为由，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并予以监禁。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他们两人被处决。
对于他们两人的被杀案，叶剑英曾有过这样的批示：“我听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
中组部的同志在复查中通过大量的材料也证明：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绩的，影响较大，应予肯定；季、黄两人有爱国抗日思想，党组织已吸收季振同为特别党员，可见对他在政治上是信任的；尽管国民党曾派人与季、黄联系，进行策反，但并没有得逞。
经过复查，案件有了结论：1981年8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中组部《关于为原红五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将季振同、黄中岳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违背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议，将他们处决更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季振同的党籍。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终于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从1978年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展开。在这一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的宋任穷，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胆略，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卓越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不仅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230万名干部的复查平反工作，还对120多万人的历史错误结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复查，作了正确的处理。
党在干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使用，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完成党的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任穷在领导完成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宋任穷本人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对这项工作，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度原则性，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威望。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