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肉身与灵魂之间

司马迁:在肉身与灵魂之间

夏立君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受了大委屈的男人——屈原、司马迁。

“魂一夕而九逝。”屈原始终有强烈的被抛弃感,一夜之间离开躯壳九次的灵魂要到哪儿去?到楚国国都郢都去了。屈原投水自尽是绝望后的自我抛弃,也是对被抛弃命运的无奈反抗。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是何缘故使司马迁陷入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之境地?是耻辱,是撕裂躯体、深入灵魂的耻辱。以受宫刑为标志,司马迁的人生判然分为两截。司马迁亦被抛弃了,且是更彻底的抛弃——他成了“非人”。一把耻辱之锯,拉扯着他的肉身和灵魂。他晃荡着残躯,带着一个难以安抚的巨大创伤,激愤又冷酷地登场。

司马迁把自己活埋在那个张牙舞爪的盛世,《史记》就是他的坟,他的墓志铭。司马迁以超常心力,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亦突入人性的纵深地带。

宫刑,是活人所能经受的最沉重的身体创伤和精神镇压。恶心,不仅仅是对自己残躯的恶心。历史与现实的令人恶心之处,亦正是令司马迁恶心之处。他怀着这样的恶心感度过残生。

义气深重的司马迁,义气深重的《史记》,不仅能触动你的心理,甚至能触动你的生理。

他本在盛世跑龙套

不知其人,视其友。

——司马迁

智者贵在乘时,时不可失。

——司马迁。

历史一直在说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伟大盛世。司马迁的奇崛人生历程,基本与这个时代相始终。

人是历史动物。把自己安顿在历史里,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精神需求。汉武帝时代,中华民族已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经历。而历史文化最丰富的家族就是司马迁家族,司马氏世代为史官。

汉初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饱经战乱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接手的是一个富于生机、野心勃勃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差不多可说就是从前的“天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统局面,似乎是实现了。

看看这样一个时代,容纳了些什么人物。

一号人物当然是刘彻。刘彻十六岁登基,在位逾半个世纪,将汉朝推至鼎盛,寿命长,威势重,能量大,阴影亦大。元鼎四年,刘彻出巡至河东郡,郡太守料不到突然来了皇上,供给保障措手不及,急得以自杀来逃避。司马迁以十一个字实录此事:“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第二年,同样原因,陇西郡守自杀。皇上——这个权力恐龙,影子就能吓死人。刘彻热衷武功与出巡,是古代走得最远出巡次数最多的皇帝。他对女人的热衷亦甚有名。“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

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在现实与历史中,他们皆赫赫有名。他们一次又一次远征漠北、西域。他们是武帝性格的延伸,是帝国挥出的铁拳。对内集权与对外征伐,是刘彻的力量来源。他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武帝一朝,是中国古代进攻型将领最多的朝代。靠蛮力挑战汉朝的匈奴,在武帝铁拳不断打击之下,不得不一再远遁。

张骞,中国古代走得最远、出使时间最长的外交家、旅行家。军事将领向远方伸出铁拳,大汉使者则向远方传布帝国消息。

董仲舒,首次确立儒学至尊地位的思想家。天下一统了,也必然要求“软件”一统。帝国到了从容建设“软件”的时候,董仲舒应运而生。他将儒学世俗化、实用化兼神学化,殚精竭虑从天上到人间为体制寻找自圆其说的合法性。

……

这些人与司马迁同代。他们大都不会在意人微言轻的司马迁,而早早就有史学使命意识的司马迁却不会不留意他们。

大文明需要大时空。汉朝人不论走多远,都没有发现文明高于自己的地方,更没有发现比自己还要庞大的帝国。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彻追求好马的热情极为高涨,为此他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派将士一次又一次深入西域。后世不断有人诟病刘彻此举。其实,这类似当今追求尖端武器。刘彻有理由认为,他最有资格拥有尖端武器,最好的马应该为他的帝国驰骋。

司马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命运,他的才华,也在此时空下展开。

比生活在这个时代更加幸运的或许是:司马迁有一位伟大父亲——史学家司马谈,一个有能力有条件站在时代文化巅峰的人物。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掌文史星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的读书条件当世无人能比。司马谈服膺道家精神,却让儿子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人习儒。这应当含有为儿子规划未来人生的现实考虑。崇儒大局已定,只有习儒才能走上仕途,这类似今日的接受应试教育。司马迁十岁时,父亲就将他从家乡夏阳带到京城长安。二十岁时,司马迁迎来了他一生至关重要的首次壮游。这时的司马迁无公职,出游必出于父亲的安排。由此可见司马谈对儿子的期待之深。司马谈的影响及有意识的培养,使司马迁的文化自觉、史学胆识发育极早,为他成长为精神更雄伟、文采更丰富的人,奠定了重要基础。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概括了二十四岁前的人生: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对自己的游历甚为得意。首次壮游大约持续了三年时间,再次出游则已是奉使青年朝官身份。这些游历可视为司马迁所进行的史学“田野调查”。一个学养非凡的青年,又及时进行了非凡的浪漫长旅,胆识、文气得到有力淬炼,他以广阔的地理为人生奠基。正当多情易感的青春时代,他走出书斋,面对大地山河,胸中典籍掌故在游历中一一指认,书生心窍豁然开朗。如此时空的长旅,在汉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大,心脏亦大。帝国的强大心脏,能把志向非凡的司马迁送到很远的地方。司马迁深知这个时代,并喜欢这个时代。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激烈批判这个时代。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又不断随侍热衷出巡的刘彻,遍行大汉江山。后世的史学家,在脚力与心力两方面皆无人能及司马迁。非凡的游历考查,使他对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史具备了鲜明在场感,历史的大局与细节了然于胸。他把游历化为《史记》的一条脉络,其深沉的脉动不时在各篇中呈现。

司马迁已经把自己确立为这样一个人物:中国古代游历最为深广、文化准备最充分的史学家。到司马迁以深邃眼光打量历史的时候,中华民族极其宏富的历史经历,亦在呼唤一位伟大史学家、一部伟大史学著作的出现。

在这个大时代,司马迁却一直是一个小人物。司马迁二十四岁左右为郎官。此后二十余年,他几乎随侍了刘彻所有出巡行动,虽自视为莫大殊荣,但他无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记录者。与众不同的是,职业敏感、知识修为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洞察者。司马迁能看到并经历他人看不到的历史活剧。在那些活剧中,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对剧情却可能比主角、比导演看得更清楚,并深知产生那剧情的背景。元封元年,刘彻举行汉朝首次登泰山封禅大典,司马谈却突然在周南病危,不能随侍封禅,临终遗命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垂泣受命。按汉制,儿子可继父职。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至四十八岁遭宫刑前,司马迁除应对本职事务外,集中撰述《史记》。

司马迁或许自信已具备洞察历史的能力了,但对自己的命运却完全无能为力。他深知历史,在现实中却一派天真。

他要为自己的天真付出“意外”代价了。

李陵案的一个意外事件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司马迁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司马迁

不管投降及投降后的遭际多么曲折,李陵是叛徒这是历史事实。

吊诡的是,一代又一代后人一直同情乃至喜欢这个叛徒。历史的可畏与有趣,在李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对李陵的这份历史情感较大程度上是司马迁给奠定的,是他抚哭叛徒情怀的濡染和发酵。

司马迁朋友很少,撰写《史记》这一浩大工程要求他必须心无旁骛,家族、职位亦决定他不会成为朝廷股肱之臣,无巴结权贵的必要。虽然如此,皇帝刘彻的身影却不能不深深地笼罩他。宫刑之前,他是这种心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谁都可以不必巴结,皇帝却是生存意义所在。青年郎官司马迁小心翼翼,紧手紧脸,让皇帝满意、讨皇帝欢心是最高行为准则。与皇权下的许多臣子近侍一样,司马迁亦具“臣妾心态”。

任安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公元前98年司马迁入狱并受宫刑,次年出狱,且意外地任中书令。七年后,任安因“巫蛊案”下狱,论腰斩之罪。任安下狱前数年,曾致信已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向刘彻推荐自己。司马迁竟数年未复此信,直至任安死到眼前才复信。两千年后一读再读《报任安书》,司马迁那颗流血的心仍会令人心惊胆战:老朋友任安你太不理解我的心事了。

刘彻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皇帝心事依旧,司马迁心事已非。

司马迁对李陵家族的敬仰和同情由来已久,而他与这个家族向来毫无瓜葛。“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与李陵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却为他蒙受奇耻大辱。

李陵像他的祖父李广一样急于立功。公元前99年秋天,李陵主动要求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进入漠北已是寒风吹彻的冬天。这注定是一个与他过不去的冬天。在浚稽山一带,李陵部众与单于三万骑兵展开了遭遇战。单于很快发现他这三万骑兵竟不能制服李陵五千步卒。单于又调集八万余骑,对李陵摆成合围之势。李陵部众的弓箭全飞向了匈奴人。部队损失惨重,且成了一支赤手张空弓的部队。他下令部众解散,各自突围。单于太想活捉李陵了。李陵未能冲出重围,最终为单于活捉。

李陵投降了。

李陵投降前二十年,其年过六十的祖父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他已转战疆场四十余载,匈奴人都惊呼他为“汉之飞将军”。时乖命蹇的李广始终未能封侯。他想用战功说话。可是,部队却因迷路而贻误战机。为向皇上谢罪,亦为本人和家族免受羞辱乃至屠杀,李广果断自杀于阵前。

李陵却陷入了复杂的选择。

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刘彻一开始听说李陵阵亡了,接着又有消息说投降了。他便让相师给李陵母妻相面。相师说李陵母妻脸上皆无死丧之色。独裁者往往乐见他人的牺牲,牺牲愈壮烈,独裁者心境愈欣慰:这样是好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为有牺牲多壮志。李陵阵亡或自杀,他这当皇帝的才有面子:李陵竟不肯为我一死,他至少应该和他祖父李广一样啊。

名将阵前降敌,深深刺激了朝廷心脏。事件中心不是李陵,而是皇帝。刘彻的心情,才是臣妾们最关心的。他们在揣度此时刘彻爱听什么话。从前赞扬李陵的人都说李陵坏话了。司马迁对无人为李陵说句公道话甚为不满,臣妾心态又使他牵挂刘彻,希望皇上能把心放宽一些。适逢皇上召问,小臣司马迁发言了:

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司马迁对任安说,他就用这些话去应对皇上。可是,秀才心事对帝王心事,真是南辕北辙。刘彻龙颜大怒:你这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屡次劳师远征,却损兵折将!李广利是谁?——刘彻宠妃李夫人之兄。皇权政治必有强烈的裤裆味道。刘彻对自己的裤裆政治竟如此敏感如此精打细算。国家,国家,国就是人家刘彻的家呀。对多疑忌刻、心理又遭重创的刘彻这样说话,可视为司马迁之不智。专权者有翻脸不认人的强大优势,闷棍的这个打法当然是臣子无法也不可能招架的。

司马迁下狱。司马迁成了李陵事件中的一个意外“事件”。

这完全出乎司马迁意料——微臣可是一片忠心啊!

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第二年,刘彻对李陵之事有所悔悟,派公孙敖深入匈奴,企图寻机接回李陵。公孙敖未能见到李陵,却传给刘彻如此消息:李陵正为匈奴练兵,准备与汉朝对垒。

刘彻心灵再次遭受重创。皇帝总有迁怒的办法:李陵被灭族;狱中司马迁论死罪。

司马迁在武帝面前开口为李陵辩解时,内心既有书生的正直天真,又有婢妾般的绝对忠诚。几句话惹出杀身之祸,令司马迁一下子明白:帝王心事与臣妾心事,实有天壤之别。司马迁当时大约连咬碎舌头的心都有了。可是,宫刑七年之后,在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仍情不自禁盛赞李陵。可以后悔当时那样说话,但一旦白纸黑字却还是要那样说话。

司马迁的悲剧是偶然中的必然。驰骋疆场的将领,或胜或败或死或降,乃正常命运,因将领正常命运而致司马迁无妄之灾,又属非常事件,非常事件落在司马迁身上又有必然性。如他不在场,或在场不说话,或察言观色随大流说话,都可免祸。他在场了,他说话了,他说话必发自肺腑,发自肺腑就要惹祸,就要触犯宫廷丛林法则。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古代版本。彻底的恐怖效果来源于绝对的惩罚权力,专制者需要不讲理就能做到绝不讲理。

按汉律,死罪可拿五十万钱赎罪,或以宫刑免死。司马迁家无余财,朝中也无人为他说话,他只能面临三种选择:自杀、处死、宫刑。自杀是最能保持一点尊严的死法,司马迁也最想自杀。读《史记》,你看到自杀是如此普遍,伍子胥、田横及五百士、李广、屈原、蒙恬,等等,皆自杀。自杀是有用的,或明志,或避辱,或解脱……可是,《史记》未完成,司马迁不能死。是斩首还是去势,他只能在身体的两头之间选择。——他选择了宫刑。当朝当代不许他发自肺腑说话,他对历史、对后人发自肺腑说话的愿望就变得格外强烈。司马迁坚定地想:我必须活下去。他决定接受一具荒谬的身体,在荒谬中活下去。从此,他终生视自己为该自杀而未自杀的人。

人是唯一的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同类或其他动物实施阉割术的动物。比身体阉割更加普遍的是精神阉割。能决定现实秩序者,必求决定心理精神秩序。在宫刑之前,司马迁虽学识超人,却亦自觉走在精神阉割的路上了:“以求亲媚于主上。”婢妾心态在皇权体制下是常态,而非异态。大环境足以使你自觉养成“婢妾自律”。宫廷之内,大约只有皇帝一人无“太监表情”。从阉者身体和精神里,皇权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最“纯正”奴性。

敏感自尊、学识超人的四十八岁老男人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了。少小时遭阉割,会自然养成阉者人格,可司马迁已经做男人四十八年了。

宫刑,这真是一种令人发指的酷刑。文明进化的结果使男女性器成为最深忌讳和最根本隐私,宫刑则把这一切一刀挑开。消逝的性器实际上可看作是被张挂在了受刑者脸上。司马迁将耻辱列为十等,“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生人耻辱之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七年两千多个日夜未能使耻辱感稍有缓释。他时时感受着身体上的那片虚空。阉人,皇权体制里不可或缺的蛆虫。司马迁的残生里,时时有蛆虫在身的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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