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春节
杨晓升
春节已过，记忆中的春节亦是越行越远。
对我来说，儿时的春节是一年中最令人激动的节日。那时“文革”，物质极度匮乏。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无法离开的粮油猪肉布匹肥皂等物资，都是定额供应、凭票证购买。居民每月定量的口粮根本不够每餐吃米饭，只能每餐用少量的米多兑些水煮粥。粥当然是稀粥，水多米少，煮出的粥近乎米汤。好在那时候农贸市场上还有廉价的红薯，一元钱能买十几斤，最便宜的时候一元钱能买到二十斤。红薯切成块煮成红薯粥，粥不那么稀了。及至如今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众人才知红薯原来富含膳食纤维、胡萝卜素及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算歪打正着，当然，这是后话。
还是回到儿时的春节，那当然是最幸福的时光。因为春节可以天天吃白米饭，从除夕到正月初五，天天如此。更重要的是，一年中难得一见的鸡鸭鱼肉蛋，还有潮汕民俗中拜神祭祖准备的各色祭品，也天天可以吃到。馋疯了的人们报复性地选择在春节大吃大喝，直吃得满嘴流油饱嗝连连才甘愿罢休。也许是因为春节意味着吉祥，孕育着希望，再穷的人家也都要竭尽全力倾尽积蓄买回各种年货，让自己的家人吃个心满意足。仿佛这么吃，才会有好头彩、好兆头。
对于小孩来说，最兴奋的莫过于穿新衣。长年累月，平日里普通人家一般都买不起新衣，春节前则家家户户都要给家里老少购置新衣。即使经济所限大人不买新衣，也断少不了孩子们的。那时候大都是买布料自家做或找裁缝做，新做的衣裳孩子们会高高兴兴穿上，心满意足地在小伙伴们中显摆一番。春节过后，新衣则成为每个孩子漫长岁月中的着装，旧了也穿，破了则补。嫌小穿不进了，则留给弟妹继续穿，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这样。
压岁钱是孩子春节中的另一种惊喜。贫穷人家，钱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奢侈。那时的孩子，平日里衣兜里少有零花钱，偶尔有几个钢镚儿，已是父母的极大恩赐。那时的孩子，春节得的压岁钱也不比今日，动辄数百上千甚至上万，父母一般都事先在银行换好新票，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崭崭新新，整整齐齐，不留半点褶皱。如此崭新的钞票，孩子们拿到了也舍不得花，大都小心翼翼藏着掖着，唯恐丢了或被偷，甚或又被自家大人拿走。有了压岁钱，春节里穿着新衣的孩子，底气足了，情绪高涨了，笑容也更加灿烂。
走亲访友是春节必不可少的节目，当然要带上自家的孩子。潮汕地区，春节串门走亲访友，给老人、小孩压岁钱是必不可少的礼节。上门做客时，须事先备好红包，红包里装两角四角两元四元不等，但必须是双数，意为好事成双。客人给主人家的老人小孩送红包，主人也需要给客人带来的孩子回送红包，礼尚往来，这是人情世故中的一种平衡，也是一种悠久的民俗文化。假若有谁敢打破这种平衡，比如只收礼不回礼，轻者背后会被责骂自私不懂规矩，重者会被世人鄙视冷落直至断绝来往。所以，春节串门带上自家的孩子，既是聚会凑热闹的需要，更是利益均衡的需要。假如上门做客红包只出不进，那可就亏大了。所以，春节上门做客的人一般都会带上自家的孩子，而且对方有多少孩子，自家一般也会带上数量相等的孩子。
跟着父母串门做客，孩子们当然也乐意，好吃好喝、热热闹闹不说，还会收到装有压岁钱的红包。只是孩子们收到的压岁钱，最终大都要收归父母所有。贫穷年代，经济拮据，谁家花钱都捉襟见肘。春节送出的红包也是平时节衣缩食挤出来的，孩子们的红包如果不上缴，春节一过，家里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所以，春节孩子们收到的红包，除了留下少许，最终大都得上交家长，家长美其名曰怕孩子弄丢了，交大人“保管”安全。家长当然还有更充足的理由：寒假一过，新学期开始需要买文具交学杂费，压岁钱还不是用到你的身上？如此理由，堂堂正正，孩子们一般也不会辩驳。穷惯的孩子早懂事，谁也不敢奢望压岁钱都会留给自己乱花。即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压岁钱给孩子们带来的欢乐。
我本人自小生在潮汕，长在潮汕。记忆中，儿时的春节便是在这种氛围中度过的。“文革”中清贫压抑的漫长日子里，只有春节才会让人体味到欢乐，也只有春节才能让人感受到幸福。尽管这种欢乐和幸福相对短暂，却让人向往，让人激动，让人难忘。唯其如此，春节的日子也才弥足珍贵，让人珍惜。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春节对我来说却已经淡漠，甚至已经越来越远，因为平日里我们都已经不缺吃不缺穿，日常的营养和生活需要早已得到满足。吃喝穿戴，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说天天过生日，日日度春节，如此丰衣足食，儿时过的那种春节谁还稀罕？
何况如今的春节，狂轰滥炸的问候短信，应接不暇的朋友聚会，常常让人疲于应付、心生疲惫，以至内心深处反倒抵触春节。
要问如今的我对春节还有什么期望的话，倒是七天的长假中或多或少还能让我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写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苦短，平时公务缠身、终日忙忙碌碌的我，渴望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让自己停下忙碌的脚步，恢复生活的平静，也让灵魂得以稍稍歇息，身心得以调整、放松，集中精力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
《香港商报》2016年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