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怀的艰涩婚恋
裴毅然 苟蓝方
1940年10月21日，陈企霞长子出生于延安中央医院，故名“延安”，又名陈恭怀，行“恭”，祖父远在宁波鄞县老家，只能怀念，故拈字“怀”。
1966年7月，本是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生陈恭怀分配离校的日期，但他们这一届大中专毕业生都未等来久盼的毕业分配，而是等来骤然降临的“文革”，他们必须滞留学校“闹革命”。直到1967年底，北京六六届、六七届毕业生一再向中央提出“毕业”。我们此时也上省府请愿，口号“发米骚斗来”（杭州大学生试用期43.50元）。经周恩来批准，六六届大学毕业生从1967年11月起发试用期工资，开始分配工作，1968年元旦过后，陆续离校。
陈恭怀因是“丁陈反党集团”（陈企霞与丁玲在延安是同事，后蒙冤被打成“反党集团”，1984年由中组部发文予以平反。）、文艺界大右派陈企霞之子，标准“黑五类”，1968年元旦后发配浙江偏远山区仙居县，任某公社中学会计，不久再“下伸”（乡俚，即下放）至队办小学。这位原本高高在上的红色公子，尽管落难于野，毕竟身高一米七五，仪表堂堂，拿着42.5元工资（因地区差价），单身未婚，无家庭负担，在乡村还是很扎眼。那会儿，农民没有一分薪水，口袋干瘪，任何一位“拿工资”的公家人都令他们羡慕，不乏前来说亲者。
“文革”爆发前后，僻县仙居来了不少“成分”不佳的知青。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很自然形成松散团体，彼此关心，时不时有些大小聚会，互通情报，分享经验。经验之一：不可娶农村户口姑娘。因为，不仅自己这辈子无法回城，连子女都得永居“农门”。陈恭怀年龄最长，不少好心人为他介绍撮合。
毕竟年近三十，终身大事音讯全无，陈恭怀不免焦虑。最初，他想在分配来的大学生中物色。那两年分配到仙居的大学生三十多人，高于1949年以来之总和。可惜女生不多，而且不是已婚就是有主。最关键都知道他的底细，都知道他那位“墨墨黑”的父亲，对他敬而远之，或避而远之。很快，他发现自己行情极低，几无机会。
城里一位小学女教师，二十七八岁，容貌一般，陈恭怀从远处扫过一眼。还未正式见面，介绍人就回话：“人家不愿意。”原因虽未交代却显而易见，不多说了。一对杭城来的大学生夫妇与他同校共事，对他最关心，一再鼓励陈恭怀“主动出击”，而且帮其选择目标。一次，他们很高兴地对陈说，他们去公社医院，打听到一位二十九岁的未婚女医生，不是本地人。在他们一再怂恿下，陈恭怀终于狠下决心，给她发出约会信，约她某日下午四点于公路四公里路标处相见。时间还未到，他兴冲冲前往，望眼欲穿地对着她可能来的方向，一直等到傍晚五六点也不见踪影。他极懊恼丧气，两天后特上医院“问罪”，态度不敢过于冒犯。女医生很客气地回答：她已有对象，不久将婚。情报有误，陈恭怀无法怪罪那对大学生夫妇。
陈恭怀的婚事也引起校内其他人关心。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委员，厨房大师傅王大志的胖夫人，整天坐着轮椅，却对学校大情小事热心过问。一个下午，这位胖王嫂叫去陈恭怀，一副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神态，对他表示关心，像如数家珍一样报了一溜女性，让他挑选。由于均为农村户口，陈恭怀没表态。她见他不吱声，推出一个带孩子的三十八岁女人。胖王嫂一再说此妇如何如何好，陈恭怀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想想自己虽不是美男，说不上仪表堂堂，却也高大健康，正宗大学毕业生，怎么能找个大七八岁且带孩子的“处理品”？心里暗暗嘀咕：“这不是要我卖身为奴么？”胖王嫂见他不感兴趣，不屑一顾地推着轮椅走了。
这批大学生的婚恋，很引人注目，成为乡人饭后茶余的段子，流传不少“黑五类子女”找对象的笑话，很快就提炼出顺口溜。说是刚分配来时，这些成分不好的大学生，找对象的标准：“脸俏身苗条；能唱又会跳；自带饭菜票。”若一年没找到，取消第一条；第二年仍没搞定，取消第二句；第三年还悬而未决，就连最后的“饭菜票”都只好取消了，只要是个女的就行。
陈恭怀带着先天不足的“大右派”成分，给他介绍的虽然不少，但都是三等货，还递话过来：“成分太高，不作考虑！”
我还不到三十，身强力壮，前途无量，怎么这么看低我？我真难受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终于，学校来了三四个中专女生，是县里组织的文艺宣传小分队，叫语文组的赵老师任辅导。赵老师五十来岁，能拉琴，也会唱两句，当地活跃人物，也因出身不佳，不受重用，但却常常被“使用”。赵老师把陈恭怀也叫上，天天看她们排演，这下子机会似乎真正来了。陈恭怀看上其中一位黄岩姑娘，秀丽端庄、文静谦和、识礼大方，也谈得来。在赵老师鼓励下，陈恭怀大胆向她递诗：
斗胆冒犯敢相问，交个朋友行不行？望眼欲穿盼佳音，莫使悲汉再伤神！
去递诗的赵老师感觉那位黄岩姑娘对陈恭怀印象不错，认为很有把握，出门时很有信心地扔下一句：“你只管等我的好消息吧！”
午饭时，陈恭怀在食堂门口碰到那位黄岩姑娘，她眼睛红红，急急避脸，没像往常一样主动打招呼。陈恭怀情知不妙，果然饭后“信使”一脸丧气交还诗条，摇摇头，深深叹气。陈恭怀像一头撞上冰冷铁墙的热汉，那个郁闷，随手抽纸，再涂一诗：
老来眼昏不识花，几欲采摘又怕扎；待到群芳斗艳日，再看哪枝到咱家！［陈恭怀：《我的父亲陈企霞》（又名《阴影下》），原载《黄河文学》2005年第1期。收入林贤治主编《烙印》，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34页、第56页。］
一顶“大右派”成分的帽子，那么金贵的大学生、拿工资的国家干部，硬是找不回来这点差距。居然四处碰鼻，深深刺痛青年陈恭怀的尊严，晚年特述这段人生经历，标题“碰壁”。政治标准第一，当今青年怕已很难理解这“第一”的分量了。
1971年1月，陈恭怀娶了一位“文革”前初中毕业生（临海县籍），说起来还是“政治为媒”。这位初中毕业女生之父乃台湾书商，与其母早早离婚，在台湾另行成家。其母牵着姐弟三人在大陆艰难度日。姑娘爱上高中同学，母亲不同意，嫌那男生出身复杂。自己都已是可怕的“台湾关系”，怎能再嫁“出身复杂”？黑黑结合，怎么得了？！那男生高中毕业后下乡，很快娶妻生子。姑娘等了几年，没有合适的，只好嫁给“大右派之子”，虽说也是黑黑结合，谁也别嫌谁，但人家毕竟是大学生，多少有点“找”回来。这位初中姑娘先因“成分”痛苦失恋，再因“成分”嫁人。
“文革”结束前，1975年因北京的大学毕业生请愿，现经周恩来拍板，他们这批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才办理转正。陈恭怀拿到五十元转正工资。
“文革”结束后，临海姑娘那位初恋男同学返城，进了物资部门，发了一点财。二人再遇，旧情复燃，各自返身离婚，然后再婚，续上前缘。陈恭怀先生说：“他们的爱情战胜了我们这些不会经营感情的笨蛋。我毕竟单纯愚钝、书生气太浓，不会处理如此复杂的感情纠葛。”1982年2月，陈恭怀离婚，留下一子一女。
1979年陈企霞平反，陈恭怀政治难期到头，先通过关系调至廊坊师专。1988年其父去世，再通过中组部“落实政策”调京。1983年初，经母亲牵线，陈恭怀与另一“文艺界大右派”秦兆阳之女秦晓晴通信。秦晓晴因出身不佳一直忧郁单身。不久，趁出差机会看望还在临海的陈恭怀，1984年初在北京结婚。“右右”结合，负负得正，性情相投，琴瑟相谐，晚年自印合集《晨晴·陈情集》（2013年12月）。
人生成故事，痛苦酿杯酒。有什么办法，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会儿要死要活的“成分”，就如此这般摆弄着一代青年的婚恋。陈恭怀前妻被“成分”拆散初恋，十多年后要求“弥补”，也不能简单指责他们是“第三者插足”，人家也是时代的受伤者。他们的重续前缘也不是“不道德”，也符合现代婚姻观——“以爱情为基础”。
真实的历史毕竟不是文艺作品，针脚歪扭丑陋，远远偏离历史理性中轴。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笼罩着透不过气来的红色高压，不宜入居呵！
此文呈陈恭怀先生审定，回函最后一句：
整个故事都是那个时代平常而又平常的悲剧。时代发展了，悲剧只能由剧中的主人公自己品味其中甘苦。
《档案春秋》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