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是为一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社会团体。

一个集团的人数可多可少。俗话说：“三人成群，五人成伙。”在社会活动中，但凡三人以上的组织，就可称为集团。

《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开篇，叙写刘备、关羽、张飞邂逅于涿郡(今河北涿州)，志同道合。于是在张飞庄后的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等祭礼，三人焚香再拜，共立誓言说：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誓毕，三人互拜，以刘备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参见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刘、关、张三人就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后来成为蜀汉王朝的核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有组织群体的集团，与无组织群体的群众、集合体等，性质迥然不同。集团的构成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共同的社会活动的目标。刘、关、张集团的目标，就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第二，集团在实体上必须构成一种现实存在的组织，在这一组织中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十分确定的因缘关系，如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刘、关、张三人虽然异姓，却互相序齿，结为兄弟，他们所构成的是一种类似血缘的结义兄弟的关系。

第三，集团中的人们在精神上必须有一种十分鲜明的集团意识，也就是说，集团中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十分突出的集团心理，即“同调”、“我们”、“咱们”、“大家”之类的心理状态。刘、关、张三人立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就是他们的集团意识和集团心理。后来，他们果然为了实践这一誓言而不惜赴死。

在以上三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是最重要的，即集团必须是一个实体组织。持此以衡，集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血缘、地缘为关系的基础集团，如家族、民族、村落、街巷等；一类是以业缘为关系的职能集团，如国家、政党、军队等政治职能集团，工厂、商店、公司等经济职能集团，学校、教育、社团等文化职能集团。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主要是一种文化职能集团，它是由文人这一知识阶层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

作为一种文化职能集团，中国古代文人集团归根结底是社会分化的产物。而社会分化则是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诸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上，人的经济地位的差别形成了彼此间的阶级差别；而同一阶级内部由于经济的、政治的、职业的原因继续产生分化，则是阶层分化。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上又是属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因此它主要是社会的第二次分化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的产物，以专门掌握和传播知识、从事精神劳动这种职业构成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

正因为如此，在一般的意义上，在中国古代由知识阶层结合而成的文人集团，其主要活动领域只能是精神文化领域，这就是说，精神文化领域是文人集团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

但是，由于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就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既没有脱离于政治的文化，也没有不渗透于文化的政治；因此，和西方的文人集团往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职能集团而存在与活动不同，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往往兼具政治的和文化的双重职能，同时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中纵横驰骋。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发端于先秦诸子学派。在先秦时期，当学术从官府下降到私家，当士阶层逐渐崛起，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实体，诸子学派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这种学术性的学派，从先秦一直到清代，都是文人集团的一种重要类型，可谓源远而流长。而且，学派往往在特定的环境下，派生出其他类型的，尤其是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例如，宋代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的洛学和苏轼(1037—1101)的蜀学，就导致政治上洛党与蜀党的明争暗斗；明代的东林学派，最终发展成为东林党，等等。可见，中国古代的学派是很难始终保持其纯学术性的，它往往在文化传统的感化下，不由自主地或自觉自愿地投身于政治。

在秦汉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建立以后，先秦士阶层所拥有的广阔的社会活动天地已不复存在了，知识阶层更多地只能凭借其文学才能，来博取帝王诸侯的青睐和宠用。于是，侍从文人集团就应运而生。文人或则依傍于宫廷，或则优游于诸侯，以诗词歌赋歌功颂德或抒情讽喻。这种侍从文人集团几乎历代皆有。它是政治性的集团，因为它必须仰赖帝王诸侯的鼻息，否则便如无根之木，难以生存；它也是文学性的集团，因为它的活动大多局限于吟诗作赋、操笔染翰这个狭小的文化园地里。

比较纯粹的政治性文人集团，无疑要数文人组成的朋党了。这种文人朋党是在东汉末年出现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将发挥其重要的政治功能。本来，朋党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势集团的政治结合，文人只能依附于一定的权势集团而难以独立。现在，文人居然开始凭借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如太学师生、进士同年、书院师生等，逐渐组成政治朋党，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来了。这种文人朋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政党的萌芽。

比较纯粹的文学性文人集团的出现，比文人朋党更晚。因为要使知识阶层心甘情愿地龟缩于文艺一隅，仅仅在这块狭小的文化园地里展示自身的才华，实现自身的抱负，这在情感上和理智上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6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的壮志豪情，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见萧统：《文选》，7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的明确信念，文人对自身人生价值观的调适毕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

因此，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见《鲁迅全集》，第3卷，5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文学集团方始滥觞，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等。到了中唐至北宋，又有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的先后涌现。的确，正是从中唐开始，文人士大夫越来越普遍地把政治追求和世事纷争看作“蜗争蚁斗”，于是越来越自觉地陶醉于“庭院深深”之中，辗转于“壶中天地”之内【参见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557～5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因此，借结社以同气相求、诗酒风流，倡流派以门户角立、党同伐异，便成为宋以后文人士大夫十分时髦、乐此不疲的文化活动。文人士大夫全力以赴地在文艺上讨生活，促使宋以后的文坛繁荣兴盛，历久不衰。

总括而言，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类型，即侍从文人集团、学术派别、政治朋党、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它们像一片片璀璨的星群，在中国文化的广袤天空中闪闪发光。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可能对上述各种类型的文人集团做全面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而只能着重阐释它们各自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功能。笔者认为，对文人集团做功能性的分析和诠释，应该能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一些启迪。同时，这个视角也更切合本书的研究对象本身，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不就是一种政治—文化职能集团吗？

在论及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时，本书特别提出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这一课题，并进行详细研讨。这种写作策略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在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诸种文化功能中，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不仅因为在文人集团的活动方式中，文学创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文字写作)无疑占据着显要的地位，也不仅因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本身，常常决定或制约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而且，这还因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风貌的基本特征，是潜相交通的。

从文人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功能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将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依附性、集团性、规范性等特征，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样地，从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文人集团，我们也将对文人集团的文化地位与文化意义，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北宋哲宗时，宰相刘挚(1030—1098)训诫子孙，常常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转引自脱脱等：《宋史·刘挚传》，108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话虽如此，中国古代之“士”，在唐宋以后，又有几人不是冀望以文章名世、以文章传世的呢？即使是刘挚本人，也曾著有《忠肃集》四十卷。现存本除奏疏表启等应用文字以外，还有数百篇诗词歌赋，他不也是一位典型的文人吗？【刘挚的《忠肃集》有宋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均著录为四十卷。但此本早已佚失。现存《四库全书》本《忠肃集》，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依韵辑出，并作提要云：“其文集四十卷，见于《宋史·艺文志》，久无传本，故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搜辑编缀，共得文二百八十五首，诗四百四十三首。以原书卷目相较，尚可存十之六七。谨以类编纂，厘为二十卷。”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3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因此，由文人组织而成的社会团体，既称为文人集团，便不能不更多地在文学上讨生活，在精神上求慰藉，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