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整整40年前，1978年，终于出现了允许读书的局面，大家终于都明白了读书用功对国家、对人民不会是件坏事。对我来说，这种允许来得晚了一些，但是只要抓紧时间，不会一事无成。我有幸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先生攻读莎士比亚研究。

但是一年过后，卞之琳先生就发现我的思想方式有点问题：我对形式中的逻辑联系过于感兴趣，不太会满足于欣赏式的解读。于是卞先生就断然建议我放下已经做得热火朝天的莎学，转而攻读形式论，从新批评读起，沿着整个形式论的历史，一直整理到后结构主义。其中的原因我后来明白了。卞先生想起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的形式论热：叶公超、曹葆华、朱自清、李健吾（刘西渭）、朱光潜、李安宅、方光焘、高名凯、钱锺书等一批学者已经开启的，并且一直在用曲折的方式坚持的形式论研究。实际上，也是卞之琳在清华大学《学文》杂志上刊登的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第一篇中译文，开启了这个浪潮。

卞先生的敏感，使我找到了这条在中国尚是无人问津的水道，不久我就发现这是一条支脉广阔、风景森列的巨流。至今整整40年过去了，我一直在这个水系漂流。这条形式论大河，实际上是围绕着意义问题伸展的，因此它应当流经符号学、风格学、修辞学、叙述学、现象学、阐释学等各种重大的分支。在这里没有坐标灯塔，还是会迷路的，而我的坐标就是符号学，符号学是这个庞大水系的主流。这本文选是从我40年来的思考中抽取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到我的航线是沿着符号学，走向叙述学，走向艺术学。为什么能如此走？因为它们都围绕着意义流淌。

什么是意义？意义就是人的意识面对世界（物、文本、他人）产生的关联，人依靠获得意义解读意义，才能作为人存在于世。

所有的意义需要载体，不然无从获得。这载体就是符号，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符号必定承载意义，意义必须靠符号承载，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无需符号的意义。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

那么，什么是叙述？叙述就是有情节的符号文本，因为任何文本不是陈述，就是叙述。我讨论的是广义的叙述，从足球赛，到法律庭辩，到预言算命，到小说电影，到行为艺术。如何寻找它们共同的规律？试一下。

最后，什么是艺术？艺术肯定是意义的载体，但是它给出的是最复杂最不好捉摸的意义。我认为艺术是“从形式上给接收者以超脱庸常感觉的符号文本”。

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点难，但越是难就越是证明值得做。当然我也反复提醒自己，我的建议只是建议，肯定漏洞百出，不仅论辩的空间很大，留下的问题很多，而且多半会被推翻。所以我在教学中，在与同行朋友讨论时，在“指导”学生时，反反复复叮嘱：我的意见只是你们的靶子，我高价收买挑战。

我也以同样的话结束这篇前言：凡是读到这本书的人，我最希望听到的，是你们的批评，称之为商榷，是客气；称之为批驳的，是实话。无论何种批评，一律欢迎，一律感激，我会把你们鄙夷的眼光，看作最火热的褒奖。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这些人类意义活动之谜会轻易地得到解决，这是一代学者的任务。如果你们让我在孤独中陪伴一得之见，那就是让我的一生坚持，落个自言自语。亲爱的读者，你们不会如此残酷吧？

赵毅衡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