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的事
韩博
哥本哈根的一个街角，某人遇见一位朋友，邀其餐叙。他热情应允，却被一片落瓦击中，应声而逝。
这是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讲述过的一个故事。
我也有类似的故事，而且是两个：1997年，一位年轻的朋友，崔江宁——当时他还是复旦的本科生，燕园剧社的灵魂人物——准备去北大参加研究生面试，结果一头栽倒在校门口的公交车站，再也没能起来；2004年，曾经将燕园剧社的图章交予崔江宁的马骅，即将离开云南与西藏交界地带的德钦，打算返回大城市，寻一所高校，继续读书——硕士或是博士，他寄希望于免试——结果落入澜沧江水，终未复还。
马骅前往云南之前，曾经“欺骗”朋友们，说他要去“周游世界”。“世界”是什么意思，云南、海南还是越南？也许他作出了回答，那不是欺骗，世界即自己，“周游世界”不过就是“做自己的事”——混迹北京的那几年，他厌倦了那些夸夸其谈地要拯救世界却又永远停留于唇舌之间的人，厌倦了他们在讲台上或酒桌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地内裤外穿。
虚无近在咫尺，多数人并无警觉。这是克尔恺郭尔对于世人的提醒。任何一个偶然的瞬间，都有可能成为哥本哈根的街角。是时候了，上帝的分配并不丰裕，没有生命可以浪费于鸡零狗碎之中。
这本题为《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的书中，收录了我为七个国家写下的旅行笔记：丹麦、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塞尔维亚和阿根廷。从欧洲到美洲，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它们是我以十五年的生命经验换取之“世界”的一部分。我很想看看，他者之中，更多的人如何“做自己的事”。
我是在暴力塑造的20世纪睁开眼睛的。尽管那只是一个尾声，但暴力所维系的关于乌托邦的话语仍在延续。我乐于前往那些并不信任乌托邦在场的城市——尽管每一座城市的历史上，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僭越释放的恐惧与自我反讽的闹剧——没有一座城市是20世纪的孤岛。然而，总有一些这样的个人：他们不做“无意义的工作”。个人自由的行使基于对存在本质的思考。某些时刻，他们自发建造异托邦，使其具有想象与真实的双重属性，成为既存环境的校正之物。
在这样一场漫长的旅行中，我抵达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克尔恺郭尔的故乡。2002年初夏的一天凌晨，时差发作，我难以入睡，便拎着相机四处转悠。哥本哈根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而河边的涂鸦则令我感到难以名状的震动。虽然那只是再简单不过的泡泡字体图案，但对于我，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墙壁的沉默和唯一获准在墙壁上公开发声的钢筋铁骨一般置人于集体之中的口号的人来说，那无疑是一道敞开的门，通往一个轻蔑的微笑。只是，当时的我并不明白，已经近乎完美的现实之中，为何还会存有轻蔑的微笑。那一年，我并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亚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合法存在。
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涂鸦艺术成为了我观察城市文化的一种入口，尽管它远非体验的终点。涂鸦偷偷摸摸又光明正大，堪称“正统”世界之中的差异性存在。它们不断将社会材料转化为亚文化表述，不断提出新的质疑，并因此针对真真假假的“圣像”而擅自修改“正统”世界的外形。涂鸦是无能的表现吗？如果涂鸦无能，圣像亦无能——从古典世界至今，每一尊圣像在成其为圣像之前，不都是某种形式的涂鸦吗？反主流文化的暗号或咒语，新生符号的游击战，甚至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不亚于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战争。
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涂鸦的工具书。涂鸦艺术是我行走之时的旅伴，我们一起前去探访那些彼此交战的圣像——一个口臭一个脚臭的异托邦，以及“戈多今天不来了”的乌托邦。我真正关心的，是在涂鸦覆盖的社会剧场之中，那些绝非偶然出现的观众。而那些观众，正是克尔恺郭尔所揭示的孤独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我总是希望在未知的旅途中，邂逅一位又一位自由之人，他们本身即异托邦城市简史。
本书的最终完成，离不开诸多友人的热情相助，在此一并致谢。我的前任老板许敏和素素为我的多次采访之旅提供了策划和支持。著名的旅行编辑方园女士帮助我策划并落实了前往阿根廷的行程。阿根廷驻上海总领事馆的Javier De Cicco先生与吴娴敏女士不仅提供签证支持，更赠送大量文学与旅行资料。塞尔维亚旅游局的李蔚女士与Aneta Uskoković女士帮助我实现了巴尔干半岛之旅。我的多次英国之行也离不开英国旅游局钱岗先生与马倩倩女士、英国维珍航空公司邱婷婷女士与傅霜露女士、朗廷集团孙炎女士的支持。此外，更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曹元勇先生的出版策划，以及胡远行先生与朱云雁女士的具体建议。辛晓钟先生则再度从我崩溃的电脑中挽救出了书稿。
格外值得铭记的，却是那些旅途中的短暂同行者。也许永别，我们的异托邦并不过多重叠，但记忆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