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
择偶记
——朱自清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知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是好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痨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看见她时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说那边要相亲。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叮嘱自己留心些。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地打量我，也问了些什么书一类的话。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算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老妈子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谁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算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母亲有了心，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跳来跳去的，还是个孩子。隔了些日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可是她一家很宠她，和亲生的一样。母亲心冷了。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痨病，吸上鸦片烟了。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这末想着。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提心我的事。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轿夫说是的。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翁这样人家怎未样?医生辩，很好呀。话到此为止，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请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轿夫捎信儿，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风波。岳父对岳母说，早教你给她裹脚，你不信；瞧，人家怎末说来着!岳母说，偏偏不裹，看他家怎末样!可是到底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直到妻嫁过来的时候。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
感情的碎片
——萧红
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有时候它们站到了眼毛的尖端，闪耀着玻璃似的液体，每每在镜子里面看到。
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她病了三天了，是七月的末梢，许多医生来过了，他们骑着白马，坐着三轮车，但那最高的一个，他用银针在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他说：
“血流则生，不流则亡。”
我确确实实看到那针孔是没有流血，只是母亲的腿上凭空多了一个黑点。医生和别人都退了出去，他们在堂屋里议论着。我背向了母亲，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我站着。
“母亲就要没有了吗？”我想。
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
“……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
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取出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
“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是那是孩子的时候。
而今则不应该了。
一句平安祝福也许无力于生活的风浪，但心中多珍藏一份关爱，就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勇气。
美好灵魂的对视和交流
——冯政
那是一个春天里的好天气，可我却绝望到了极点。一个人缩在北行的列车里，窗外的无边风景与我无关。
车过临沂时，上来一个青年。手里卷着本书，指着对面的空位问我：“可有人?”
我戒备地看了他一眼，车里很空，他也似乎来回地走过，而自己毕竟是一个独行的女孩……越想越怕。倒是朴素的装束隐约的局促多少解除了一点儿我的担心。
我勉强地摇了一下头，依旧理我的东西。旅行包的拉链坏了，只好把一些东西倒到另外一只包里。不小心，一包贝壳从小几上滑下来，散了一地。他急忙俯下身去，替我一一拾起。明澈的目光闪着兴奋，很把握地问：“从海滨来，是吗?”
我点了一下头。
“是来看海，还是看朋友，还是兼而有之?”
“算第一种吧。”
“跑这么远，只为了看海!”
他对我的谎言倒是颇为欣赏：“没有读过高中的女孩就显得没有个性。”顿了顿又说：“你一定是个大学生，而且比我小。”
“可我却工作了，而且也一定比你大。但我看出你一定是个学生。”我也描着他的口吻说。
待我报出年龄后，他单纯地笑了，很友善，很坦荡，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小伙伴。他仍然固执地说：“如果让别人来评判，一定都会说是我大，也许是因为我长得苍老的原故。”
我被他逗乐了。许多天来，我似乎忘记了自己也还会笑。
他很幽默，也很健谈。告诉我再过两个月就毕业了。是学市场营销的，想从销售干起，而且要不断地向更高目标奋进……
看见他的踌躇满志和飞扬的神彩，我忆起了自己刚毕业时的一些情形，但我却不忍心向他泼一点冷水。
不知什么时候，广播里传出那首让人荡气回肠的《滚滚红尘》。
“很喜欢三毛，是吗?”
我点了点头，告诉他《滚滚红尘》是三毛演绎的另一位天才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恨情仇。
他听得很专注。末了问我：“你一定也恋爱过。”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一丝凄然的感觉悄悄地掠过心隅。
他说他还没有真正地恋爱过，但他很向往那天荒地老的故事。
下车后他才告诉我，他一上车就发现我很忧郁，思忖再三才决定坐我的对面，想陪我说说话，想让我快乐……
我顿觉心如潮涌，什么东西在升拔，什么东西将蜇伏。面对茫茫的尘世，有什么比美好灵魂的对视与交流更让人心动。
握别时，他郑重地向我道一声：“一路平安!”我目送很久。
三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那句平安祝福和那位萍水相逢的沂蒙山青年。一句平安祝福也许无力于生活的风浪，但心中多珍藏一份关爱，就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勇气。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大方向，有爱的支持，没有什么是做不到。
看不见的爱
——许丽雯
夏季的一个傍晚，天色很好。我出去散步，在一片空地上，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和一位妇女。那孩子正用一只做得很粗糙的弹弓打一只立在地上、离他有七八米远的玻璃瓶。
那孩子有时能把弹丸打偏一米，而且忽高忽低。我便站在他身后不远，看他打那瓶子，因为我还没有见过打弹弓这么差的孩子。那位妇女坐在草地上，从一堆石子中捡起一颗，轻轻递到孩子手中，安详地微笑着。孩子便把石子放在皮套里，打出去，然后再接过一颗。从那妇女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是那孩子的母亲。
那孩子很认真，屏住气，瞄很久，才打出一弹。但我站在旁边都可以看出他这一弹不一定打不中，可是他还在不停地打。
我走上前去，对那母亲说：
“让我教他怎样打好吗?”
男孩停住了，但还是看着瓶子的方向。
他母亲对我笑了一笑。“谢谢，不用!”他顿了一下，望着那孩子，轻轻地说，“他看不见。”
我怔住了。
半响，我喃喃地说：“噢……对不起!但为什么?”
“别的孩子都这么玩儿。”
“呃……”我说，“可是他……怎么能打中呢?”
“我告诉他，总会打中的。”母亲平静地说，“关键是他做了没有。”
我沉默了。
过了很久，那男孩子的频率逐渐慢了下来，他已经累了。
他母亲并没有说什么，还是很安详地捡着石子儿，微笑着，只是递的节奏也慢了下来。
我慢慢发现，这孩子打得很有规律，他打一弹，向一边移一点，打一弹，再转点，然后再慢慢移回来。
他只知道大致方向啊!
夜风轻轻袭来，蛐蛐在草丛中轻唱起来，天幕上已有了疏朗的星星。那由皮条发出的“噼啦”声和石子崩在地上的“砰砰”声仍在单调地重复着。对于那孩子来说，黑夜和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
又过了很久，夜色笼罩下来，我已看不清那瓶子的轮廓了。
“看来今天他打不中了。”我想。犹豫了一下，对他们说声“再见”，便转身向回走去。
走出不远，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瓶子的碎裂声。
知耻而后勇，有痛的感觉就没有失去生命力。
美丽的岐视
——张晓光
高考落榜，对于一个正值青春花季的年轻人，无疑是一个打击。8年前，我的同学大伟就正处于这种境地。而我则考上了京城的一所大学。
当我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有一日大伟忽然在校园里寻到了我，原来，他也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员了。
“祝贺你——”我说。
“是该祝贺。你知道吗?两年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完了，没有什么出息了，可父母对我抱有很大希望，我被迫去复读——你知道‘被迫’是一种什么滋味吗?在复读班，我的成绩是倒数第五……”
“可你现在……”我迷惑了。
“你接着听我说。有一次那个教英语的张老师让我在课堂上背单词。那会儿我正读一本武侠小说。张老师很生气，说：‘大伟，你真是没出息，你不仅糟蹋爹娘的钱还耗费自己的青春。如果你能考上大学，全世界就没有文盲了。’我当时仿佛要炸开了，我噌地跳离座位，跨到讲台上指着老师说：‘你不要瞧不起人，我此生必定要上大学。’说着我把那本武侠小说撕得粉碎。你知道，第一次高考我分数差了100多分，可第二年我差17分，今年高考，我竟超了80多分……，我真想找到张老师，告诉他：我不是孬种……”
3年后，我回到我高中的母校，班主任告诉我：教英语的张老师得了骨癌。我去看他，他兴致很高，其间，我忍不住提起了大伟的事……
张老师突然老泪横流。过了一会儿，他让老伴取来了一帧旧照片，照片上，一位书生正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微笑。
张老师说：18年前，他是我教的那个班里最聪明也最不用功的学生。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像你这样的学生，如果考上大学，我头朝地向下转三圈……’”
“后来呢”我问。
“后来同大伟一样，”张老师言语哽咽着说，“对有的学生，一般的鼓励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用锋利的刀子去做他们心灵的手术——你相信吗?很多时候，别人的岐视能使我们激发出心底最坚强的力量。
两个月后，张老师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4年，我出差至京，意外地在大街上遇到大伟，读博士的他正携了女友悠闲地购物。我给大伟讲了张老师的那席话……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大伟突然泪流满面。
在那以后的时光里，我一直回味着大伟所遭遇的满含爱意却又非常残酷的岐视，我感到，那“岐视”蕴含着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对大伟和那位埃菲尔铁塔下留影的学生而言，在他们的人生征途中，张老师的“歧视”肯定是最宝贵最美丽的。
这位跃跃欲试的医科生，第一次跟随导师到病房去。
堵塞的听诊器
——刘庸
我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有一半已经忘掉了，但我第一次跟导师到医院病房去时所得到的教训，却仍像灯塔般指导着我。
在医院的头两年，我们挨过了解剖学、生物化学以及所有其他看来无关的科学课程。终于，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在那些临床前期学科上，可以去看看真正的病人了。我们六个学生紧张地站在内科病房里。
我们站在第一个病人的床尾，个个穿着挺括的白袍，口袋里插满了各类手册和医疗器具，但就是没有听诊器。导师要我们把听诊器留在护士室里。
我们的导师是内科的专科住院医生，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番。“这位是沃特金斯先生，”他说，我们已经预先向他说清楚你们今天会来，他并不介意你们骚挠他。你们可以试试听他的心脏，不用焦急，慢慢听好了。他患的是二尖瓣狭窄症。这是个很典型的病例，你们以后未必有机会再见得到同样的病例。”
我们学过二尖狭窄病的理论，知道患者其中一个心瓣的口会变得狭窄。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听过心脏的声音，但都能说出即将听到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先是响亮的心搏声，即瓣膜打开时的扑通一声，然后是这种病特有的两声杂音。
导师把自己的听诊器递给我们。“不要急，”他对我们说，“用心听。沃特金斯先生瓣膜打开时那扑通一声是特别响的。”
我们轮流用听诊器认真地听。我们神情专注，不时点头。“噢，有了，听到了。”我们都这样说。我们人人一听到那些心跳时，就面露喜色。我们感谢导师对我们解释得那么清楚。
上完这堂课，我们回到护士室，坐了下来。“大家都明白了吗?”导师问。我们都点头。导师二话没说，就把听诊器的螺丝慢慢旋出来。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钳子，把他事先塞在听诊器管子里的大团棉花拉了出来。原来听诊器是失效的，根本不可能听到声音。我们谁也不可听到心跳声，更不用说瓣膜打开时的扑通声。
“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他说，“如果你们没听到，就说没听到。如果你们没听懂人家的话，就老实告诉他们。假装知道是什么回事，也许可以欺骗你们的同事，但是对你自己，或你们的病人，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当时我们都觉得无地自容。到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体会到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堂医学课。
短短的四段文句，让我找到内心深处的挚情。
一封信改变此生
——高永胜
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八十二消防队当消防员。某个悠闲的星期天，天气温暖晴朗，我们辖区内火警比平日增多，消防队也因而忙些。那天接到的火警电话有十五到二十个，最严重的一次是垃圾起火，发生在一幢弃置楼房的后部，我们拖着水龙带艰苦前进一百八十米才到达现场。
在待命的间隙，我总是抓紧时间到消防队办公室去看格雷队长那份星期日版的“纽约时报”。到我终于读到书评版，已经是近黄昏了。我一边看，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有一篇文章公然说，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健将、诺贝尔奖得主威廉·巴特勒·叶慈超越了他的爱尔兰传统，以寰宇诗人之名永为世人所知。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恶语诽谤。
看完这篇文章，我义愤填膺，觉得非要在公众论坛上站起来抗议不可。
此生能够让我自豪的东西并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爱尔兰传统。第一次读到叶慈，是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从军营书架上拿起他的一本诗集，从此叶慈就成了我最喜爱的爱尔兰作家，后来还有肖恩·欧凯赛和詹姆斯·乔伊斯。
我的祖先都是爱尔兰农夫、渔民、蓝领工人，但是就我所知，他们都对文学有良好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也传给了我母亲。母亲是电话接线员，每当坐下来，手里总要拿一本书。
看完那篇文章，尽管我自己指甲缝里可能仍满是那天灭火过程中沾上的烟灰，我却义愤填膺，觉得非要在公众论坛上站起来抗议不可。
这倒不是因为叶慈的一生及其诗作都与爱尔兰息息相关，而是因为那篇文章把爱尔兰传统当作可以超越的东西。不管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实属大不敬。
我心中波涛起伏，决定立即行动，一分钟也不想浪费。我问：“格雷队长，我可以借你的打字机一用吗？”
那是台老爷打字机，虽然我会十指打字，却也只能用一个手指打——最有力的手指。我找到一张白纸，纸的顶端印着纽约市消防局的徽记。我希望接到下一个火警电话之前有二十来分钟时间，随即愤慨地给“星期日书评”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一共有四段文句。
信中写道，叶慈在他的诗中一再表明渴望救星出现，领导爱尔兰挣脱英国统治；他对于世界和人类的观点彻头彻尾是爱尔兰式的。
我在信封上写地址的时候，传来了我这次值勤时间的最后一次火警警报。我顺着长长的黄铜杆子滑下来，感到出乎意料的平静，仿佛心头卸下了一块巨石。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觉有责任站出来捍卫这位世界最伟大诗人（顶多仅次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声誉，为爱尔兰的文学创作辩护。我只知道这封信一定要写，就像牧师应该祈祷，乐手应该演奏一样。
在这以前，我除了写过几首诗、几篇短篇小说、一部讲年龄渐长的小说的开头以外，从未写过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我知道我写的东西都很粗糙，但我也明白，不论是什么，只要你做得越多，最后就会做得越好，因此我经常写些东西，磨炼写作技巧。我也曾给各种杂志和报刊投稿，只是从来未获采用。
因此，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总算要刊出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很讽刺，刊出的不是我的诗，也不是短篇小说，而是我寄给《纽约时报》那封信。我想，编辑决定采用这封信，是先被我的信纸所吸引（是不是有编辑人员到防火楼梯上去吸烟？）然后才注意到一个贫民区消防队员居然很不相称地用了“救世信念”这样的字眼——我在信末写明了我是纽约市消防员。不过，我还是喜欢这么想：编辑暗中同意我的观点。
我记得有大约二十位教授从美国各地写信到消防队支持我的观点，并向我道贺。这些信让我觉得自己不但像是个著述甚丰的作家，且有独到观点。我一下子好像成了个说话有分量的名人。
我还收到了《真实》杂志和《纽约客》的信，希望我接受采访。“纽约客”的那篇专访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题为“消防员史密斯”的文章刊出以后，我接到某大出版公司的编辑打来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讲我的生活的书。
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本事写一本书，不过凭直觉知道消防员工作是值得写的题材。就这样，我在六个月里写出了《八十二消防队的报告》。这本书后来售出两百万册，并译成十二种语文。此后数年我又写了三部畅销书，去年并出版回忆录《献给玛丽的歌——一个美籍爱尔兰人的回忆录》。
我原先没想过成为作家或畅销书作家。这是怎么来的？我常常思索这个问题。每一次，思绪总要回到那封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上去。
我认为，最正确的解释是我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主题，找到了令我有强烈感受的东西，激使我自自然然就藉写作发泄这种强烈情感。
我开始写消防员故事的时候，感到的就是这种感情，后来写我母亲的时候，也是这种感情。在我看来，这些主题代表了人类生活珍贵的品质——正直、诚实、公平。我写作的时候，这些主题在我的心里熊熊燃烧如火。
这些年来，我的五个孩子偶尔会带着心中疑难来找我：该学英国文学还是学艺术？该踢足球还是打篮球？该到这家公司工作还是去那家公司？
我的回答从来都是一样的——不过他们还是会问，因为问明白了才放心。我的回答是：想一想你内心深处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再看一看那一团火到底有多么热烈，因为那就是在你心里涌动的热情。你的教育和经验会引导你正确取舍，但是，能够让我们所作所为能有所建树的，则是热情。
这就是我当年站出来捍卫爱尔兰最伟大诗人之时学到的道理。
人，无论怎么过，都是一生，但要使自己的人生比别人的茁壮，就必须先学会吃苦。
为自己打工
——郑自强
技校毕业后，我只身来到这座不知被多少文人墨客炒作过的南方城市，原以为这里遍地黄金，谁知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迎面而来的全是一张张写满拒绝的脸。
拖着疲惫的身子，转了一家又一家，眼看信心就要丧失殆尽之时，才有一家装潢公司留下了我。“公司”加上我才五个做事的，承接商品房的防盗门、防盗网制作和安装业务。 老板也不是本地人，精明的小个子，不苟言笑。听说他只有初小文化，能折腾到这种地步，我还真有点佩服。一开始，他就对我声明：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账又常常不能及时收回，因此对工人每月暂时只发40％的工资，等资金活了再补发欠下的工资。吃住由他包了。我想工作这么难找，也就不计较条件了。于是我和其他几位工友住在老板租的一间旧民房里。这四个人有四川、安徽、贵州来的，只有小东是从江西来的，见了我这个老乡格外亲切。
吃饭的时候，老板娘在她和老板住的另一间旧民房里弄好饭菜，我们再端回房里来吃。老板娘和老板的性格、体型刚好相反，她牛高马大的，总爱穿一身花布短袖衫和大短裤，一屁股坐到我们房里的破木凳上和我们说话，有时还把一双肥脚架到别的凳子上。她讲话总是大嗓门，不时加上“哈哈哈”的笑声，很爽快的样子。
我在那里吃第一顿饭时，老板娘特意热情地在一边陪我们聊天。她正说得高兴时，冷不防小东笑眯眯地指着木板桌上的三碗菜说：“老板娘，小兄弟初来乍到的，你怎么不来点荤莱欢迎他，还是这老三样啊？”老板娘技术非常好地猛刹住正要出口的话，脸上露出一片诚恳的笑：“大家请原谅，就和我们两口子同甘共苦吧。都是出门人，不容易呀！”然后她又解嘲似地说：“人家城里人都时兴吃青菜，说多吃蔬菜营养丰富、身体健康呢！”
我挺认真地听着她的话。等她走了，小东对我说：“你别信她的，说得可怜，他们会吃我们这样‘廉政’的饭菜？我和四川哥面前的一碟子辣酱还是我们自己买了下饭的呢。”我看看小东的辣酱，没它，我这饭还真吃不香呢。
开始工作了，从防盗门、防盗网的制作到安装，我们五个人自始至终都要做。丈量、下料、电焊、油漆，整天打交道的都是又笨重又弥漫着铁锈气味的钢筋、铁管、不锈钢管之类的东西。电焊时不方便一只手，便只能不用面罩，害得眼睛刺痛不说，脸上还不时由发红到脱皮。油漆时也常弄得头发五颜六色。这些都不算累，最苦的是用板车拉着几百上千斤焊好的防盗网或防盗门，大汗淋漓地拖到十几里外，而要安装的地方常在五六楼以上，我们一般两人或三人一组去一家做，总要先上楼把绳子放下来，然后两个人再跑下楼把一张网绑在绳子上，接着又爬高楼，硬把一张两三百斤的网吊上去，然后又重复以前的程序跑F楼。如此往返几次，早晨吃的饭早已消化完了。但是把网吊上去以后还要安装呢。先要蹲在阳台上打膨胀螺丝，然后一人在里面挟住网，一人蹲阳台上把网焊到膨胀螺丝上。
应该说五六层楼不算高，可是在这上面操作却没有一点安全措施，有时不经意地往下一看，心里禁不住打颤，真怕自己两只脚忽然一不得劲，就站不住蹲不稳了……恍恍惚惚觉得有白云从腰上飘过。
战战兢兢地怜惜着自己的青春韶华，有时在这阳台上便会想：城里人要给自己装上这鸟笼一样的东西干什么？何况还住得这么高。可他们不装我就可能没有饭吃了，还是盼望他们装得多多益善吧。
一次，我在一家阳台上打膨胀螺丝，跟我一起做的是小东，他给我递螺丝。做了一阵，他说要去方便，我就把螺丝含在了嘴里。哪知一不小心，螺丝竟顺着喉咙一下子滑进了肚里。小东教我吃韭菜，吃了四五天，螺丝还是没有拉出来。第五天小东见我痛苦得直抽冷气，丢下焊枪，叫我停下手中的活，去医院看。跟老板说时，老板说道：“去吧。”没有第二句话。小东似乎想说什么，看看直冒冷汗的我，犹豫了一下，急忙招了出租车送我去医院。
到医院做了胃镜，总算把那要命的螺丝弄出来了。手术费四五百元钱都是小东垫付的。我来不久，没有多少钱，只能拿出两百多还小东。小东一摆手说：“不要你还。这是工伤事故，应该叫老板付医疗费。”于是他和我一起去找老板。
老板一听，立刻绷紧了脸：“这是你自己不小心嘛，凭什么由我付医药费？如果大家都随随便便地违章操作出一点事故，我还受得了啊？我可经不起折腾！”几番交涉，老板就是死活不认账。小东气愤不已。我摇摇头说：“算了，只怪我自己不小心。”我本来一直有个想法，想请老板买滑轮，好让我们吊网时轻松一点，还有就是保险带，让我们在阳台上做事也放心些。没有安全措施难道不算违章操作吗？于是趁这当口，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阵，突然放下脸来：“我请你干什么，吃饭的？既然要吃饭，就别怕摔死，就你名堂多！”
忍着气走开，我脑中思绪纷坛。老板的面目我是看清了，是走还是留？如果走，就正中老板的下怀，因为他欠着我半年的60％工资呢。留下来，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卖命是件多令人身心痛苦的事啊！纷纷乱乱中，忽然闪现出一段记忆--9岁时，忙着整理莱担去卖菜的爷爷给我一只小水桶，叫我帮他给已经没有一滴水的水缸挑一担水。贪玩的我嘴一撅：“我不挑。”爷爷笑着俯下身：“怎么挑点水都不愿意呢？孩子啊，粪也挑得，尿也挑得，你这一世才不会跌苦（受苦）。”……“粪也挑得，尿也挑得”——爷爷就是抱着这种信念过完他足以自慰的一生的。爷爷是宣统年间出生的，他的祖父是三品武官，但到他出生时，他好赌的父亲已把家业败尽，甚至卖了他的五个弟弟，只剩他一个在跟前。爷爷硬是靠一根扁担做脚夫起家，在县城开了五间店铺，再把一个个弟弟赎回来。不幸后来日寇侵略，几个炸弹把他的店全炸平了。他携家带口四处逃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家乡又从老本行干起，拾起扁担去“挑脚”，辛辛苦苦积了钱，盖了一座大房子，自己也老了。老了他也不肯闲着，不要儿子们供养，和奶奶两个人种菜去卖，还不时拿点零钱给我们这些孙子孙女买东西吃。一生勤劳的他儿孙满堂，活到了99岁才去世。想着爷爷的这一生，念着他说的话，我终于决定继续留下来吃苦。
光阴荏苒，一年的埋头苦干之中，我已经从一个细皮嫩肉的学生哥变成了一个满手老茧、面目黝黑的劳动者。当然，打工生活给我的远远不止这些。
这一天，我们五个人全都出去给一家刚建成的大酒店搞装修。十点多时，发现一种螺丝不够用，材料放在我们房间隔壁，我便回去取。刚进那栋民房，就听到炒菜声从老板的住处传来，还有浓浓的酒香。我奇怪，老板大上午请客呀？我好奇地走过去，听见老板少见的爽朗大笑：“哈哈！哎呀，胡老板，我一直当你跟兄弟一样的。要不是我要转行投资大酒店——也就是我派他们去搞装修的那家，我才不会转手卖这些机器呢。这些机器又没用多久，没多少损耗，我卖你这个价是公道的，你再考虑考虑？我已经不接业务了，过两天酒店装修好我就要过去，后天你来运机器，我也搬家。当然，那天我请他们五个去看电影。这些笨蛋一定挺高兴的。”这时响起另一个“嘿嘿”附和的笑声。我越琢磨越不对劲，他卖机器、搬家时却让我们看电影，搞什么阴谋？他有钱投资大酒店，却还总在我们面前念穷经，只发那么一点工资，这次一定是想偷偷溜了赖账！
我急忙跑去告诉他们四个人，大家一听都火冒三丈，马上回来找老板算账。老板见事情败露，耍起无赖：“要钱我已经没有了，全投出去了。不是欠你们三万多吗？我就把这些旧机器抵给你们了，要不要？”大家几乎要拥上前去把他打死，他慌忙叫道：“别乱来，我公安局可是有熟人的！”我最先冷静下来，劝住大家，然后和他谈判，他坚持说现在没钱。我思索了一天，又和四位兄弟商量了一阵，决定冒风险接下他的摊子，自己当老板。第二天，我和他谈好了条件，除了机器，还有一些剩下的材料都归我，他帮我换执照。由于我没有流动资金，房租先由他向房东担保欠半年。而他欠小东他们四人的工资则由我偿还。
我开始艰苦创业。以前常被老板派去买材料，跟卖材料的人已很熟，我便和他们商量，一个月结一次账。我也跟客户商量，请他们预付50%的定金。可我毕竟是一个外地来的无名小卒，别人常常不相信我。我于是狠下心，只要有人给我提供一桩业务或提供一次担保，我都给他10%酬金。我自己也天天出去跑业务，买了材料常常由我亲自去用板车拉回来。我们齐心协力，工程质量更是精益求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年后，我不但把前任老板拖欠的工资补给了四位兄弟，自己还赚了将近一万元。
我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进扩大经营规模当中。我又请了六位擅长各类室内外装修的师傅，并聘请了一位懂电脑的大学生给客户做装潢设计，这样我承接的业务面也就更广了，生意蒸蒸日上。
当这座城市的打工族们传说并羡慕我时，只有我自己明白其中难与人言的艰辛。人，无论怎么过，都是一生，但要使自己的人生比别人的茁壮，就必须先学会吃苦。用爷爷的话说，就是“粪也挑得，尿也挑得，你这一世才不会跌苦’。在这异乡，看着城市的繁荣，想着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和磨练，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明白，虽然自己只是一个打工仔，可我是在为一个不甘平凡的人生打工。他满脸是泪，伤心欲绝，仿佛一生就此完了。可是他父亲一句简单的话点醒了他。“你要知道，丹，人生不止是在跑道上溜冰。”
冲破心障
——王海斌
随后的岁月里，丹一步步走向奥运，发现真正的考验不在溜冰场，而在他的心灵里。
本文描述了他的经历，披露了没有载于奥运记录中的人生起落。
我小时候住在威斯康辛州，冬天喜欢到户外去，在反射阳光的冰面上迎着寒风溜冰。奇怪的是，有位朋友记得，当年和我同路上学，总是听到我抱怨天气不好。也许他对。不过我一穿上溜冰鞋，就不在乎冷不冷了。
我喜爱溜冰；也是出身于威州、曾五次夺得奥运速度溜冰冠军的艾利克·海顿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十八岁当选美国奥运队，参加一九八四年萨拉热锅冬季奥运会，说起来就不足为奇了。参加再下一届冬季奥运会时，我已是相当成熟的速度溜冰运动员，甫获世界短程溜冰赛冠军，被公认是短距离比赛之王艾利克·海顿的接班人。一九八八年二月我到达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体能与状态均处于巅峰。
可是那时候，我的姊姊珍却已离死不远。
她在医院里，患了白血病，病入膏肓。然而尽管病重，几天前她还催我上路到加拿大参赛，争取胜利。
比赛那天早上六点钟，我听到有人敲我房间的门。一位队友站在门外，叫我出去听电话。“我心中涌起强烈的恐惧感；一定是出了不好的事。我浑身哆嗦，跑去接电话。
是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她说，珍的血压迅速下降，可能过不了这一天。“我们要你和她道别，”母亲说，“我让珍听电话。她不能回答你，不过她听得到的。”
他们把电话凑近珍的耳边，我向她说话。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不过我知道我会说爱她，要为她在比赛中争胜。
母亲再来听电话时，我问她我该不该参加那天的比赛。她说：“你知道珍一定希望想你参加的。”
几小时后，大哥吉穆——他也到卡尔加里来了——把消息告诉了我。“珍死了。她太虚弱，没熬过来。”稍后他到我住的宿舍，我们一起在大太厅里坐了几小时，忆述珍种种的好，不禁落泪。那天是一九八八年情人节。
当天其余的事我不大记得了。我记得我终于踏上跑道参加五百米赛，只觉脚步有些不稳，好像已六个月没穿过溜冰鞋似的。我无法集中精神，脑中尽是杂念。珍死了，我应该在这里吗?我竟然还溜冰，大家会怎么想?我不断想到父母会多么伤心。他们在电视上会看到我，同时却面临此生最惨的事——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只记得，在起步线上我根本没能全神贯注。母亲一直认为我应该参赛，但看见我在起步线上的样子就不这样想了。我面无人色，形似鬼魅。“老天，”她说，“我们怎么可以要他上场?”
号令员才说“预备”，我就偷步冲了出去。我极少犯这样的误失。重来一次，我却起步太慢。
溜完最初一百米时，我的时间是九点九秒，慢得出奇。正常应该是九点六秒。我无法像平时那样发出爆发力，渐渐落到了后面。
转第一个弯，我觉得左冰刀突然右滑。我撞倒了日本选手黑岩康志，然后重重撞上跑道边的护垫。有个摄影师的照相机摔在我身旁。我迅速站起来，取下溜冰帽，用手扶头呆了一会儿，然后向黑岩康志道歉。他重新起步，结果名列十一。
赛后，我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唉，要是转那个弯不摔倒，也许……跌倒后我再迎头赶上；天晓得，你这个混蛋，小姊姊刚死!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感受，只知道心情坏透了。
给我鼓励的人很多。家乡西艾利斯市有几千人在一条三十米长的横幅上签名，上面写着：“丹，坚强起来，要有信心，威斯康辛永远支持你。”
雪橇队送来鲜花，冰球队送来卡片，爸妈要我最亲近的哥哥麦克卡尔加里陪我。
二月十八日是一千米赛，我相信能取得佳绩。我是世界最优秀的整速度冰手之一，状况良好，自信能再溜出一次世界级的一千米成绩。我决定把这场比赛献给亡姊。
比赛当天我很乐观。我在外线，起步迅速。溜完二百米时，我领先，在四百米、六百米也一路领先。
在看台上，麦克转头对他太太说：“丹这次准赢，他已多次顺利转过了最难的弯。”
眨眼之间，在八百米处出了差错。我正要转入直线道，身体向外缘稍微倾斜过度，跌倒了，就那样淘汰出局。
我哥哥说过“丹这次准赢”，可是我们一家人后来才发现，似乎一到了奥运会我便准赢不了。
人生目标
我一心想在卡尔加里奥运会中获致成就，而这期盼始自我和睦温暖的家庭。我家中有九兄弟姐妹，一家人亲掣融洽。
要了解我和我的事，得先对我的父母有点认识。每逢有人问：“你们家以和乐，有什么秘决?”爸妈总是答不上来。他们不知道是怎样凭一份警察薪水和一份兼职护士的薪水把九个孩子养大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能一直相亲相爱。
我们简森家的孩子却知道答案：那就是父母的榜样。父亲除了工作任职警察，还兼差开卡车，做园丁。夫妻俩努力工作，只为了要建立舒适的家；不只是我们这些孩子受益，我们的朋友也受惠。
我开始溜冰赛之后，每逢运动会或训练期间总会有人来我们家住。最近有个我童年就认识的朋友在我父母家里住了几个月，等他自己家的房子完工。他所用的我家钥匙，还是他大学时代我母亲给他的那一把。
母亲持家规矩不多，要有的话，都是处世之道方面的。便如其中有一条：如果有邀请我们兄弟姊妹其中一个出去玩，必须连我家其他孩子都一起邀。我们兄弟姊妹至今仍认为家庭在我们人生中是最重要的，原因可是在此。
父亲深信家教要严，却从来不高声叱骂。我们守规矩不是出于惩罚，而是互敬。
我们的运动天分无疑得自父亲。他不论学什么运动都会很快学会，是天才型运动员，又善于教导。
要不是大姊玛莉，我也许不会溜冰。玛莉是出色的运动员，可是到了冬天便总是生病，经常躺在屋里咳嗽不停。
父亲认为他的问题出于老呆在家里，于是找了个星期日早上带她去看附近举行的北美溜冰锦标赛。玛莉看了一会就说：“这个我做得来。”
那时她十岁，根本没碰过溜冰鞋。后来的事证明她说的对。她溜冰技术极好，成为州冠军。
另一个姊姊金妮特时常在温室里看玛莉溜冰，慢慢地她自己也溜起来了。然后黛安也溜，几个姊姊开了例之后，弟弟自然跟进；吉穆的技术中上，狄克则赢过好几次州冠军，并在全国少年组赛获得第三。他是麦克和我的启蒙教练。
我首次参加比赛时只有四岁。麦克和我其实喜欢掷雪球、滑坡，不怎么喜欢比赛。运动会的人常要用铜板或糖果贿赂我们走到起步线去。
几乎每一次比赛至少有三个简森家小孩参加。父母把整个周末花在我们的比赛上，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父亲在警察局当下午四点钟到午夜的班，星期五夜里下班回家便开始磨溜冰的刀刃。通常有五双溜冰鞋要磨，约需要两个小时。
母亲则为我们准备三明治，然后他们大约凌晨两点半钟上床睡觉，五点半起床，开车送我们去参加比赛。如果比赛在星期日举行，还要到教堂去一趟。他们不论多忙，总是有时间带我们到各处去。
早年的事有一件我记得特别清楚。九岁那年，麦克和我同往明尼藓达州参加全美锦标赛。麦克在他的组里获得胜，拿到他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我也极有希望在我的组里获胜。可是一次转弯碰到了划分跑道线的橡皮小管。这步误失使我以轻微之差失去了全国冠军衔。
我哭了起来，在母亲替我脱溜冰鞋的时候，在整个颁奖典礼中哭，回到车上又哭。六小时后我们回到家门口，我还是在哭。
回家的途中，父亲全程一言未发。我们下车时，他轻声对我说：“你要知道，丹，人生不止是在跑道上溜冰。”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这句话的真意。
奥运之梦
几兄弟姊妹之间，我算是好手，但并非最好。多年来，最好的一直是大我一岁半的麦克。他和哥哥狄克都是高手。然后我十四岁了，开始发育，忽然成了最常在比赛中获胜的那一个。
我因此立了志向，也更清楚该怎么做。我发现自己深爱溜冰——至今未变。有人说过，作家并不是自己挑的，而是写作选了他。我想溜冰也一样。
我赢的次数越多，越肯定溜冰是我的至爱。我那时是足球校队队员，可是我决定退出球队。我对父亲说：“爸爸，我要退出足球队，专心溜冰。”
父亲热爱足球，而我竟然要放弃这种运动，我知道他会很遗憾。可是他说可以，只要我喜欢就行。
这决定使我的生活起了剧烈的改变。我细心安排那一学年的课程，让我大部分日子都可以在下午两点钟就放学去公园练习溜冰。练习两小时后，我回家做功课，吃晚饭，然后再去溜冰场。
一九八三年我首次入选世界杯赛美国青年代表队，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到欧洲集训了六个星期。在第一次海外比赛中，我创下了青年组五百米赛的世界记录。
高中最后一年，我的朋友大多数忙着进大学，我则一心想着一九八四年冬季奥运会。我十八岁时，取得赴萨拉热锅奥运会参加五百米与一千米赛的资格。
我能够参加奥运会，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是那次奥运会中最年轻的溜冰选手，也是最年轻运动员之一。一切都令我心醉神迷。
这次运动的种种尽如我想像。父母都到了，让我异常高兴——以往他们常在周末驾车送我去参加小市镇运动会，如今我终于得以报答，让他们有机会到这样的地方游历。当时的萨拉热锅是浪漫得令人惊奇的地方，想到当地后来发生的事，令人伤感。
我参加我的第一场奥运竞赛——五百米赛——时，心情远没有选拔赛那么紧张。那时候，能入选美国队已是我的主要目标，如今还能上场比赛，那是锦上添花。可能是由于心情轻松，我溜出的时间极好，一度排名第三。
后来加拿大的盖坦·布舍胜过了我，取得铜牌。可是我一点也不气馁，自知是世界第四最佳的速度溜冰手，而且才十八岁，来日方长。那一刻改变了我的生活。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这是我未来的目标。
回想起来，一九八四年萨拉热窝奥运会是我唯一的“纯粹”奥运会。我去时并无奢求，但意兴昂场；如果赢得奖牌，很好；赢不到，也无所谓。我只想尽力而为。
从萨拉热锅回到家，我才起了痛失铜牌之憾，因为只输零点一六秒。我首次感觉到奥运奖牌的诱惑与力量。从那时起，我参加奥运会再也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珍姊于我
我要全心投入溜冰的决定，在我们简森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没有人为此敲锣打鼓。全家人看到我在萨拉热锅的表现，当然高兴，但更因所有兄弟姊妹各自的成就而引以为荣。
在家里，我不过是众多子女其中一个，而且是老幺。在那么大的家庭，难免有大孩子、小孩子之分。珍、麦克以及我都是不必做家务的小孩子。
我们这三个小孩子里，珍是最敏感最玩不起的一个，而麦克和我都是男孩子，一有机会就招惹她哭。有一次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们小心地把巧克力碎块放在他全身各处，看是否会溶化。巧克力果然溶化，珍醒来一看，哭了，一如我们所料。
珍也有她坚强的一面。她十四岁那患了脊柱侧凸症，要戴矫正支架，每天戴二十三小时。支架极不舒服，她整晚在床上翻来复去，但仍谨遵医嘱，只在洗澡时把支架除下。由始至终，我没听过她诉一句苦。
她又是很宽仁大度。尽管麦克和我那么招惹她，她长大以后还是常开车带我们出门。
虽然我不断淘气折磨她，可是我们一直亲情特殊，彼此讲心里话，这在姊弟之间是很少的见的。
珍一生只想做两件事——做护士、做母亲。她去世前，两桩心愿都实现了。她毕业于护理学校，婚后有两个女儿。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珍生下第三个女儿。起初一切正常，但后来例行验血发现有问题，医生把珍召回医院。
二月四日早晨我练完溜冰回家，立刻感觉到有事不妙，因为父亲眼睛是红的。
“她们诊断珍患了白血病，”哥哥吉穆说。
我知道这是严重的病，但心里不愿相信这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该怎么治?”
吉穆连连摇头。“白血病通常是绝症。”
我走过去紧抱住父亲，脑袋里都乱了。我有生以来从未遭遇过大苦大难，顶多是练习时表现不好，或是哪一次世界杯赛未入前三名。珍的事我难以承受。我不断地想：为什么?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我们家?
全家认定是在珍家见面，谈谈该怎么办。我开车往珍的家里去时心想，也许只是恶梦一场，可是一到所有哥哥、姊姊、姻亲都在场，我知道这是真的了。我走向珍，接着她。
白血病的治法首先是找到骨髓相配的人。抽取骨髓移植到病人体内。运气很好，琼和我完全合适，我们都极愿意捐赠。医生选了琼，因为我以前患过单核细胞增多病。
移植手术在一家癌症医院里做。原以为她只需住院几个星期，结果时间长得多。那是因为出现了种种问题，专科医生等了远逾原先所料的时间才能替她动移植手术。
有一次，医生告诉她可以回家，稍后再来医院做手术。她说：“不，我要留院，我告诉过小女儿，妈病好了就回来。如果我现在回去，她们会以为我已经好了。”
珍始终坚信能战退病魔。她勇敢得令人难信，甚至风趣不减。有个医生用他发明的特殊治癌法为珍治疗，珍看着他，貌似正经地问道：“慢着，这方法你以前用过没有?”
十月上旬，她终于回家了。我虽然长期在外参赛，并为一九八八年卡尔加里奥运会受训，还是在启程赴欧洲受秋季训练前抽空去看她。她因接受辐射治疗，头发已尽脱，但看来清秀依然。我们在她的院子里谈话，有笑有泪。
骨髓移植起初似乎奏效，那个秋天珍过了几个星期正常人的日子。十二月，我回美国参加奥运会选拔赛，刚溜完第一场五百米赛，抬头只见父亲站在那里。我一看他脸色便知道不是好消息。
“珍的病恶化了，”他说，“必须回医院去。”其后除了一次短暂的回家逗留，珍没再离开过医院。
父亲都很不好受，因为他们一直在奥运选赛中看我比赛，没有和珍在一起。我难过极了；姊姊正步向死亡，我竟然集中心力于溜冰这样无关紧要的事。珍自己也过意不去，觉得为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二月，世界杯短程速度溜冰赛在西艾利斯举行，不过珍不可能到溜冰场来观赛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为之振作起来。多年前，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在一起，珍说：“丹赢得得世界杯的时候……”她的语气很肯定；她说的不是“如果”。
卡尔加里奥运动会之前一星期，她预言成真，我赢得我第一个世界标速度溜冰冠军，是继一九八○年艾利克·海顿之后赢得此衔的第一个美国人。
比赛结束后，我立刻去医院，把奖牌给珍看。她高兴极了，就是她自己赢得这一奖牌也没那么开心。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这么好精神。
坚持到底
我表现极好，再度获选入奥运代表队，参加五百米和一千米赛两个项目。出发的日子到了，我却无心赴赛，拿不定主意——我想去奥运会完成奋斗目标，却又想留在家里陪姊姊。
珍的缓解期虽已过去，暂时似无大碍。我最后一次和她谈话时，她还是说：“我没事，不必担心，专心溜冰去吧。”
我出发后大约一星期，她情况恶化，全家人开了一次会，决定谁到卡尔加里看我出赛、谁留守在家。珍自己当然是叫所有的人包括母亲去卡尔加里。
母亲一心要陪伴女儿，可是珍坚持要她走。最后黛安对珍说：“其实你分明想母亲在这里，那么就跟她说吧。”珍终于向母亲承认她要母亲留下。母女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二月十三日，我参加五百米前一天，珍的双肺开始积水，情况转坏。
我练习完毕，父亲来找我说：“我必须回家去一趟。”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时候到了，为了珍，奋斗吧。”
第二天早上全家人都到了医院。珍所余时间无几，每个人都去和她最后一次道别。大家大略讨论了一下要不要通知我；他们知道也应该让我和姊姊见最后一面。
有一个大家常问我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早讲你姊姊的事?为什么不让你先比赛?”
那样做对我毫无意义。我迟早会接到消息，而我当然宁可由我的亲人告诉我。要不是他们及时通知。我就不会有机会和珍道别——对我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事。
在丧礼中，简森家的姻亲约韩·尤基神父说：“丹，你和珍姊弟情谊深厚，她要你全力以赴，你做到了。我们和珍一样，都以你为荣。你让我们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见到了如何无惧挫折，爬起来冲往终线。我们也会尽力参赛，跑完全程。
起初我还能自我抑制，尤基神父这番话却使我崩溃了。但丧礼不是让你来压抑感情的，而是要让人以自己方式追思亲人。其后不久，他们演奏起“在鹰翼上”，那是珍喜爱的赞美诗。从那以后，简森家的人每次听到这首赞美诗都不免落泪。
新生活
珍去世，我在赛中失足，这两件事使我不禁想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是否正确。
就说一九九二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奥运会吧，还有四年才举行，我不知道自己的巅峰状态能否保持那么久。此外，许多和我同龄的人已开始就业，而我的青春用了在什么地方呢?
我打算减少溜冰的时间，去卡尔里大学上课。开始上学前，发生了最奇妙的事。我认识了萝冰·卫克。
由于我曾获颁奥林匹克精神奖，获邀参加一个新建体育馆的开幕典礼。礼后吃饭时，认识了萝冰。
萝冰和我一开始谈话，新世界便为我开展了。那时我仍为姊姊去世和在奥运赛中跌倒而耿耿于怀，与生人相处总觉心神不定，同萝冰却可以畅谈，而她跟我谈起来又极为投缘。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愿不愿晚上和我出去。不久我们便常见面，不在一起的时候便在电话上长谈。有一个月我的电话费高达八百美元。
我俩交往期间有很多阻碍，可是我就是要和萝冰一起。我决定一九八八年七月四日向她求婚。
那时罗冰在我们的乡下小屋里作客，当晚我们到湖滨的饭店吃饭，点菜后，我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们时常谈到将来，谈到结婚，诸如此类的事。”
“是啊。”
“是这样的，”我紧张地说，“我希望很快就把这些事办妥，所以，你会和我结婚吗?”
“会呀，当然。我想应该可以吧。”
从她的反应，可以看得出她以为我信口开河。
“不，你误会了，我是在向你求婚。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就想结婚。”
这话真的把她吓了一跳。她离开座走开了约二十分钟，我一时大感困惑，然后才猜想她是在忙着打电话给家里，告诉他们这大好消息。我认为这表示她答应了。九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结婚是我有生以来最佳的际遇。萝冰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为我带来了有益而客观看法。她知道我决心献身于溜冰，但亲眼目睹之后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锻练动作，例如单腿跳上楼梯，在她眼里未免古怪。过了些日子她才习惯看见丈夫苦练一天后一回来就突然倒下。
苦功没有白费。我的溜冰技术继续进步，不但入选奥运队，在一九九二年奥运会前三星期还创下五百米赛的世界纪录。我到达阿尔贝维尔时，大家都预料我可以获得奖牌。
萝冰在五百米赛前送我一件运动衫表示鼓励，上面的字是“掌握机会”。结果却是机会溜走了。我获第四名，就我来说，这和取得第四十四名无异。
我极端失望，几乎与外界隔绝，三天后参加一千米赛时心理压力极大。我在比赛后半段气力不继，结果名列二十六名。
出了什么问题?很难说。我会决定减少训练，但是也许我来到奥运会时已练习过度而疲劳了。此外也会有人抱怨跑道冻得不均匀，那天早上的雨使情况变得更糟，冰面又软又凹凸不平，溜冰刀转弯不易。这情况对所有人都有坏影响，对像我这样身材细长、擅长“滑行”的溜洋手尤其不利。
我知道阿尔贝维尔失利之后人家对我怎样批评。他们说丹·简森技止此矣；在卡尔加里两次跌倒可以说是爱姊姊去世影响，可是在阿尔贝维尔表现差劲就无辞可托了。知道有人这样看我，我实在心痛，可是无意放弃。幸好我也不必久等，下届冬季奥运会提前在一九九四年挪威的利勒哈轩尔举行。我开始准备。
大约就在那时，我家有喜临门。萝冰怀孕了，我们开始取名字。有一天，我忽然想到“珍”。我对萝冰说了，她也很喜欢。我们也想了几个男孩子名；但如果是女孩，我要用姊姊的名字为她命名，以示纪念。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萝冰生了个女孩。那是充满欢乐的一天。
突破
我极想忘掉卡尔加里所发生的一切，却似乎办不到。每次我接受新闻界访问，记者几乎必定旧事重提，谈我姊姊去世和我两次跌倒。
“你有没有办法忘记一九八八年发和珠事?”他们会这样问我。
“有，我总是回答，“不过一定要大家不再问我那些事。”
他们会大笑。然后就会有另一个记者问：“说真的，你是不是还在想跌倒的事?你是不是还是想你的亡姊?”
我尽量不去想比尔赛中失足的事，但我其实已深受打击。我的经理人建议我去看运动心理学家吉姆·莱尔医生。我起初反对，后来改变了主意。他说得对，我知道我需要有人帮我。
我在阿尔贝维尔的表现，形容得最贴切的是当时的西德教练彼得·穆勒。“溜冰的不是丹·简森，”他说，“那是他的身体。他的人还震惊未醒。”
我把一九八八年奥动会的事告诉莱尔医生，这才把心中的千头万绪首次整理了一番。我们明白了：珍去世那一天，两个世界相撞地了——一个本该是我事业巅峰之时，另一个却是我此生最黯淡之日。
姊姊安葬之前我内心的郁结让自己觉得不应该开怀，因此我不准自己获胜，并且要所有人知道我认为姊姊病逝比任何奥运会金牌都重要。实情的确如此，而且我以两度跌佐证。
我和莱尔医生花了六个月才理清了那些阴郁的想法。我获得了极大的突破，终于可以正视姊姊去世和比赛失足之憾了。
其后莱尔医生也要我在运动心理方面多花点工夫。我一向有写日记记下训练细节的习惯，但那和莱尔医生的记录方法相较实在太过简单。我继续记下每天操练的情况，但也记下心中感受。我认真地记下一切，不论人在哪里，都把图表传给莱尔医生。
我们的目的是要我在运动和人生之间取得平衡。填写训练日记是记录训练对象有什么影响的一种方法，好知道我要多少时间才能恢复。我遵守莱尔医生的指示去做以后表现就大有进步，我认为这并非巧合。
莱尔医生照顾我的心理状态，彼得·穆勒——他已做了我的教练——照顾我的身体状态。彼得自己是奥运金牌得主，我从小就认识他，因为我们常在溜冰赛中见面。我有溜冰天分其实是他首先发现的，那时我只有十二岁。
彼得的训练原则很简单：不必担心强壮得过头，也不要发愁耐力强得过分。他总是要我在练习时也倾尽全力——很像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严格训练。
首先，彼得要我快速溜冰三十分钟，溜得我背如火烧。然后他要我在一个陡坡跑上跑下，累得我头晕眼花。再要我跑步四十五分钟锻炼耐力。
实际比赛时，一千米通常只要大约一分钟又十五秒，而五百米只要一半时间。
我如今明白了，虽然我的专长是五百米，但彼得要改进我在体力消耗较大的一千米赛的表现，所以要我做那么多耐力锻炼。他在冰上所做的，和莱尔医生在诊室里做的异曲同工。
因此，一九九四年奥运渐近时，我的信心比以往都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我成为第一个不用三锦标赛中，我溜出更好的成绩，而那条跑道就是我在一九八八年奥动跌倒的那条。
如果我要为这次奥动会增添异采，首先必须记住我是全世界最好的五百米溜冰手。过去一年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必须再证明一次。
我到达利勒哈默尔时充满了信心，我周围所有的人对我也是如此。赛前我父亲没有这样告诉我，只表示他认为我会赢，因为觉得我应该否极泰来。
彼得没有那么含蓄。“我知道丹会赢，”他满怀信心，在利勒哈默尔的记者会中宣布，“以他现在的状态，只要发挥百分九十的水平准能取胜。他如果使出百分之一百的本领，可以大赢。他是短程速度溜冰史上最杰出的选手，他会证明这一点。”
我也有这样的信心。
阴影未消
我的准备工作始于比赛前夕。我睡得很熟，这是好兆头。上午十一时左右，也即开赛前三小时，我到了冰场，做些惯常做的活动让自己松驰——小跑一会，到处跳跳，做大量伸展运动。开赛前九十分钟，我到跑道上慢溜了几圈，又练习了几次加速和起步。
我在场内绕跑道滑行时，瞥了几眼看台，想着坐在看台上的亲人——我妻子和女儿、父母亲，还有三位兄姊。我不愿意直接看着他们；我知道萝冰容易紧张，而我心里事情太多。女儿的态度自在——只顾酣睡。
热身运动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状态很好，这也是好现象。我离开跑道后，便独自坐在场边等候，想办法松驰。
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我珍姊姊、一九八八年的卡尔加里、一九九二年的阿尔维尔、对我表示支持的同乡、亲人。我不让任何一种念头徘徊太久；我最应该集中的思想是：丹·简森是世界最好的五百米赛溜冰手。
我也有要担心的事。前一天举行男子五千米赛，因为是长途赛，冰面弄得硬了些。但我觉得那种硬度的冰面脆而易碎。不过到了次日比赛的时候，我没去担心这回事了。
第一对出场的是中国大陆的选手刘洪波和加拿大选手席尔万·布沙，都不是我的主要对手。可是刘洪波溜出了三十六秒五四，对他来说是超水平的好成绩。看样子冰面很“快”。
这更使我决心全力求快。我觉得我应该创世界记录；如果我办到了，就可获金牌，因为没有人能更快。我绝不愿意稳稳地溜而败于别人。 这种全无保留的原则有点风险，因为冰面太脆，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最后轮到我出场了。和我一同出赛的是加拿大选手尚·艾尔兰。我全神贯注。
预备。这是我结束苦恼的时刻；这是我夺标的时刻。
我蓄势待发，岂知艾尔兰偷步起跑。我很懊恼，可是知道必须尽快再集中精神。第二次站在起跑线上时，我觉得没第一次那么精神集中，不过我还是准备好了。然后，起跑了。
我第一个百米的时候是九点八二秒，比我的世界记录九点七五秒慢，不过我知道足以获胜。我感觉得到脚下的冰刀踩在冰面上时有点不稳。有一阵子我想也许应该慢一些，溜得谨慎些。不过我的经验是：一旦决定了基本策略，临阵变更可不妙。
第二个百米很快过去，只剩下三百米了。我仍然溜得顺畅。这一段通常是溜得最好的，所以我知道夺魁机会很高。
然后到了最后一次转弯，我的左洋刀滑了一下，几乎失去平衡，手会触及冰面。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速度仍然保持。可是接着溜出的两步冲力很弱，我觉得冰刀没有咬住冰面。必须“感觉”到在转变才使得出全力，现在却没有那种感觉。完了。
任何一点小的失误或偏差，都可以使你失去平衡，成为无可挽救的大错，因为这种运动半秒钟便天下已定。我的时间是三十六秒八，考虑到刚才发生的情况，相当快了，但不够快。夺魁的是俄罗斯选手亚力山大·高杰贝夫，三十六秒三三。
我以那个失准的成绩冲过终线，众人的反应各不相同。我自己先是大笑。我几乎跌倒，结果距金牌只不过十分之三秒略多一点，太可笑了。
彼得·穆勒垂头丧气。在看台上，萝冰立刻起身离开。她在阿尔维贝看了我那两场比赛之后忍不住哭泣，被记者拍了照，她很吃不消。她怕历史重演，因此躲开摄影机。一离场她就哭了。
在家里，亲人也都很难过。麦克说，他那天早上醒来，深信那天就是夺标之日。然后电话铃响，他的小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丹叔叔又滑了跤。”
他后来告诉我，他曾不断说地：“这种事不可能又生的，不可能的。”
我站在那里，彼得来到我身旁。我看着他说：“我不干了，不溜冰了。”我当然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可是也许有一秒钟我的确那样想；我失望透顶。
事后，大家猜测绘纭。不过有一件事千真万确：我又没能赢得奖牌，丹·简森的奥动噩梦还没有完。
我深觉痛心，明白了自己永无可能赢得奥运五百米赛金牌。也许我是最好的速度溜冰运动员，可是我觉得我在奥运赢取奖牌的机会已逝，一去不回。
最后机会
我当时并不知道，莱尔医生己到了挪威来看我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到现赛场看我比赛。他毫不怀疑我能在五百米赛轻易获胜，因此订好机票准备次日就回家。他觉得我在一千米赛不需要他帮助。
他一见我在五百米赛失利，便立即设法避过保安人员来到我身边。我大感意外。
但我也觉得宽慰；他此时出现再好不也没有了。我正要出席记者会，他坚决劝阻：“你必须立刻开始准备一千米赛，立刻把刚才的比赛抛开，不要再去想。”
我知道他讲得对。在阿尔贝维尔；我就是没有用两次比赛之间的时间为一千米赛做准备；不能重蹈复辙了。我向奥运会人员道歉，说不能出席记者会，他们表示了谅解。
一千米赛竟然成了我在奥运会夺标的最后机会，真是令我们啼笑皆非。我们人人都明白一千米赛是我的弱项。这些年来，我始终不信我能在千米赛取胜。理由有心理因素，也有体能因素。我难以相信我在五百和一千米赛都是世界第一。我认为，同一个人要在两项竟赛中都出类拔萃，实在太难了。
我也认为我的天赋只宜于短程比赛。我起步快，但在一千米赛总是到最后二百米就气力不继。因此我摆脱不掉这种想法：我也许是最好溜冰手，但不可以在一千米赛获胜 。
我刚开始看莱尔医生时，他要我想办法改进在一千米赛的表现。“你大概会认为这方法很胡闹，”莱尔医生道，然后告诉我他想我怎么做。他相信，越是勇于面对个人的心障，就越易于克服问题。他建议我写“我爱一千米赛”，尽量多写，以消除我对一千米赛的抗拒。
我起先觉得这很荒唐。没错，我爱上了一千米赛，但心态并不是一两天就会转变的。后来我终于第一次赢得一千米赛时，想起了曾在旅馆纸笔上与上的这句话。也许我真的是喜爱一千米赛呢。然后我又赢了一次，再一次，又一次。嗯，这显然有些道理。
因此我在利勒哈默尔像小学生一样写道：“我爱一千米赛。”每天，我把这句话写在训练表每一页的最上方，又写一张放在浴室的小抽屉里，和刮脸刀放在一起；一张放在冰箱上；一张贴在卧室里镜子上。
“我爱一千米赛”成了我个人的幸运符。
莱尔医生又教导我不要对失败念念不忘。“你也许曾跌倒，但是一定要再站起来。”为了帮助自己站起来，我决定那天晚上住在家人所租的房子里。以往我在那里的时间都不长，因为赛五百米之前我需要安静。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关怀、爱和支持，而这些只能从家人那里得到。
那是个平和的夜晚。我拥抱妻女，与父亲、兄长玩纸牌，偶尔和莱尔医生谈上一两句。外表上一切复归正常，内心里我还是很不好受。
那天夜里我太疲倦，很快便睡着。但凌晨三点钟就醒来了，再也睡不着。我把萝冰唤醒说话。然后我们都睡了一会。早上七点钟我就起来了。
珍睡在我们旁边有围栏的小床上。很巧，很运气，就在我看她的时候，她恰好醒来。我从围栏上方看她。她给了我一个最可爱的微笑。那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心想，不管怎么样，地球还是会继续转。
决战前夕
一千米赛举行前一天的早上，我在长凳上坐了很久。“我今天一点也不想溜冰，”我告诉教练。
“我知道，要顶住，会熬过去的。”
我三天前在五百米赛中几乎滑倒，但这个小失误不致于使我这么气馁。这实在是所有失败的累积影响。我不断想一九八八年在卡尔加里及一九九二年在阿尔贝维尔的可怕经历 。到利勒哈默尔来之前，我本以为五百米赛之后我的苦恼会结束。
稍后，我开始练习，觉得悲观的情绪渐退。这转变来自一个强烈的想法：我能有个最后机会，实在是莫大的幸运。
我又提醒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并不是靠运气，我能有此机会，主要是因为我有毅力，努力锻炼，并始终在这门运动中保持顶尖地位。
我好好地练习了一回，回到我家人所租的房子那一天。我照平常的习惯玩牌，吃意大利隐饼，尽量做镇定、泰然自若的样子。
下午七点钟，是我该回奥运村的时候了。我请家里聚在一起，由衷地对他们说：“明天是我最后的机会，最后一次奥运比赛。所有的压力，所有过去的苦恼，都可以抛开了。我要你们知道，溜冰是我过去十年生活的重心，而那段岁月我记得的是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美好的。我要这次比赛也如此。”
这番话并不是为万一拿不到奖牌预做下台阶；那是我真心的感觉。从我小时候起，溜冰便既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朋友。若非因为溜冰，许多奇妙的地方我会一辈子都无缘踏足。由于溜冰，我遇见了最好的朋友，以及我的妻子。我只是希望最后一次比赛会为所有那些快乐的时光锦上添花。
那天夜里，教练对我说了一件我早已忘记的事：一九七六年冬季奥运会中，他也在五百米赛溜得不理想。但是他没有气馁，结果在一千米赛取得金牌。我们俩都不禁心想，我会不会和他一样?”
莱尔医生说：“没有理由你不能再奋斗一次。你就算赢了你专长的五百米赛，那也不是你的故事最佳的结局。赢这一千米赛才是。”
全力以赴
第二天，在赛前九十分钟，我觉得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好。照说我也许会心慌意乱，但我没有。
我知道我必须略感到疲倦。不是运动员的人听了这话可能莫名其妙，可是我自有体验。参加世界杯比赛要连赛两场，我会有些疲倦，但同时也完全松驰；我需要松驰。
所以，在最后一次参加奥运比赛之前一小时一点，我决定把例行的准备工作改变，转为去骑健身脚踏车。我踩得很快，为的是要出汗。就在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挪威选手艾德纳·宋德劳过来和我握手：“祝你好运，我希望你赢。”
我非常惊讶——他是我的对手。
骑车十五分钟后我出去跑步。那是结冰的天气，可是很舒服，回到运动馆，我仍不觉得是理想状态，可是比刚才好些了。
我排在第四组出场，和我一同溜的是日本选手井上纯一。到那时为止，最佳时间，也是我必须胜过的时间。是继听选手伊果·哲来佐夫斯基的一分十二秒七二。
我前往起步线，摸了摸项圈；那是我这一季才开始的私人仪式，项圈上有一枚绿宝石，是女儿的诞石。我想起很多事，我过去参赛从未这样。我一度想起珍姊姊，然后想起我女儿。我参加五百米赛时，一直是熟睡的。可是我后来听说，我参加一千米赛她一直醒着；也许她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他们如何支持我，以及他们现在多么紧张。
我在起跑位置就位，就在号令员叫出(开始)之后前，一股力量射进了我的腿。忽然，内体上的不安之感统统消失了。
也许是我的赛策略奏效，也许是我的意志使我如此，也许是有谁在照顾我；我只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
我向前冲去，没有理由要留力。我再也不怕最后一圈了，因为我既有力量又有决心。 我滑一千米的时间是十六秒七，好极了。我知道，只要少于十七秒便堪称飞快。
转弯时不要发力过度；脚步还不够稳；在直路上加速。
我觉得体力充沛，动作畅顺，像是驾风而驰，控制自如。
然后，转倒数第二个内弯时，又来了。我滑了一下。我迅速伸出左手按了冰面一下，使自己复平衡。我也几乎踏到跑道上的分道标志。要是踏到，我就出局了。
观众席中有人发出响亮的倒抽气声。看台上，我父亲在心中叫道：“啊呀，不好，不能又来一次。”
不知何故，我很镇定。我想起两星期前教练对记者说的话：“信不信由你，对丹来说，一千米可能还容易些。五百米不容许出错，一千米可以出个小错而仍然获胜。”我继续向前。虽然有那一滑，六百米时我的时间是四十三秒二八，仍在世界记录的速度。观众也都知道，高声喝采。
还有最后的二百米。我不觉得累；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左臂保持在背后。我顺利转过最后一弯，进入五十米直路，我放开两臂，全力冲前，只求极速。
过终线时，观众欢声雷动。我肯定能得奖牌。是什么奖牌却还不知道，但肯定能取一面奖牌。我拉下溜冰帽，有两秒钟我眼睛还无法聚焦于钟上，观众比我先看见了我的时间。然后我也看见了：一分十二秒四三。
这时间比我以前溜出的一千米赛最好时间快了将近十分之六秒，更好的是旁边的字：“世界记录”。我知道我得了金牌。
我看见教练在冰上向我溜过来，张开两臂。“你成功了，”他叫道，“你向大家证明了你可以赢这个大奖的。”
萝冰兴奋过度，必须由医疗人员看护。我父亲站起来高举双臂，无声地祝福。莱尔医生一直用远镜看着我，放下望远镜时，泪流双颊。
我溜到萝冰那里。她不断地叫道：“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你现在两个都有了。”她的意思是说五百米速度溜冰之外，我也创下了一千米的世界记录。我没有说话，只是忙着哭。我深知奥运失利的心情，至于胜利的滋味，我想不到这么好。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颁奖时间。我几次偷看我的奖牌，没问题，它还在我胸前。
我想到珍姊，希望她在看着我。我仰望天空，敬礼，心想：“这是给你的，珍，我为你赢了一场，只不过比我所想的迟了一点。”
典礼后，一位大会职员来告诉我：“你知道吧，还要跟随奥运会吉祥物胜利绕场一周。”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获胜过，不知道有此安排。奥运会前几个月，萝冰和我曾谈到到要带着女儿胜利绕场一周，当时我们只不过是幻想罢了。
比赛场地灯光熄灭，奏起“溜冰圆舞曲”，众人随着轻唱，闪光灯光此起彼落。感觉上很安宁，有如教堂，听得到自己冰刀的滑行声。我抬头一望，忽然一名警察把我的女儿递给我——萝冰设法把她传下了十排观众。为什么珍对这场面不害怕?我不知道，她满面笑容，四处张望，仿佛这场面没什么稀奇。
绕场一周的最初几步，我非常小心以防跌倒。我一臂抱着女儿，一臂搂着鲜花，旁边是两个穿彩服的小孩子，冰上是计时装置。不论做什么，此时不可跌倒。我松驰下来，看看女儿。她像个天使，脸上还挂着浅笑，兴奋得睁大眼睛。
我常在想，不知道女儿以后会不会记得这一刻。如果她将来记起这美丽的幽暗 、溜冰声，以及全场齐唱的歌声，多好。我知道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使我到达这一刻的历程，实际上始于一九八八年珍姊姊去世。现在，六年后，我到了这里，怀中抱着名字叫珍的婴孩，尝着胜利的滋味。
几经波折，我终于达到了目标。
时光流转，我早已告别了那段打工生活，但是这些记忆，于我却成为了一份永恒的珍藏。
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刘高
先是母亲去世，后是高考落榜，我在继父的一声长叹中脱下缟素，背上书本与行囊，决意远行了。
经配货站的熟人介绍，我和一卡车白鹅一起“配”到了C市，匆匆跑到一个远房的舅爷家说明来意，精明的舅爷竟不舍一碗粗饭便把我送到一处建筑工地。
工头送走舅爷，转身对我说：“今晚加班，你上四楼接料。”仰望楼顶，残阳正如舅爷拔出屠刀就喷涌而出的猪血。在工棚铺好行李，一个看上去比我小两岁的男孩走进工棚。他袒露着结实的胸肌，左手端碗茄子汤，右手用筷子穿了四个馒头，边吃边告诉我开饭了，并且先不用付钱，发工资再扣除。他看我慑嚅的样子，索性放下碗筷就跑了出去，不久就端来了馒头和汤。他说：“吃吧，吃饱了跟我一起上四楼。”爬上脚手架的时候，才听见有人叫他刚子。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才真正感到了背离故土的滋味。面对独轮车上那200块砖，我的腿有些发抖了。刚刚起步的独轮车则像醉汉一样栽倒，一车砖轰然落到楼下。我听见工头在楼下吼：“干吗呢？不能干给我滚下来！”刚子跑过来清理了吊盘，然后对楼下喊：“没事了，是砖头垫翻了车。”接着刚子承担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刚子汗流满面，我却手足无措。别人说：刚子你真有劲！刚子憨憨一笑，对我说：“开始都这样，没有过不去的坎。”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工头隔月发工资的承诺没有兑现，只是每个人暂借给100元。我用这钱给刚子买了双胶鞋，到书店给自己买了套新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刚子说；“大哥，你是真的喜好这个还是装呢。”我说：“刚子，你知道有烟鬼、酒鬼吧，我就是书鬼。”刚子摇摇头，有些懵懂。回到工地，工人都上工了，工头用那双蛇眼逼视着我和刚子。我对工头说：“都怪我，为了买这套书才迟到了。”工头的蛇眼渐渐舒展成三角眼。工头说：“这书我先看看，你俩到后台上料吧！晚上收工时你到我这儿来拿书。”我和刚子都没想到工头今天会如此开恩，迟到了居然还谋了份好差使。刚子说：“大哥，你这书还真管用啊。”我说：“也许是吧。”
没想到的是，晚上收工我去找工头要书，工头却说：“刚才甲方经理来检查工地，看见了这套书，他说在书店等了两天都没买到，我就把这套书送给他了。我想象咱们这样的人看这玩意有啥出息呀？想法子多挣点钱才是正事儿。以后我多给你记几个工就全有了。”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就回工棚了。我知道索回那套书的代价是卷起铺盖立刻走人。我躲在无人的角落里痛快地哭了一场，我不求生活里有酒有肉，只求有书伴我，可这点滴的爱好也不得不在世俗面前低头么？！夜色里，远远近近、起起伏伏的蛙鸣似在与我同泣……不一会儿，传来刚子唤我的声音，我擦干泪水走出角落。刚子问：“大哥你没事吧？”我说：“没事。明天照样爬脚手架。”
大楼主体彻铸已经交工，眼看秋收在即，工人都急切想拿到工资回家收抬庄稼。而此时的工头则横竖找工人的不是，说自己的理儿。几经中间人磋商，工人们才拿到了大打折扣的工资。尽管工头先前说多给我记几个工，可到头来还是难逃厄运，丢了书本又折钱。后来听说，就连给我介绍工作的舅爷也从中剥了点皮儿。
离开工地，我和刚子在铁北租了间房子，决定在这座城市里渡过漫长的冬季。我们住的房子比工地的棚子稍好些，月租费80元。另一头住着一个女人。女人看上去不足三十岁，带着个小男孩。女人多数时间不在家，只有起早做饭的时候才能在厨房遇见。女人的打扮有些妖冶，并且一脸倦意，但与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却显得庄重可亲。我和刚子就很自然地叫她“黄姐”。有一天闲聊中黄姐问我们在做什么？我说不瞒黄姐，还没有找到工作呢！黄姐就说她站台上有个朋友，看看能否给我们找点活儿干。我和刚子都忙着谢黄姐。没想到第二天黄姐就通知我们上工了。
活儿虽然累了点，却能拿到现钱了。于是我和刚子就在心里盘算着怎样谢谢黄姐。一次我和刚子又有了收入，并且下工也早，就去市场买了菜。回家后我亲自掌勺，参阅菜谱做了四菜一汤：清炖鲤鱼、烧豆角、苦瓜炒肉、木须韭菜、外加冬瓜羊肉汤。可是等到夜里10点了黄姐还没有回来。黄姐的儿子小军吃完饭睡了。我和刚子把菜热了几次都被墙上那厚厚的霜雪冷却了。近11点时外面有了响动。我与刚子急忙跑到门外，黄姐被司机从出租车里搀了出来。黄姐似乎是喝醉了。刚子几乎是推开了那个司机然后扶住了黄姐。黄姐说今天真丢人，喝多了，说着酒劲上涌……我来不及找什么东西接，就神起衣襟，任凭黄姐翻江倒海般地呕吐。黄姐吐过之后精神好多了，她蜷缩在炕的角落里，泪水悄然落下。我和刚子相对无言，不知该说些什么。
许久，黄姐讲起了她的经历，是自言自语亦或是向亲人倾诉一般的。黄姐说她家原住农村，因与邻居院墙界线的划分出现争执，丈夫用铁叉将邻居扎伤，而后被判了四年徒刑，黄姐就带着小军来到市里。人地两生，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在酒店里做了“三陪小姐”。黄姐说，今天有个老板出100元钱要她喝啤酒，哪想这杯酒竟是老板事先准备的人尿。黄姐把剩下的半杯“酒”泼在了正在狂笑的老板脸上，然后就冲出了酒店。黄姐说她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了。我和刚子对黄姐说：“我们会帮助你的。”黄姐望着我们，脸上终于绽开了一抹微笑。
临近年关，黄姐在一家单位的食堂找到了工作，服务员兼做面食。这样我和刚子每天晚上回来就能吃上热饭，睡上热烘烘的火炕了。腊月三十那天，本想去街里买点年货，可站台临时通知有三节车厢的木方急需下站。黄姐说：“你们去吧，别误了工。晚上回来吃饺子赶趟就行了。”待到我和刚子干完活的时候，汗水早已浸透了棉衣。尽管我们是跑步回家的，可棉裤还是结了冰。脱下来就直挺挺地立在了那里。换上黄姐给我们找出的花花绿绿的毛衣毛裤，我们对视大笑。举杯欲饮之时，黄姐说：“我们都许个愿吧！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说。”刚子说：“我先来，我想在新的一年里多挣点钱，买一个三轮摩托，自已干！”黄姐说：“想法不错，我也想自已干，自已开一家小吃部。”轮到我了，我说：“我的想法有些不现实，我想……在新的一年里打工挣钱，然后读100本好书，再写一本书。”刚子和黄姐都举杯祝我成功。吃完了饺子，刚子说：“我有礼物要送给你们。”说着他拿出一条围巾送给黄姐又拿过一个纸包送给我，我慢慢地解开封带，里面竟是一套《平凡的世界》。我的手颤抖了，眼里顿时盈满了泪水。黄姐也转过脸去擦着眼睛。一会儿她拿出两双新袜子送给我和刚子。我当下可急了，我说：“我没来得及准备礼物呀！”刚子说：“你前几天发表的那首诗不就是很好的礼物吗！”黄姐兴奋地说：“快，快给姐念念。”我清清嗓子说：“那就请姐姐、弟弟跟我一起念。”
“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我是背乡离土的砖／那是怎样的火焰啊／燃烧之后／让我在异地的步履更加坚强／从脚踏实地到蹬青云之梯／饱蘸我青春的热血／书写都市的最高层次／
“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我是背多离土的砖／那是怎样的溶洞啊／革命之后／让我在高处也胜寒／信念里最深刻的段落／以后来居上的姿态／砌铸一个昂然崛起的精神……”
时光流转，我早已告别了那段打工生活，但是这些记忆，于我却成为了一份永恒的珍藏。
看到老人又坐在霏霏的雨丝中，再次从头开始，认真地，一点一点地做着泥坯。
不肯折变的信心
——万永恒
在那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正为大学毕业后连续数月东奔西跑地求职，却没有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而沮丧万分，一个人沿着乡间小路踽踽而行。
不知不觉我已站在了离村子挺远的一座土窑前，猛抬头，那位近年才开始学习烧制瓦罐器皿的老人的举止，将我的目光惊住了：只见他大步走到窑前，眉都没皱一下，便抡起一根铁棍，“咣咣咣”，将一大溜刚刚出窑的形状各异、大大小小的瓦罐全部打碎。
我不解地走上前去，问老人为何将它们全都打碎了。
老人不紧不慢地说：“火候没掌握好，都有一点儿小毛病。”
我惋惜道：“可是你已经花费了许多的心血啊！”
老人长吁了一口气道：“那不假，可我相信下一炉会烧得更好些。”老人坚定的口气里，透着十二分的自信。
看到老人又坐在绵绵的雨丝中，再次从头开始，认真地、一点一点地做着泥坯。他那坚决推倒重来、成功在握的从容自若，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啊，即使所有的瓦罐都打碎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心头执着的信心和伟大的创造力不被打碎，他就不愁做不出更加满意的瓦罐。
默默地，我朝老人深鞠一躬，转身跑回家中，背起简单的行囊，毅然地加入到南下的打工队伍中。在一次次焦灼的等待后，在一次次失望的重击后，我终于谋到了一份很艰辛的工作——在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
数年后，我拥有了一家不小的公司。
是的，在我们的生括中，总会遇到种种失败。然而这时，谁能咬紧牙关，告诉自已：我还有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肯折弯的信心，并且紧紧地握住它，谁就会在艰难中平添一股勇气，一股无所畏惧的力量，就会觉得脚还踏在土地上，血还是热的，路还没有完全断绝，闯下去，拼下去，用那不肯投降的双手创造出的，一定是一方令自己都无比惊讶的新天地。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坚持到底，因为我已深知成功的秘诀：坚持不懈，终会成功。
直到成功
——奥格·曼狄诺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在古老的东方，挑选小公牛到竞技场格斗有一定的程序。它们被带进场地，向手持长矛的斗牛士攻击，裁判以它受戳后再向斗牛士进攻的次数多寡来评定这只公牛的勇敢程度。从今往后，我须承认我的生命每天都在接受类似的考验。如果我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迎接挑战，那么我一定会成功。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我不是为了失败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的血管里也没有失败的血液在流动。我不是任人鞭打的羔羊，我是猛狮，不与羊群为伍。我不想听失意者的哭泣，抱怨者的牢骚，这是羊群中的瘟疫，我不能被它传染。失败者的屠宰场不是我命运的归宿。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生命的奖赏远在旅途终点，而非起点附近。我不知道要走多少步才能达到目标。踏上第一千步的时候，仍然可能遭到失败。但成功就藏在拐角后面，除非拐了弯，我永远不知道还有多远。
再前进一步，如果没有用，就再向前一步。事实上每次进步一点点并不太难。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从今往后，我承认每天的奋斗就像对参天大树的一次砍击，头几刀可能了无痕迹。每一击看似微不足道，然而，累积起来，巨树终会倒下。这恰如我今天的努力。就像冲洗高山的雨滴，吞噬猛虎的蚂蚁，照亮大地的星辰，建起金字塔的奴隶，我也要一砖一瓦地建造起自己的城堡，因为我深知水滴石穿的道理，只要持之以恒，什么都可以做到。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我决不考虑失败，我的字典里不再有放弃、不可能、办不到、没法子、成问题、失败、行不通、退缩……这类愚蠢的字眼。我要尽量避免绝望，一旦受到它的威胁，立即想方设法向它挑战。我要辛勤耕耘，忍受苦楚。我放眼未来，勇往直前，不再理会脚下的障碍。我坚信，沙漠尽头必是绿洲。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我要牢牢记住古老的平衡法则，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每一次的失败都会增加下一次成功的机会。这一次的拒绝就是下一次的赞同，这一次皱起的眉头就是下一次舒展的笑容。今天的不幸，往往预示着明天的好运。夜幕降临，回想一天的遭遇，我总是心存感激。我深知，只有失败多次，才能成功。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我要尝试，尝试，再尝试。障碍是我成功路上的弯路，我迎接这项挑战。我要像水手一样，乘风破浪。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从今往后，我要借鉴别人成功的秘诀。过去是否成败，我全不计较，只要抱定信念，明天会更好。当我精疲力竭时，我要抵制回家的诱惑，再试一次。我一试再试，争取每一天的成功，避免以失败收场。我要为明天的成功播种，超过那些按部就班的人。在别人停滞不前时我应继续拼搏，终有一天我会丰收。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我不因昨日的成功而满足，因为这是失败的先兆。我要忘却昨日的一切，是好是坏都让它随风而去。我信心百倍，迎接新的太阳，相信“今天是此生最好的一天”。
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坚持到底，因为我已深知成功的秘诀：坚持不懈，终会成功。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我们的生活目的，而不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选择什么志向能使我们满意，什么情感我们应当依从，什么嗜好我们应当迷恋。
抉择
——休谟
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生活道路时，可以根据他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为确保比另一个追求相同目标的人更加成功，却可以采取许多办法。
如果你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财富，那你就要专心你那一行，以获得熟练技能；要勤勉地实际练习它；要扩大你的朋友和熟人的范围；要避免享乐和花哨；决不要做无谓的慷慨大方，而要想到你必须节俭才能得到更多的钱。
如果你想得到公众的好评，你就要避免过谦和狂妄这两种极端，显出你是自尊的，但也没有轻视别人。如果你陷入这两种极端之一，那你就会由于你胆小如鼠的谦卑和你似乎喜欢说些低声下气的话让别人看不起你，就会由于你的傲慢而激起人们对你的傲慢或者态度。
你可能认为这些不过是教人遇事斟酌，小心谨慎罢了，每个孩子都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每个头脑健全的人在他选定的生活道路上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你还想得到的更多东西又是什么呢？——是的，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我们的生活目的，而不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选择什么志向能使我们满意，什么情感我们应当依从，什么嗜好我们应当迷恋。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总之， 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求知
——培根
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当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当处世行事时，知识能增进才干。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处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惟有掌握知识方能办到。
读书太慢会弛惰，为装潢而读书是自欺欺人，只按照书本办事是呆子。
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而经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学问虽能指引方向，但往往过于泛泛，还要靠经验来赋予形式。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乃在书本之外。这是技艺，不体验就学不到。
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需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需知其中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读通，细读，反复地读。
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就行了，但这只限于不太重要的议论和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书将像已被蒸馏过的水，变得淡而无味了！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确。
因此，如果一个人懒于动笔，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要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必须锐利。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知，他就必须很狡黠，才能掩饰无知。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肾，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一个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力的人，他可以研习经院哲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繁琐辩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案例，如此等等。这种种头脑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疗治。
世上有两条路和一条没有路的路。我们不会注意那不是路的路。没有人愿意去走那条没有路的路。但也许会有一种人会坐在他那没有路的路的尽头，像一颗长在花梗盲肠上的卷心菜。
路
——劳伦斯
世上的自由意志有很多。我们可以交出意志从而成为大趋势中的一朵火花，或者扣留意志，蜷缩在意志之内，从而逗留在大趋势之外，豁免生或死。可死神最终是要来临的。即便到了那时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能够生存，在虚无中豁免死，将否定施加给我们的自由意志。
我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孤独中认出哪条是我们应该走的路，然后迈出脚步，坚定地向着目的走去。笔直的死亡路上有其壮丽和英勇的色彩；热情和冒险妆扮着它，浑身跃动着奔跑的豹、钢铁和创伤，长着水淋淋的水莲，它们在自我牺牲的腐泥里发出冰冷而迷人的光。生之路上的植物又是另一番景象，一路上野鸟啼鸣，歌唱着美妙的春天，歌唱梦中创造的神奇的建筑。我踏上了充满敌意的敏感之路，为了我们高贵的不朽的荣耀，为了一些娇小的贵夫人，为了无瑕的、由血浇灌的百合花，我们冲破迷人的血的炫耀。或者从我的静脉中生出一朵高雅的、无人知晓的玫瑰，一朵娇艳挺拔的玫瑰。这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虚无来说，我这闪光的、超然存在的玫瑰只是一颗小小的卷心菜，当羊群走进花园时，它们会冷淡地对待玫瑰，但吃卷心菜时却贪婪无比。对虚无来说，我壮丽的死就像江湖骗子的表演，如果我在消极的嗅觉下稍稍使我的矛倾斜一下那就是可怕的、非人道的罪行，必须用“正确”的统一的回声压倒和制止窒息。
世上有两条路和一条没有路的路。我们不会注意那不是路的路。没有人愿意去走那条没有路的路。但也许会有一种人会坐在他那没有路的路的尽头，像一颗长在花梗盲肠上的卷心菜。
那条路，那条没有路的路往往被人忘却。有条路有炽热的阳光洒落下来，使大地的种子尽情呼吸。有红色的火在它回去的路上，在即将来临的分裂中向上升腾。火从太阳那儿下来投入种子，扑通一声跳入生命的小水库。绿色的泡沫和细流向上喷射，一棵树、一口玫瑰的喷泉、一片梨花般的云朵。火又返了回来，树叶枯萎，玫瑰凋谢。火又返回到太阳，暗淡的水流消逝了。
这一切就是生，就是死——懒汉般的羊群也不过如此。有迅速的死，也有缓慢的死。我投一束光线在多花的灌木上，平衡倒塌变成了火焰路，在死亡的翅膀上，灌木丛向上冲去，在烟雾中暗淡的水在流逝。
成功只能是构成幸福的一个因素，如果为了成功而不惜牺牲幸福的其他一切因素，那么这种牺牲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成功的代价
——罗素
美国人在进行投资时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利润率高的风险投资，而会毫不犹豫地放弃4％的安全投资。结果又如何呢？ 金钱不断地丧失，人们为之担忧烦恼不已。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现代人，他们希望得到的则是更多的用来炫耀自己的金钱，以便胜过同自己地位一样的人们。这是因为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所有的势利意识，较之那些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其次，虽然为使自己声名显赫，只有金钱是不行的，但没有金钱则是万万不行的。再者，一个人挣钱多少已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商水平的尺度。大款一定是聪明人，反之，穷光蛋就肯定不怎么聪明。在利益的驱使下，没有人愿意被看成傻瓜，纷纷选择高利润率的风险投资。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人就会像年轻时代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在这种投资中，破产所带来的真正的、非理性的恐惧感远远大于破产本身。这种恐惧感常常会进入商人焦虑的意识里。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童年时饱受贫穷折磨的人常常被一种担心自己的孩子遭受同样命运的恐惧所困扰，他们还常常产生这种想法，即很难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阿诺德·贝奈特笔下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多么富有，却总在担心自己会死在工场里。在创业者当中，这种恐惧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从来不知一贫如洗为何物的人来说却很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这种恐惧的根源是人们对竞争成功的过分期待，期待它成为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意识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一定意义上金钱能大大地有助于增进幸福，而一旦超出这种意义事情就不一样了。因此我认为成功只能是构成幸福的一个因素，如果为了成功而不惜牺牲幸福的其他一切因素，那么这种牺牲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在现代的社会，还有人把无罪难民的受难情形当成名胜古迹般，争相参观，而后没有人会认为这种相同的命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人类的迷途
——歌德
人类真是不务实际的家伙！每个人都一样。当附近的人发生危险时，不去帮忙反而像出外参观一样高谈阔论，乐在其中。当大祸临头时，每个人则惟恐避之不及，争先出走。当可怜的犯人被判刑带往刑场时，谁都不想错过热闹，争相前往。在现代的社会，还有人把无罪难民的受难情形当成名胜古迹般，争相参观，而后没有人会认为这种相同的命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这种无可救药的肤浅，也许就是人类的天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