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顽童

■那一刻，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

■母亲像打造一块璞玉一样，精心地打磨和教育我。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么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快乐和温馨，什么是忠孝和诚信。

■父亲的冷静却让我意外，他只是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让自己这么失望！”这句话掷地有声，它的力量，让我的愧疚到了极点。那种突如其来的自卑和悔恨，让我感觉到自己如此失落。从此之后，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这句话，这让我内心的城堡里有了一个守望者，让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自己失望。

父亲和母亲的相遇

翻开旧旧的相册，发现勇于选择的基因早就埋藏在父辈的血脉中。父亲曾只身跳上通往日本的航船，苦学5年。母亲在12岁的时候就自己做主，踏上一列从东北开往北京的列车，执掌自己的命运。两个人在人生某一个节点奇妙地相遇。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纷纷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西安某地，任职于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李天民正在进行抗战宣讲，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台下青年们的激情被台上这个年轻人点燃了。爱国演讲使这个年轻人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他个头不高，但情绪激昂，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台下的茫茫人海中，有一个19岁的年轻女孩，正满眼爱慕地注视着他。

那就是我的母亲，王雅清。那一天，是我父亲母亲的第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也是他们相伴50载风雨人生的起点。

站在演讲台上的李天民，就是我的父亲，1909年生于四川华阳（现今的成都市华阳镇）。父亲不苟言笑，严肃谨慎，加上我11岁时又远渡重洋，此后多年在美国生活。所以，天然的距离导致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我和父亲沟通很少。

所以，关于父亲，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无从知晓，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此后多年，我把对他的了解，尽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图画。

对于父亲，我的五姐李开敏曾经写文章对他有点滴回忆，“父亲13岁从军，身高还不及枪杆子高，后来因为内乱，部队解散，重返家园，曾被安排到一父执辈家中协助管家，但父亲一心向学，后经何姓乡亲的赞助，前往日本留学。”

母亲告诉我，不懂日语的父亲，寒窗苦读5年，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位。那段时间，独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经常感觉寂寞。晚年的时候，他多次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每当想起一位中国太太吟唱《阳关三叠》一解乡愁，都会为之动容，不能自已。

从日本回国以后，父亲先是在南京《中国日报》任总编辑，他在当时算是个才子，文笔极佳。后来，父亲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后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干事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结过一次婚。那时候他也就19岁，婚后留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后来跟随我母亲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过，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过世了。父亲十分悲痛，这也导致他之后4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岁，却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11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1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1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10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

我的出生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新妈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着5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千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入手电筒中，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各种选择时，这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做“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11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个孩子。

1961年，43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全家福（1962年）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年12月3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生日（4岁）：三姐帮我吹蜡烛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100条。我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人都出门了，我们几个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没有100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母亲的卧室，调慢了她的闹钟，接着跑到姐姐的房间里，弄慢她的手表。一轮下来，我满头大汗，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当晚，我顺利地晚睡了一个小时，特别得意。可第二天，全家老小都被害得晚起一个小时。上班的、上学的，鸡飞狗跳，落荒出逃。姐姐们怨声载道，恨不得把我掐死。而就算是这样顽皮，妈妈还是宽容地对我，没有骂我，甚至说，“幺儿还挺聪明的！”

去美国以后，我学会一些美国式的捣蛋方法。偶尔回台湾过暑假，就想尽办法损人，我最喜欢的一种是“电话捣蛋法”。作为“孩子王”的我经常成为总指挥，带着外甥和外甥女们一起玩。比如，我们经常趴在一本厚厚的台湾电话簿上，找到奇怪的人名，就打给他们，开一通玩笑。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先随便拨通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接通了，我们就会说：“这里是电话公司，现在正在你们家外面调试电话线，你们家电话会响，但是千万不要接噢，因为一接我们就会触电了。”对方说，“好。”此后，我和外甥们开始一次次地拨打这个电话，对方一开始肯定是不接的，但每隔5至10分钟，我们就会打上一阵，对方最后总会忍不住接一次。在接通的那个瞬间，我们马上模拟触电的声音，惨叫三声：“啊，啊，啊……”吓得对方把听筒都扔到地上。

外甥眼里的孩子王（从左到右：开翔声、顾伟川、我、开宇声）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伟川合著了一部“科学、武侠、传奇、爱情”巨作——《武林动物传奇》，主人公就是我的家人，我给他（她）们每个人都编了个名字，他（她）们要么行侠仗义，要么惩恶扬善。

在开篇的人物介绍里，我根据他（她）们的性格特征画了像、做了诗。我的四姐李开菁，当时又矮又瘦又黑，我却给她起名“擎天柱白高飞（肥）”，配诗是“人人都向她低头，只是因为她太高，眼睛也是十分好，是否投进了这个球？”在这首嘲笑她太矮、篮球打得不好的歪诗旁边，我还配上了“白高飞”的图片：一个又矮又瘦又丑的小人，拿着比她长好几倍的长矛。四姐气得要命，我和伟川却觉得有趣极了。我们给另一个外甥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猪八戒拿着叉子的形象，我们对他也有详细的描述，“得其母遗传，体重三千斤。得其父遗传，没有好脑筋。”

《武林动物传奇》

当然，我也没忘了自嘲，书里有句话“你要记住啊，愈吃就愈胖，愈胖就愈不动，愈不动胃就愈大，胃愈大就愈胖”，就是爸爸讽刺我胖的名言。

在这部长达数万字的小说里，我们每个字都是亲笔而书，每幅插图都是亲笔绘制，我们还在每页的右上角标上页数，做得如同一本真的出版物一样。在这本“手绘本”的最后，我还写上几行字“1972年8月3日发行……翻印者死！”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争相传阅这部小说，大家都被里面的人物逗得哈哈大笑，妈妈也觉得非常了不起，一直珍藏着这本武侠小说。这可能是我儿时最大的“文学成就”了。据说，邻居们听说了，都纷纷跑来借阅这本传奇，在小街区刮起了一阵风潮。我当时还跟母亲开玩笑说，“要不然我们真的卖给他们算啦！”

童年的时光，短暂而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宽容和娇宠，就像阳光一样笼罩着我，给我无忧无虑的成长氛围。回忆起童年，就让我想起那些肆无忌惮、荒唐可笑却又温暖如斯的时光。在我们捣蛋的时候，母亲没有板起脸孔，严厉训斥，而是如同搭乘一部哆啦A梦的时光机，回归她自己的童年一样，和我们一起经历梦游一般的快乐光影。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爱一直很透明，这也让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爱的表达”，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小学

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己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放权”给我。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仰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ft?nu:n］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给过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台湾教育十分严格，老师喜欢打学生的手心板，错误严重的，还要打手背，真的是痛到心里！

当时有位姓徐的班主任，规定上课讲话每人每次罚款两块，罚来的钱缴入班费。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给我十块钱，可以买全套的营养午餐。但我上课爱讲话，常常一天被抓好几次，有时候只能吃白饭，最糟的时候甚至要饿肚子。因为徐老师的罚钱机制，让我午餐越吃越少，最后体重都开始下降。

我想，老师扣那么多午饭钱，班费肯定能增加不少。我计算了班上每个人被扣饭钱的总和，又跑去班长那里查账，发现很多钱没有被计入班费，很显然，那些款项进了班主任自己的腰包。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左手写一封长信，悄悄塞进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结果第二天，老师被叫去调查，回来以后情绪失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叫，“谁做的我心里清楚，你们这么做简直是无法无天！”同学们深感英雄藏于民间，很是高兴。从此以后，班费再也没有被克扣。

这场“正义之战”，让我很是得意。向不对的事情妥协，向来不是我的性格。我似乎总是沉浸在“武侠”梦里，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当然，这么做是否合适，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每一次回台湾，我都回母校看看。和姐姐们谈起我们这位共同的老师，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报考大学期间，对“政治”、“法律”心向往之。

母亲的关爱

母亲老来再得一子，而且是生育四个女孩后偶然怀孕得来的男孩，母亲对她唯一的亲生儿子，我，视若珍宝，宛如上帝给予她一生最好的礼物。她开始迸发所有的情感，用尽全身的力量，积蓄出最大的爱来抚育我。有时候，这些爱真的“超乎想象”。

母亲对我的宠爱，被所有的人看在眼里。五姐长大后被问起弟弟出生后的感觉，她说，“我本来是幺女，三千宠爱于一身，他一来我就成了灰姑娘。不但立即失宠，还得给他洗尿布。”虽然是笑谈，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姐姐们的一些感觉。

自打我出生以后，母亲就一步不离我左右。她因为年龄大，奶水不足，但为了给我足够的营养，她每天强迫自己吞下好几碗猪蹄炖花生。两年后，我健康地长大了，她的体型却永远不再纤细。为了满足我要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的要求，她甚至开始和父亲分居，11岁飞到美国之前，我没有自己睡过一晚。

在台湾，我们的家位于台北市台北县“南势角”区，离我念的及人小学有五六公里的距离。学校每天有校车，可母亲怕我因特殊情况赶不上校车，就专门雇了一辆三轮车来接送我。因此，在那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专车。每天放学，母亲都风雨无阻地来接我。我从小皮肤白皙，妈妈总是笑称，“不管人群里有多少个小孩，妈妈总是一眼能够望见你，你那两条白花花的小腿，总是特别显眼。”

而每次看到母亲后，我都会高兴地飞奔过去，忙不迭地把一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跟她分享。有一次我告诉她，今天李老师病了，没来上课，第二天，细心的母亲竟然亲自煲了一锅鸡汤送到老师家里。

小时候，每次学校远足，母亲都要给我写一张病假条，说我发烧了，她是怕我远足时受伤。我虽然内心是理解的，但是每次都心情失落。每次外出用餐，母亲都嘱咐三姐拎上一个我专用的包包，装上自家的筷子和碗，生怕我被传染上什么病。路边上的小食品摊，母亲是绝对不会让我碰的，可闻到香味，我总是垂涎不已。四姐看在眼里，就想尽了办法帮我开荤破戒。晚上，四姐和同学出去玩了回来，总会偷偷带给我一些路边小店的煎饼，我马上跟过节一样兴奋不已，那煎饼的香味让我怀念至今。现在每次回台湾，我都要去士林夜市大快朵颐。

母亲是个非常好的厨师，在做饭方面有很多自己的“独家秘笈”，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红油水饺。为了把水饺做得好吃，她要买一种特殊的饺子皮，然后用一个杯子把饺子皮扣出一个个小皮，然后往小皮里加上上好的里脊肉馅，再包成小小的一个饺子，煮熟后入口即化。红油也是有“私家配方”的，程序极为严格，它是用自制的辣椒油，加上当天拍碎的大蒜、辣椒、花椒等佐料搅拌而成。据说，连放蒜的时间也不能有毫厘差错。

妈妈做的牛肉面也是那个时候我的美食，后来这道面食被我发展进了谷歌公司员工食堂的食谱中，用餐时间经常会看见一个小牌上正经地标着“李妈妈牛肉面”。那种牛肉面辣得够劲，川味十足。切成像三角锥的牛肉是牛腱肉，而且是金钱腱，软嫩的口感是外面吃不到的（一头牛只有前腿有金钱腱，所以，一锅“李妈妈牛肉面”就要用好几头牛的前腿）。妈妈的另一道名菜是酥肉，要买排骨上最嫩的那片肉，裹面粉炸过后切成片，再和嫩菜心一起放在大碗里蒸整整三小时，端上桌的时候，汤盛一碗，肉和菜则倒扣出来，就像一座山，下面是青绿色的菜心，上面是白白的酥肉，色香味俱全。

我一放学，妈妈就让我点菜吃，全家的口味都要跟随着我的要求。那时候，我们的经典对话是：“幺儿，今天晚上吃什么啊？”“红油水饺吧。”妈妈说：“好啊，那你要吃多少个啊？”我干脆地回答“40个！”妈妈就戴上围裙去扣小饺子皮了，一点也不嫌做小水饺是多么费工夫。

因为妈妈提供的无限美味，我的体重直逼班上第一名。5年级的时候，我的体重达到巅峰，满脸横肉，满身肥油，现在很多朋友见到我当时的照片都惊叹不已，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后来，连妈妈也开始担心我的体重，晚饭时，她会说，“好了好了，别吃了，你已经这么胖了！”而我总是边吃边说：“不嘛，我再吃一口‘下桌菜’。”一幅贪吃鬼的模样。而“下桌菜”也成为了我们家的“专有名词”，这个专利属于我。

11岁时是个小胖子

放学以后，我喜欢看电视，不喜欢做功课，很多时候都让妈妈早上5点叫我起床赶作业。每次都是车子在外面等了20分钟，不走就要迟到了，而我还在急急忙忙地写最后一个字。妈妈允许我这么“管理自己”，并没有很凶地教训我。

那时候，四姐也在准备高考，妈妈就3点钟起一次床，叫四姐起床，5点钟再叫我起来做功课。后来，我们给母亲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慈母闹钟”。一直到我有了女儿，自己常常半夜起来为她换尿布，尝到回去睡不着的滋味，才知道当父母的感觉，也才明白，每天3点钟醒来一次，5点钟再次醒来是什么滋味。

虽然妈妈对我宠爱无度，但是，母亲的宽容和“顽皮”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凡事和我的成长、我的未来相关，母亲就会特别重视，也会对我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她总是要求我，只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在这方面，没有通融的余地。

小学刚刚上了几个星期，家里有个阿姨来串门。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啊？”我洋洋得意地说，“我都没见过99分长什么样子！”没想到，我刚夸下海口，第二个星期考试就得了个90分，而且跌出了前五名。看到我的成绩单，妈妈二话不说，拿出竹板，把我打了一顿。我哭着说：“我的成绩还不错，为什么要打我？”“打你是因为你骄傲、自大，你说‘连99分都没见过’，那你就给我每次考100分看看！不只要好好学习，还要改掉自大的毛病。别人真心夸奖你，才值得你高兴。自夸是要不得的，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懂了吗？”

妈妈总是这样，抓住一切机会，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

妈妈虽然对我的淘气行为比较姑息，但是她最在乎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她总是对我的学习成绩抓得很紧，考得好了我就会有礼物收，考得不好则会有警告，甚至挨板子打。每逢遇到背书，母亲会亲自监督，她会要求我把书本全部背诵下来，而且要一字不错，有一个字错了，母亲就会挥手把书摔到别的房间，让我捡回来。有时候，母亲还会用竹尺打我手心，有一次，母亲甚至把尺子都给打断了。

那时候，我每天都处于被激励的状态中。母亲总是告诉我，“你应该成功。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

有一次我考了个第一，母亲带我去买礼物。我看上了一套《福尔摩斯全集》，但是母亲说：“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结果，她不但买了书，还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送给我。从那时起，我就整天读书，一年至少要看两三百本书。当时，我看了《双城记》、《基督山伯爵》一类的西方文学，也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名人传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海伦·凯勒传》和《爱迪生传》。失明、失聪的海伦·凯勒跻身一流大学的经历，对我后来性格中坚韧和勇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爱迪生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让我从小就向往成为一位科学家。感谢母亲的支持，我才能在小小年纪就看了这么多本书，并养成了终生读书的习惯。

我虽然功课不错，但也不是每次都能考高分的。有一次我考得不好，心里很害怕，甚至能看见母亲举起竹板打我的样子。突然，一个念头蹦了出来：为什么不把分数改掉呢？我掏出红笔，小心翼翼地描了几下，“78”变成了“98”，看不出任何破绽。我心中欢喜起来，但回家的路上还是忐忑不安。到家门口，我又掏出卷子来看了一下，确保万无一失，才轻手轻脚地走进去。

母亲注意到我回来了，叫住我：“试卷发下来了么？多少分？”

“98。”我拿出考卷。

母亲接过卷子，我心里“扑腾扑腾”地跳起来，生怕母亲看出修改的痕迹。但她只是摸了摸我的脑袋说：“快去做作业吧。”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当我第二次拿起笔去描考砸了的试卷时，手一哆嗦，分数被我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这下糟了。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害怕，我欺骗了母亲，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我心一横，把试卷扔到了水沟里。

回家后，母亲并没有急于问起分数。提心吊胆了几天后，我终于憋不住了，跑到母亲面前，向她承认了错误。我以为母亲一定会狠狠地打我一顿，但她只说了一句话：“知道错就好了，希望以后你做个诚实的孩子。”

母亲像打造一块璞玉一样，精心地打磨和教育我。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么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快乐和温馨，什么是忠孝和诚信。当然，这是随着我长大，有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之后的总结。但是，就如同我所写过的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一样，从此之后，儿子是母亲最甜蜜的牵挂。

父亲的影响

对儿时的我来说，父亲是个严肃而遥远的人。从我出生到11岁赴美之前，他给我的感觉，总是有一点点沉默和神秘。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待在书房里，或踱着方步，或不停地写作。

虽然来台湾多年，但是父亲一直不变的，是那满口的乡音。因此，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孩子们跟爸爸讲四川话，跟妈妈和兄弟姐妹讲普通话。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讲出很多四川话。听到川音，还觉得分外熟悉亲切。

在印象中，父亲言语不多，也不爱逗孩子们笑。所以，在我们的感觉中，母亲的爱像太阳，温暖、无私而透明，父亲的爱则像月亮，冷静、理性而朦胧。

我曾经一度以为父亲并不爱我。他很少表达他的感受，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发现他也有他的“爱的语言”。比如他经常趁出门散步的时候，叫我一起出门上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一小段路，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独处时间。现在想想，父亲总是把这种爱隐藏在沉默的行动里，以至于太阳的光芒总是使月亮的光辉失色。

但是父亲总是说到做到，对孩子们的承诺从未食言。有一次，父亲突发奇想给我出了一道他自认为非常难的数学题，他觉得我肯定答不出来，说如果我做出来，他马上把他的派克金笔送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道摆火柴的数学题，需要用六根火柴摆出四个同样大的三角形，没想到年幼的我三下五除二，不到两分钟就摆好了。父亲“喜出望外”，立即把派克金笔交到我的手里，要知道，那时候，派克金笔是连大人也少有的贵重物品。

在平静的岁月里，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通过读他的书，听别人讲他的为人，解读他的梦想而形成的，然后在岁月的流逝中，被我慢慢地吸收到灵魂里。当然这些多是成人以后的事情，而幼时我唯一一次“偷钱”的经历，让他的话成了我终生的警言。

小学四年级，我看到学校外面卖动画图片的摊子生意不错，就突发奇想，为何不去买一些图片，在学校门口摆个摊子赚钱。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主意让我兴奋不已。

当天，我把这个主意和外甥们说了，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响应。但是，做生意总是需要本钱的，我们小孩子自然是没有。我就从爸爸的抽屉里“借了”几千元日币（日币在台湾不能使用，所以父亲不会注意。）跟着，我们几个小毛头还跑去台湾银行，想把日币换成台币，然后再去进货。没想到，银行看到我们几个是还不及柜台高的小孩，又是换那么小额的日币，就不耐烦地让我们出去。

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意做不成了，我就想偷偷把钱放回原处。没有想到，当我回到家里，发现那个抽屉已然上了锁，打不开了。想来想去，我决定把钱偷偷扔进家里两堵高墙的中间，然后对这件事情装聋作哑。

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外甥们回去将这个“天机”泄露给了他们的父母，这样一来，我们的秘密马上全部暴露了，父亲也自然知道我“偷钱”的整个经过，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心情如同世界末日来临，巨大的恐惧淹没了我的心。父亲和母亲不一样，他是严厉冷峻的，我以为这次一定是天雷地火一般的战争。但是，父亲的冷静却让我感到意外，他只是把我叫到他面前，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自己让自己失望！”然后就走开了。

对我来说，这句话掷地有声，它的力量，让我愧疚到了极点。那种突如其来的自卑和悔恨，让我感觉如此失落。从此之后，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这句话，这让我内心的城堡里有了一个守望者，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自己让自己失望。

至于那些日币，父亲后来用一个粘着胶带的长竹竿，把它们一张张地粘了上来。

父亲虽然沉默寡言，但是内心一直藏着对中国的大爱，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他当年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作风，到台湾之后，一直致力于写作。

珍藏在家里的条幅

父亲最宠爱五姐。他过世以后，五姐非常悲痛，专门写文章追忆他。她说，“爸爸来台湾，祖母留在大陆，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从小，爸爸教她的第一首诗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小时候过年的对联，爸爸就写“时时勤秣马，年年望还乡”。

姐姐还说，父亲一生心系家国，晚年听音乐会，每每听到大陆的老歌，总是抽搐不已，难以抑制心中的悲情。“大陆寻奇”是他唯一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他一直对我们说，他的母亲死在四川，而他当时并没有守在自己母亲的身边。81岁那年，父亲回到了四川老家，这对他是很震撼的一次旅程，回来后父亲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当天晚上，他取出一枚印章，说是四川金石名家所刻，他说到这枚印上刻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时，再度失声痛哭。

父亲的学生也写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我们最钦佩老师的是他的为学与做人。老师虽已八十多高龄，但是仍然好学不倦，用功甚勤。老师的用功着实令我们后辈望尘莫及。据我们所知，老师每年均要利用暑假到美国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平时，老师则利用在东亚所上课的机会，顺便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去看资料，平均每星期至少都要去一次。这一两年两岸往来很方便，研究生去大陆搜集资料也渐渐蔚为风气。如果知道有同学要到大陆去，老师总是很客气地委托同学帮他买书回来。”

对于父亲年过知天命还去美国游学，我们最佩服的是他对英文的学习。在50岁之前，父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就全力以赴地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不但把不认识的词一个个地查词典，每天还利用各种零星时间看英文原版电影，找美国人练习会话。两年下来，父亲不仅能看懂英文专业论文，还可以看懂电影，会话也是相当可以。不过，就是父亲的英文总是带着浓浓的四川味道，曾经被我们兄妹们嬉笑过。但是，仅此一点，可以看出父亲对任何一件事情都十分的自信和坚韧。

父亲的中国情结像一条无声的溪流，注入了我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中，当我的人生需要做一些选择时，这些理念影响了我。而这些都是我成年以后逐渐理解的。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一直珍藏着钱穆先生赠送给他的书法，上面的字苍劲而从容：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我知道，这是父亲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