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

叶南

这本书所收的三部长篇“游记”，是丹青老师应我所请，在2009至2011年间为《华夏地理》杂志写的特稿。按当时的如意算盘，每年去一个国家，写一个题目，将来结集成书。然而这些年媒体行业风云变幻，这个计划被迫中止了。很遗憾，我们因此错过了几乎是注定的更多精彩。

从积极的一面看，这批“游记”应视为陈丹青写作的新尝试，而它们的水准亦足以令我感到自豪，当然，是属于编辑分内的自豪。

陈丹青是那种能予人许多想象空间，不断制造惊喜的作者，这是我促成此事的初衷。归国以来，他在美术领域之外的言说和书写，并不以专业知识见长，却言之有物，不仅令人有所思，更能引人入胜。这番成就，除了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能力以外，自然还要归于见地。

在我的视野里，论文字与见地，陈丹青是二者综合评分最高的作者。见地有复杂的构成：知识、感性、直觉、阅历，洞察力，等等。至于写什么，真的很重要么？老实说，即使我不是地理杂

志主编，约陈丹青写稿仍然会是第一选择。

话是这么说，具体写什么还是需要讨论的。丹青老师在各种场合跟人说，是我请他写这些“游记”，可是他讨厌游记。（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游记名著《忧郁的热带》里也说：“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事实上，我从未想过约他写“游记”，地理杂志也并不以刊登游记为荣。我们之间的“误会”一直持续到此刻。不过，重要的是，他毕竟写出了他从没想要写的“游记”，而我觉得，这几篇文章发表在地理杂志上，恰如其分。

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学体裁。古人的，今人的，我们上学时读过不少。中国式游记的“中心思想”是寄意山水，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一开始，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有道德属性的。因此，中国的游记其实是教育篇章，而传世的游记名篇，大多作于宦游文人仕途坎坷之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为旅游而旅游”的徐霞客是个例外，他可能是中国绝无仅有的职业旅行家。

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游记”。

西方的“游记”复杂得多。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带来交通工具的升级，教育的普及则让普通人接触新知，并对世界充满好奇。旅行，从此和新知与启迪联系在一起，我以为这就是中西“游记”的差异。

启迪与新知，代表着无限可能，旅行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也有无限种可能，西方旅行文学的内容，随之空前丰富，迅速成为重要的文学分支。除了博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传教士的众多旅行记录，十八九世纪以来，多数欧美作家——从歌德、海涅、狄更斯到毛姆、海明威和本雅明——留下了重要的“游记”作品。二战之后，“后工业”的西方又掀起前往东方寻找启迪的新浪潮、

新风气，印度音乐，香格里拉，背包客，隐士，禅……造就了一群以旅行文学成名的作家，我能想到的名字有：Paul Theroux，Colin Thubron，Bruce Chatwin，Bill Bryson，Peter Hessler。

一百多年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录了上述西方旅行文学的清晰轨迹。许多重量级旅行文学作家长期为该杂志撰稿，写出了自己最初的传世名篇，成为这份杂志引以为傲的资本之一。但是，这类文学中没有中国人的作品。

我期待并试图促成中国人看世界的旅行文学，但并不是中国人如何印证西方人已经发现的世界，而是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发现，并不仅仅意味着登上最高的山，潜入最深的沟，越过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而抵达前人未到之处——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探险家没给我们留下太多机会——发现还意味着从熟视之物看出新意，从平凡之事看到美，从混沌中看见秩序，从无情中写出有情，游记，是考验观察和见地的文体。

前面说过，陈丹青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作者。我对他说：你想去哪儿、想写什么、想怎么写，都行，只要有所发现，有话要说。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三年，除了亲自陪他上路，我没有给他任何建议，也没有在三篇游记中，删除一个字。

2013年11月26日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此页放这幅图，只是喜欢这幅画。叶南要是活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倒是长得有点像他，坐在那里想，请谁写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