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物
人道主义者：史怀泽（1875-1965）
这位多彩多姿的巨人，尽管是一位卓越的医师、神学家、哲学家、人道主义者，本质上却永远是一个艺术家。只有在广大无边的艺术天地，他才能体验三位一体的人生妙境（上帝、巴赫、史怀泽），达到浑然忘我的美感境界。
本世纪最多才多艺、最伟大而善良的典范——史怀泽博士，1965年9月4日寿终正寝于非洲加彭的伦巴地。
诠释巴赫 音乐充满性灵之美
他是当代我们在他的葬礼上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而能“问心无愧、眠目而享”的极少数人之一，他是历史上最能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所启示的理想，脚踏实地实践于人间的卓越人物，同时也是当代巴赫音乐福音最有力的宣扬者之一。因此如果后代的人轻蔑我们二十世纪是“唯物”的世纪，没有产生任何精神的巨人，我们只要举出一个阿尔伯特·史怀泽就足以使他们哑口无言。二十世纪虽然是崇拜物质与充满现实的世纪，但平心而论，这一代的精神巨人与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并不比其他世纪为少：甘地、史怀泽、爱因斯坦、西贝柳斯、托斯卡尼尼、罗曼·罗兰、兰朵夫斯卡及海伦·凯勒、卡萨尔斯、罗素等。在这些光耀我们时代的精神伟人中，史怀泽自有他独特的历史性地位。
本世纪巴赫的音乐，有三位伟大的信徒：卡萨尔斯从大提琴方面，兰朵夫斯卡从巴赫时代的大键琴，史怀泽从最能表现宗教精神的风琴，使巴赫的音乐福音得以弥漫人间，获得应有的历史性公认地位。
在对巴赫音乐的热爱及奉献的精神上，他们三人可谓不相上下，无疑他们都是巴赫精神的嫡系子孙。在乐器方面的纯艺术造诣上，卡萨尔斯是音乐史上大提琴的泰斗，他的魅力与声望无与伦比；兰朵夫斯卡是大键琴的复兴者，古代有没有比她更高明的演奏家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当代她是大键琴的先师，现代第一流的大键琴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直接或间接接受她的启导才卓然成家的。至于史怀泽本人，音乐只是他生命中四分之一的工作而不是全生命力的奉献，因此就纯技巧而言，他不一定是任何一个风琴家所不可企及；但由于他对巴赫音乐有深刻的了解与热爱，加上从他身上放射出来的人性光辉，聆听他演奏巴赫音乐，自然会使你的精神爆发出火花来。当你聆赏史怀泽弹奏巴赫音乐，你听到的将不仅是音乐神妙的技巧，还有巴赫多彩多姿的音诗与音画，以及上帝的精灵与荣光，充满一种使生命簇新的力量。
可以说，史怀泽将巴赫用于作曲的精神，用来演奏巴赫的音乐。难怪有许多欧美第一流音乐会上的常客会说：“我生平最难忘的一场音乐会不是在维也纳听到，也不是在美国听到，而是在非洲的伦巴地听到。”现在我举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兼音乐评论家茨威格的描述为例，他说：
在那里只有一盏小灯放在风琴上，灯光投射在史怀泽正在滑动的双手上。他那充满表情的脸微微向前倾，似乎沐浴在超世俗的热情中。在这间空旷的黑暗教堂内，史怀泽医师为我们演奏的是他生平最喜爱的巴赫音乐。
这真是一场令人难忘的人生经验！我曾听过这位超逾所有其他演奏家的大师在慕尼黑的演奏会，但从不曾像今晚这样深受感动。他此刻的演奏就技巧而言，也许不算炉火纯青的完美之境，但我从未体验过像我在此感受到的巴赫音乐形而上的神妙力量。在这间小小教堂内，一列一列如诗如画的音符，由一位真正具有宗教精神的人，用十足奉献的热忱诠释出来。他所泛起的节奏如梦如幻似地迷人，当他的手指准确地滑过键盘之后，仿佛有一阵属于人性的、同时也是超人的声音投入黑暗中。音乐不断从风琴管中流泻出来，整座教堂弥漫神圣与崇高的气氛。
无疑，只有充满音乐性灵的演奏家，才能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下，表演一场令人终生难忘的演奏。
史怀泽对音乐的另一永恒贡献是，他写了一部划时代的音乐传记《音乐诗人——巴赫》，单凭这部著作，已足以使他在音乐史上永垂不朽，这方面的贡献，显然是卡萨尔斯与兰朵夫斯卡所不及的。巴赫的一生，就他实际生活而言，不像贝多芬和瓦格纳那么多彩多姿，也不像莫扎特及门德尔松那样戏剧性，也没有帕格尼尼式的传奇性，但他内心王国的多彩多姿却不下于任何一位音乐家，对音乐奉献的精神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一个身历其境的音乐家，都会明白一个有二十一个儿女的父亲，不可能同时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可是巴赫毕竟创造了奇迹，他一方面是尽责的模范父亲，另一方面也是舒曼所谓“音乐史上的耶稣”，无数音乐家公认的“音乐之父”。
因此史怀泽这部《音乐诗人——巴赫》的重心，不在于描写巴赫的生活轶事，而在于巴赫音乐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巴赫音乐的内涵、本质和正确的诠释方法。过去在门德尔松及舒曼的大力倡导下，被埋藏一百多年的巴赫音乐才开始在音乐史上透露曙光，现在经过史怀泽的笔下功夫，巴赫及他的音乐才算真正完全地复活；再加上卡萨尔斯及兰多芙斯卡虔诚的努力，人们才开始了解巴赫的真面目。
在史怀泽笔下，巴赫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冷冰冰的教堂作曲家，而是充满性灵的艺术家；巴赫的音乐不仅有主题，而且有千百个主题；他用宗教的热情创作音乐，但写出来的东西却超越宗教的范畴而进入广大的人生与艺术的领域，这点是巴赫与“宗教音乐之父”帕莱斯特里那不同的地方。
在音乐艺术的领域，巴赫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贝多芬的作品里，有一种音乐生命的必然性；而在巴赫的作品里，也有其技巧的必然性。因此每个研究巴赫音乐的作曲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惊叹巴赫作曲技巧的完美性。但史怀泽进一步启示人们，巴赫音乐最伟大的地方不仅在于完美的技巧，而且在于：“巴赫的乐声，充满自然的生命；尤其是从音乐飘出来的灵魂，象征人间和平的最高境界。”
史怀泽把巴赫当作一位音乐中的诗人和画家，他的理由是：“在巴赫所有作品中，不论是抒情的还是白描的，都可看出他尽了最大的力量和清晰的手法，来创作他的音乐作品，尤其善于运用音符描绘事物。他做音乐画家比做音乐诗人的成分更多。他的艺术近于瓦格纳，但更接近柏辽兹。他的作品在描写飘荡的迷雾，狂暴的飓风，怒吼的河流，起伏的海浪，从树上脱落的叶子，丧钟的声音，信心坚定者稳重的脚步，信心薄弱者摇摆不定的足音，将来必受贬抑的骄傲的人，将来必受增益的谦虚的人，魔鬼的反叛，天使的祝福……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的乐声中看到和听到这一切。”史怀泽认为演奏巴赫音乐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培养一种外在的冷静态度和一种内在的灵性，使我们能把蕴藏于巴赫音乐灵魂中深奥的东西，化为有生命的东西。”
史怀泽的《音乐诗人——巴赫》完成了罗曼·罗兰用两本书才完成的使命（罗兰曾写了两部《贝多芬传记》，一部给一般音乐爱好者看，另一部给音乐学者看）。这部《音乐诗人——巴赫》出版后第三年（1911）由第一流的音乐作家纽曼译成英文，希望不久之后，我们也能看到中译本。虽然该书是半世纪前的作品，但仍充满了生命，仍是所有巴赫音乐传记中最好的一部。有了这部书做媒介，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情不自禁爱上巴赫的音乐。
垂范人间 理想主义永恒胜利
史怀泽的学问既精且博，是当代最多才多艺的世界公民（这点只有享年97岁的罗素可与之比拟）。在医学上，他是世界上有数的麻风病学权威；在神学上，他对耶稣生平的研究与探讨，当代没有第二个神学家敢自诩能胜过他；在哲学上，他是近代西方哲学家中对东方哲学最有研究与了解的一位，也是最能冷静而富于建设地批评近代西方文明的一位哲学家；在思想上，他的“尊重生命”主张，假使能普遍为世人遵守的话，那么未来就不可能再有战争杀戮，只有细菌才是人类的敌人，而不再是人类本身。可是这位多彩多姿的巨人，尽管是一位卓越的医师、神学家、哲学家、人道主义者，本质上却永远是一个艺术家。从5岁直至90岁逝世为止，他身边总有一架风琴相伴。只有在广大无边的艺术天地里，他才感到心灵的解放，完全的内心满足，体验三位一体的人生妙境（上帝、巴赫、史怀泽），达到浑然忘我的美感境界。
刚踏上非洲时，史怀泽也曾一度有过错误的想法：“为了替上帝彻底服务，我必须放弃弹琴的娱乐。”不久这种没有音乐的生活使他受不了，才发现原来音乐并不是娱乐，而是生命中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与最好的心灵良药。晚上弹奏风琴时，不但白天的劳累整个被抛到九霄云外，同时有一股簇新的奋斗力在内心滋长，使第二天的他能以更充沛的精神为上帝与人群服务。
史怀泽在晚上弹奏风琴时，经常有许多根本不懂五线谱，也不知巴赫为何人的当地土著，在他的屋外徘徊静听，有时甚至情不自禁流下眼泪，感动得五体投地（所谓“文明”世界不是也有无数人为起源于非洲的摇滚乐而疯迷吗？这种文化交流的现象将渐渐使“文明”与“落后”世界两者获得平衡）。从这点来看，巴赫的音乐并不如一般想象得那么难懂，除非我们妄自菲薄，自认音乐文化的水准连非洲土人也不如；否则只要打开我们的心灵，巴赫的音乐就会感动我们，丰富我们的性灵生活。
我相信中国古代不会有贝多芬式的音乐，但与巴赫音乐意境不谋而合的作品一定不少，因此也没有理由说我们的民族性对巴赫的音乐缺乏亲和力。我们的巴赫爱好者太少的最大原因，是缺少像史氏这样深入浅出的巴赫诠释者。但假如史怀泽生在我们这里，我也怀疑他是否能成为巴赫的伟大信徒？但至少假如他常来台湾，相信巴赫的音乐不会像目前这样默默无闻。
这位可爱的老人，经过无休止的、漫长的奋斗生涯后，终于完成他一生伟大的理想，带着浮士德最后的欢呼，在天使的陪伴下，升华到永恒之国去了。他一生所完成的事迹，正符合宋儒张横渠（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非洲土人一片真诚的哭喊中，证明史怀泽当初的抉择是对的，同时也证实他是一位真正世界性的人物。因为西方的伟人只有他赢得非洲人大量的热泪，他的医院将继续为人群服务；他所灌制的唱片，仍将是我们心灵最有力的抚慰剂；他的著作将与历史同存，他的英雄式的生涯启示我们，人应该有实现理想的勇气。只要你的内心充满音乐，那么无论到哪个地方，那儿便会有音乐；只要你内心有光明，那么无论到哪个地方，那儿也会有光明存在。
假如史怀泽不去非洲，那么以他精湛的医术、杰出的演奏、版税的收入，成为百万富翁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他把一生所赚的钱（包括1953年所得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完全用在他的免费医院，金钱在他手里成了万善之源，流入广大群众的心灵与血液中。虽然史怀泽谦逊地说：“每个人都能创造伦巴地。”但我们都知道人间只有一个史怀泽。对于真正世界性的伟人，我们一向不太关心。但愿这一次能例外，能集合医学界、宗教界和音乐界的力量做一点现实的日本人早已做到的事，让史怀泽的光芒也能投射到我们的园地来。假如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至少做到下列五点，那么史怀泽地下有知，亦将欣慰不已。因为他所播下的种子，已经到处结成果实。
1．史怀泽全集的翻译。
2．史怀泽唱片全集的翻版（征得哥伦比亚公司同意后）。
3．史怀泽纪念馆的建立。
4.9月4日，举行至少一场以上的巴赫音乐会。
5.9月4日，医师能免费义诊一天。
综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人不曾像他那样，使人类的利益在自己的生活里高于世俗的虚荣。”他全然献身于他的理想，把一切隶属于他的理想之下。他的理想显然富于感染力，使无数原来很平凡的人，也得以分享理想主义永恒的胜利。从他身上，全球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者，将获得新的勇气与新的灵感，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基督教史上曾出现不少了不起的信徒，例如阿奎纳为基督教建立完整的神学体系。但宗教与哲学不同，行动比思想可贵。此外尚有一度堕落但最后终于进入“上帝之城”的奥古斯丁，以及为了救法国而成为教士们利益牺牲品的圣女贞德等，但很少有人像史怀泽这样成为一代良知的重心。曾因写了一部史上最杰出的耶稣传记而被教会开除的雷南说：“在人类的孩子们里，比耶稣更伟大的还不曾诞生过。”依我平凡的异教徒（不是从传教士的口里，而是从艺术家在最接近上帝的片刻所创造的作品里，体验宗教情操的异教徒）的眼光来看，我也觉得：“史怀泽是自耶稣以后，所有上帝的儿女中，最能实现基督真理的一位伟大信徒。”
医学人文大师：奥斯勒（1849-1919）
在医患关系上，奥斯勒认为医学是一种医术，而不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召唤，而不是一种职业。医师应把每位病人看作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人，以爱心、耐心、关怀、怜悯对待，这才是良医的基本态度。
加拿大裔的美国医学人文鼻祖威廉·奥斯勒爵士说过一句重要的话：“医学是一门有科学根据的艺术。”也就是说，医学基本上是属于人文的艺术；但跟其他人文艺术不同的是，它有科学的根据。
医学院学生的十部床头书
奥斯勒不但写出了美国第一部医学教科书——《医学的原理与实践》，而且首创“临床教学”的风气。在他之前，美国医学院教学只有“课堂”授课而没有临床教学，他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变成美国医界的龙头，晚年又到牛津大学讲学，对欧陆也产生影响。他对美国医学院学生的演讲，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非常精彩。日本国宝级的医师日野原重明，不但为奥斯勒写了一部传记，还特别把他的演说集注释出日文版；最近在杨义明教授催生下，已经有汉译本。奥斯勒建议美国的年轻医师在睡觉之前，要看半小时的人文书。他开出十本书单，说这些书对了解病人与培养同理心非常有帮助，这十本书是：
1．新、旧约《圣经》
2．莎士比亚的作品
3．蒙田散文集
4．普鲁塔克的传记
5．罗马皇帝马古斯·奥里略的回忆录
6．艾匹克泰特的作品
7．《医师的宗教》
8．《堂·吉诃德》
9．爱默生的作品
10．《早餐桌上的篇章》（奥利佛·温道尔·霍姆斯医师著）
他推荐的这些书，我年轻时代行医时看了五六部，的确对我个人的行医态度有种无形的影响。
奥斯勒早年：从顽童到名医
奥斯勒于1849年7月12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城邦德海德镇，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幺，父亲原是英国海军军官，1837年从海军退伍后，移民加拿大成为圣公会的宣教士，在北加拿大的乡村传教。奥斯勒年幼时调皮捣蛋，惹了不少麻烦，14岁时遭遇退学；两年后，曾有入狱几天的纪录。他虽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但因深受父亲影响，将来也想当牧师，因此在1867年进入“三一学院”（现在的多伦多大学）念神学院；之后在老师的启发下，对自然科学与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在第二年转入私立多伦多医学院。念了两年，因学校教学不是很理想，又转到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就读医学院，并在187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赴当时医学最发达的欧洲习医两年，在临床及实验医学打下良好的基础，然后重回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那年他才25岁。他是第一位把显微镜引进加拿大的人，第一个在医学院成立“医学杂志读书会”的人，也是第一所生理学实验室的催生者。他不喜欢课堂上的教学方式，而喜欢床边教学或在尸体解剖室教学；他指导天花病房的医疗工作，并亲自执行八百例以上的尸体解剖。
他非常有怜悯之心，有一次看见路旁冻得发抖的乞丐，便将外衣脱掉送给他。又有一次，一位从英国来访的学生罹患恶性天花，3天后去世，奥斯勒写信安慰他的父母，解释这种病的过程及其严重性，并说明该学生死时非常安详。30年后，当奥斯勒遇到该学生的姐姐时，她告诉他那封信带给她双亲莫大的安慰。
1884年奥斯勒离开加拿大，应聘到美国宾州大学，成为临床医学主任教授。他以自由的方式钻研医学，结果在保守的费城掀起一阵旋风。在费城五年间，他执行了两百例病理解剖，发表了无数论文。除了全心投入工作，也用心经营同僚间的友谊；此外也花很多时间在病房观察病人的临终变化，而常有新的发现，并引进显微镜成为诊断疾病的重要工具。1885年在他的号召下，费城成立了“美国医师协会”，并于1886年举行首次年会。
在霍普金斯的黄金时代
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1889年成立时，马上邀请奥斯勒做主任医师。他到医院之后，马上声名鹊起，使他在教师、人文主义者和临床教授三方面获得全国性的声望。医院起初只有两百二十床，住院病人只有七百八十八人，16年后当他离开时，病人已增加到四千两百人。总之，在任职16年期间，他已成为当时北美洲最重要的医师及教师。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立，他是该校第一位医学教授，该院校则是全美训练最完整、要求最严格的医学院，也是全美第一家入学学生必须先完成四年大学教育的学校。奥斯勒说：“我们很幸运来这里当教授，若是来当学生，我们可能进不来。”
也许奥斯勒对医学的最大贡献是，他强调“医学生必须看病人和与病人对话”是医学的重心所在，同时建立“驻院医师制度”。此制度后来被所有英语系国家的教学医院采纳，台湾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采用此金字塔式的实习医师及驻院医师制度直到今天。
奥斯勒最有名的著作《医学的原理与实践》在1892年完成。为了撰写这本书，1891年夏，他特别从私人豪宅迁入医院宿舍，开始日以继夜的工作，每晚10点钟声响起，才脱下他的长袍。此书内容完整、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医学教科书的“圣经”；本书内容虽然研究成果不多，却间接而显著地对医学有重大的贡献。此书也让医学生知道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何等有限，洛克菲勒家族的老大约翰因受此书影响，创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中心”，野口英世便是在该中心研究而有医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在病房里，大家昵称奥斯勒为“酋长”，他的才华在病房里展露无遗。他致力于病患照顾流程的简单化，鄙视当时许多药物。他认为：“我们能给病患的最大帮助，在于简单的身体和心理照顾，以及小心使用一些已被适当研究过的药物。使用这些方法所达成的效果如何，我们有活生生的实体所提供的资讯可资参考。”他热爱教学，认为病人本身是最好的教材，没有病人就等于没有教学；而学生也因他与病人的亲密接触，以及对病人的生活充满兴趣而愈加尊敬奥斯勒。
奥斯勒成为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医师与教授，因为他改变医学教育的教学方式：重视临床实习，减少课堂上课。他说他希望的墓志铭是：“他把医学生带到病房做临床教学。”他特别强调全身检查的重要性，每天带医学生和驻院医师做教学巡诊也是由他开始。奥斯勒常说：“一个学医的人不看书，仿佛水手出航没有海图；但学医而不看病人，根本就是没有出航。”他也说过另一句名言：“如果你仔细倾听病人，他们就会告诉你正确的诊断。”他一再强调询问病史的重要性。
在约翰·霍普金斯期间，奥斯勒的名气越来越大，常受聘为顾问医师，甚至连总统和内阁官员也来向他请益。身为顾问医师，在那抗生素尚未发明的年代，很多疾病都是无法治疗的，这时他会以关怀的口吻给病人及家属一点希望。
视病如亲的典范大师
面对越来越重的工作压力及责任，奥斯勒打算在60岁退休，因他的哥哥在60岁死于心脏病；而在霍普金斯最后几年，他有间歇性胸闷的症状出现。但这时牛津大学邀他担任钦定医学讲座教授，只负责教学而不做临床。他妻子劝他赶快接受这个轻松的工作，于是他在1905年2月22日发表有关老人学的告别演说——“固定时期”中提到：“世界上有效推动巨大改革的工作，都是由25岁到40岁的年轻世代完成的。40岁以后便开始走下坡了。”这时才56岁的他，也以幽默的口吻提到名医安东尼·特罗洛普在1882年发表的一篇也叫“固定时期”的演说，该演说提到人在67岁退休后，再过一阵子，如果无事可做，就可以用“哥罗芳”让生命和平结束。结果奥斯勒这篇演说引起轩然大波，很多报纸都以头条报道：“奥斯勒推荐在60多岁时用哥罗芳。”看来这也是一种盛名之累。
奥斯勒从1905年担任牛津大学医学教授，到1919年以70高龄去世。在这14年中，他的行程永远排得满满的，忙于到处开会、教学、演讲，以及筹设一座大型的医学史图书馆。1911年英国国王授予他爵士，当时美、加人士到英国旅游行程中，几乎都会安排参观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及访问奥斯勒夫妇。
奥斯勒在1892年5月，43岁时，才与葛瑞丝小姐结婚。她是费城一位大名鼎鼎的外科教授萨缪尔·格罗斯的遗孀。奥斯勒夫人颇能忍受丈夫的一些怪癖，包括在无任何预告情况下，奥斯勒会带些朋友回家吃饭。婚后他们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出生不久即过世，另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8月不幸被炮战炸死，奥斯勒夫妇闻此噩耗悲痛异常，久久无法平复。同年10月，有位好友到牛津大学拜访他之后说，再也看不到他昔日的幽默与笑脸了。
1919年10月，奥斯勒患了当时在欧洲大流行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接着并发流感嗜血杆菌、细菌性肺炎及脓胸，虽然接受肋体切开引流脓胸，病况仍不断恶化，最后于1919年12月28日病逝，享年70岁。葛瑞丝比他多活9年，两人一起葬在祖国麦吉尔大学的奥斯勒图书馆内。
1925年奥斯勒的高徒库辛为恩师写了三巨册的长篇传记，并于1926年赢得普利策的传记文学奖。1999年又有布里思出版了一部可读性很高的短篇传记。日本医学人文大师日野原重明也为他写了一部日文传记。
如果说巴斯脱是二十世纪基础医学的典范人物，那么奥斯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临床医学的典范人物，他多方面的贡献仍会深深影响二十一世纪的医学发展。他在现代医学许多专科领域仍被视为重要的开山祖师之一。他有恢宏的世界观，强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并在全球各地先后成立一百一十个医学组织。他不但是热心教学的好老师，其视病如亲的精神更使他的弟子感佩。
在医患关系上，奥斯勒认为医学是一种医术，而不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召唤，而不是一种职业。如果医师把医疗当作一种交易或职业，那病人不过是一种商品，这人也不过是个“医匠”，不配称为“医师”。医师应把每位病人看作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人，以爱心、耐心、关怀、怜悯之心对待；因为每个人在奥斯勒心目中都是至宝，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病人，才算是良医的基本态度。在这方面，奥斯勒为我们立下了世纪典范。
精神医学大师：弗洛伊德（1856-1939）
破除那么多错觉之后，没人比他更了解哲学家是多么容易误把心中的幻觉当作真实。他一度声明：“我反对哲学的虚构性。”但由于做医师太久了，导致他把人类也当作病人看待，以临床医学来研究文化学。
从研究梦境到关心未来
一个人活到生命的秋天，是评价他一生成就最好的时候，因为此时他的收获已被贮藏起来，生命的天空也多半归于平静，我们得以更宽广的角度透视他的生命全景。弗洛伊德在70岁时，曾一度想广泛检视自己一生的成就，虽然韶华逝去已有一段距离，他还是对一路走来的创造历程感到惊奇：一个年轻的神经科医师被一个神经质病例的问题所困惑，想设法解释“歇斯底里症”。这个企图导致他意外发现心灵深层的奥秘，发现一个人类心灵的处女地——潜意识界。抓住它之后，弗洛伊德发现他手中握有一面魔镜，用这面魔镜透视任何事物，就会有完全新的东西呈现出来。
此后，挟着这具有无比威力的诠释武器，和一种内在使命感的神秘引导，弗洛伊德一个接一个发现人类心灵的秘密，每个发现都有其联属关系，同时每个发现也表白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统一图像。他早已超越神经学、心理分析、梦的解析和性的研究领域——虽然他在这些领域内，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并发明一套可以实际应用的新原理，而使当代的儿童教育学、宗教科学、神学、诗学、绘画和文学都广泛受到他的影响。
虽然他到晚年已登上事业的顶峰，但这位终身奉献于人类心灵研究的人，还是难以完全辨识他所发现的全部领域。正如在毗斯迦山的摩西一样，弗洛伊德在他生命的晚年也瞥见一个无限广大的天国，一个未开发而空前肥沃的土地。
50年来，这位战士在征途上不断奋斗，以无畏的精神探索心灵宇宙的神秘与真理，而战利品也是异常丰富。现在他已是老人，似乎该是退休的时候，但他还在思考，虽然思考的问题分量没有过去那么重。他已花了那么多年追寻人类心灵的幽微，因此现在也乐意从日常工作解脱出来，达到一种宽广、宁静、类似梦境的宇宙观。也许他已厌倦心灵深度的发掘工作，而把眼光欣然转移到未来的存在远景。过去他都是以心理学家的角色，钻研一个又一个问题；现在则想以哲学家的态度，发现更普遍性的答案。他已抛弃了个人的分析，而想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并运用他的诠释艺术来分析这个时代。
他像古代哲学家一样，想纯粹以知识的角度思考宇宙之谜，但终其一生，由于工作性质与难度，他不得不限制兴趣的范围。他认为在把注意力集中于普遍性原则之前，详细研究心灵结构的细微末节是他的责任。由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总觉得探讨普遍性原则的时机尚未到来。但是现在，经过50年的埋头研究，他已有充分机会研究所有他想研究的东西；同时他也进入生命的晚年，因此开始尝试把他的方法与理论（他已用此方法医治数以千计的病人）扩展应用领域到一般人身上。
过去一向极自信的弗洛伊德，在开始进行此项工作时，却有点犹豫和胆怯。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良心似乎有点不安。因为他过去的研究纯粹是根据事实出发的精确的科学研究，但现在他想研究的东西即使获得证明，也不可能实际应用。破除那么多错觉之后，没人比他更了解哲学家是多么容易误把心中的幻觉当作真实。的确，他一度声明抛弃这种普遍性的思考：“我反对哲学的虚构性。”因此他不再以轻松的心情，也不再以中年时代的自信投入形而上学或“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研究。
对这方面的研究，他说过一段表示歉意的话：“关于我的作品的地位，目前似乎已有了某些改变，这件事使我不能再隐藏我自己。过去我颇有耐心，当有新发现时，总能暂时按下不表，直到它获得证实才公开发表。但那时我前面还有一大把时间，正如一位可爱的诗人所述‘我拥有一片时间的海洋’；同时病人供给我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日常的经验即可推动我的工作，但是现在每件事都与昔日不同了，摆在我前面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日常生活也不再完全被职业性的工作所占，因此我获得新经验的机会不像过去那么丰富。所以一旦有一个新的观念进入我的脑海，我很怀疑是否有机会在一息尚存时，看到它获得证实。”
以临床医学研究文化学
在此我们发现这位严谨的科学思想家，觉得有责任在他的晚年把各种形形色色的难题加以思考。正如刚才这段自白，他提出了使他困惑的问题，但不期待他能充分解答这些问题。他最近两部作品是《幻觉的未来》（1927）和《文明与其不满》（1930），虽不像他过去的作品那么有具体的内容，却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它们包含较少的知识，却蕴含更多的智慧。过去一向被视为不动感情的心理分析学家的他，现在终于展现自己是一个有综合性才华的伟人，这位医师兼科学家终于展现出我们一直期待的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也终于让我们在弗洛伊德批评眼光的背后，发现他隐藏已久的人性温暖面——也就是作为艺术家的一面。
起初他是以相当忧郁的眼光冥想整个人类的问题。他的脸色是忧郁的，因他的眼睛曾透视那么多忧愁的人，50年来不断有男男女女，把他们的烦恼、需要、痛苦和困扰带来与他讨论，他们在不舒服、疑问、渴望、兴奋、歇斯底里和愤怒的情形下前来求诊。他日常接触的差不多都是有病的人、意气消沉的人、受痛苦折磨的人以及精神不正常的人；过去50年来，这位观察者所见到、接触到的几乎都是人性不愉快、无用的一面。像他这样孜孜不倦忠于自己工作的人，很少有机会考虑到人性中愉快、光明、具有自信与希望的一面，也很少有时间认识那些洋溢健康活泼精神、乐于助人、无忧无虑、宁静、轻松、愉快而幸福的人。
由于他做医师的生涯太久、太丰富了，逐渐导致他把一般人类也当作病人看待，因此当他走出诊疗室步入外边的大千世界时，他所获得的第一印象是悲观的。他下了一个悲观的诊断：“生命是难以忍受的，这事实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般人类。”
这是一句悲剧性的表白，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感叹，而不是理性推理所获致的知识上的结论。我们必须了解，弗洛伊德是以临床医师的态度着手研究文化学的一般问题，他已习惯从精神科医师的角度看每个事物。因此很自然地，当他着手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他发现的必然是异常的症状。也因他不习于见到快乐的一面，因此只能辨识出病态的一面，并开始分析现代人的精神病。
首先他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已经进步到我们祖先所梦想不到的地步，但真正愉快与安乐的性灵反而那么少？”我们不是远胜古代的亚当吗？而文化的进步不是使我们更像亚当的创造者而不像亚当吗？电话的发明，使我们能听到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由于望远镜，我们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星球；由于显微镜，我们能从一滴水看出一个世界。我们的声音不仅能在短短数秒内超越空间，也能永恒地留在留声机里；飞机能带着我们安全遨游天际，这似乎是数千年来人类梦想不到的事。
那么为何我们这一代像上帝一样万能的人类，非但没有一种光荣胜利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伪神”（Pseudo-gods）？何以这些神奇的科学技术成就，无法满足我们最深邃的自我并让生活充满快乐？这种心理的压抑与困扰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时代的精神病症的真正症结何在？以上是弗洛伊德在思考人类问题时，首先向自己提出的疑问。接着他以严肃而实际的方式（正如他过去处理个别病人时所用的方法一样），开始追寻我们这个时代不安的原因，以及普遍存在的现代人类的精神病。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
对弗洛伊德而言，他每一次心理分析都从追溯过去着手；现在他的病人是人类全体，他也必须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弗洛伊德说，原始人类生活在文明的哺乳期，与任何低等动物一样自由，根本不知“禁忌”或“抑制”为何物，也没有道德与法律的束缚，他们以“全副”的自我杀戮同类，并从性行为发泄侵略性的冲动。后来这些兽性的人，集合在一起形成部落，发现本能的欲望已遭受某种限制，而且必须多少迁就同族人的相反意志。社会生活（即使是在最原始阶段）一旦形成，个人就必须承受某些制约，不得不认定某些事是不能做的。法律与习惯于焉兴起，习俗亦渐渐形成，每种违法的事都要受罚。
不久，这种禁忌的知识和对惩罚的恐惧，从外在世界转移到内在心灵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超我”（Superego，一种会打信号的感官，当你有任何违反习俗而可能受罚的危险企图时，它就会预先警告你）。随着这“超我”（宗教家名之为“良心”）的成长，文化才开始兴起，而宗教观念也萌芽了。所有大自然使人类的“求乐欲”无法满足的限制——例如感冒、生病和死亡——都被那些胆怯的原始人认为是由一个不可见的恶势力，或由一位有能力奖惩善恶的上帝，或一位必须受到服侍的魔鬼所弄出来的。最高的自我理想便是万能的原始形象，同时也是所有恐惧的化身。
这个假定，使无所不在的上帝透过良心的作用，使原来“无法”的人类变成“守法”的人类。透过这种拘束、克己功夫、社会训练与自我训练，野蛮人才逐渐成为文明人；而过去基本上是全体互相对抗的人类，现在却能共同携手，为创造性的活动及精神、道德与科技的进步而努力。
后来，人类从自己的理想形象（上帝）那里盗取伟大的权能。现在电力已经被控制了，寒冷已经被征服了，距离已经缩短了，野兽有些已经被驯服，另一些已经被消灭；天地间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也逐渐被人类支配了。透过自己的力量所形成的进步组织，人类已能愈爬愈高，甚至可以上天下地，不仅征服了高度与深度，同时也开始征服太空。人类知识上的惊人进步，不但使他远离原始的禽兽状态，同时也几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上帝。
但是弗洛伊德这个不可救药的幻觉的消灭者，像150年前的卢梭一样问道：“文明使人类拥有这么多造福自己的工具，人类应该很快乐才对，为何没有进入原来所预期的幸福境界——虽然他征服自然的能力差不多同上帝一样？为何文明的胜利与社会文化的成就，无法使我们内在的自我更丰富、更自由、更富于表达能力？”他以坚定而刺耳的声音回答：“那是因为文明的赐予并非无条件的，而是要人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代价就是我们本能冲动的自由被剥夺了。人类文明所产生坏的一面，是个人必须失去无数满足快乐的机会……为了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个人必须牺牲很多本能的快乐。这种权利的剥夺导致每个人心灵的感性能量（Affective energy）部分丧失。”
他写道：“我们现代人对自我的感觉，不再是广泛的包容，而是变成零星的碎片，再也没有古人那种在自我与环境之间有一种亲密的感觉。”把自我放弃给社会与群体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许多精力（例如基本冲动、性的冲动和侵略性冲动）都不再像原来那样有力地发生作用。我们心灵生活的水流系统若分枝越细，则水的流动力也越会缓慢无力；同样，社会加诸我们的阻力，久而久之也会越来越大，会瘫痪我们的感情生活。“更特别的是，文明人的性生活也受到严重损害，有时甚至给我们一种印象，好像文明人的性机能正在萎缩，正如我们身上某些器官（如牙齿和头发）一样。”
但最后我们并没受骗，我们已开始隐隐察觉到，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和所谓“较高级”的快乐，诸如艺术、科学、技术、控制自然和其他千百种使日常生活舒服的东西，并非毫无条件赐予我们。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牺牲其他的快乐；我们所失去的自然的快乐，远比我们所得到人为的快乐更丰富、更深广，因此到头来我们可说得不偿失。
理性与冲动的二元对抗
尽管我们都变成文明人了，但在我们心灵某一角落或血液循环某一部分，似乎仍隐藏某些东西，不时提醒我们那失去的、完全没有束缚的原始状态。一个小孩子，纵使由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母亲所生，在一所温暖舒适的现代化医院度过生命的最初几天，后来在成长过程中又小心翼翼不让他有任何烦恼，他仍须经过所有原始人类的基本冲动，必须重新经验一次原始人进化到文明人的辛苦历程——学习克制自己的艺术。
这点提醒我们，我们身上仍存有古老的原始冲动，我们一再渴求无政府状态的无拘无束、游牧时代的自由，以及远古祖先那种天然的动物欲享受，这种得与失的平衡仍将继续决定我们感情生活的天平形势。因此一旦我们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与我们对野蛮无拘生活的怀念两者出现紧张时，个人就会怀疑“自我的社会化”是否值得。外表上它虽以进步为名，但骨子里仍无法欺骗个人最深邃的自我。
瞻望将来，现在弗洛伊德想探究的是：人类是否有可能征服这种不安？最后是否能从这种心灵分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是否可能发现一条新路来解决文明的困境？侵略的冲动和性的冲动这两种原始力量是否可能自动臣服于理性的道德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可能发现一个假说，证明一个司惩罚与判断的上帝对我们是多余的？以上问题，若用心理分析的名词来说，便是将来人类意识到这种感情生活的深邃内在冲突后，是否有办法征服它，从而获得完美的健康？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要让人类的理性完全控制冲动与本能，绝不是短期内所能办到的。
面临这个问题，弗洛伊德也充满矛盾。我们必须记得，心理分析否认理性有支配潜意识的力量。弗洛伊德曾说：“人类只有一小部分受理性思考的影响，他们主要受冲动的欲望所支配。”但在另一个场合却说：“理性是我们所拥有的用来控制冲动的生命的唯一工具。”理论上，心理分析强调冲动与潜意识的支配力量；然而在实际治疗上，却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拯救个人或全人类。
终于，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他的哲学中提出一个问题：决定人类天性的最高支配者到底是属于“理性”，还是属于“冲动”？但他是一个具有知识上的真诚与个性上的坦白的人，不愿欺骗自己，也不愿欺骗别人，他坦承要做这个决定非常困难。你要他怎么做决定？
他到了晚年，亲眼看到他的理论——“冲动的支配力大于理性”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集体疯狂行为所证实。这四年大战活生生地启示他：所谓文明的人类，他的欲望与恨意是多么容易爆发出来；从潜意识跑出来的一种单纯冲动力就足以推翻意识心灵中最美好的部分，并有能力夷平道德的殿堂。几千年来不断设法提高人类良心的宗教与文化，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人类野蛮原始破坏性冲动的牺牲品。经过这次大战洗礼，过去人类一度认为具有神圣力量的理性，充分证明了在对抗残存于文明人类的原始狂热激情时，显得多么无力！
但在弗洛伊德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使他不愿完全承认在世界大战中，人类的伦理意识已被彻底击败了。如果人类经过可使他获得自觉的教育程序，结果还是被潜意识玩弄、支配，那么理性还有什么意义？而他一生献身于真理与科学的追求，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虽然他很想肯定理性的重要性，但由于他一贯坚持正直与诚实，使他既不敢否定理性的效用，也不敢否定冲动的、无法估计的力量。因此对人类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冲突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也许”、“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在目前仍然遥远的心灵王国里，将来有一天也许”云云。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他不愿放弃对人类未来的希望。
心理分析不是万能丹
对我个人而言，晚年的弗洛伊德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一向严格遵守科学真理的人，最后会希望为他的同类发现一点“希望的星光”，以便让它引导他们前进。现在他温和而由衷地写道：“我们可能像过去一样认为，比起人类的冲动，人类的理性是多么软弱无力。这样说可能是对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个软弱的理性有时似乎具有某些特质。理性之声是柔和而低沉的，却也是持续不辍的，它会继续下去直到获得知音。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也许它真的会被听见也说不定。这是使我们对人类的未来依然怀抱希望的少数理由之一。虽然今日世界这种理性之声微弱得很，而人类距离理性的殿堂依然遥远；但是对未来的人类，也许它不是不可能达到的梦想。”
这段话很值得注意。但他所点亮的明灯，只能在黑暗中发光，无法放射足够的温暖，使那些已经寒心的人流露满意愉悦的微笑。他的“可能”不过是可怜的安慰之辞，而且只有“也许”，永远无法满足那些渴求更高肯定的人。
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心理分析有其无法超越的限度。当我们开始进入内在信念与创造性信心的领域时，心理分析就终止作用了。在这更高的领域里，心理分析毫无地位可言。因为心理分析的目的不过在破除个人的幻觉，扫除毫无根据的幻想；作为一门研究个体的科学，它如何能了解有关群体的任何事？如何能了解人类的精神使命？它只能照亮许多人类心灵的事实，却无法温暖人类的心灵。它唯一能为人类做的事，只是健康的赐予。
但只有健康是不够的。除了健康外，人类还需要快乐，需要创造力，同时必须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有信心，并进一步增强这种信心。心理分析无法像基督教那样提供一种精神的鸦片；也无法像尼采那种狂热的散文给你一种刺激性的狂喜。它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天堂式的期待，也不提供任何安慰。假如你要求以上这些东西，你所得到的将是沉默的答复。心理分析是弗洛伊德坦白真诚的产物，它在这里所表现的诚实，确有其道德上的重要意义，但纯粹的真理往往只是痛苦与怀疑的产物。心理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理智的分析，虽然能给我们理性的启蒙，有时也免不了投下几许忧郁的阴影。
无疑，心理分析确有从人类心灵夺取他的上帝之倾向，并且时常提醒他，他是永远注定待在这个有点不友善的星球的一种可能被毁灭的造物，而且也很难有美好的未来。知识上的坦白可以丰富理智，却永远无法让感情获得充分的满足，也无法让我们提升自我——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欲望。即使把人当作生物的个体，没有梦想还是无法活下去。
有谁比弗洛伊德更有力地提醒我们：要是没有梦想，我们可怜的躯体将会被没有发泄出来的感情力量所粉碎；而且没有对生命意义的更高期待，没有获得信仰之梦的希望，人类的心灵还能忍受这种生存吗？科学可能会不断证明这出上帝导演的游戏的荒谬性，但人类将会继续把他创造的精力奉献于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总之在实际表现上，摆脱虚无主义正是我们精神生活的终极特征。
这种追求信仰的心灵饥渴，是无法在严谨、冷静、严厉、实事求是的心理分析学获得任何满足的。分析只能给我们知识，却无法给我们任何别的东西，因此我们才说它在信仰方面毫无地位。它只能提供我们事实与真相，却从未给我们一种生活哲学，这正是它的限度。
固然没有其他的心理学方法能这样成功引导人类去了解自我的幽微，但它只是一种理智的训练而不是感情的作用，无法引领人类到达某种超越自我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有溶解、细分与分离的能力，会向每一个生命显示自己的个别意义，却没有能力把这些分开的绳线编成一种有共同意义的东西。
如果心理分析不仅想消极达到了解人性与医治疾病的使命，而且想积极达到创造性的使命，那么除了分析与启发之外，还必须加上融合的技巧。心理分析必须辅以“心理综合”（Psychosynthesis），也许“心理综合”将被未来的科学家所发现。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了一项奇迹，但还有其他奇迹等待未来的科学家发现。现在他的分析艺术已让我们了解人类心灵的束缚，我们希望未来的先驱者，能进一步探索如何获致心灵自由之道，而让我们人类成为宇宙的自由人。
菲律宾国父：黎刹（1861-1896）
黎刹死了，菲律宾人却活了起来，在这个多样风貌的千岛之国，菲律宾民族主义第一次成为八百万居民共同的呼声，为未来的革命胜利打下基础。黎刹的一生证明了“笔比刀剑更有力量”，他已成为菲律宾史上永恒的英雄。
才华超绝，和平革命家
黎刹是一位优秀的专业眼科医师，也是一位文艺复兴型的人物，并且是亚洲第一位主张和平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在这方面，印度的甘地（1869-1948）和中国台湾的蒋渭水（1891-1931）都是他的精神后裔，至于生在同一时代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则是主张武力革命的先驱。
亚洲近代四位革命家：黎刹、甘地、蒋渭水和孙中山，以黎刹的才气最高。他精通十几种语言，不但是眼科医师，也是小说家、诗人、画家、雕刻家、击剑高手、演说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等。由于他善于时间管理，虽然只活了短短35年，却在每一项专长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孙中山的十次革命起义，武器都是枪炮和子弹，而黎刹的革命武器则是他的诗和两部小说。
在这四位亚洲伟大的革命家中，以黎刹死得最为悲壮，俨然先知与悲剧英雄的形象。他从容赴义，为祖国壮烈牺牲，35岁就死在西班牙统治者的枪杆下。他在去世前一天，写下人类史上最动人的爱国史诗《永别了，我的祖国》。他用思想启蒙、小说与诗所播下的革命种子，终于在牺牲两年后，获得历史性的成果，结束西班牙300多年的独裁统治。不过他的祖国仍未独立，而是由美国统治。
1861年6月19日一个充满月光、浪漫气氛的夜晚，黎刹出生于菲律宾拉古那省湖边小镇卡兰巴。因为出生时他的头太大了，母亲差一点难产而死。出生三天后，他在天主教堂受洗，主持受洗的神父叫科兰提斯，黎刹家的好友兼同乡卡萨纳斯担任教父。何塞·黎刹的名字，是他母亲取的，因为她很崇拜基督教圣人圣·约瑟夫。在受洗时，科兰提斯神父告诉黎刹的家人：“好好照顾这个孩子，有一天他会成为伟大的人物。”果然他的话成了先知式的预言。
黎刹父母生了十一个孩子，两男九女，他排老七，唯一的哥哥帕西阿诺排行老二，是黎刹的知音。黎刹被枪决之后，他参加菲律宾的革命运动，并成为英勇的将军。革命成功后，他在伯诺斯市退休经营农场，活到79岁才去世。
黎刹父亲弗兰西丝哥·麦加多曾到马尼拉的圣荷西学院学习拉丁文和哲学。他的双亲去世后，他搬到卡兰巴当佃农。他是一位吃苦耐劳、具有独立思考的人，话不多但行动积极；不但身体强壮，而且具有英勇精神。黎刹在他学生时代的回忆录中，称他父亲是“模范父亲的典范”。
黎刹母亲蒂欧罗拉·阿隆索在著名的圣塔罗莎女子学院受教育。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拥有精致文化的教养、文学才华和经商能力，同时具备斯巴达女性的刚毅个性。黎刹提到他母亲时总是充满爱意：“我的母亲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女性，热爱文学，西班牙话说得比我好。她会改正我的诗句，我研究修辞学时，她会给我很好的教导。她也是一位数学家，并且博览群书。”
像一般菲律宾人一样，黎刹也是混血儿，身上流着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血统。他有菲律宾土著、印尼人、马来人、华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混合血统，尤以马来人的血统最多。
少年黎刹，超龄英才
体弱多病的黎刹，还不到4岁，就能以母语塔加拉文和西班牙文写下文句和诗。他在父母亲藏有超过千册的大图书馆里发现一片天地，而且对动植物培养出终身的兴趣，并迷上写生，以及用粘土或木材制作模型。
7岁时，黎刹已经学会他的母亲和一个家庭教师的所有知识，因此被送到卡兰巴的学校去上课。几个星期之后，老师为难地告诉他父母，学校已无法满足这个孩子的求知欲，只好送他到离故乡八英里远的小镇比南的一间更有挑战性的学校。这时他开始热爱文学，用塔加拉文写的诗愈来愈多，还写了一出受人喜爱的小型喜剧。
他9岁时，便写了一首颇具革命意味的诗，描述正式承认塔加拉语的必要：“我们的母语一如其他语言，有自己的文字；但这些就像小湖上的船，在季风的肆虐下，在很久以前的某夜遇难。”大胆的文字表现出超龄的成熟，也流露出他将以激励菲律宾人的尊严作为一生的职志。
10岁时，因母亲遭受迫害，更坚定他对抗西班牙人的决心。他母亲遭到莫须有的指控（其实是西班牙的教士要羞辱这位受过高等教育又广受敬重的菲律宾人），说她企图毒害她堂弟的妻子。在没有证据和正式审讯下，就被监禁在圣塔克鲁斯（拉古那的省会）长达两年半之久。
11岁时，另一件更大的社会悲剧，使教会开始对黎刹家族起了戒心。1872年1月20日，马尼拉附近的卡维特约有两百名菲律宾人发动攻击，杀死数名西班牙军人。西班牙殖民当局诬告教唆者为三名菲律宾教士：伯戈斯神父、哥米兹神父和查摩拉神父，并将他们三人斩首于卢尼塔（即今黎刹公园）。其中伯戈斯神父是黎刹哥哥的老师兼密友，黎刹常听他俩畅谈国家改革的必要性。
这段不幸的插曲，对这个家庭有很深的影响。为了保护年幼的黎刹不受当局可能的报复，家人送他到当时菲律宾最有名的学校——马尼拉的阿德诺市立学校就读。这时才11岁的黎刹，不到一个月就成了班上的领袖。黎刹虽然个子矮小像拿破仑，但每个人都称他为“皇帝”。
《黎刹：菲律宾民族烈士》一书的作者寇提斯说：“似乎任何事都难不倒他，他的天分大部分展现在学业、写诗、绘画和雕塑上，而且每一样都很擅长，因为他精通时间管理的艺术。”15岁时，黎刹以最高荣誉及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这项纪录至今仍未被这所学校的学生超越过。毕业时他写道：“再见了，生命中美好又难以忘怀的岁月！再会了，远去的童年！”
大学之路，全方位学习
位于马尼拉的圣多汤玛斯大学成立于1611年，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会大学之一，比美国哈佛还要早。但本身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却强烈反对黎刹继续进修，因为她知道她儿子代表西班牙当局最痛恨、最恐惧的人物——有才能有自尊的菲律宾知识分子。她不愿意爱儿像她一样遭到政治迫害。她哀求说：“不要让他读大学！他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如果继续求学，只会让他死于非命。”
但黎刹基于强烈的求知欲，不顾母亲反对，在哥哥和爸爸暗中帮助下，于1877年6月进入圣多汤玛斯大学。起先他就读文学院，研究哲学和文学；但第二年当他知道母亲将会失明，就转到医学院准备专攻眼科，以便日后能救他心爱的母亲。
大学时代的黎刹，不但有时间跟美丽的姑娘谈恋爱，在繁忙的医学课程外，每星期都会把时间分配给各个学习科目，并排出时间创作诗歌、雕塑、素描及参加社团活动。他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的时间管理大师。
然而，黎刹总是毫无忌讳地谈论国家大事，所以常被保守的大学教授批评。这些教授告诉他，菲律宾人只有“家乡”而没有“祖国”，西班牙人才有“祖国”。黎刹不以为然，他认为菲律宾人的祖国就是菲律宾，这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
18岁时，他的诗歌《献给菲律宾青年》在“马尼拉文艺学会”所主办的公开竞赛中获得冠军。在这篇诗歌中，他写到所有菲律宾青年都是“祖国最美丽的希望”，这是菲律宾史上首次有人公开表白“菲律宾是独立的国家”，有别于西班牙。
19岁时，他的寓言小说《众神的会议》又获第一名，但当西班牙获知得奖者是菲律宾人时，将黎刹由第一名降为第二名（这点类似江文也在日本参加音乐比赛老是得第二名一样）。同年他的轻歌剧《巴西格河边上》在阿德诺剧院公演，也颇获成功。
20岁时，他为“国家盟友皇家经济学会”百年纪念设计的蜡像，获选为首奖；而他对雕塑的兴趣，也从未减少过。
秘密任务，留学西班牙
读完医科4年课程后（成绩中上），他决心到西班牙深造，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学校当局的种族歧视和敌视态度。于是在1882年5月，这位神童变成一个流浪青年，带着哥哥和叔叔给的钱与一本表哥的护照，从菲律宾偷渡到欧洲。21岁的黎刹，于1882年11月，进入马德里中央大学（即今马德里大学，是西班牙规模最大的大学，也是世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除了医学之外，也选修哲学和文学。除了繁忙的正式课程，他同时在圣·法南度艺术学院研究绘画和雕刻，也请私人家教来教他法文、德文和英文，并热心学起剑术和射击。
此外，黎刹对音乐求知若渴，还不时参观美术馆和艺廊，并广泛阅读形形色色的读物，包括军事工程也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表面上看，他来欧洲是要取得医学学位，其实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秘密任务”——仔细观察欧洲各国的政治、法律、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工商发展，以便日后把菲律宾从西班牙暴政下解放出来后，为繁重的建国事业打下基础。
黎刹在马德里中央大学三年中，过着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常参加菲律宾同学的聚会，在咖啡厅与来自古巴、墨西哥及阿根廷各国的留学生互相交流。他不会把钱花在赌博、喝酒和女人上，除必要的食衣住行外，偶尔会买彩券试试运气，但对买书却很大方。他从旧书店买了不少好书，并建立一间小型图书馆。他大量阅读，看过《圣经》、《美国总统列传》、《伏尔泰》、《荷拉西全集》、《文艺复兴史》和《法国革命史》等。但影响他最大的两本书是美国小说家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即《黑奴吁天录》）和法国小说家端木松（也译作欧仁·苏）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这两本书激起他对受压迫的不幸民族的同情，包括他所属的菲律宾人。
1884年6月，因家计困难哥哥没寄钱过来，黎刹破产了。那天早上他没钱吃早餐，饿着肚子到大学上课，并参加希腊文比赛赢得冠军。同一天晚上他终于吃到晚餐，因为在马德里一项国家级竞赛中，他受邀代表两位得奖的菲律宾艺术家鲁纳和希达哥，在著名的英格里餐厅，发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他提到：“对菲律宾而言，一个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优秀，西班牙皇室应该改变对待亚洲殖民地的方式。改革的主要敌人不是当时经历重大革命的西班牙，而是那些让菲律宾政治和经济陷入瘫痪的天主教教士。”
这是有史以来，海外菲律宾人最具煽动性的公开演说，在西班牙和菲律宾两地都广为流传，黎刹也无形中成为海外菲律宾人最具权威的发言人。这时，他开始创作西班牙文小说《不许犯我》，措辞强烈地揭露天主教徒的邪恶统治，其影响力和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相上下。
学成归国，再谱流亡曲
1885年，黎刹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哲学及文学的学士学位。他写信回家说：“我终于成为医生了。”接着到巴黎跟眼部手术的创始者狄·卫克博士学习6个月后，他认为：“我已经了解如何进行所有的手术了。”之后，再前往先进眼科研究重镇——德国海德堡，在来自维也纳的贝克教授的指导下，参与不少专案研究，并获第二个眼科医学博士，也学会先进的眼部开刀手术。然后再到柏林深造，在鼎鼎大名的病理学大师威乔的推荐下，成为柏林著名的“社会人类学术研究社”会员，并于1887年4月以德语在协会发表了《塔加拉语的结构和拼字法》论文。这对一个尚未在医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年轻亚裔博士而言，是一项不可多得的殊荣。
1887年2月21日，26岁的黎刹在柏林完成第一部西班牙文小说《不许犯我》。在此之前，他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幸好1886年圣诞节他的好友维欧拉医师适时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不但借钱给他渡过难关，还花了三百比索，在3月21日出版了两千本《不许犯我》。黎刹把这部长达六十三章的小说献给他的祖国菲律宾的广大同胞。
《不许犯我》出版数个月后，黎刹结束5年的欧洲留学生涯，于1887年8月8日由马赛经海路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卡兰巴。随后在当地成立诊所，第一个病人就是他的母亲，可惜她的白内障尚未成熟，无法立刻开刀。他被称为“德国医生”，为一群被认为复原无望的病人进行手术，并成功地让他们重见光明。
由于医术高明，生意兴隆，到了1888年2月，他每月已有五千比索的高收入。他用开业所得，为年轻人开了一间体育馆，把欧洲的现代运动介绍到菲律宾，以运动、剑术和射击取代斗鸡和赌博的不良习俗。当他不看病时，就进行绘画、雕塑、写作与翻译。但他的小说《不许犯我》引起当局关切，最后变成禁书，而他本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为了家人和朋友的安全，以及考虑到在国外写文章也许会发挥更大的效果，黎刹只在故乡待了半年，不得已在1888年2月3日再度出国流亡。
西欧壮游，追寻民族解放
黎刹先到伦敦，住了10个月（1888年5月-1889年3月）。他来此的目的有三：一为增强英语能力，二为到大英博物馆研究十六世纪西班牙驻菲高官莫嘉（最高法院法官兼代理总督）所写的《菲律宾岛史》，三是因为伦敦是对抗西班牙独裁政权的根据地和避难所。
他在伦敦期间，最大的成就是重新编注莫嘉在1609年出版的《菲律宾岛史》。他不但细读此书，并博览所有早期的菲律宾历史。他认为莫嘉的书写得很棒而且简单明了，他是一位有现代学者素养的探险家，文笔中肯，不会浮夸。每个菲律宾人都应该从此书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莫嘉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岛上的原住民在西班牙人到达前，就已建立相当程度的文明。
当黎刹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苦读时，巴塞罗那的菲律宾人在1888年底成立“团结联盟”，并在隔年2月15日创办双周刊《团结报》。黎刹被公推为该联盟荣誉主席，并开始为《团结报》写出最叫座的专栏。在一篇最具先见之明的论文——《下个世纪的菲律宾》中，他就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提出预警。论文结尾他提出迫切的呼吁：“西班牙啊！难道有一天我们必须对菲律宾说：你对她的痛苦置之不理，如果她要获救，必须全凭一己之力吗？”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菲律宾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公开预言。同时他又倡议菲律宾在西班牙国会应有代表席位，由菲律宾教士取代西班牙教士，建立非教会系统的公立教育体系，集会及言论自由，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地位平等等重要议题。
1889年3月，黎刹带着无数美好的回忆，告别他的伦敦情人贝克特，第二度来到即将在5月举行“世界博览会”的花都巴黎。后因巴黎生活费太高，以及想避开社交生活，专心创作第二部小说《海盗》，他在1890年1月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巴黎的10个月，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889年冬出版莫嘉的《菲律宾岛史》注解版，并在短期内组织三个旅法菲律宾人的社团——“闪电”俱乐部（Kidlat Club）、“勇敢的印第安人”（The Indios Bravos）和“马来人救赎”社团（R．D．L．M．Society）。Kidlat是塔加拉语“闪电”的意思，这是巴黎世博会期间，旅法菲律宾人的社交团体。第二个团体名为“勇敢的印第安人”，是由于北美的印第安人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傲，黎刹也希望菲律宾人能强化智识与体能，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第三个团体是Redencion de los Malayos（马来人救赎）的缩写，强调民族自救的精神。
黎刹在布鲁塞尔期间，过着最简朴的生活，除了创作小说，也替《团结报》写了不少文章。这时故乡传来坏消息，他的家人不断受到西班牙政权的迫害。于是黎刹开始准备返国，他不能忍受他在布鲁塞尔创作而亲友却因他的言论受到殃累。这时他创作一首诗《给我的缪斯》，表白这段期间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1890年8月他从比利时到马德里，想循法律途径替他家人和故乡农民伸张正义，但找了很多有力人士也没有用。8月19日他组织的菲律宾“启蒙运动”的战友班佳尼邦去世了，他写了一首诗悼念他。12月，他接到订婚已11年的故乡老情人丽薇拉的来信：“受母亲之命，我必须嫁给一个英国人，乞求您的原谅。”这时黎刹的心几乎要碎了。加上他与《团结报》的创办人迪·皮拉意见不合，于是在1891年2月放弃了流亡组织的领导权，同时也退出“启蒙运动”组织，不再为《团结报》写文章。
他第一次来马德里，度过3年愉快的大学生涯（1882-1885）；但这次来马德里，却经历人生最痛苦的6个月（1890-1891）。
1891年9月，他的第二部小说《海盗》在比利时大学城杰恩特正式出版。那时正是他最穷困的时候，幸好在巴黎的好友范杜拉适时寄一笔巨款给他做出版费和生活费，否则他差一点想把此书烧掉。此书比第一本书《不许犯我》更有批判的深度，小说技巧也更成熟。黎刹在书中暗示，如果民主的改革无望，武装革命可能是让社会改变的唯一方式。他把此书献给卡维特起义殉难的三位菲律宾神父。这本被简称为《Fili》的小说后来广为流传，使黎刹赢得“菲律宾意识形态之父”的地位，并与《不许犯我》并列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圣经”。
行医香港，成立同盟会
此书出版后，黎刹这位勇敢的改革者得到一个结论：长期住在国外无法让他的国家激出改革的火花，因此他宣告：“战场就在菲律宾。”并带着六百本小说，于1891年10月告别他称为“自由之土”的欧洲，11月抵香港时，挚友巴沙来迎接他，并帮他设立眼科诊所。1891年的圣诞节是黎刹一生最快乐的圣诞节，因为他的父母、哥哥、三位姐妹及妹夫都从菲律宾来香港与他团聚。在香港7个月中，他不但成为当地眼科名医，而且远离西班牙当局迫害，在英国殖民地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他还替母亲开刀，让她重新恢复阅读与写作的能力，更证明他医术的高明。
菲律宾眼科名医奥肯普说：“如果黎刹专心当医师的话，相信他会成为亚洲最杰出的眼科医师之一，因为他具备所有理想眼科医师的条件。
到了1892年5月，虽然他在香港过自由自在、免于恐惧的生活，并且收入也不错，但还是下决心返回祖国，理由是：第一，想与迪斯普耶总督讨论菲律宾殖民地的事情。第二，在马尼拉成立“菲律宾同盟会”。第三，有人在马德里攻击他，说他在香港过安逸的生活，不想回去了。
但黎刹的亲友都叫他别回去，他的二妹千里达警告说：“你一回来，马上会遭到他们的毒手。”但黎刹视死如归，他说：“如果我的死会结束你们大家的痛苦，我会死得很快乐。”于是他写了两封密缄的遗书（一封给他的父母、兄弟、朋友，另一封给他的菲律宾同胞），交给他的朋友马奎斯医师后，就在1892年6月21日启程返国；26日，和妹妹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土地——马尼拉。
虽然受到政府的监视，他仍在7月3日创立“菲律宾同盟会”。黎刹在香港已写了同盟的成立目标：
1．把菲律宾所有的岛屿统合成为一体
2．彼此互相帮忙与照顾
3．反抗任何暴力和不公
4．加强教育、农业、商业的改革
5．研究改革的方法和技术
这个组织以团结菲律宾人为目的，因此他所做的努力是改革性的，不是分裂性的。但在西班牙总督及天主教教士眼中，提倡改革即等同叛乱，于是在成立后的第三天（7月6日），他们以诬告他藏非法宣传品为由逮捕了他，7月14日将他放逐到岷答那峨岛南部的偏远小镇达必丹。
点石成金，四年达必丹
随后的4年13天，这个菲律宾最杰出的英才对这个菲律宾最荒芜的地方，起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作用。他刚到那里时，写信给家人：“这个镇很凄惨，真的很凄惨。”但1892年9月他意外赢得彩券六千两百比索，便利用这笔钱，买了地，建了房子，开始成立学校和小医院，让这座贫穷的小镇逐渐现代化起来。之前在阿德诺求学时他学过测量技术，因此他没用政府的钱，就自力替达必丹建立干净的自来水系统，后来连美国水利工程师卡美隆也赞美说：“黎刹在资源那么少的环境中，创造那么完美的饮水系统，令人惊叹。”黎刹还利用英国病人给他的五百比索，替达必丹设计照明系统，这是菲律宾第一个有照明系统的城镇，连马尼拉也要到1894年才开始有照明系统。
他又与桑切斯神父发起美化城市的运动。他开玩笑说：“我要让达必丹媲美欧洲最美的城市。”后来果然在市中心的教堂附近做了成功的美化工作。
黎刹本想在香港成立现代化的学院，但没有实现，现在这个理想在达必丹实现了。这所学院把欧陆现代化课程引进菲律宾，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热爱工作的精神和修养风度，这是他最主要的教育目的之一。该校最多时有二十一名学生，不收学费，以工作代替学费。
黎刹有永不停止的求知欲，经常与欧洲知名的社会人类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通信，收集前所未知的动植物，持续进行科学研究。他发现三种菲律宾稀有的动物品种，一种是飞蜥（Draco Rizali），一种是甲虫（Apogonia Rizali），还有一种青蛙（Rhacophorus Rizali），这三种动物都以他的姓氏命名。
同时他也以艺术创作对抗他的忧郁症。他完成不少雕塑精品，包括《普罗米修斯之缚》和《超越死亡的科学胜利》，他为他心仪的一位阿德诺学校的教师创作的塑像，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中，赢得金奖。
在达必丹流放岁月中，除了做农夫、老师、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这时他已懂得二十二种语言）、雕刻家外，他还发明每天制造六千个砖块的方法，并成立“达必丹农民合作社”，以避免中国商人的垄断。
母亲和妹妹曾来达必丹与他同住一年半。黎刹将母亲的眼睛开刀治好了，因此她回马尼拉后，要黎刹写一些诗作给她欣赏。他重拾旧笔，再写下他一生诗作的精品——《我的隐退》，描述这4年流放的心情。
当白天的工作结束后，晚上孤寂的黎刹常会想起家人、欧洲的好友，回忆起童年和留欧的快乐时光。已嫁为人妇的老情人丽薇拉在1893年8月去世的消息，更增加了他内心的寂寞；他需要有人在这孤独的流放岁月中，给他打气，让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果然上帝呼应了他的祈求，一位天使般的少女约瑟芬·布瑞肯适时跟着她的养父陶孚出现在黎刹眼前。这位长得很甜美、个性优雅活泼的18岁爱尔兰裔少女，1876年10月3日生于香港，母亲因难产而去世，富有的陶孚先生认养了她。陶孚在香港时曾是黎刹的病人，现因眼睛全盲，带着养女前来求助黎刹。姻缘已到，黎刹与约瑟芬一见钟情。
过去黎刹虽有无数次的恋爱，但想结婚的念头却是第一次。可是天主教的神父欧巴赫却不敢给他们证婚，因宿务市的主教不同意，除非黎刹声明放弃他的政治理念。黎刹和约瑟芬只好手牵手，在上帝面前自行婚礼。婚后是黎刹最快乐的时光，但约瑟芬生了8个月的早产儿，仅活3小时便告夭折，令他非常悲伤。
当黎刹正为早夭的爱儿哀伤时，菲律宾的天空也逐渐笼罩在革命的黑暗气氛里。1892年7月7日在平民英雄波尼费希欧领导下，成立秘密的革命团体——卡提普南。这个组织1896年5月在巴席格市秘密开会，决定派瓦伦瑞拉带一位盲人瓦塔赴达必丹见黎刹，告诉他武装革命的计划。6月，瓦伦瑞拉抵达必丹，起先与黎刹聊得非常愉快；但一提到波尼费希欧的流血革命计划时，黎刹马上站起来反对。因为他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必要的武器和金钱也不够；他更反对他们想用武力解救他的计划，因为他必须信守当初对西班牙殖民当局“不逃跑”的诺言。
因此1896年8月底，菲律宾人发动武装革命时，虽然黎刹之前不断告诫他的同胞要以和平方式改革，不要使用武力，但事与愿违。为此他写道：“我憎恨这种罪恶的方法，也绝不会参与其中。对于被蒙骗而参与革命的同胞们，我深深感到遗憾。”
早在卡提普南党人接触他之前，欧洲知己布鲁门特里德就建议黎刹去黄热病流行的古巴做军医，服务西班牙军人和古巴人民。黎刹马上行动，在1895年12月写信给西班牙驻菲总督巴伦科表达要去古巴做军医的决心，但迟迟未获回复；直到半年后，1896年7月1日总督才回信准可，黎刹收到此信已经是7月30日。信上说，黎刹要先赴马尼拉，再去西班牙，再由国防部派他去古巴当军医。
黎刹非常高兴，他可以重获自由，再度出航欧洲与古巴。因此他又创作了一首名诗《旅行者之歌》。
爱国有罪，志士变烈士
1896年8月26日波尼费希欧和他的革命党人在马尼拉附近起义后一周（9月3日），黎刹坐邮轮航向巴塞罗那，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9月7日抵新加坡时，他的朋友、马尼拉的工商巨子佩德罗劝他留在新加坡接受英国法律保护，他在新加坡的好友卡谬也劝他留下来以保命。但黎刹信守对巴伦科总督的承诺，没有听从这些好友的劝告。
然而，巴伦科却没有信守承诺，暗中通报西班牙国防部长和殖民部长，说黎刹是危险的敌人，必须为菲律宾革命负责；并暗中设下圈套，要抓他回国。但即使9月28日，船上有位乘客警告黎刹他将被捕，黎刹还是不相信他会有事。10月3日船抵巴塞罗那，黎刹马上变成阶下囚，抓他的人正是让他流亡4年的前菲律宾总督迪斯普耶将军，目前是巴塞罗那军区司令，这种历史的巧合有时比小说还要神奇。
迪将军跟黎刹聊了15分钟，告诉他将在10月6日晚上8点坐军舰“科隆号”被遣回马尼拉。这时黎刹对西班牙政府的背信才感到震惊，他在日记写道，自己从未策划反叛皇室。最后他写了一段给上帝的祷词：“您所做的一切，我都诚心服从。”
在返国途中，国际友人知道黎刹蒙难，特别在新加坡请了一位英国律师福特准备控告西班牙当局非法逮捕黎刹，要求在新加坡释放他。可是主判官科克却认为“科隆号”是西班牙军舰，他无权干涉，因此营救失败。1896年11月3日，黎刹带着手铐脚镣被押回马尼拉，关进圣地亚哥堡的大牢里。
1896年12月26日，军事法庭以子虚乌有的煽动革命罪名，判黎刹有罪，并称他为“菲律宾暴动主要策动者的实际首脑”。两天后，黎刹被判死刑。
在死刑之前的12月15日，黎刹还发表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流血革命，并用教育和勤劳的方式争取国人自由。12月28日，新任总督波拉维加批准行刑，并将在12月30日早上7点在马尼拉中心的巴滚巴洋（即今黎刹公园）执行枪决仪式。这位总督因此成为菲律宾史上遗臭万年的人物，因为他下令枪杀了一位伟大的爱国烈士——黎刹。
黎刹之殉，菲律宾之生
1896年12月29日早上7点开始，不断有亲朋好友来狱中探望黎刹。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半，黎刹写出了不朽的史诗《永别了，我的祖国》，然后藏进酒精煮炉中，该炉是挚友鲁纳的夫人在1890年送给他的，同时也给他生平最好的朋友布鲁门特里德以德文写了诀别书：“亲爱的兄弟，当你收到此信时，我已死去。明天7点我将被枪毙。但我是无辜的，因叛变之罪与我无关。我将以平静之心面对死亡。别了，我最真挚的朋友，不必为我哀伤。寄自圣地亚哥堡，1896年12月29日，何塞·黎刹敬上。”最后也给家人写信。
下午4点，母亲和二妹千里达来看他最后一面。他把酒精煮炉交给千里达，并以英语悄悄告诉她：“里面藏有东西。”这首菲律宾文学史上的无价之宝，被他妹妹成功地“偷渡”出来。
晚上8点，黎刹吃完最后的晚餐后，告诉负责执行死刑的多明奎兹上尉，他原谅他的敌人，包括判他死刑的军事法庭的法官。
1896年12月30日早上6点，军人吹起《死亡进行曲》。黎刹匆忙写完最后两封给父母亲的信之后，仪容整齐地准备从容就义。他经过阿德诺母校，平静地走到巴滚巴洋广场，在面对马尼拉的海湾的草地上，站着，向十字架做最后的亲吻，并要求枪手正面开枪。他的要求被拒绝了，上尉仍坚持从背面开枪，黎刹只好面对海洋。这时西班牙军医要求量他的脉搏，他同意了。军医惊奇地发现黎刹的脉搏是正常的，表示他已不畏惧死亡。
早上七点零三分，一代英雄终于死在西班牙独裁者的枪下，在世的时间只有35年5个月又21天。
黎刹死后，菲律宾人却活了起来。在这个多样风貌的千岛岛国，菲律宾民族主义第一次成为八百万居民共同的呼声。
那些没有远见的西班牙人，无视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他们杀了黎刹，不啻预告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已经形成。黎刹的殉义，正如一位伟大的菲律宾诗人阿波斯托所描述：
他是被束缚的国家的救世主，
在神秘的墓园里，不必为他哭泣，
也不必在意西班牙人短暂的胜利。
虽然一颗子弹摧毁他的脑袋，
可是他脑袋所产生的思想，
却摧毁了西班牙帝国的统治！
黎刹的一生证明了“笔比刀剑更有力量”。这位多才多艺的天才、作家、医生、科学家和烈士，已成为世界史上永恒的英雄人物。而他独立建国的理想，在半世纪之后的1946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由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派大使在黎刹雕像前宣读了《菲律宾独立宣言》，黎刹奉献一生的美梦终于成真。
医师革命家：切·格瓦拉（1928-1967）
当很多昔日的游击队员，包括卡斯特罗本人，都搬进哈瓦那的华宅居住，切·格瓦拉仍坚持住在阴湿的房间，保持战时清苦的生活习惯。穿着朴素军装，伴随哮喘辛苦工作，并关心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
切·格瓦拉是二十世纪最有理想主义色彩、最富浪漫精神的医师革命家。他只活了39岁，但短暂传奇的一生却影响了二十世纪无数的左派青年。所有对现实社会不满、想要改造人类命运的革命青年，都把他当成悲剧英雄或追随的偶像。即使在他死后已逾40多年的今天，全世界抗议不公、反抗特权的示威活动，或在群众对抗政府的冲突中，他的画像或照片仍不断被人高举以激励斗志。他象征热血沸腾的青年、永不妥协的反抗者，必须面临排山倒海的镇压或炮火，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与牺牲。他是一位抛弃荣华富贵与物质享受，追求社会公义、自由人权的医师革命家，他是二十世纪迄今令人难忘的传奇浪漫英雄。
切·格瓦拉诞生于阿根廷的名门望族，家境相当优裕。他从小有哮喘病，影响正常的上学，父母鼓励他不断游泳、登山、骑马，培养他对体育和大自然的热爱，也训练他坚强的毅力，克服疾病的挑战；经常生病卧床也培养了他大量阅读书籍的兴趣，甚至超越同龄学童的阅读范围。11岁时，父亲就带他参加“行动阿根廷”的组织，并为他报名参加该组织的青年团。这是一个反法西斯的组织，为反纳粹军队募集资金。14岁时，切·格瓦拉进入科尔瓦多的迪安·福奈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大众化平民中学。显然他的父母没有让他就读当地的贵族学校，他在这里认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
1947年，切·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医学院，大量攻读医学书籍的同时，也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医学院就读期间，他喜欢到处旅行，曾于1950年骑自行车走遍阿根廷北部12个省。1951年，他计划骑摩托车穿越整个南美洲，从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一直到委内瑞拉。1952至1953年，他真的和朋友展开拉丁美洲之旅，到处打工，也看到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苦难与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惨状，更结识了不少各地的反抗者和流亡者。这时他已经有了革命思想，他说：“一个美洲战士从此出发了。”
1953年6月，切·格瓦拉完成医学院的学业，也有了行医执照。1954至1955年，他投入拉丁美洲各地的革命行列，在危地马拉人民反抗独裁政权的运动中，坚定站在第一线从事宣传工作。1955年6月，他认识了古巴的卡斯特罗，促膝长谈之后，他加入武装行动，成为一手拿枪一手提着医药箱的游击队军医。1956至1959年，在古巴革命过程中，切·格瓦拉是自始至终参与的革命战士，经历了最艰苦的游击战洗礼。
古巴革命成功后，切·格瓦拉先后被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裁、劳工部长。他开始对美国部署作战计划，他也支持拉丁美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与反抗资本主义帝国运动。他在古巴成立游击队的训练基地，秘密训练来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秘鲁等国的青年战士。他也成了世界名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自然地成为各国独裁政府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痛恨的对象。
当很多昔日的游击队员，都已搬进哈瓦那的希尔顿酒店居住，切·格瓦拉仍坚持住在卡瓦尼亚堡阴冷潮湿的房间，保持战时清苦的生活习惯。他穿军服，衣着朴素，留着游击战时所留的胡子，伴随不断发作的哮喘辛苦工作，却仍关心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当古巴的官僚主义开始出现，许多领导的专车、办公室、家里开始装上当时罕见的冷气时，切·格瓦拉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领导人物坐在冷气房将大门关上，会自然切断与人民的联系，他自己的办公室就完全没有这些奢华设施。
1965年，切·格瓦拉乔装打扮，持假护照秘密离开古巴，经过19天行程，抵达东非的坦桑尼亚。他在此训练一批黑人战士，并带领他们偷渡进入刚果（金），想帮助刚果（金）脱离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走向独立。没想到刚果人的游击队不堪一击，队员之间也出现严重分裂，切·格瓦拉又得了疟疾，不得已只好离开刚果。切·格瓦拉在坦桑尼亚的古巴大使馆闭关3个多月。
1966年，他隐居捷克的布拉格，开始策划玻利维亚的革命活动。7月返回古巴，挑选一批战士，施予魔鬼训练，11月率领这批战士来到玻利维亚的战斗基地。但他与玻共书记蒙赫无法达成协议合作，只能孤军奋战对抗政府军。从1967年3月到8月，切·格瓦拉的48名游击战士被数千名政府军包围，在缺乏任何补给的情况下，战士不断阵亡，到了9月只剩17名跟随他的游击队员。10月8日，切·格瓦拉在一场战斗中被击中右腿被捕，政府军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怕夜长梦多，立刻下令枪杀；10月9日清晨，切·格瓦拉身中九枪，结束了他悲剧英雄、永远革命者的一生。
切·格瓦拉放弃荣华富贵与物质享受，放弃崇高的医业，选择反抗不义，追求理想的革命人生，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世界各地的游击战争。这样的医师何处再能见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