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检查确诊
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病情。说真话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有利于两人团结一心,去应对任何挑战。
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我爱人董桂香,精神绝对不能垮。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俩的心紧贴在一起。她完全信任我的一切安排,而我将每一个步骤也都和她讲清楚。我永远记住2009年7月10日这一天。
这天一大早,我的爱人董桂香去南京××区医院做体检。
董桂香是南京某厂的退休工人,因在厂里干过20年有害气体工种——烤漆工作,所以1998年她刚满45周岁时便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退休以来,工资从600多元经过多次调整,到2008年也就是每月1500多元,属于工薪阶层的“底层”。董桂香退休十年来从未做过体检。平时得了什么病,总是能扛着就扛着,基本不上医院,真不济时就用我的名义开点药来对付。
南京市委、市政府做了一件好事:2009年起,全市退休职工可免费体检,经费由市政府承担。此项工作由职工所在社区统一组织,去所在区的区医院体检。
我们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当年春节时就打了一次电话通知我们,“五一”时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们。董桂香原本对此事热情并不高,经我几次劝说,检查检查身体也好,又不要钱,何乐而不为,便参加了7月10日的体检。
7月10日一大早,董桂香就空腹体检去了。我在家里转来转去,到了10点钟左右,还不见她回来,忍不住就骑自行车到区人民医院。到门口时,巧得很,董桂香刚体检完,推着自行车正要回家。
董桂香说:“别的还好,就是做B超时医生讲肝上有个血管瘤,大倒是不大,1.5×1.5cm。”
“肝上有个血管瘤?”我一下愣住了。到底什么情况呢?我说:“我进去问问医生看。”
董桂香说:“不要去了。医生说没大碍的,我们回家吧。”
我们俩就一起骑车回到了家。到了楼下,我想了想终归不放心,便对董桂香说:“你先上楼回家,我还是去一趟医院,很快就回来。”
多年来,董桂香已深知我的执著和认真,她叹了口气说:“你去就去吧,快去快回。”
来到区人民医院,体检已结束,经询问我找到一间会议室,一位医生正在整理体检有关资料。我一下查到了董桂香的B超报告,上面写着:“肝右叶见大小约1.5×1.5cm稍高回声光团,肝血管瘤可能。”
面对这个“可能”,我觉得不能就此了结。在区医院门口,我用手机拨打了我的一个医生朋友、市级机关医院主任医师花医生。花医生和我私交甚好,听我讲了情况后,就对我说:“肝上面的事情最好慎重一点,你如果不大放心,最好做个CT。”
我立即骑车来到市级机关医院,找到放射科吴主任,说明了情况。吴主任说:“一般情况我们上午才做腹部CT,下午是不做的,今天下午就破例给你爱人做吧。”得到许可后,我立即在门诊办理了有关手续。
下午是由市级机关医院外聘的专家王主任亲自给董桂香做CT的。王主任原来是鼓楼医院的专家,有丰富的经验,市级机关医院购置了CT设备后,就由王主任主持并亲自审片。
王主任很细心、很认真,平扫加增强做了很长时间。由于是星期五周末的下午,做CT检查的只有董桂香一人。我孤单地等候在休息大厅,心里就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烦意乱的我,坐一会儿,就站起来走走。
对肝上的事,我们已经有过一次“涉险”经历。那是12年前,当时我在做上腹部B超。因为我一直有脂肪肝,那次大概有了发展。当时设备也比较陈旧落后,医生吃不准我的肝上出现的是不是“坏东西”,神情严肃地建议我做进一步检查。
我回家告诉董桂香后,我们都比较紧张。当时我想,我可不能现在就走,家中大事都还没了:儿子还没工作,更未成家。那个晚上我和董桂香谈了大半夜,无法入睡。第二天上午,一位朋友带我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做了彩超,医生肯定我只是脂肪肝而已。当时我马上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我心中默默祈祷:但愿董桂香这次也是“虚惊一场”,能顺利过关。
王主任在操作过程中特地跑出来和我交流情况。他发现了两个类圆形低密度影,大的约6×4cm大小,我立即想到当天上午在区医院B超做的居然只是1.5×1.5cm!
王主任的话立即让我的心头布满乌云。大概是出于安慰和慎重吧,他说:“说是坏东西吧又不典型;但要说是血管瘤吧,我看肯定不是。”王主任又询问我董桂香以前有没有得过肝炎,我说没有,肝功能一直正常,但是以前HbsAg高,是病毒携带者。王主任跟我说,有可能是坏东西,最好做进一步的检查。
最后,王主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性质待定。请结合临床,建议查AFP及CEA,必要时MR进一步检查。”
拿到报告后,我在门诊楼层看到花医生正好在看专家门诊,于是把CT报告和有关情况告诉了她。花医生立即开出了三张化验单,一张是AFP、CEA、CA199等几项涉癌指标,一张是肝功能,一张是乙肝两对半。花主任告诉我,其中最重要的是甲胎蛋白,即AFP。
我赶紧拉着董桂香奔到三楼的化验室,被告之AFP之类的化验要到星期一早上才能做,当时已经快下班了;周六、周日医院机器不开。
这个周六和周日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因为事情没有确定,我没有把情况告诉儿子。儿子知道他妈去体检,也很关心,问体检报告什么时候拿,我告诉他半月后到社区拿。而我的心中,已满是焦虑和沉重。此时,我还存在一丝幻想,但愿不是肝癌。
CT报告和王主任的话,当时就都和董桂香说了。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病情。说真话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有利于两人团结一心,去应对任何挑战。让董桂香接受残酷的事实有一个渐进的心理准备过程,我告诉她我们面临两种可能。暂时只有什么都不想,等待进一步的检查。
到了晚上睡不着觉自然想得就多。我们不由想起:董桂香初中毕业后,1970年分配到厂里,在油漆工段当了一名喷漆工。这个工种每月有4元8角钱的营养费。可这真不是好拿的,因为每天都要在有害气体的环境中工作。
40年前的工作环境条件比较差。喷漆的质量要求高,不能有些许籽粒灰尘,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做面漆。喷漆间的窗户都是密封的,虽然有抽风设备,但通风效果不是很好,房间内各种有害气体不容易都排出去,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喷漆工件烘干后,打开烘箱,二甲苯等有害气体扑面而来,顿时刺激得眼睛都睁不开,眼泪水直掉。
几年后董桂香因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值较高,被照顾到废料库工作,每天就是用苯、二甲苯、香蕉水和汽油等溶剂来清洗沾满废漆的工具和容器,从早到晚还是要受有害气体的毒害。
这样的工作环境自然对人有很大的伤害。据董桂香回忆,那个车间她想起来的先后就有十多人得了癌症。当然,现在强调“以人为本”,职工的工作环境应该大有改善了吧。
好不容易熬过了双休日的两天,星期一(7月13日)一大早董桂香就去抽血,下午便拿到化验报告。仔细一看肝功能倒也基本正常。但AFP为90.57,高出正常值(0—7.02)十几倍!我的心头顿时十分沉重。但是,我还不死心,我还要带董桂香做进一步检查,以求确诊。
这两天来,我一直在搜寻有关资料,了解肝癌的有关知识(包括甲胎蛋白)和相关信息,一是上网查,二是找书报等。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收集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信息,看到报纸上有用的就剪下来。我找到一张前不久我收集的6月23日的《南京日报》,B6版上的《健康周刊》上登了一篇题为“独特疗法让晚期肿瘤患者存活”的报道,文中第一段就吸引了我的眼球:近日,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卢凯华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们目前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大胆打破传统观念,应用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接诊的大部分晚期肿瘤患者均存活至今,效果显著。我就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原本我在网上查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各位专家及门诊时间时,还在考虑看哪位专家;这下可好了,就找卢主任吧。巧的是,卢主任的专家门诊就是每周的星期二上午,这也正好是我星期一下午拿到验血报告后找专家门诊的第一时间。
星期二(7月14日)一早我赶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当我拿出3张CT片时,卢主任和助手李医生反复看了较长时间。面对忧心忡忡、十分焦急的我,卢主任安慰说,她看不一定是肝癌,可能还是血管瘤,要我这两天回家安心睡觉。她建议我,最好还是在省人民医院做一次核磁共振(MRI)检查。这一建议正合我心意,我立即同意了。
办完核磁共振检查手续后,才知道还要排队预约;那两天人多,最快也要预约到星期五(7月17日)上午。没有办法,只能等吧。
在等待的时间里,除了正常生活(我的孙子当时才两个半月,家里也很忙),剩下的时间就是上网查询肝癌有关知识和相关信息。原来我只知道肝癌是癌症中最凶险的,被称作“癌中之王”,一般得了癌症都被称为“绝症”,肝癌更是“绝症”中的“绝症”了。但我对肝癌基本上还处于无知的门外汉的状况,现在逼得我不去了解也不行了。我苦笑着对自己说,看来从今往后我得经常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了。
在等待和接受检查的日子里,我还要考虑我们自己该如何做。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我爱人董桂香,精神绝对不能垮。首先,我自己精神就不能垮。说实话,碰到这种事,不难过、不焦急是不可能的。家里就好像天塌了下来一样,一下子头都大了。
我和董桂香走到现在是不容易的。我们自1975年结婚到现在已有34年了,如果从1973年谈恋爱算起就是36年了。相濡以沫,我们夫妻俩就像一个人,无须说话,彼此意思就完全知道。董桂香忠厚老实,不怕吃苦,不图享受,完全是我的贤内助。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挑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担子。这样的老实人,老天怎么能让她得肝癌呢?
这么多年来,经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像燕子垒窝一样地建起了这个家。婚后我们曾过过在菜场买4分钱蕹菜两人吃一天的生活。我最忘不了的是,临近冬天要腌腌菜,每年我们都要腌一百多斤,晚上要挑灯夜战。有几年特别冷,我俩都抢着在冷水中洗腌菜。那时虽然辛苦,心情倒也快乐。现在钱拿得比过去多多了,才开始过上好日子,人却得大病了。中国古有明训:“糟糠之妻不可弃。”我说什么也要全力救她。我对董桂香说:“你放心,就算真的是肝癌,现在的科技比过去发达多了,只要努力,总是有办法的。”
正巧那几天碰上“日全食”,当时我正奔波在路上,几分钟的时间里整个天都黑下来了,可以说一片黑暗,我活了60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我心里就想,天象异常,是不是也在为董桂香悲哀呢!
但是,悲痛归悲痛,我是家里的主心骨,我不能惊慌失措,我不能束手无策。有眼泪我只能在外面无人处流,回到家就要打起精神,统筹策划,当好指挥,条理不能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老婆、儿子和媳妇都看着我,别人能乱,我不能乱。在这种时候,我必须给董桂香提供一个有力的肩膀供她依靠。
在检查确诊的这十几天里,我和董桂香可以说夜夜在谈心。一方面也是由于每天晚上都有不少时间睡不着。遇到这种大事,怎能没有影响。我们的话题涉及各方面,既谈要下决心迎战病魔,又谈各种风险,甚至连她的身后事都谈了。总而言之,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俩的心紧贴在一起。她完全信任我的一切安排,而我将每一个步骤也都和她讲清楚。
董桂香倒是想得很开,但她流露出一种情绪:该死该活就看命了。命大就能活,命不大就只能和你“拜拜”了。
我说: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去争取。我对董桂香讲了明代进士袁了凡的故事——
袁了凡少年时遇到一位孔先生,善用《皇极数》算命。孔先生算定袁了凡今后科举考试将是县考14名,府考71名,提学考9名。甚至算出袁哪一年将当县太爷,任期三年半,53岁那一年8月14日死,且命中无子,等等。尔后凡已历诸事,果然如此,无一不符。袁了凡因此确信,人事皆有定数,命中注定,不能强求。从此他凡事不再努力,茫茫终日,打算就这样度过一生。
后来袁了凡来到南京,拜见了栖霞山高僧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告诉他:“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定数中还有变数,孔先生算的是定数,变数则掌握在自己手中。经云谷禅师开示后,袁了凡从此振作,积极行善,多做好事,终于改变了孔先生预言的命运。袁了凡最终不仅得了三个儿子,官也做到尚宝司少卿,且活到古稀之年。
袁了凡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成了教育子孙如何安身立命的一本名著——《了凡四训》。袁了凡的故事告诉我们: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人必须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然云谷禅师教导袁了凡改变命运主要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当然是好的。做好人,做好事,心胸就能更广阔,心态就能更平和,心情就能更愉快。这对战胜癌症是大有好处的。
通过每天的交流和沟通,我们夫妻之间保持了思想的一致,大家都有了良好、积极的心态。这不仅仅是在检查阶段,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是和肝癌做斗争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星期五(7月17日)上午做MRI检查,我们排到了最后,做时快到中午了。做检查的是两名年轻的医生,平扫加增强做了大半个小时。做的过程中,我问医生是不是能确定肝癌,他们告诉我:“可能是。”
吃过中饭,我又到江苏省中医院肿瘤科看了专家门诊,给我看的是一位老中医。他在看了CT片及化验报告并询问了情况后,给我开了药方。在临走前他说了一句:“能到过年就不错了。”
出了省中医院,我急不可耐地立即赶往省人民医院。一般情况是要到第二天上午才能拿到报告,心急如焚的我直接闯进影像楼二楼的读片室。听了我的简单陈述后,富有人情味的医生二话没说,在一大沓牛皮纸袋中找出董桂香的片袋,并把董桂香的片子拿给科副主任看。经专家认定,肯定是肝癌,还有肝硬化。
回家后,我把核磁共振片子的情况告诉了董桂香。我说,我还要跑几天。
因当天是周末,晚上我们的好朋友老李夫妇到我家来打牌。我和董桂香平静地交换了一下目光,什么也没说,就和他们玩起八十分来。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我们2∶1取得了胜利。
星期一(7月20日)一大早,我就到了卢主任那儿。卢主任确实是个热心人。为了慎重起见,她特地带我带着片子请影像科的一把手主任王主任再读片。卢主任介绍说,王主任在全省是数一数二的专家。王主任看过片后,维持了“原判”。
至此,我只得接受了肝癌这个结论。
不过,为了多听听专家的意见,星期一我还到了南京鼓楼医院,挂了肿瘤科主任刘宝瑞的专家门诊。刘主任是美国海归的教授、正主任医师、博导。他认为要最后确定,还要做穿刺活检(后来我看了有关材料才知道,在美国都是这样做的)。他开了一个B超单,特地叮嘱我到急诊楼的二楼西头的B超室做,并向我介绍道:“这台B超可以说是全省做B超最好的。”尽管后来我没有再去找刘主任,但我对他的认真和负责,心里还是很感激的。
7月21日(星期二)早上,我带着董桂香到了鼓楼医院急诊楼的腹部B超室。果然,医生态度好,又很负责。他告诉董桂香,他认为是肝癌,另外也按刘主任的要求在报告上注明“有肝穿活检路径”。
和卢主任商量以后,我们决定不做穿刺活检了,也让董桂香少受一次罪。同时,卢主任建议董桂香再做一次全身的Pet.CT,这样对人整个身体的状态有个了解,如肝部到底是原发,还是其他部位转移过来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情况等等。我们听了觉得有道理,尽管做一次这样的检查需要8000元,而且全部是自费,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交钱办了手续,于星期三(7月22日)上午带董桂香做了一次全身的Pet.CT。
星期四(7月23日)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等到十点半钟才拿到Pet.CT的报告。确认是肝癌。其余尚好。这就是说,自7月10日开始到7月23日为止的检查阶段至此已画上一个句号,肝癌已经确诊。
我立即赶回家,和董桂香匆匆吃了中饭,即赶往火车站乘火车赴上海,准备直奔我们心目中的圣地——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迎接新的回合的开始。
等赶到火车站候车室时,离开车只有半个小时了。确实,我们在和时间赛跑。深圳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挽救生命对肝癌病人来说必须抓紧时间,事实上董桂香的肝肿瘤这些天确实在长大。回想从7月10日董桂香体检以来,这13天里我至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每一天都没有虚度。只有这一点还能聊以自慰。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我才对得起自己,今后我也永远不会为此而抱憾。
夫妻之间既需要平常岁月中的卿卿我我,更需要严重关头时的挺身而出和果断付出。我自觉距“模范丈夫”相去甚远,但自思打个“及格”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