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向来有正变之分。用正变来把握文学及其发展，是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的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它的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汉儒传诗的正变之说，《毛诗大序》是这种学说的集大成，也可以说是后来文学正变之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此后魏晋文学重在风雅正声的继承，而南朝文学则变局诡生，其时如沈约、萧子显等人论文，都重视文学之变，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文体三变”之说，颇为后世文学史家沿承。刘勰遵守正轨，重视传统，但是他在研究具体的文体、文风时，对于源流演变最为关注，为后人研究文学史演变提供了许多模式。齐梁文学一直在新变的道路上发展，却被批评轻险淫放。于是人们对变的实践方式与理论观点产生严重的质疑。初盛复古诸家，又多以继承为重，超越齐梁，重接汉魏传统，并且一直追溯到《国风》《大雅》，以为文学的“宪章”。李白《古风》其一就是这种文学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唐以后，诗文复古的呼声一直存在，甚至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都比盛唐时期有所加强；但相对于盛唐正宗，其变化的一面是最为主要的。这其中又可分为两层：前期文学中，大历诸家继承从沈宋到王孟声律风骨并重的诗学正宗，但经安史乱后，风骨渐衰，物色渐重，并且在趣味格局上又不知不觉地靠近齐梁的前轨，这就是学术界热衷于讨论的“大历诗风”；但是，重古意的作法也一直是存在的，如刘长卿、韦应物两家，都有这方面的表现。元结则不惜牺牲文人诗在风格美学上数百年积累的成果，想重新制作古老的风雅，可以说是复古中最为激进的一派。元白正是对元结的策略加以调整之后形成其新乐府的理论并付诸实践的。另一方面，从文的方面来看，真正的复古却似乎是刚刚开始，李华、梁肃等人的实践，引出了韩柳的古文。但这中间的传承推进环节，还没有很好地被勾勒出来。这样看来，中唐相对盛唐，大体上可以说是承中之变。
本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就是在研究晚唐文学之变的时候，将探讨的前端追溯到对上述中唐“承中之变”轨迹的寻找。如其中对李商隐古文道路的研究，以其“处士叔”为主要线索，寻找义山早年古文创作的具体背景，得出结论说：“在李商隐早年所处的中晚唐之际，虽然文坛上没有再出现能与韩柳比肩的新一代古文大家，但中唐以来古文写作的风气还是在以某种方式延续着。”这一结论看似平常，却是建立在一个很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的。又如对于词史早期人物王涯，作者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认为“从德宗贞元（785—805）、宪宗元和（806—820）到文宗大和（827—835）这前后五十年间，实为文人填词的重要时期”。至于对长吉体直接影响温李新声这个环节的梳理，也是本书相对前人研究掘进更深的课题之一。从这些方面来看，本书虽然以晚唐文学变局为研究对象，但在很多方面，都由“温李新声”这个概念出发，探寻其与中唐甚至盛唐文学的关系。不仅如此，作者对晚唐文学与中唐以前文学的关系，也有所探寻。如在讨论樊南四六文的时候，深刻地感到徐庾骈文的胜境以及温、李在艺术上对他们的心摹手追。这个环节，前人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但确实还是钩沉得不够。当然，这样的课题，以后还有不断研究、推进的空间。
本书的核心论题，是晚唐文学变局中的温李新声。晚唐文学之变，在传统的评价上，比中唐文学又下一阶。从宋代庆历诸家开始，就将晚唐五代文学作为一种带有反面性的参照对象来观照，至元祐诸家，几成定论。黄庭坚就说：“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与赵伯充书》）此后历代学者，在论晚唐文学之变的时候，也都强调其衰变的事实。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黄庭坚本人，论者就曾指出他学习李商隐、唐彦谦的事实。王安石更是从晚唐绝句的结构精致、新意独绝入手，形成荆公绝句独特的风格，为黄庭坚所欣赏，并给诚斋活法绝句以很大的启发。诚斋更是“拈着唐诗废晚餐”（《读笠泽丛书》），这里说的也是中晚唐绝句，而非盛唐绝句。更往后面，情形变化得更加出人意料，永嘉四灵这样几位处于下层的诗人，因专宗晚唐而风行海内，形成江湖诗派。这种情形，似乎是晚唐苦吟诗派的重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晚唐的诗文，虽然传统的看法认为是一种衰变，但是从美学价值来看，又创造了许多新的意境，甚至是新的诗学法则。作者此书中着重研究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这几位晚唐作家，在中晚唐的文学流变中，是属于能够自立的大家、名家之流。尤其是“小李杜”，文学理想与格局都比较宏大高远，初一看都是不为晚唐文学一般的格局所限，但他们也都是在晚唐整个文学风气中存在的。他们在文学上对时风及流行之体的超越又是怎样达到的呢？换句话说，晚唐诗文创作中仍然出现大家，并且在文体、文风、文法上相对于前几期都有推进，这样的文学事实应该怎样去认识呢？本书通过对温、李等家文学之渊源流变的梳理，部分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比如对李商隐对中唐韩柳文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作者另一部专著《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对李商隐诗学本体论言志与缘情、自然元气与人工造极之关系的分析，能够解释其作为晚唐卓然独立的大家的部分成因。又如本书通过对温庭筠先是刻意学习长吉之法作乐府，并受李白古乐府创作方法的影响，写作大批“倚声乐府”，希望能够重现南朝之美；但最后真正绚丽的花朵却在作为新声乐府的词体创作上。这一梳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推进。
晚唐文学之变，与许多时期的文学之变一样，从当时的立场来看，其实就是古今之变。诗体方面的古近体之消长，文章方面的古文与骈文的消长，以及作者用心梳理出来的古乐府与词体的承变与消长，这几个核心的问题，都涉及到“古今之变”。本书虽然将这个视野铺展到全局，但在温、李一派中这些脉络已经呈现得比较清楚了。当然，研究晚唐文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唐宋变革论”。作者也曾试图引入这一把握方式，但最后还是更多从历来关注较浅的文体方面入手来解释何为“温李新声”。这也未始不是一种侧重。因为作者所重视的，在于文学本身。至于谈诗论文的细腻独到、心思绵密，更能见其治学行文之特长。这都缘其对艺事本身的热爱。我认为这是研究文学者的基本素质。同样，在文献与引证方面，对于前贤时秀也有充分的尊重。
当年元好问提出“温李新声”这个说法，其实是在一个很大的文学史时段中思考问题的，尤其是有关文学上的南北问题。正如本书“温李诗歌中的南朝主题”一章所展示，温李是以北人身份而醉心南朝文艺、人物。这正是元遗山似讥似赞的意趣所在。其实不仅温、李，王维、杜甫何尝不是如此。李白虽是南人，却自称北凉武昭王之裔，其对于吴越之地的情结之深，更是深刻地影响到他的人生与文学。本书对于这些话题，其实都有所触及。但这无疑都是一些还可充分展开的领域。我们也期待作者对于晚唐文学变局、对于温李新声有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期待学术界的同仁对本书中提出的一些思路、问题与结论的共同关注。
文学正变之说虽是传统研究方法，但进入现代学术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何将其臻于史学与美学并重的一种文学史研究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科学方法，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有意义的实践。
戊戌夏初，东嘉钱志熙序于沪上枕河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