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浛洸首任
熙宁四年（1071），米芾终于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职位——广东浛洸县尉。
待业青年有了工作，当然兴高采烈。何况这份工作又是来自当今皇上的亲妈，是她老人家亲自眷顾了这项任命，使他没有经过科举就顺利拿到了要经过艰难的科举才能够拿到的官职。
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两位老太太之间的关系所致。
阎老太太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小濮王，小濮王后来做了皇帝，高老太太念及这个旧恩，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她进行报答，让她的儿子不经考试就做了官，这就是“藩邸旧恩”。
神宗登基之初，就雄心勃勃地酝酿着改革，朝廷正在用人之际，正在想方设法地招罗人才。科举就是最好也是最正当的一条道路，米芾从小就学，苦读勤奋，就是想走这一条如“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般的路。不过，米芾虽然聪颖，但毕竟不能像苏氏二兄弟那样，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既然家里有老太太这样一部“直通电话”，可以走皇室的捷径，何不就去试试？
现代人往往把古时帝王的赏赐想象得过于容易，以为在专制的条件下，只要帝王允许，就能轻易给予一切。这种情况当然是有随意性，但是也并非全然如此，而是要受许多的制约。这里既包括直颜犯谏的忠臣，也包括祖宗留下来的若干制度。高太后得权之后，对自己的家属一直很严，她的叔父高遵裕是朝廷重臣，后因灵州一役而失官，有人前来说情，要为他复官，高后严厉制止。英宗要为她的弟弟高士林升迁，她也不允。神宗要为高家建豪宅，高后一直不答应，最后是朝廷赐了一块地，由高氏家族自己出钱来建，没有花国家的钱。神宗要派她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外任为观察使，她一再推辞，经说之再再，才答应只做一任即卸。
高老太太要给米芾封官，她不能够直接提拔，也不能够干预科举，能够动用的权力就是“推恩补荫”。
所谓“推恩补荫”，就是一种世袭的制度，又叫任子，因念及上辈的功劳，便任命下一辈的子孙。宋代规定，补荫之制，皇室只能是母系方面的直系亲属，本姓或异姓都可，但要是本服女性之夫才行。如有大功，可以出任县令、录事；如是小功，可以出任通判、司马、主簿或县尉。米佐或阎氏虽然与高太后有恩，却既不姓赵，也不姓高，不是亲属，不能享受皇室补荫的恩荣。朝廷的这项规定很严，如果有人假称是官员的孙子或者是侄子来求补荫的，都要受到处分。高太后也没有因为与他们有旧，就把他们纳入自己的亲属来特意加以照顾。她没有为此而“开后门”。
按理说，高太后贵为皇帝之母，可以恃权而为所欲为，但是，一则她自律甚严，不肯让自己的亲属倚仗自己的权势而升官，何况自己的乳母。二则在神宗一朝，帝后之争在暗地里非常厉害，连《宋史》上都写着：“神宗既裁损臣僚奏荫，以宫掖外戚恩尤滥，故稍抑之。”也就是说，神宗已经非常注意推恩补荫、不考而官的弊病了。他认为尤其是内宫的亲戚们以此方法来做官的特别多，因此就采取了抑制的手法，来防止官滥官多的现象。作为皇帝的母亲，高太后必得有所顾忌，她没有必要为一位乳母的儿子做官去大动干戈，去和自己的皇儿翻脸。
但是，米佐的祖上对皇室有功，自己也是一位朝廷命官，做过左武卫将军、中散大夫，官阶五品。补荫制度中规定，武臣中的诸卫将军之子可以补荫。清代的赵翼说：“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如果根据这个制度，可以让他的儿子来补荫做官。
推恩荫补的机会有多次，大概是皇帝的诞辰或者吉日等等都可。不过这个补荫必须要通过“铨试”才行。通过“铨试”三任六考的，便可以“任子入仕”，以“任子入仕”的官员地位要低于科举出身的，所任的也都是州县等下层官职。在以前，任子的年龄要二十五岁，但从神宗的熙宁四年（1071）起，王安石试行新法，要广罗人才，便把任子的年龄提早到了“任子年及二十，听赴铨试”。米芾当年正好赶上了这一条好政策的施行。
曾有今人说，高太后念及米家的旧恩，有意提拔米芾，便自己钦定，把任子的年龄改到二十岁，以便适应。但这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必有一个复杂的程序，根本不可能会这样随意，专门为米芾一人而使一个重大的制度提前执行。如果能够这样，那就直授以高官好了，为何还要把他远遣到数千里外的浛洸去做官呢？
那就要看看这个浛洸是个什么样的县？尉是个什么样的官？
浛洸在广东省的北部，今天属英德市。英德是个县级市，隶属于清远市管辖，离广州只有一个半小时的高铁车程，离湖北的武汉只要四个小时车程。但是今天这般近的路程，在古时却是需要花数月的时间来走。
浛洸在宋代以前称为含洭，这是因为境内西边有一条洭水而得名。洭水源出于境内的尧山，虽然水流湍急，但因河道左环右绕，似乎还位于群山万壑的包围之中，没有流淌出去，还被包围着，因而得名为“含洭”。含洭于西汉初期建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洭”一字得之于水，与“匡”字可以通假，因为它含有“匡扶”和“匡正”的善义，所以颇得口彩，被用之名县。但是，就是这个古字，到了宋朝，却是犯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讳，便不能用，“含洭”就依赵匡义避讳改成赵光义的例，而改成了“含光”，同时把“洭”字上的三点水移到“含”字和“光”字的边上，使它成了“浛洸”县。而“洭水”也被改成了“光水”。然而，这样的一改，到了宋太宗时却又犯了讳，因为他的名字已叫赵光义。不过，这位以御弟身份即位的皇帝却还算是开明，他即位后下诏说，为了不使自己的名字给天下造成避讳的为难，他自己主动改名为赵炅，凡天下未改的旧名，则一律不需要避讳了。浛洸县之名因他的主动改名而得以保留，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在当地的方志上，“浛洸”“含洭”“浛光”和“含洸”这四个地名是交替使用的，可以互相通假。
洭水的地名，早在《水经注》上已经出现，郦道元写道：“洭水又东南，左合陶水……陶水西径县北，右注洭水。洭水又径含洭县西。”《元和郡县志》中还有“含洭故城，本汉含洭县也，在今县东四里”。这一县名直到了北宋的开宝五年（972）才改属英州。与浛洸县相邻的，有一个浈阳县，到了北宋的乾兴元年（1022），因为避宋仁宗赵祯的讳而改为真阳县，与浛洸县一起同属英州。到了南宋时，升英州为英德府，辖真阳、浛洸二县，从此英德之名大振，而浛洸之名日微，到了现在，浛洸只是英德市下属的一个乡镇了。
宋依唐制，把天下的县分成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虽然都是县，但此县与彼县之间的规模、经济和人口的差别相当大，浛洸只是宋时的一个上县，属于第五等的边恶远州县。它的经济地位本应属下县，但因为县内有贤德等三处银场，产银矿，故而使得它的GDP上升，等级有了提高。
浛洸远在南岭之南，位于粤北山区。这里与首都东京有着三千二百多里的直线距离，山林丛密，属于百越故地，化外之民。连绵的南岭山脉隔断了它和中原地区的交往，早在唐时，就被韩愈称为“百越纹身地”，瘴疠滋生的不毛之域。著名的粤北三关就位于英德之南郊的连江口，亘阻着从中原通往南粤的道路，使岭南成为行人畏途的独立王国。自古以来据岭而守、划疆而治的人不在少数，这里在五代时曾为南汉所有，为兴王府。北宋初期，宋高祖容不得在自己的华榻旁有他人酣睡，派大将潘美伐南汉，进军韶州。次年攻占英州和雄州，逼进广州，从而把这一炎热之土归纳为大宋辖下。
宋时一向以川、陕、闽、广等地为阻远险恶之地，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朝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也为了笼络下属官员，规定了凡在这些边远恶州任县官等下级职务的，可以一任远，下一任近，用这样瓜代有期的方法来体恤臣僚，鼓励他们远赴边疆，为朝廷效力。为了严肃法纪，又重申一经任命远地，便不能辞，否则会被坐流海岛。而区分远近的标志就是，不许带家者为远，其余为近。
有宋一朝，在赴边远恶州就任的事情上，朝议不决，反复更改，其原因多是因为任官嫌苦，谁也不愿去就任。在这些被嫌弃的州县之中，岭南之地是首要之冲，这里已经成为贬官谪臣们的流放之地，有很多人从此一去不复返，即使是在与米芾同时代，也有蔡确、尤瑛、唐介、苏轼、章惇和蔡京等人被贬于英州，无罪的朝廷命官被派到那里去，即使是当官，也是无异于流放的。
得了这样一个任命，米芾很难说心里高兴。南宋绍兴时，陈刚中得罪了秦桧，被贬到赣州的安远县。这个县位于南岭之北，地恶瘴深，当地民谚说：“龙南、安远，一去不转。”是说一去必死，后来陈刚中果然死在安远。南岭已在安远之南，浛洸则更在南岭之南。
宋时官阶共分为七等，县尉是最低的第七等。县里一般设县令、县丞、主簿和县尉数职，但小县里不置县丞，也不置主簿，而是以县尉来兼。因此这种末等小县其实就只有县令和县尉来主持工作，规模实在太小。下等小县的县尉为从九品，这是古代官职里最低的等级，只等于现在的副股级干部，它的职能是维持县里的治安和司法，干一些防偷防盗、缉拿不法分子的工作，等于是现在的公安局长。文官任武职，这已是宋朝的一贯做法了。当时朝廷官员的工资都是一半现钱，一半折支。所谓折支，就是发物品，如发米面、发薪柴等实物来相抵。但是，考虑到支边干部们的情绪和困难，朝廷明文规定，他们的工资全部发现金，如果不带家属赴任的，会再增钱和物，以示优待。《宋史》上说，一名不满三千户县的县尉薪俸每月是六千文钱，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一名县尉的月俸钱实领是五千九百五十文钱，还不到六千。县令则是十千。如果是吏和幕僚，则没有工资发，他们的生活费用是要靠他们去索贿来取得的。
动了那么大的心思，惊动了皇太后那样的上层人物，还算是牵上了“藩邸旧恩”，才得到这样一个芝麻官，还要到远在三千多里之外的一个蛮荒之地去，这实在不能算是一份好差事。这份“藩邸旧恩”委实有点过薄，如果当初让米芾来考试，兴许能够考上个举人进士的也没准呢。毕竟自己不是皇亲国戚，米芾的心底，或许有着若干的怨艾。
《宋史》中有一段讲到高太后与补荫的事。说她在哲宗时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与诸辅臣说，朝廷已经下令要裁减因补荫而做官的人数了，我的亲戚要做表率，希望能够减去。臣下拍马屁说：您临朝听政，就是皇上的恩泽，不能受这个数目的限制，不能再减了。高太皇太后说，要裁减推恩，就要从上到下，应该平均对待。于是正式下诏说，目前官场冗赘，我们皇族要以自身之行而率先天下，今后凡遇到补荫的事，我的亲戚要减四分之一，皇太后和皇太妃的亲属都是如此。她的这道懿旨一下，立刻就杜绝了许多滥冗的私情。米芾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朝廷的任命，他又不能不去赴任，再远再苦也要去，他不敢辞。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他只能向前。
按规定，赴边远恶州就任是不能带家属的，只能只身赴任。这是朝廷怕那些州县的经济能力差，没有钱来支付他们的沿途开销。有人不干，竟然带了自己的老婆去，冒充是女佣或妾，被查出来了，结果被革职查办。米芾不敢这样做。我们没有资料知道这时他有没有结婚？但至少在浛洸一任他是独身。
带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怀着一个青年的抱负，二十一岁的米芾从东京出发，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任职。
从东京到浛洸，可以从东京南下安徽、江西，溯赣江而上，过赣州，翻越大庾岭，到始兴之后进入广东韶关。还有一条线是从东京到洛阳，到湖北、湖南，再溯湘江而上，到郴州后过骑田岭到韶关，再沿北江到浛洸。三千里路漫漫，或是骑马，或是乘船。驿站连驿站，递铺接递铺，看不尽的秋山披红叶，走不尽的人迹板桥霜，数不尽的长亭更短亭。沿途满目青山夕照，风景非殊，山光水色，颇可行吟，也可入画。陪伴着他寂寞行旅的，只可能是诗和书，还有他酷爱的书法。朝廷规定，凡远徙川陕、岭南和福建为官的，可以在路程之外另给两个月的假期，这是考虑到赴边远恶州的官员们的情绪和实际困难而施行的一项人道主义措施。虽然路途遥远而险阻，但这一时间也足够了。
没有找到米芾一路所作的诗文，也没有找到他这一时期所书的帖子。或者会有，而且肯定会有，因为这样一位知识青年首次独身远行，又是自己一生中的首次任职，不可能没有抒怀的诗文和书帖。但是，他在三十岁离开南方时，曾经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一焚于炬，或许是出于“悔其少作”的考虑？但我们从此就缺失了他在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南岭并不高，然而林木葱茏，草树繁盛，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之隔，蛮夷之疆。米芾只身赴任，当然只是一种形容，他不可能匹马单缰地走着，会有一些随从仆佣，但也不会多，因为他的官阶不高，不可能多带人。充盈在他胸中的，当是一种惆怅而复杂的心情：此番南去，他是支边的青年，是新上任的朝廷官员，不是移民、不是迁徙、不是流放、不是逃难、不是被贬的迁客，也不是犯错误的谪官，更不是被解押着的罪犯，他没有那样沉重的思想包袱，也没有赎罪的心理。他想到的，当是从此前往南部疆场去报效朝廷，把自己的热血青春和南部的红土地结合在一起，做出一番事业。这种心理，和九百年后那些被分配到边疆的知识青年大致仿佛，都是青春热血的结果。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左右着他。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在发生着变化。他赴任的时候，已经是神宗登基的第五年了。神宗已经稍稍摆脱了垂帘听政的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若干制约，开始接受王安石的建议，试行新政了。这时的王安石，已经越级上了他的改革《万言书》，直言朝中的若干弊端，力主变法。神宗接受了他的变法主张，命他为相，开始颁布《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等新法。而朝中以韩琦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也起而反对，并被贬罢了职，新旧两派的争议正在激烈之时。米芾到了浛洸县上任之后，所施行的，当然是由当朝宰相王安石所颁布的新政，他是政权最下层的施行者，不能有所懈怠。尽管浛洸只是一个蕞尔小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上级的政策，必须执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米芾的职务是县尉，俸禄与主簿相同。按理说，这个职事应该是由武人来担任，在此之前也确实有派武人来任职的。只是因为苏轼建言，要罢武臣、用文人，这才下令以文人来充尉官。米芾以文人之身而任武职，看来是适应了形势，实则上是承继了祖业。
米芾虽出生于武将世家，但他自己却是一位弱弱文人。按沈括所写的一则笔记来看，县尉是要骑马巡逻全境的。要让这位文人每天骑马巡逻、捉奸捕盗，似乎有点勉强。但既拿了这份俸禄，就必须要为朝廷干事，否则就没有日后的升迁。米芾明白这一点，干得不错。在米芾任职期间，浛洸当时没有县令，也没有主簿，只有米芾一名县尉在主事。宋制，特别小的县是可以不置县令、县丞，甚至主簿，而以县尉来代行其职的。也就是说，当时只是由一名二十一岁的青年米芾来主持全县的工作，可谓职任重大。据地方志说，他在浛洸任职两年期间，“政事简举，德教风行”，浛洸人甚至为他建祠礼奉，以示崇敬。为米芾建祠恐怕是等他声名鹊起之后的事了，在他任职期间是不可能的。
按宋代的划分，浛洸只是个户口数在三千户以下的小县，这种县里的事情并不会太多，米芾只需要骑马转一圈大概就可以处理完。但是，浛洸位于岭南，刚刚归属于大宋不到百年，又处于山高林深的地方，旷野幽远，天高皇帝远，难免会有一些不法的歹徒啸聚山林，做些打家劫舍、剪径断路的事。朝廷颁布的新政刚刚施行，也会有许多对老百姓不适应的地方，会有民暴发生。岭南一带多“獦獠”，这是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贱称，他们当然也会与居住在当地的汉族人产生一些民族矛盾。此外还会有一些追捕盗贼的事，刚刚走马上任的米县尉必会有得忙的。
但是，公事再忙，也会有闲余的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会寻机作乐，其作乐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寄情于山水。为宦之余，优游于山水之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雅举，也是一种从自然中得到颖悟的机会。米芾从小就喜欢书法，着意绘画，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好在浛洸一带的山水形胜，为米芾提供了极佳的寄情场所。浛洸所在的英州，位于北江、浈水和连江诸水的环绕之中，境内全是幽深高峻的大山，山中林木葱郁，飞瀑流泉，真正是山清水秀，宛若桃源仙境。更可贵的是，从浛洸到清远一线，竟然全是石灰石岩溶地貌，美丽如桂林的座座秀峰沿江排列，长达百里。坐船沿江而行，天光云影，静影沉璧。倘若是天有微雨，风吹云开，峰影重叠，浓淡相宜，恍若图画。尤其以黄花镇一带，峰林连绵，绿畴田园散布其间，茅舍湖泊点缀，移步换景，变幻莫测，与桂林山水无异。黄花旧属浛洸县辖，与浛洸县城只相隔三十里路，无论是坐船或是乘车都可去优游，米芾是不会放弃这一如画的景点的。
浛洸县的境内有著名的尧山。刘宋时的地方史志《始兴记》中记载：“浛洭县有尧山。尧巡狩于此，立行台也。”“陶水源有尧山，尧岭横亘，远望如云。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大堂基十余处，虽已夷漫而犹可识，谓曰尧故亭。父老相传，尧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宫。”浛洸几处地名的得名都源于这个传说：山因尧而得名为尧山。尧又名陶唐，因此源于山中的水便名为陶水，顺流而下的河水便是洭水。古时“洭”“匡”互假，“匡”即“一匡天下”，或“匡扶”“匡正”的意思。
自唐代以来，从北方的长安往广州的古道必须要经过尧山，山中的天门沟一带曾设有驿站，名为“尧山客栈”，是为过往的官员和驿卒们歇息和换马而设的，这条古道被称为中南古道，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米芾在任时，也曾游历过尧山，并留下了一首诗作：
尧山
信美尧山高，穹窿远朝市。
暑木结苍阴，飞泉落青翠。
这首五绝不能算是上乘，却是米芾最早存世的诗作之一，在此之前只有他十二岁时所作的《法华台》一诗。它不见于米芾的诸本文集之中，也不见于《山林集》《宝晋英光集》和《宝晋山林集拾遗》等书中，当是一篇佚诗。
与此同时而作的，还有一首：
烟雨楼
歧路分韶广，城楼压郡东。
伎歌星汉上，客醉水云中。
烟雨楼现已无存于浛洸县，也不见于诸本当地的史志之中，想必是当年米芾在时县城里的一处名楼，据诗中所言，该楼是浛洸县东的一座城楼，可能近于洭水滨。在楼上，往北可以遥望韶关，往南则是广州。米芾任职于此时，当不甘寂寞，曾携伎夜宴，醉酒于楼上。说自己是“客醉”，则北望怀乡之情已溢于言辞之中了。
望夫冈
望夫冈上望，滩浅石粼粼。
相思不相见，空作望中人。
和前两首诗不同，这首诗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是有人民性的一篇。望夫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它得之于一则传说。说是浛洸县望埠镇境内有一座山冈，冈下有个村庄，里面住着一对恩爱夫妻，他们苦于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丈夫便外出逃荒避税，约定十年后的中秋节回家团聚。丈夫远行之后，妻子便坐在村口的那座山冈上，每天翘首望夫归来。岂知一天突然风雨交加，山洪暴发，凶猛的巨浪一下子就把坐在河边的妻子卷走了。天晴之后，人们发现了她原先坐的地方已经生成了一个石人，就把这块人形的石头称作望夫石，那座山冈也叫作望夫冈了，而那座山峰所在的镇也被叫成望夫镇，以后又被讹成了望埠镇。
这原本是一则平凡的民间传说，在中国各地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但米芾却很为它所感动，动笔写了这首诗，诗中把景与人都纳入，并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到现在为止的米芾，所作的诗并不多，而且只限于五绝，诗的技巧并不太成熟，但却表现出了他的文人情怀。
面对着这样一种美景，米芾不可能不技痒，他不可能不题字。他自述说从十岁起的书法便自成一格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了，书法应该大有进步。但是，现在无论是浛洸县还是英德市，都无法找到一处米芾的书法墨迹。这于理不通。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地处偏僻而流佚了？
据《英德志》中说，英德县境内旧有米芾所书的“宝藏”和“墨池”两块碑。前碑藏于浛洸的司前署，后碑藏于英德县衙署内的近圣书斋里，以后又被人镶嵌于会英书院中堂的侧壁中，以供后学瞻仰。然而，这两通书法碑并不是米芾任职浛洸时所题，而是后人从别处移来安置的。清代康熙年间有位杨柱臣，来到英德任县令，他是襄阳人，与米芾是同乡，因仰慕他的盛名，便把他的两幅旧题摹下来，刻在英德的县衙之中，并为“墨池”一碑写了跋，以记其事：“米公余乡贤哲。苏东坡称其奔逸纳尘之品，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绝俗之文。初补校书郎，授浛洸尉，人德祠之。余叨令英州，偶过旧址，见公真迹犹存，如衣冠剑履，肃然起敬，何小子之幸承其后，因摹镌之，以公其墨妙云。康熙丙午襄阳杨柱臣书。”但实际上，襄阳米公祠中之所藏的两通碑“宝藏”和“墨池”，皆是从安徽无为州移来刻成的，是米芾晚年所书。杨柱巨《跋》中的“人德祠之”则说明当地人后来为米芾建有祠堂以纪念，直到康熙年间还存在，足见他的影响留传后世八百年。
其实，米芾在浛洸的所作，并不仅仅如此，南宋时的方信孺是铁杆的“米粉”，他曾特意来到浛洸寻访米芾的旧迹，发现了他的《北山养疾篇》佚文，以及若干石刻，足见米芾在浛洸所作并非这几篇，甚至还有墨迹和石刻留存。
后世研究米芾的人，多不重视他在浛洸这一段的经历，只是一带而过，简略述之。大多认为时间既短，地又偏远，年纪尚轻，无足书道。但是他们忘却了，一个人的才智，在二十一岁的时候，虽然不会十分成熟，但却是最为敏感、最为热血的时期，如果让他经历磨砺，授以重任，给以远行，或许他日后的人生会更加丰富。神宗即位之时，只有二十岁，可他管理的却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与之相比，一个小县的事实在算不了什么。
米芾在任期间训过多少兵？捕过多少盗？办过多少案？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米芾在他的首任中曾为这座小城留下了诗篇，这该是值得在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留存的事，远比他的政绩更为重要。
2．爱石玩砚
米芾在浛洸，只有短短两年的任职时间，这里是他人生仕途的第一站，所做的事不可能太多，也不可能太大。但是，却有一两件事，对他的一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米芾的一生，为书法家，为画家，为鉴赏家，也为诗人，然而，他还有另一个最为人所乐道的兴趣，就是他的爱石，种种有关他爱石、迷石的轶事或传说，都表明了他确是一位爱石的名流，堪称是位顶级的“石痴”。
除了石头，米芾一生也喜爱砚台。砚台是石头的制品，然而却是最美好的石头制品，米芾由爱石而及爱砚，是因为他的书画家的身份所致。砚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具，是古时一切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也是一切文人的钟爱之物，自古以来爱砚玩砚的文人无以数计，但要论级别，米芾应排在最前列，他一生中有关砚的故事很多，甚至还撰写了一部名叫《砚史》的学术著作。
一个人的兴趣看来可以是偶然为之，然而这种兴趣的产生却是有着必然的因素。收藏的兴趣必然是与一个人的修养、文化、财富、性格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即使他跟风去收藏，则也是爱之不深，附庸风雅而已，难道其详。米芾所处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决定了他的兴趣高雅，不同凡俗。而当时的北宋社会，是文人的天下，士大夫的乐园，每个人都津津乐道地有着自己嗜爱的小珍藏，也都有着共同的爱好，如爱书画、爱扇子、爱美石、爱砚台等等，他们把这视为是风雅之举，也互相赠送、互相交换、互相交易。
米芾一生爱石，自幼年始。他从小在襄阳长大，襄阳不产奇石，然而却出产一种非常特殊的石头，叫穿石。穿石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卵石，它的石质和纹理都不出奇，大都呈灰白色或青黑色，个体也不太大，大如鸡蛋小如纽扣。最为奇特的是，这种普通的小石头上都有一个圆形的穿孔，这是因为石头里包含着另一种颗粒较小的石砾，两种石质软硬不一，石头在河滩里被冲刷日久，被包含在石头里的小石砾溶解掉，就形成了一个小而圆的穿孔，如同人工穿凿而形成的一样。爱美的小姑娘就从河滩上把它们捡回来，用红丝绳从穿孔中穿进去，可以做成美丽的项链挂在胸前。这种穿石是自然形成的，奇巧自然，未经任何人力的加工，朴素天成。因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穿天节”，那一天，大家都到山上和河滩里去捡穿石，用红绳穿着，挂在脖子上，竞相媲美。由于石头当中包孕着另一石砾，又形成了小孔，这寓意着一个怀孕生子的好兆头，因此妇人都系以此石来求子。宋人庄绰在其所著笔记《鸡肋编》卷上就记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南宋时的杜绾所著的《云林石谱》也说：“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有小窍。土人每因春时竞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米芾在襄阳时，肯定会知道这个风俗，也肯定收藏过这种穿石，他的爱石之情结，或者就始源于此。
浛洸县所在的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到处可见的都是丛丛的峰林，独立的岩石。亿万年前的石灰岩被流水所溶蚀，在地面和地表以下形成了幽深的溶洞和奇特的峰林，也把石灰石溶蚀成了千孔百窍的怪石。由于浛洸属英州，因此这些石头也被称为英石，它是中国四大名石之一，就其石质和审美的特征来看，是与灵璧石和太湖石属于一类的景观石。
据后人吴绮在《岭南风物记》中写道：“米芾所赏之石本出于浛洸县地。南岭秋深水涸之时，于沙坑中取之，谓之脱沙。”米芾在任职浛洸县尉期间，发现了这种英石之美，便趁公务闲暇时，经常到山溪里和溶洞中去“脱沙”，寻找奇石。浛洸地处偏辟，文人稀少，奇石资源极其丰富，米芾又是地方长官，这种宝贵的奇石他能够独享，想必在他的官衙书斋里到处都摆满了块块奇石，每天都赏玩不尽，对着它们吟诗作书作画。只是他的画名为书名所掩，或者画得还不好，不肯拿出来向别人展示罢了。
有人说，米芾在浛洸任职时，因为爱英石之美，就提出了对奇石审美的标准，那就是“瘦、皱、漏、透”，这一结论可能过于超前了。米芾在浛洸期间，还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他的对石所见，还只囿于英石一种，阅历还不多不广，不可能就提出了那样准确而高明的标准。所谓“瘦”，就是指石头要瘦削，要苗条，要有棱角，要有峰峦，要有锋芒，不能臃肿，不能呆胖，不能无石骨；“皱”是指石头的表面不能光滑，要粗糙，要有肌理，要有包浆，要有印痕，能够显示出年代久远和流水冲刷溶蚀的痕迹；“漏”是指石头在垂直方向上要有孔洞或流痕，可以让雨水漏下；“透”则是指石头上要留有水平方向的孔窍和洞穴，能够透过它来看到背后，这样就有了层次感、立体感和纵深度。这四个字的标准当是米芾在阅尽了天下名石之后，在总结和归纳了英石、太湖石和灵璧石这三种同类的奇石之美后而得出的结论，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以太湖石为代表的一类石头的审美而提出的共同标准。如果以此标准来评价黄石和磐石，那就不妥。
如果根据米芾提出的标准来看，这些石头都是些“丑石”。石头有孔窍，有纹理，就没有了任何实用价值。由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看似坚硬的石头在万年的流水侵蚀之下，也变得千疮百孔，有很多出于常理之外，非人的逻辑所能所思，具有了一种抽象之美，千变万化，玲珑剔透，最适宜被作为观赏石。英石的功能也是被作为园林的景观石、几案清供和假山盆景用的。
这样一种“石痴”，在宋朝的文人中可谓比比皆是，米芾是其中最有名的“痴绝”。虽然没有见到米芾吟咏英石的诗文和书帖，但他爱英石的程度，是位于最前列的。
由于爱石，米芾当然也会兼及到爱砚。砚由石成，但并非任何石头都能制成砚。能做砚的石头并不多，它要求兼具有实用和美观两大功能。因为书写和绘画是要用墨汁的，但墨汁不能够随时生成，也不能够携带，因为它是液体。即使能够用墨盒来携带，但书画家一般不用过夜的宿墨，因为它的成分中有胶和药材，时间搁久了会有变化，影响到墨色。因此，就把墨制成固体的墨块，要用墨汁时，加水现磨。砚台就是用来研磨墨块用的工具，因此砚又称研，就是研磨之意。由于砚的这一功能，所以制砚之石，首先要求细腻，能发墨。质地细腻的石头才能够磨出细而浓的墨汁来，如果石质粗糙，磨出的墨汁会粗而有颗粒，书写后会在纸上留下墨渣，很难看。除了细腻之外，砚石的质地还要求不吸水，过于吸水的石质，水一上去，全部被吸完了，就没有可能留存，水之不存，墨之焉附？一般的砚只是供人磨墨书写之用，只是个工具。但它在除了满足中国文人的这一实用功能之外，还具有审美的功能。一副砚台，上面如果有着美丽的石纹或肌理，再加上精湛的雕刻刀功，那就是极品。雕石的良匠能够根据砚石的材料，巧妙地把砚加工成为美妙的工艺美术品，既不妨碍它的研磨功能，又能成为置放在几案之上的清供，那是最好不过。
诸砚之中，一般倾向于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这四种，还有一说把澄泥砚换成红丝砚。这四种砚中，又以端砚为首，因为它的石质细腻，磨之发墨，不吸水，石质的纹理又美观，最精良的上面还有粒粒圆形的石髓，如同人的眼睛，被称之为“端眼”。还有的上面有鱼脑冻、棉絮状、火烙印状的纹理，用它做成的砚石，是为上品，极受文人的喜爱，争相收藏。
端砚的石材因为产于广东端州而得名。以端州所产之石来制砚的做法始于唐代，但到了北宋时才臻于成熟，而且把端砚从仅具的实用价值扩展到鉴赏、收藏和研究的范围。宋代的端砚已经突破了唐代“端方为尚”的单一标准，而形成了以造型、雕刻和观色的众多审美标准。端州砚石的开采，在宋代已经形成规模，这是因为宋代文化发达的政策所致，对砚的需求量也激增，因而供不应求。宋徽宗在大观年间（1107—1110），曾经命广东漕运使专门督采端砚进贡。在经过一番搜刮之后，端砚的有限资源几乎告罄，当地官府不得不呈报，请求封闭产石的岩洞。但端砚的价格却又连连提升，以致成为非常之材而一砚难求了。
端州即现在的肇庆，在宋时和英州同属于广南东路管辖，从浛洸乘船沿北江顺流而下，只有五百里的路程，并不算太遥远。米芾在任上两年，有机会赴上级机关述职工作。事实上，他确曾去过广州，在那里留下了题刻。他也去过端州，专门去看过采砚石的地方。但是，他此行有没有得到珍贵的端砚？所获多少？则不得而知。宋时产砚石的坑，都位于深山大峒之中，野山溪水之旁，一般人都难以进入，何况当时的采石条件极其简陋，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取得，殊为不易，可谓是用生命才能换来文士们的风雅。
米芾在他的《砚史》一书中，在“端州岩石”一节中曾提及此事：“岩有四下，岩上岩半边岩厚砾岩，余尝至端，故得其说。”在此段的后面，他还连篇累牍地记述了各种端砚的特点以及用途，还与歙砚进行比较，当是一篇非常精到的论文。此书是他在中年以后所著，但亲到端州的岩中看采石，当是他年轻时在浛洸时所为，因为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去过广州。一个人年轻时精力充沛，好奇好游，又对文房四宝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一生之所嗜，必是始于此行，就像他的好奇石一样，也必是在任广东时所影响的。人非亲眼所见，不能获得如此精深之知识，非有浓厚的兴趣，不会涉险攀岩去求，与其他文人相区别的是，米芾既是一位爱好者、鉴藏者，又是一位践行者。
米芾的一生中，最为喜爱的就是石和砚，他与石和砚所打的交道极多，与砚有关的轶事也很多。他藏砚无数，也阅砚无数，据《米襄阳志林》所载，明朝的成化年间，有一位姓谢的文士，偶然间得到了一方古砚，上面刻着“海岳庵”三字，知道这是米芾的故物，流传至今。有位李玄家收有一方端砚，是当年米芾的旧藏，砚的背面刻有米友仁题字，说：“此砚色青紫而润，下岩石也。先公得于山谷丈室中”。不知他的箧中如此珍藏着的美砚有多少？
米芾到端州，还干了一件事，据他自己记载，说是在端州一位士人的家里见到几幅珍贵的画，那位士人是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后人，收有几幅佛画，是陈朝人画的。陈霸先曾在广州任过职，这些画应是可信的。作为鉴赏家，米芾还能在这穷乡僻壤见到这些画，倒是意外。
石是未琢之砚，砚是已雕之石。石是自然之形，砚已具人工之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只在自然之形上略加雕饰，使它成为砚，但其形还是石，这是最好的意匠之法。古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研山”。这种研山，由于兼具了山石的自然之形和砚的研墨功能，雕琢不太过分，所以极受古代的文人喜爱。有一则笔记说，米芾喜欢取小石为研山，甚奇峙，研山之石多青润，而产于黄山的，则有多色。又特别强调“少可镌治者”方为研山。也就是说，与研相比，研山更多地保存了山石的自然形状，它与奇石之美是相通的，所以极为一生爱石的米芾所喜爱。
米芾一生中有多篇诗文写到研山，他曾经得到一座研山，是南唐时李后主所用的旧物。它高长都在一尺多，造型非常峻秀奇特，前面耸立着三十六座山峰，大如手指。左右则是两阜漫坡，在群峰的中间凿池为研，望之如同突兀高峻的峰峦并肩而立，峰下有一泓明澈的水池。据米芾自己题记所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池，“龙池，遇天欲雨则津润”，“滴水少许在池内，经旬不竭”。是一方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历史价值，还有审美价值的珍研，米芾为它书写了著名的《研山铭》，用尽了夸张溢美的文字来对它进行形容，置放在自己的书斋中多年，反复观赏。可惜的是，这座珍贵的研山却被他的好友薛绍彭换去了，收为己有。米芾怀念旧石，已近于痴，每次到薛家，都想借出来一看，但薛绍彭怕他又巧取豪夺走，甚至都不肯拿出来给他看。米芾有如失子之痛，思念之极，不仅写了诗来，甚至还根据回忆画出了一幅《研山图》，看着它就仿佛在目，还在充盈着自己书斋的秀气。由于情真意切，此幅铭书写得淋漓痛快，汪洋恣肆，从而成为米芾一生中最负盛名的名帖之一，在流传了近千年之后，成为尚存于世的米芾三幅大字帖之一。它的故事流传了千年而不衰。
图5 研山铭图
3．药洲题刻
作为政府官员，作为治安官员，作为诗人，作为玩石玩砚的雅士，米芾在浛洸任职的两年中，似乎如鱼得水，都有所获。但是，作为一名日后扬名于世的书法家，那时的米芾似乎没有给这座岭南小城留下什么墨迹题刻。在英德的北江边，有一座秀丽的南山，山间有著名的摩崖石刻，上面留有自唐至民国六朝千年之间的一百多通碑刻。此外，英德南郊燕子岩碧落洞里，矮山坪村里的观音岩摩崖上，长岭大塘村通天岩和摩岩，以及连江口镇的浈阳峡石壁上，都有无数的摩崖石刻，曾任英州或是到访英州的文人墨客们都在此留下了题刻，其中不乏元杰、苏轼、张俞、方希觉、洪适、袁枚和李调元等名家，但是，遍览这些墨迹之后，就会发现一个遗憾：作为大书法家的米芾没有在此留下任何墨宝。
米芾没有在首次任职之地留下任何墨宝，这件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米芾自述他六岁习字，十岁时就自成一家了。在二十一岁之后他的字应该已经初成气候了。没有在浛洸找到他的墨迹，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题书。根据他一生中喜欢到处留名题刻的习惯，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没有发现并不代表他没有写过，只是没有找到而已，他不是个惜墨如金的人。南宋时的方信孺就曾在浛洸发现过他的墨迹和石刻，不知是留存在何处，现在已经无从寻觅了，如果有所发现，当会填充这一空白。
大而言之，米芾在广东有没有留名题刻这一悬案，直到七百多年后才被后人揭晓。
广州有一处著名的园林，名叫药洲。它位于现在的教育路，占地虽不大，但却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里面的景观虽微而美，幽深可人。就在这一方寸之地里，藏着米芾的墨迹题刻。
药洲原是南汉时割据岭南的刘氏王朝的园囿。南汉的高祖刘龑原为后梁时的南海王，后自立称帝，认为自己是汉朝刘邦之后裔，因此名国号为汉，为与同时的北汉有别，史称南汉。南汉的国力虽不强盛，但倚仗有盐渔之利，资源丰富，又有南岭阻隔，山高皇帝远，别有一方天，到了宋朝时，竟与吴、蜀、荆、江南等地并称富足。刘氏诸帝在广州穷奢极侈，大营华屋，甚至令人入海采珠，以珠贝和玳瑁为殿饰，药洲便是刘氏旧宫苑的遗址。刘龑在这一带利用原来的天然湖沼使罪徒扩凿长湖，沟通水系，湖区长达五百丈。他又把疏浚河道的淤泥在湖中堆成洲，在上面遍种药材，置方士于其上炼丹炼药，因而得名为药洲，使其成为一处具有南方水乡特色的皇家宫苑。刘龑又取方士之说，派三千囚徒远赴淮北江南，运来巨型的奇石，按照天上星宿的位置而布列于园中，称其为九曜石。曜者，天上的星宿也。这些石块奇形怪状，因而得名于天下，此地又被人誉为“石洲”。
宋太祖派大将潘美灭南汉，从此南粤归顺中央朝廷，设广南东路。以后宋徽宗也爱石，慕药洲的九曜石之名而置“花石纲”，并在东京的皇苑里堆艮岳，就是仿其制。刘氏的宫苑虽废，但园池尚存部分，残存的仙湖、药洲和九曜石仍是南来的文人雅士游乐吟咏之处。到了南宋时，据《舆地纪胜》说：“其下有池百余步，池中列石，其状如屏。”看来已经恢复了部分景观。至少在明代，“药洲春晓”仍是“羊城八景”之一。只是到了后来，才渐而潴塞，湖淤为池，水变成陆，那珍贵的九曜石也不知去向了。
到了清朝乾隆年代，翁方纲在广东任学政使，他是著名的金石书法家，也是个铁杆的“米粉”，对米芾一直非常崇敬。他三任广州，前后达八年多的时间。他在任期间就闻知米芾曾来过广州，在药洲的九曜石上留有题刻，就四方寻找，但在前四年里均无所获，原有的皇苑早已成为废沼，药洲非复旧池台了。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原有的九曜石不知何年间已被移入广东布政使署的东园里，便在园内反复寻找，最终居然在榕树气根和竹丛里找到了，已濒湮没。这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事，距离米芾题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六百三十四年。一向崇敬米芾的翁方纲如获珍璧，心中大喜，当即令人斩除榕根，去除杂草，并洗净石上苔藓，仔细辨认，发现上面确有米芾的题字，而且还有他的署名，翁方纲在其著作的《粤东金石略补注》一书中说：“米黻题药洲，是二段共一石，药洲正楷二十五字皆米书。”完全肯定这是米黻手书的真迹。欣喜之余，他还自撰了《九曜石歌》以志庆，他又在诗后附以记：“九曜石在药洲旁，南汉刘龑罚罪人移自太湖灵璧，浮海而至。石凡九，其一在今布政使后堂东院，上刻‘药洲’二字，左行书‘米黻元章’，而旁题都不可识。其八在使院后池中，西北一石。”
药洲园中的九曜石原有九块，据翁方纲的发现和研究，米芾留下题刻的是在一块名为“笏石”的石上，写着“药洲，米黻元章题”，共七个字；此外，还有另一段在石的左侧，是“时仲、公诩、积中同游，元祐丙寅季春初八日题”这十八个字，两石一共为二十五个字。翁氏认为这是值得大书的一件大快事，他成为发现米芾在广东题刻石踪迹的第一人。他担心原石损坏，自己把这二十五个字摹刻上石，嵌在碑廊上。
翁方纲既然已经有了伟大的发现，就想把这九块珍贵的石头追回原址安放。布政使是当时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翁便向当时的布政使欧阳兰畦提出物归原处，移至药洲园内。但这位欧阳大人也是个爱石如命的人，岂肯放走这些名石？便婉言谢绝还石。翁是管理全省教育的长官，多年来一直向数任布政使要求还石，一直不允。后来，翁氏回京，一位继任的布政使赵慎轸在石旁建起一亭，写信到远在八千里外的京师去请翁氏把他发现米石的始末根源写成文章，立石于旁为记。翁氏看来索石无望，只得为之撰写了《米题药洲石记》并附绝句二首、古诗一首，和自己撰写的《米海岳年谱》一书一并寄送给赵慎轸。由于翁氏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所以赵慎轸得之大喜，令人精工刻石成碑，自己题碑跋，立在亭中为记，称这事堪与米芾先后辉映，并列为书法双璧。
翁方纲发现的米芾药洲题刻是两处，都位于一石之上。在继翁方纲之后来广东任学政使的翁心存，就是著名的光绪老师翁同龢的父亲。他又在布政使的园内进行找寻，怀疑还有未现之石，可能就在竹丛和树根之中。他派人斩除榕树气根，疏剔残石，果然发现在一块石上有米芾的题刻。这处题刻与以前发现的那块不同的是：翁方纲发现的只是留名题刻，而翁心存发现的则是一首五绝诗，由米芾自己书写：
九曜石
碧海出蜃阁，青空起夏云。
瑰奇九怪石，错落动乾文。
（米黻 熙宁六年七月）
全部题刻共三十一字，而且有准确纪年。题刻末署“黻”而不是“芾”，这是符合翁方纲的考据的，表明这是米芾在四十一岁前所书。熙宁六年（1073），正是米芾在浛洸县尉的任上，当年二十三岁。翁心存非常高兴，撰成《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诗刻记》一碑，以记其事。由于此石的形状似手掌，五指朝上，故命名为“仙掌石”。
这样，米芾为药洲的题刻就有了两石三题。前两题位于“笏石”上，后一题位于“仙掌石”上。
翁方纲认为笏石上的两段留名题刻都是米芾所书，尽管七字在石的正面，十八字在侧面，这二十五字应为一题，可以连读。但据后题的纪年来看，应该是元祐元年（1086）的事，这时的米芾已经三十七岁了。所以他在所著的《米海岳年谱》中，把药洲的题刻归于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年。
这样一来，米芾留在药洲的题刻就有了时间上的矛盾，他的此三题是前后两次游历广州所题的，也就是说，先有了《九曜石》诗，后十四年才有了留名题刻。
这一问题，在他之后来广东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却持异议，认为翁的所说非也。
阮元也是一位大学者，他在仔细研究了米芾的年表之后，在所著的《广东通志·金石略》中提出，米芾在药洲上的留名题刻应该只有“药洲米黻元章题”这七个字，后面的十八个字不是他题的，应是后人所书。他的根据是：在熙宁末年的时候，米芾的踪迹是在广南一带，但到了元祐元年的时候，他的踪迹已经在江淮一带，何况他三十七岁那年在润州丁母忧，居丧在家，不可能到广东来远行题刻。按常理来说，一个人的题刻都只题在一块石头的同一平面上，不可能被分在正侧两个面上。他照此推理：米芾来广州时，在药洲题了“药洲米黻元章题”，又为之题了一首五绝诗《九曜石》，分别刻在两石上。十四年后，有人在笏石上附题了十八字，由于字体相近，被后人误认为米芾同书的了。
阮元的这一观点，被许多后代学者所认同，认为这是更正了翁氏之误，并为许多广东的史志所认可引用。
阮元提出这一观点之时，翁方纲已经作古，他不可能与阮元直接产生争论。但后世都乐于传言这一前代的公案，以致米芾药洲题刻一事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不过，尽管有着两题还是三题之争，米芾在熙宁六年（1073）从浛洸来广南，在药洲留名题刻一事，却是确凿的，当时广南运转使衙门就位于药洲，他是有可能留下墨宝的。只是焦点集中在他以后有没有来过广州这一点上。
药洲的九块怪石经历了近千年的世事沧桑，因为石上的米诗题刻而引起了无数后人的仰慕和追随。从那之后，一直到清代，都有人前来观赏、摩挲、留名题刻，因此，这九块怪石上已经布满了历代文人的题刻，所有可以书写的平面上都有字迹，文化遗产之丰富，足道大观。而要求归还这九曜石于药洲故园之争，也在清末之时画上了句号。这九块名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力争之下，先从原布政使的东园迁到总督府的园内安置，又从总督府迁回藩署东园内，这时的东园，已经是广东省教育厅属的广东省图书馆，最后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里，终由东园迁回到药洲故园内安置，到这时止，才算是完成了翁方纲当年的夙愿，可谓历尽艰辛。
现在的药洲只是教育路上的一个小小园林，已被四周的高楼重重包围，令人难以想象刘龑当年宫苑的盛况。园内仍有浓密的榕荫，仍有一池碧水，池水左右，九块怪石仍按当年的位置错落摆放着。令人惊异的是，这九块怪石的色彩极其鲜碧艳丽，石质呈明亮的灰白，上面竟然长着厚茸茸的绿苔，一丛一丛的，与白石相间，如同绒毯。据记载，这些怪石并非是岭南所产，而是刘龑当年派遣罪犯远到江淮去运回的太湖、灵璧石。从广州到江淮之间，遥遥有数千里路，为了君王一己的享受，竟然不远千里去运回怪石来供自己欣赏，这已无异于在宋徽宗之前的“花石纲”了，其运送的距离和艰难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了“花石纲”。
九曜石上已经被密密地刻满了前人的题刻文字，字迹漫漶，几不可辨。九块怪石形状各异，都已被古人起了名字，有的立于池中，有的半跨池岸，有的则立在岸上，如蹲如踞，如蜷如伏，如立如倚，各尽其态。米芾留名的那块石立在岸上，上尖下扁，石形如笏，这就是著名的“药洲”题刻。而另一块题有《九曜石》诗的“仙掌石”，因其形似手、掌心有纹如手纹而得名。
根据近年的文物调查，发现米芾留在广州的题刻还不止于药洲一处。在广州著名的光孝寺里，发现还存有他为之题书的匾额：
阿弥陀佛 释迦文佛 弥勒尊佛 米黻
光孝寺在唐时就是岭南名寺，以禅宗六祖在此落发受戒而著称。寺里供奉的这三尊佛并称为“三宝佛”，米芾分别为他们题书了佛号，每尊佛一块匾，每个字都是如斗大小，精工刻出，并排挂在寺内的正殿上，供人礼拜。这三匾，连同药洲翁方纲发现的两题（那时《九曜石》诗题刻还没发现），被翁方纲誉赞为广州城的“米三宝”，有“光动诃林三佛号”的诗句。此匾书被写入《光孝寺志》里，成为该寺一宝。但它在“文革”中难逃一劫，不知所存，但此匾的木刻拓片尚在中山图书馆内收藏。
米芾在浛洸的任上时，还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尽管他称自己十岁时在书法上已经“自作一家”，但以这般年纪，要想成为书法名家，到处题刻，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但是，他以二十三岁的年纪，竟然就能在都督府所在地广州的名石古迹上留下了字迹，而且还不止一处，这无论如何也表明他的书法已经出人头地，并且声名远扬了。即使在现在，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要想在古迹上留名题刻，还是不太容易的。
米芾一生虽然号称各体兼擅，但还是以楷书和行书出名，他留下的众多墨迹中，绝大多数都是行书，只有极少数的墨迹是楷书，而且楷书还多是他年轻时所书的。米芾留在药洲石上的题刻，都是楷书，较之他的行书工整。而留在光孝寺上的题书则字大如斗，足显功力。在来浛洸之前，米芾似乎还未能以书法而出名，也未有在任何地方留下墨迹。广州应是他作为书法家的第一题，是他艺术人生的开始，也是他从文艺青年到书法家的一个重要起点，出手即不凡，这个起点是相当的高，已足够为后世仰视千年了。他以一位北方远来的青年官吏，能够在这南方首府留名勒石，应是相当自豪的。
4．临桂三绝
就在米芾在广州留名题刻的第二年，熙宁七年（1074），他从浛洸县调任到临桂县，往西移动了六百里，但职务还是县尉，公安局长，并没有提升。
临桂就是今天的桂林，今天是桂林市的一个区。这里在宋代是一个县，属广南西路，只是在级别上比浛洸高了一点，属于第四等的紧县，但还是边远恶州。一则宋人笔记中说，有人曾至桂林，见到阳朔、荔浦的山水，爱之不绝，谈不容口，回来后问别人：你见过阳朔的山水没有？那人竟回答说，我又没有被打得唇绽齿折，哪能得见？这意思就是说“非贬不去”桂林。阳朔的风景虽美，但终究位于南岭之南，也是朝官被贬的恶地。朝廷似乎没有考虑原先“一任远，一任近”的规定，在米芾任过浛洸之后，没有把他调回内地，却是远放临桂，离家更远了一些。高太后似乎已经忘了他家的“藩邸旧恩”，或者只是做了一次性支付，就算完结。
桂林山清水秀，景色如画，是个搞艺术的极好地方。可是，战乱和兵燹并不因为这里的美丽就不光顾，相反，这一带因为天远地偏，更是战乱的酝酿地。
就在米芾任职临桂的前二十二年，广南西路刚刚才经历过一场战争。一个名叫侬智高的少数民族头领，一个割据地方的军阀，趁着宋朝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方前线的空当，利用自己处在交趾和宋朝夹缝间的地位，率兵起事，伪立了一个“南天国”，公开反宋。他从自己的根据地右江地区起兵，攻下邕州后，乘胜掠夺九郡，又率兵南下围广州五十余日，意欲夺此后，再进行北伐，来实现他“北并衡、湘，西荡瓯、骆”的计划，然后再图进取，甚至“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与宋朝瓜分南北，称王道孤，平起平坐。一时形势危急，八方告急。
在此之前的宋朝，主要的敌人都在西北，一直拥重兵在与辽和西夏作战，而无暇南顾。侬智高的父亲一辈，已经在广南西路一带拥有了势力，并与刚刚崛起的交趾互有攻击，但朝廷认为这是南蛮之地、化外之民的一些小动作而已，不会酿成大乱，便放松麻痹了，直到他侵州吞县日多，这才觉得事态严重，尾大不掉了，惊惶之余，“朝廷方顾南事”。派出了重臣余靖任广南西路安抚使，兼知桂州，让他前去进剿。
余靖虽忠，但毕竟是个文臣，对用武之事，经验不足，因而进展不大。朝廷趁西夏李元昊刚刚去世，战事稍缓的时机，从西北战场抽调出精锐的骑兵兵团，派出久经沙场的名将狄青率兵前去剿灭，又派经验丰富的孙沔为副，共同前往。仁宗亲自在垂拱殿上设宴为狄青等人壮行。
狄青来到广南西路后，便与余靖合兵，与侬智高进行了一场生死决战。他趁着暴风骤雨，乘夜突破了号称天险的昆仑关，又在归仁铺一战中，与侬智高亲率的主力对垒，以自己剽悍的西北铁骑，打败了以标枪和盾牌为主的峒蛮步兵，斩首两千多人，生擒数百人。侬智高逃到云南，收拾残部，还想再战，但终于败亡，不知所终。狄青因此战而升任枢密使，即国防部长。广南初平。
余靖和狄青与侬智高作战时，就是以桂林为进兵的根据地和指挥所，向西南剿进的。桂林是当时的广南西路安抚使所在地，广西的政治中心兼军事中心，一切的军事指挥、屯驻军队、情报联络、粮草辎重、转运和后勤支援都是在这里，虽然这座城市没有遭到侬智高的攻陷，但也在这场战争中伤痕累累，元气大伤了。
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米芾至临桂县任县尉时，侬智高的余党还在广西的西南部和云南一带作祟，并没有完全被剿灭。盘踞在深山大峒间的余党残兵，也还会时时出来骚扰作乱，作为公安局长，米芾虽是文人，但要干的却是武备之事，他必须要尽剿匪缉盗、维护治安的责任。临桂地处偏远，地形复杂，警力有限，和浛洸一样，这里也会时时爆发民族矛盾，或者因施行新法而引起的民暴，他要进行弹压。
对中国的历史来说，作为一任区区县尉，米芾的政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无甚可书。然而对于中国的文化史来说，米芾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这时的米芾，已经有过在广州题刻的经历，最重要的，他已经以一位青年书法家的身份出场了，在中国的南方非常活跃，留下了一些墨迹。我查找桂林的地方史志，却是对他的政绩阙如以书。历史已经证明，一个书法家远远要比一个公安局长重要。
已经初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米芾仍然不甘寂寞，在公余之暇，他会优游于山水之间。桂林的山水，虽与浛洸相似，都属于南方的岩溶地貌，但桂林的奇山秀水远远要比浛洸为多，而且奇特和集中。早在唐朝，韩愈就做出了“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盛赞，但是非到临此处，置身其间而不能真正领略桂林山水之形胜，和因风雨阴晴而带来的氤氲变化、神秘莫测，无论谁来看了，都会惊叹这真是一幅梦里家山，与仙境无异。
米芾晚年曾写道，说自己只是在李公麟手有病时才开始作画的。经考证，那时的米芾在五十岁左右。但他又在一记中说，他尝与李公麟同时作画，题材是《王子敬书练裙图》，画成后归于高官权贵了。这时的李还能作画，说明手还没有病，足见米芾的作画是在这之前，而并不是从五十岁之后。《王子敬书练裙图》应是一幅人物画，而他也曾作过数幅《自画像》。他在前记中所说，自己不喜欢李公麟所师法的吴道子那样风格的人物画，因而在以后创立了以自己独特面貌的、以水墨为主的“米氏云山”，因而与李氏所作的工笔人物拉开了距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他所说的“始作画”：就是从五十岁起，他开始不喜欢那种严谨工整的画家画了，从此之后的所作才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文人画？或许这是他“悔其少作”而做的一种表述？桂林山水那变幻莫测的烟云，那浓淡相间的峰林，都给了米芾的水墨山水以启发。
一则宋人笔记中透露：说有人曾在杭州见到一幅米芾画的《阳朔山图》，说明米芾确实画过桂林的山水，米芾在《阳朔山图》上题款：“余少收画图，见奇巧皆不录，以为不应如是。及长，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到者。向所不录，翻恨不巧矣。谁坐怀所历，作于阳朔万云亭”，最末一句，足证米芾早在临桂任职时，就画过阳朔山水，这应是中国最早画桂林的山水画了。米芾的作画，可能还要早于此时，在浛洸时就已伸笔试纸了。米芾以前对古人画中奇巧突兀的构图并不相信，认为这是古人在向壁虚构的仙境，现实中并不存在。不过在到了桂林之后，看到那些平地忽起、如梦如幻般的云山之后，他始信人间有此山了，是桂林的山水壮了他的胆，也扩大了他的眼界，只恨自己的笔力不逮，不足以表现那千山万壑的变化之状了。但他一生中所作的画都已不存，因而无法确认，只能做猜测而已。
翁方纲在《米海岳年谱》中说，米芾在临桂做县尉时，曾在桂林的易堂写过字，但此堂现在已经无存了，可能这就是临桂尉所在的衙门吧？蔡肇为米芾所写的墓志铭中，只写到他在浛洸任过职，却没有提及他在临桂任职的事。莫不是被蔡忽略了？
画虽不存，但米氏的书法却是有确证。至今在桂林伏波山，还有相当精彩而重要的米芾题刻。
伏波山位于漓江之滨，山下的还珠洞是个半敞式的岩洞，面朝江面，位于风景绝佳处。岩间的石质平整且柔软，所以存有历代文人骚客的墨迹无数，还有历代的摩崖佛道造像，大大小小，一方接一方，满满地布在壁上，而洞中最为弥足珍贵的遗迹，当数米芾的题刻，它被刻在濒江一面的崖壁上：
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
潘景纯是当时的临桂县令，他的官阶要比米芾大一级，因此他的题名要在米芾之前，但字却是米芾写的，大字楷书。由于是早年所书，所以显得比较恭谨，还没有形成晚年那种逸放奔肆的风格。因为那时他只有二十四岁，所以题名还是为黻。
潘景纯与米芾同在临桂县任职，一为县令，一为县尉，应该说相处得还是很好的，他们的交谊并不仅仅在一同出游上，以后米芾到了长沙任职，遇到潘景纯，还赠他一首诗：
五年相遇一行频，笑佩笭箵望塞云。
曼倩未应徒为米，仲宣何事乐从军。
开尊共喜身强健，秣马还惊岁杪分。
此别固应尤作恶，天涯老去与谁群。
虽然此诗中有典，写得有点佶屈聱牙，但诗中的怀旧感情还是充盈着的。“笭箵”就是鱼篓，“曼倩”是汉朝东方朔的字，他上疏给武帝劝农桑。仲宣是三国时才子王粲的字，他是襄阳人，曾在曹操手下任主簿。全诗在回忆同在桂林时游于水滨的情景，彼此互相勉励，要珍重。此诗收入《宝晋英光集》中。
图6 由方信孺刻在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崖壁上的米芾自画像
就在米芾的这一通留名题刻的旁边，还刻有一幅米芾的自画像，像高一点二米，身着简朴的衣服，足着履，宽袍大袖，站立姿，右脚迈前，右手伸出两指，神态自若，风度潇洒，画的线条粗犷，笔法流畅。画像的上部刻有宋高宗的题赞：“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绍兴御书。”在画像的右侧面，则刻有米芾长子米友仁的跋语：“先南宫戏作此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在画像的下方，则密密麻麻地写着方信孺的《宝晋米公画像记》，大致云：“洎来桂林，复得僧绍言诗序及伏波岩与潘景纯同游□□□□尉□□秩满，寓居西山资庆寺，颇与绍言游……”就在这一通画像碑上，竟然集中了米芾、米友仁、赵构和方信孺四位宋代大家的墨迹，是非常难得的。
由于这一幅米书题刻和一幅米芾自画像并排刻在还珠洞崖壁上，位置非常醒目，一般人都以为这当是米芾同时所作。然而如果仔细研读画上的题记，就会发现，这两幅作品前后相差了一百四十一年，字是北宋年间题的，而画则晚到南宋时才刻上去，这是方信孺所作的特意安排。
方信孺字孚若，号紫帽山人，福建莆田人。他是南宋时的重臣，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在奉旨出使金国时，据理不让，凛然不屈，又巧与周旋，不让寸分，最终为南宋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他于嘉定六年（1213）来桂林任广西转运判官，正好米芾的曾孙米秀实在他的手下做幕僚，家中藏有当年米芾的自画像（可能是拓片，因原作已归内府收藏）。方信孺在游伏波山还珠洞时，看到了米芾的题刻，深为叹服，便从米秀实处借来米芾的自画像，刻在洞外米芾的题刻之侧，并在画像的下方写了《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述。
据米友仁说，米芾的自画像世传共有三幅：一幅是他穿着古时的衣冠像，以后在绍兴年间被收入高宗的内府，上有米友仁审定的赞并跋，说这是家父昔年自己手写的写真像。第二幅是有苏养直题书的“米礼部人物潇散，有举扇西风之兴”的款。第三幅是穿着唐时服装，手执十七帖。画上题有篆书“淮阳外史米元章像”八个字，以及元章自书的诗句：“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对照如此描述，那么刻在还珠洞内的，应是第一幅自画像。此画已经成了米芾的标准像，被米氏的后人移摹到襄阳的米公祠内，作为祖宗真容而供奉。此画上石时，米芾早已仙逝。他名重当时，又垂香后代，为桂林留下了相当重要的墨宝。
不过，在桂林还存在着第三通米芾的墨迹题刻，那就是在龙隐岩。
龙隐岩也是桂林的一处名胜，和伏波山一样，也是以密密麻麻的崖壁碑刻而著名，但数量要更多，布置要更满，已经达到了“摩岩殆遍，壁无完石”的地步，其中最早的一块就是狄青征侬智高时的副将孙沔的题刻，甚至还有一块现在国内已经非常珍稀的《元祐党籍碑》。米芾的那通碑，就被刻在洞口外的一处崖壁上。
这通碑的内容比较复杂，由米芾自书诗一首与李彦弼书程节的和诗两部分组成，而且这通碑的内容还有一个故事，它不仅是一通隐碑，还是一通佚碑，已经被湮没了九百多年。
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正在真州的任上，这年他已五十岁。他在东园的清燕堂设宴，为挚友李彦弼送行。李彦弼是江西庐陵人，是米芾的诗友和书友，因为元祐党人的事而受到牵连，即将被贬到桂林去担任教授推官，路过真州时来向米芾辞行。想到未来即将要走的那漫漫征程，李彦弼的心中无限惆怅，又无限恐惧和张皇。米芾知道他没有去过桂林那地方，就把自己年轻时在桂林所见的美丽风景向他介绍，并说自己有一位知交程节，正在桂林任广南经略使，这是当时广西的最高行政长官。米芾当即写了一首诗，交给李彦弼，让他到了桂林后交给程节，托程节关照他，诗云：
诗送端臣桂林先生兼简信叔老兄帅坐 江湖从事米芾
骖鸾碧玉林，琢句白琼瑶。
人间埃堨尽，青罗数分毫。
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膘。
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
刻岩栖乌鸦，陟透紫霄。
南风勿赋，即是登云轺。
（建中靖国元年真州清燕堂东园书）
诗写得有点难解，大意是说：美丽的桂林，满目青山如碧玉林立，清澈见底的漓江一尘不染，仿若仙女的青罗飘带，那里简直就是个瑶池仙境令人神往。桂林长官程节是个胸怀磊落、气度不凡，犹如仙长一般的人物。而我的朋友李彦弼你能有机缘到这么一个美好的仙境中，实在是一件令人羡慕的美事。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攀登望不到顶的险峰，尤其在失意时一定不要悲观失望发牢骚，只有保持住一种良好的心境，人生才能像乘着一辆轻便的马车，登上风光无限的顶峰。
李彦弼正愁前路无知己，得了这首无疑是介绍信的诗，心中大喜，便告辞登程，来到了桂林。岂知那位程节因自己被派到这个蛮荒瘴疠之地来，心中也觉得戚戚，满腹的忧愤和不平。见到远在江淮之间的名人米芾还致诗前来问讯，千里之情，溢于纸上，不觉大喜。这时的米芾已经名满天下了，他能得到米氏的亲笔书诗，当然十分荣幸，当下“三四读不能休”，夸赞此诗“词翰俱美”，即答诗一首以表谢意：
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
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
李彦弼也是个好文的人，他在次年便亲自书写了程节的这首诗，附在米诗之后，合并成一帖，把它送交龙隐寺的住持仲堪，由他刻在了龙隐洞口。
米芾的那方碑被刻在龙隐岩侧洞外的摩崖上，题目为《宋·米芾程节唱和诗并记》。经历了九百多年的风雨侵蚀，摩崖石刻的字口完好，拓片也相当清晰，只是把米芾赠程节的诗，以及李彦弼书写的程节的和诗合为一碑，一起刻在崖上了。其实，无论是在摩崖碑上，还是在拓片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碑的右侧是米芾所书的赠程节诗，左侧则是李书的程诗，这分明是把两书合一了。前后两诗分别为米、李两人所书，其书体也各不相同，碑中前后各有一“米”字，即可显见笔法不一，功夫也各异。李书中有“米元章”三字，如果对照米芾的签名，也有显著的差别，不是一人所书。米赠程诗由米芾书写，程和米的诗由李彦弼书写，总计为一百七十九字。这时米芾的字已精熟老成，不同于年轻时的题刻了。由于年深日久，这块碑上已经布满了裂纹，足显沧桑之感。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在他的故乡镇江，二度去焦山观著名的《瘗鹤铭》，并在碑侧留下了“建中靖国岁芾”的题名石刻。而那位程节，则也在龙隐洞侧留下了陪客人同游的题记一方。建中靖国是宋徽宗的年号，只有一年，第二年便改元崇宁，所以这两题应是同年。这也可视为是两位文友心灵感应、远相神交的一则轶事。
龙隐洞内米芾书碑的发现，使桂林一地就拥有了三幅米芾的题刻：一幅游历留名的题刻，是米芾自己所书；一幅自画像，是米芾自己所画；另一幅是米芾所作之诗。与前两幅相比，龙隐洞内的米题更加珍贵，因为它是米芾晚年所作的一首诗，并由自己所书。这时的米芾已是五十岁的壮年了，他的书名已经遍闻天下，书体当然与伏波洞里的风格有所区别。米芾本来就集书法家、画家和诗人于一身，这样一来，桂林就能把三件足以代表他全部成就的作品汇于一地，真是难得。
这三件作品虽然相距不远，却是异代不同时，镌刻上壁的时间有着先后：最早的是米芾游历题刻，是在熙宁七年（1074），这一年米芾二十四岁；第二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五十岁；第三才是方信孺刻的自画像，则已到了南宋的嘉定八年（1215），距离米芾的游历题刻已有一百四十一年了。
桂林任职期间，因为风景好，心情好，有了闲暇时间，米芾在此开始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著作《画史》的著述。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就敢写史，而且还是记录绘画见闻和考证的理论书，这颇不平常，说明他不但见识已多，而且鉴别水平已高了。
在米芾任职临桂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的大儿子的出生。
米芾在何时成的亲？还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夫人叫许氏。根据他中年时的自述，他当时已有三男三女，三个儿子分别叫鳌儿、洞阳和三雄。据蔡肇的墓志铭中说，他一生有五子八女，可谓家累颇重。他的长子就是米友仁，大名鼎鼎的书画家，米氏云山的传人，人称“小米”。确切的资料表明他是出生在熙宁七年，也就是米芾在伏波山还珠洞内留下题刻的那年。那一年米芾二十四岁，是甲寅年，虎年，而米友仁的小名就叫虎儿、寅哥，又叫鳌儿。大名初叫尹仁，后改为友仁，又被黄庭坚改为元晖。
虽然米芾多子多女，但他最为喜爱的，就是这位虎儿。他把自己一生的技艺，全都传授给了他，而虎儿也不负乃父之望，终于能够得以继承米氏书法和米氏云山，并发扬光大。
按宋代的规定，赴边远恶州任的官员，是不准带家眷的。因此，我们不知道米芾是在何时成的亲，在哪里成的亲？他首赴浛洸之任时，只有二十一岁，想必还没有成亲。从浛洸卸任后，再到临桂赴任之前，应该有一个回京述职，再听从吏部调配的过程。他是否就是在此期间回襄阳成了亲？还有，米友仁是在哪里出生的？是在襄阳家中，还是在临桂的任上？如果是在临桂，那么米芾就是带了家眷去赴任的，当是一种特例。如果是在襄阳，那么米芾就是一人在临桂，是个夫妻分居两地的离散家庭。但这些相谈儿女的亲情，从来没有在米芾初期的诗文中出现。不过，这样说并不就意味着米芾没有舐犊之情，相反，他一生中对自己的儿子相当关照，不仅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切的物质条件，还想方设法为他们的事业提供保证和阶梯。米芾不顾一切为儿子谋取利益的行为，以致被后人讥笑他有“誉儿癖”。但不管怎么说，米芾总算是后继有人了。
5．湘西衣冷
虎儿的出生，给米芾带来了一种亲情，并缘此而引发了他的思乡之情。本来，二十一岁时远行岭南，还带有一种热血报国般的冲动，他还是个单身人。但成了亲、有了儿子后就不同了，老婆孩子不在身边，但需要他的关怀和养活，也需要他的亲热。二十五岁的米芾已经有点不安于在这风景秀丽的边远恶州任职了，他想回家。
可是，宋代的人事制度是不允许官员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的，这是为了防止偏袒乡里而实行的籍贯回避。苏东坡一生就想回他的家乡嘉州做个太守，连万户侯都不要，可那个制度就阻止了他，只能一辈子在外地望乡怀乡。米芾也一样，他想回襄阳做官。
制度不允许，米芾就要找理由、找借口。
如果以有了儿子为借口，那是说不通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古人最重要的是孝道，尊敬长辈才是最好的理由，米芾的两个母亲都还在，她们都在襄阳与他的夫人儿子住在一起。宋朝有个“便养”的政策，可以让远任的官员迁移到靠近家乡的地方任职，以体现人道主义的关怀。这项政策让米芾找到了借口，久待在岭南已近四年，也该回家了，也有了可以提出要求的条件。于是，他便主动向朝廷提出要求“便养”。朝廷同意了他这一请求，调他任长沙掾一职。
长沙看来与襄阳南北隔着一条长江，但在宋时，却是同属于荆湖南路的管辖，已经是同一个大行政单位了，当然要比属于广南西路的临桂更靠近襄阳，何况是已经到了南岭以北，远离那可怕的瘴疠之地了。与临桂相比，长沙与襄阳相隔不到一千里路，不像浛洸和临桂那样地老天荒，可以算是“便养”了。更何况，长沙掾一职是个文官，掾的意思就是佐助，等于是州长的副手，负责户籍、赋税和刑断之类的事，以后，他又担任荆湖南路安抚使谢景温的幕僚，米芾从此不再当公安局长，而开始做一个文职人员了。
谢景温此人，《宋史》中有传，几乎没有说他一句好话，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与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关系友善，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这四朝，时人称为“吏师”，是四朝元老。他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为妻，和王安石是姻亲。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积极支持变法，甚至为了迎合王安石而做出不光彩的事。他上奏弹劾王的政敌苏轼，竟然诬告说苏轼在丁父忧回蜀时，利用官船来经商、贩卖货物和私盐。朝廷听奏，为了核实此事，派出六路人去抓捕来艄公舟子进行讯问，他们都说没有此事，苏轼这才逃过一难。但谢景温无中生有的此举却是遭人诟病，声名狼藉，被刘安世弹劾，说“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王安石被贬之后，谢也受牵连，以右谏议大夫的身份出知潭州，米芾就是在这时入他的属下为幕的。以后，章惇要开拓五溪，即今天的湘西地区，谢景温积极协助，被朝廷论功行赏，拜礼部侍郎。他一生中在政治上起伏不定，时荣时抑，最终定居在海南。但他博学洽闻，才华横溢，于诗于文都多有著作。他与米芾的关系甚好，以后他任江淮荆浙南路转运使，米芾即去随就作幕。他也是一位雅而好文的人，收藏有多家名帖法书。据米芾在《宝章待访录》一书中的记述，谢家收藏有颜真卿写的《送辛子序》帖和张旭的《全本千字文》两帖，米芾在长沙时，经常去借来欣赏和临摹。一个人肯把自己珍藏的名帖交给朋友去临学，非有深厚的交谊而不能办到的。
熙宁八年（1075），二十五岁的米芾来到长沙任职。这是他在桂林伏波山还珠洞题字的次年。就在这一年底，交趾国发兵北侵，攻占了钦、廉二州，平息不久的战火又起，广西又处于战乱之中。米芾应该庆幸自己已经脱离了这块不安之地。
长沙是澶州的府治所在地，被列为第三等的望县。有人这样描述：“长沙，三楚一大都会也。衡岳峙其南，洞庭汇其北，湘水映带左右，郡邑大夫所坐，对彼览者神禹蝌蚪之文，北海峻嶒之笔。屈原贾谊，著庙郎之精忠。”显然，长沙与风景虽美但文化积淀稀薄的浛洸和临桂相比，无异天地。
从桂林北上赴任，要经过祁阳。祁阳与桂林相距不远，只有四百多里路，翻越南岭即到，它虽是一个小县，却有《大唐中兴颂》碑，在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这块碑的碑文由唐代文学家元结所撰，由颜真卿书写，被镌刻在濒临浯溪的摩崖上，尺幅相当巨大，纵横都有四米五见方，每个字的大小有二十公分，为大楷，为历代书家师法楷模的对象，乃颜真卿的代表作。历代来此观摩景仰的名家于此书碑左近题留，存碑五百多方，形成了一处诗海碑林。它之所以能够在祁阳这块边远之地存在，主要是因为元结的母亲在此去世。当时元结任广西容管经略使一职，闻讯后辞职前来奔丧，在此丁忧守庐。颜真卿素与元结为好友，正好从江西抚州刺史的任上卸任北归，特意绕道到祁阳来与他相见。在此之前，颜真卿镇守鲁山，而鲁山正是元结的家乡，颜真卿年长元结十岁，但因志趣相投，两人因此相交甚厚，成为忘年交。
《大唐中兴颂》是元结所撰写的一篇颂文，是对于唐代安史之乱之后的思考和总结。元结和颜真卿一样，都曾在安史之乱中起兵勤王，颜抗安禄山，元抗史思明，都立有赫赫战功。两人于祁阳相会的前一年，安史之乱已经基本被平定，局势稳定。元结以经历之人的眼光，在九江写出了这篇著名的文章，概述了安史之乱从乱起到平叛的经过，又加以史论，在颂中有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元结在祁阳见到远道而来的颜真卿后，便把这篇文章出示他看，请他书写成帖，并在濒临浯溪的摩崖上找到了一块平坦之石，让良匠仔细地镌刻上石。由于文绝、字绝、石绝，因而被后人誉为是“三绝碑”。
颜真卿的书名，米芾当然仰慕，何况这又是尺寸盈掌的大楷，字字劲挺板正，功力入石。颂的最后有“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的字句，足让人嗟叹。米芾固然仰慕元结之文，但更仰慕鲁公之书，于摩崖之下久久徘徊，摩挲临写。颜字结体肥厚，凝重刚正，何况这样的大字，更是难得，体现了他的凛凛正气，如同力透石骨之里。米芾看得兴起，提笔于《大唐中兴颂》碑旁题书了“米黻南官五年，求便养，得长沙掾。熙宁八年十月望，经浯溪”的字样。又题书了一首《过浯溪题壁》的五绝诗：
横逆自干纪，唐纲竟不维。
可怜德业浅，有愧此碑词。
诗写得不怎么样，约略胜过“到此一游”的留名，诗的后一半等于什么也没说。但二十五岁的米芾竟然敢在这最有名的书法前贤的碑侧上留下了自己的墨迹，使自己的字与已经名满天下的颜鲁公的字并排在一石上，这胆量就相当大了。且不去说是谁允许他在这块名碑上留名题刻的，而未作“损坏公物”论处，也且不去评论他的字写得好不好，光就看他鼓足勇气，敢于题留的行为就可知道他的抱负不凡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只在广州和桂林两处留下过题刻，他的书名还没有彰显，世人还多不识这位踌躇满志的青年业余书法家呢。
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留在这里的书法名家和名作不在少数，唐代的褚遂良就曾被贬在潭州当都督，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通书法。大名鼎鼎的疯僧怀素也是长沙人，他在这里留下的书法也不在少数。那时候马王堆和东吴简牍等地下宝藏还没有被发现，但古代的许多碑刻都已知名。
米芾身处长沙，虽然只是微官小吏，却并非贬官，也非罪臣，他不是被放逐的屈原，也不是怀才不遇的贾谊，他没有那种对命运不公的抱怨和嗟叹。唯一可能有的感情，就是思乡。不过那时他可能已经移家于长沙了，因为潇湘之地对于他的长子虎儿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似乎终生都在追写自己在幼年时所见的潇湘烟雨之境中。湖湘山水之美，不仅给米芾，也给这尚在儿时的友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米芾所行，可能并不仅仅限于湖湘。当时朝廷正在开拓五溪，那里是古代巴人的聚集区，号称五溪峒蛮，向来强悍难伏，唐时的王昌龄曾被贬于此。五代时的五溪曾被土司割据，自成一方，宋时要开拓五溪，那里位于武陵山区之中，高山大峒，风光雄奇，又有别于南岭和桂林的画山绣水。作为地方官吏，米芾必有机会赴五溪公干，饱览那里的山水美景。
优游于美丽的山水之中，是米芾经常做的事，他曾有《砂步》诗两首，以叙其情：
砂步漫皆合，松门若掩桴。
悠悠摇艇子，真似剡溪图。
已有扁舟兴，曾看过剡图。
翻思名手尽，谁复费工夫？
在米芾的心底，眼前的潇湘风光，无异于浙东山阴道上的剡溪。“剡溪访戴”故事的主人公，正是他所崇敬的偶像、东晋书法家王献之，他以彼自况。
在长沙时，米芾有一个重大的收获，他购得一套《画潇湘八景图》的画，都是出自前辈名家李成之手。李成是五代宋初的画家，字咸熙，其祖先是李唐的宗室，以后避乱于山东的昌乐，昌乐一地又名营丘，故都称他为李营丘。他是五代时的山水大家，师承荆浩、关仝，以后以造化为师，自成一家，在宋时与关仝和范宽并称为“宋三家”。他晚年喜游历江湖，踪迹遍地，这套《画潇湘八景图》就是他到湖南后留下的。米芾得之，当然喜不自胜，不仅为每一幅画都作了一首诗、一篇序，而且写了一篇总序，以记其事。奇怪的是，这八首诗，无论是在《宝晋英光集》还是《宝晋山林集拾遗》里都没有收录，只有《长沙府志》里有存，当是未见著录的佚诗，非常珍贵：
潇湘八景图诗总序 米黻
潇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二水所经，至湘阴始与沅之水会，又至洞庭与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潇湘名水。若湖之北，则汉沔荡荡，不得谓之潇湘。潇湘之景可得闻乎？洞庭南来，浩淼沉碧，叠嶂层岩，绵衍千里。际以天宇之虚碧，杂以烟霞之吞吐。风帆沙鸟出没往来，水竹云林映带左右。朝昏之气不同，四时之候不一。此则潇湘之大观也。若夫八景之极致，则具列于左，各系以序。
潇湘夜雨 序
苦竹丛翳，鹧鸪哀鸣。江云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倾。舞泣珠之渊客，悲鼓瑟之湘灵。
大王长啸起雄风，又逐行云入梦中。
想像瑶台环佩湿，令人肠断楚江东。
山市晴岚 序
依山为郭，列肆为居。鱼虾之会，菱茨之都。来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缥缈，峦表萦纡。翠含山色，红射朝晖。舒不盈乎一掬，散则满乎太虚。
乱峰空翠晴还湿，山市岚昏近觉遥。
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招。
归浦远帆 序
晴岚漾波，落霞照水。有叶其舟，揵如飞羽。幸济洪涛，将以宁处。家人候门，观笑容与。
汉江游女石榴裙，一道菱歌两岸闻。
估客归帆休怅望，闺中红粉正思君。
烟寺晚钟 序
暝入松门，阴生莲宇。杖锡之僧，将归林莽。蒲宇一声，猿惊鹤举。幽谷云藏，东山月吐。
绝顶高僧未易逢，禅床长被白云封。
残钟已罢寥天远，杖锡时过紫盖峰。
渔村夕照 序
翼翼其庐，濒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与蒲。有鱼可鲙，有酒可需。收纶卷网，其乐何如？西山之晖，在我桑榆。
晒网柴门返照新，桃花流水认前津。
买鱼酤酒湘江去，远吊怀沙作赋人。
洞庭秋月 序
群山南来，浩浩沧溟。飘风之不起，层浪之不生。夜气既清，清露斯零。素娥浴水，光荡金精。倒霓裳之清影，来广乐之天声。纤云不起，上下虚明。
李白曾移月下仙，烟波秋醉洞庭船。
我来更欲骑黄鹤，直向高楼一醉眠。
平沙落雁 序
霜清木落，芦苇苍苍。群鸟肃肃，有列其行。或饮或啄，或鸣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惧矰缴之是将。云飞水宿，聊以随阳。
阵断衡阳惜此回，沙明水碧岸莓苔。相呼正喜无矰缴，又被孤城画角催。
江天暮雪 序
岁晏江空，风严水结。冯夷翦冰，乱飘洒雪。浩歌者谁，一篷载月。独钓寒潭，于焉清绝。
蓑笠无踪失钓船，彤云黯淡混江天。
湘妃独对君山老，镜里修眉已皓然。
余购得李营丘《画潇湘八景图》，拜石余闲，逐景撰述。主人以当卧游对客，即如携眺。
（元丰三年夏四月，襄阳米黻书。）
李成善画平远旷阔的郊野寒林之类的题材，用笔简练，气象萧疏，喜用淡墨，因而形成氤氲灵动、淡雅俊逸的风格，特别善于表现南方烟雨迷蒙的景物，具有文人气息，对北宋的山水画形成有重大的影响，被后世誉为“百代标程”。米芾日后以墨色为主来表现南方烟云变幻的草山，是受了他的极大影响。李成的这八幅画，已经把湖湘的景观特色一一画出，这些标题也成为日后中国画中传统的题材。米芾所写的，当是李成画中之景物，但他所作的诗，却是自己在湘中所见的景物，只不过是借李成的画来抒发自己的胸臆罢了。此八幅画以后不知所终，没有在宋以后的图录中出现，想必是绝响了，只能借助米芾的题诗来体味。何况，作为一位书家，米芾不可能光写诗不书写，画既不存，米的书法也无存了。
米芾对李成的感情，并不限于这八幅画上，他一直关注着这位早生他一百三十二年的前辈大师，并做出了“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的高度评价。在他的诗集中，还可找到一首《题李成画》的诗，可谓是盛赞了：
画号为真理或然，悠悠觉梦本同筌。
殷勤封向青山去，要识江东李谪仙。
米芾认为，自己与李成是做着同一个山水之梦，要把自己的才情掷向青山。李成的画，在北宋时已经很少了，米芾能够一次性地购得他八幅画，而且都是力作，当视为珍璧。据他记载，他以后又购得五幅李成的画，在公余之暇，经常阅看临摹，从画中得到感悟。这八首诗的形象鲜明，意境幽远，比他此前的几首五绝诗要好。
米氏的序中还有“拜石余闲”四个字值得注意。这就是说，他在长沙时，一直在注意收集奇石。这一始于襄阳、兴于浛洸和临桂的拜石爱好，并不如后人所评的，是自他任职涟水或无为时始，而是早已有之了，他把这一雅趣保留了一辈子。
除了石，长沙还有砚。《长沙府志》中载：“潭州谷山出砚石，色淡青，有纹如乱绦理，慢扣之无声，发墨有光。”当是一种良砚材。还有记载：“宁乡县产砚石，龙牙石，色紫，发墨。”这些地方出产的美石良砚，必逃不过米芾的眼力的。
在长沙，米芾还有机会看到了一幅绝世佳作，那就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步辇图》表现了唐太宗在接受吐蕃使者禄东赞代表国王松赞干布前来朝谒时的情景。这是一幅精彩绝伦的人物画，画的全是宫廷禁苑中的外交场合，非一般人能够得见。由于阎氏兄弟都是朝中宰相级的重臣，所以有机会看到并画下这一历史的过程。千年以来，这幅画备受尊崇，被视为是中国人物画的巅峰作之一，即使是在宋代，它也算是弥足珍贵的极品。米芾不仅居然有机会亲眼见到它，而且还在画末题写了一段跋：
襄阳米黻，元丰三年八月廿八日，长沙静胜斋观。
虽然只有短短十九个字，却是暗含着若干旁人所未道的潜台词：首先，这幅画的主人必是一位显要或巨富，才有可能把这样一幅极品佳作收藏在自己的家里。其次，这样珍贵的收藏一般是轻易不肯示于人的，即使是有人来借也不肯。但他不仅向一位微官小吏米芾出示了，让他鉴赏了，而且居然还让他在画末题上了自己的款，这真正是匪夷所思了。题跋中的静胜斋，不一定是米芾自己的斋号，可能是画主人的斋号，他是在人家的书房里看到的，并应允他在画上留下了字。要知道，这时的米芾才三十岁，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书法青年啊，居然就能在这传世巨作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没有留下画主人的名字），而主人敢于请他在这幅珍贵的画上留名题字，真是奇哉怪也！米芾在《步辇图》上的题字当是他一生中最早存世的墨迹书法。他记述说，这幅画上的人物脚后有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题跋，此画归宗正仲家收藏，不知当年请他在画上题字的是不是这位画主人？
在长沙，米芾还作了《天马赋》给高太后的侄子。高太后对自己的亲属管教很严，不肯给他们大官做。这个侄子以前是嘉州刺史，她改封他为群牧都监，专门管理各地的养马场所，以及检查外地进贡的马，以供皇室和作战之用。这一职事看似重要，其实只是个闲散的“弼马温”，没有政治和文化上的含金量。但面对着一帮志趣高雅的文人，他也要附庸风雅，也要搞收藏，是个官二代的土豪。他收了一幅韩干的马画，画的是从于阗国进贡的黄马，马翘首举尾，雄杰强壮。韩干是唐代画马的高手，连杜甫都写诗赞扬，此画流传到宋代，非常珍贵。高氏一家与米芾当是世代交往，他以皇室马总管的身份来收藏马画，是职业的兴趣，请米芾作题，是为了提高画的身价。米芾不负其托，为此画写了一篇长长的赋，正文洋洋洒洒，长达四百零一个字，用尽了美好的语言来盛赞这幅画上的马。此赋的书法也非常出色，被后人评作“有掣衔顿辔，不受羁络之气”。作为一位书法家，他当然也会把这篇赋写成长卷送给高公子。现在，《天马赋》的书法、拓本和文章都存，但专家们对书法却是鉴定不一，有人认为书法中错误不少，是伪本。但也有权威的版本把这一书法收入《米芾书法全集》之中。不管怎么说，《天马赋》在米芾的各种文集中都有，至少文章是真的，这也算是米芾对高家施恩于他的一个重重回报。据米芾的记述，这位官二代的家里还收藏有一幅唐代的《二马图》，画上的两匹马，一匹在吃草，一匹在昂首嘶鸣，他认定是佳作。但他又在驸马王诜的家中看过另一幅韩干的《二马图》，画中的两匹马在互相咬斗，他根据画的风格来判断，这两幅马图以前本是一幅，以后被人剪开分卖给人的，未免可惜。
米芾的心不止于此，他还有更大的志向。他还继续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来。
岳麓山位于湘江之滨，这是长沙最著名的形胜地，山脚下有著名的岳麓寺和岳麓书院。但书院的兴盛是南宋时的事了，当米芾在长沙时，书院还比较寂寥，山顶上的《岣嵝碑》还没有从南岳复制而来，当时有名的是岳麓寺和道林寺。
岳麓寺里，有一通由李邕书写的《麓山寺碑》，这是一通千古名碑，由李邕自撰文、自己书写，江夏的名匠黄仙鹤铭刻，因而号称文、书、刻皆佳的“三绝碑”，名声远播。李邕是唐代的书法大家，号称李北海，在他留存于世的众多碑中，以这通《麓山寺碑》的书写最精，也保存最完整。他首创以行书来写碑，书体中又兼具汉魏诸碑之长，笔力雄健浑厚，结体开张险峭，字总体端庄工整，但时而又有出人意料的行书写法，甚至还偶有草书夹入，变化多端，非常自由，米芾当然不能错过此碑。对李邕的感情，他可能很复杂，从小学书时，他就学李邕的字，可能学得太像，以致被人讥讽而心生厌恶，便改而学沈传师了。但是，他并非对李邕取贬低的态度，而是一生中对他景仰不已，多次寻找机会去观摩。这位唐代大师的碑，名气并不亚于颜真卿的那通《大唐中兴颂》碑，碑身高大，碑材细腻坚硬，字口保存完好，碑面平整，没有裂缝，碑上原有一千四百余字，分二十八行书写。看着这通名碑，米芾的心里又萌生了要与前贤比肩共存的欲望，便在碑侧题上了“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的字。
米芾这一类仅仅留名题刻的字，从文学上看是没有意义的，只相当于“到此一游”的涂鸦。只是因为他是书法家，其价值又作别论。中国的文人向来就有在壁上题留的习惯，这很难说是一种恶习，甚至有的还是雅举，有很多的佳句名作就借此而保留于文学史上。可是，米芾的这一类题刻，在此之前的，大都是只留名，少数的有诗存，只是因为他是书法家，早期的作品存世不多，便具有了书法上的价值。
读碑和读帖一样，都是古代书法家应该做的功课。一般人都以为练书法只要临帖就可以了，岂不知读碑帖也是同样的练，不同的是变手练为眼练。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好碑是不能拿来临摹的，只能用眼去读，用心去记，回来后还要仔细琢磨，临摹书家的用笔方法。米芾一生阅尽天下名碑名帖，曾有“手摩一丈石，读尽上元记”的诗句，足见其自信的豪气。
米芾的这一题刻，与浯溪《大唐中兴颂》碑上的不同，由于后者是摩崖，题刻是与碑的正文处于同一平面上。但这一题刻由于正面的字已满，只能刻在碑侧上，因而就为后世的留存留下了难题。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人把这通碑砌入墙壁中保存，因此后来留在碑阴上的众多题刻被涂上灰泥，嵌在墙中而无法得见，碑阴也因此而受损伤。到翁方纲写《米海岳年谱》时，所见的也是碑侧被砌入壁内，因而叹惜“知者罕矣”。如今岳麓寺，此碑外已建了碑亭保护，我依靠手电的灯光，碑阴虽然大都漫漶，但上面的字迹还依稀可辨。只是碑体的两侧还是被砌入石条内，米芾的字根本无法看见，未免惋惜。
长沙的五年任职，对米芾一生艺术观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潇湘的烟雨山水，对他日后水墨云山的创意，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离开湖南之后，一生中有许多诗作还在怀念着潇湘，还在怀念着岳麓。比如：
湘西衣冷榻留云，此夕还如入梦魂。
六月薜萝嗟意欲，一生林壑与心论。
再有：
千里寄声怀惠好，西风正隔洞庭深。
又有：
旧对湘西雪，迟迟忆故关。
水云资老景，吟引谢江山。
还有：
我思岳麓抱黄阁，飞泉元在半天落。
石鲸吐出湔一里，赤日雾起阴纷薄。
我曾坐石浸足眠，时项抵水洗背肩。
客时效我病欲死，一夜转筋着艾燃。
如今病渴拥炉坐，安得缩却三十年？
呜呼！安得缩却三十年，重往坐石浸足眠！
看来，闲坐岳麓下，梦对湘西雪，坐石浸足眠的生活一直是萦绕在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中记忆，到了知天命之年还在念念不忘，直到化为笔底文字、墨中书法、画里山水而永留人间。
除了岳麓寺，岳麓山中还有一座道林寺，它与岳麓寺是齐名的古刹。它以前叫道林精舍，前人有诗曰：“此是前朝古书院，而今却作梵王家。我来登眺不胜慨，独倚东风数落花。”到了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道林寺竟被一庸官列为“淫祠”而拆毁，把建筑的木石材料移去修建岳麓书院！只是因为它废圮较早，只存旧址，所以名声上不及岳麓寺。米芾当年在长沙时，每到岳麓山，必去道林寺，还写了一首《道林寺》：
楼阁明丹垩，杉松振老髯。
僧迎方拥帚，茶细旋探檐。
这首诗的书帖还在，是他最早存世的书法作品之一。
米芾常到道林寺去的原因，还因为寺中藏有他喜爱的古代书法珍品。
道林寺里有一座四绝堂，始建于南唐，因堂里藏有沈传师和裴休的书法、宋之问和杜甫的诗篇而出名，因而号称“四绝”。但米芾的朋友蒋之奇为之撰文时，认为这寺里所藏的还不只这“四绝”，还有韩愈的诗和欧阳询的书法，他评定为：沈传师的书法为第一，欧阳询的书法为第二，杜甫的诗为第三，而韩愈的诗则为第四，这才是真正的“四绝”。也有后人据此而衍生为“道林六绝”。但不管前人如何评定排列，在米芾的心中，唯有沈传师和欧阳询的书法才是值得他屡屡去观摩的。
欧阳询是初唐时的书法名家，与虞世南齐名，合称“欧虞”，也与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大家”，以法度严谨、书体险峻而被誉为唐人楷书第一，《宣和书谱》中称他的楷书为“翰墨之冠”。他的儿子欧阳通继承父业，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史称“二欧”。欧阳询是潭州人，笔记中说，一天他在骑马赶路时，见到路旁有一通古碑，是晋代书家索靖写的，他便驻马浏览，很久才离去。但在离碑数百步之后，却又拨马返回，下马站在碑前反复观摩，等到疲倦了，就在碑下铺开布被和毛毯，坐下慢慢欣赏研习，晚上就露宿在碑旁，一直盘桓了三天三夜才离去。这样一种对古人书法的痴绝被他的后学米芾所继承。欧阳父子在岳麓山的道林寺里留有著名的“二欧碑”，由欧阳询和欧阳通父子二人共书，欧阳询还为寺里题写了“道林之寺”的匾，米芾曾在碑匾前反复研读，称它“笔力劲险”。他在长沙城南楚门居住的胡氏家里借来一册欧阳询的小楷《荀氏汉书节》，反复心追手摹，其痴绝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年的欧阳询。
最能吸引米芾的，还是被称为是“寺内第一绝”的沈传师书法牌。沈传师是中唐时的苏州人，以书法闻名，有人把他的书法和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的书法并列为妙品，甚至有人称中唐以后以沈书最佳。一向眼界高远、难出佳评的米芾对他甚至有“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的评价。而这位米芾一向仰慕的大师现在就有字留存在道林寺里。这是沈传师自撰的一首诗《道林寺诗》，写在寺里的四绝堂里，它并不是刻在石头上的一通碑，而是写在木牌之上的墨笔书法。这块木牌用杉木板制成，上面略略涂一层淡淡的白粉，并没有盖住板上的木纹，字是用墨书写的，字大如掌，墨已经浸进了木板里面去，因此虽然年代久远，但墨色却是没有褪脱。当年书写时的起顿转折、用笔走势都可看得一清二楚，无异于纸上的法帖。这种把书法写在木板之上的做法，有别于刻在石上的碑，在古时常有。米芾在广州光孝寺留下的佛号牌，以及他在润州焦山留下了六板壁的书法，都是做这样处理的。米芾见到沈传师的这幅书法，极为喜爱，也极为崇敬，他便去向和尚借来，留在自己的书房里欣赏临摹，揣摩沈书的精笔，直达半年之久。以后他又嘱告寺僧希白，把这块字牌上的字描摹下来，直接刻在石上，使它成为碑，以利久存。到了政和年间（1111—1118），徽宗得知了寺里有这块沈书的木牌，便派人来取牌，放入宫中，并效仿道林寺的做法，把字刻在石上，以拓片遍赐诸大臣，但效果终究不如寺里的旧牌好，总是失真了。
后世的书家谈及此事时，一般都只提及沈书之佳，并无人提及沈诗的内容。《岳麓书院志》记载，沈传师所书的竟是一首长长的七言古诗，加上标题，长达一百九十六个字，如果照现在按字论价的做法，这一篇字是天价了！何况，一块木牌上写了这么多的字，每个字要有巴掌大小，它的面积之大也可以想象，难怪要被历代名家和米芾视作极品。现把这首诗摘抄如下供欣赏：
奉酬唐侍御杜员外二寺诗 沈传师
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
为闻南国富山水，青嶂逶逦僧家园。
含香珥笔皆耆旧，谦挹自忘台省尊。
不令执简候亭馆，直许携手游山樊。
忽惊列岫晚来碧，积雪洗尽烟岚昏。
碧波回屿三山转，丹槛绕郭千艘屯。
华标蹀躞绚沙步，大旆粲错辉松门。
樛枝竞骛龙蛇势，折干不灭风霆痕。
相重古殿倚岩腹，别作新径萦云根。
日伤平楚虞帝魂，情多思远聊开尊。
脆丝细管逐歌飏，画鼓绣靴随节翻。
锵金七言凌老杜，入木三法蟠高轩。
嗟予绝倒久不和，忍复感慨论元元。
从诗中可以得知，这是沈传师来长沙任职时，在初春雪后陪杜员外游岳麓和道林两寺时所作的，他除描写了从寺中看出去的美丽景色之外，还用“锵金七言凌老杜”一句来表明了自己不让杜甫的自负，而此时杜诗分明已存在寺中了，也是为岳麓和道林二寺而写的。正因为这几件国宝级的文物，南唐时的长官马殷才在此建了“四绝堂”来保护。沈传师此诗写得绝佳，加之善书，可谓一人而领双绝，被人推为是“四绝”之首，当不为过。杜甫的诗也是自己书写在板壁上的，但杜以诗名，书名却远不如沈，所以沈的自负可能出于此，他以己之长来比别人之短。等到米芾去道林寺时，壁上的杜诗已经漫漶，只存一“甫”字了，他感叹之余，为此而作了一首《杜板行》以记其事，但此作也已无从寻觅了。
借来沈传师的字牌，带回自己的书斋里去欣赏临摹，这只是米芾自己的一面之词，而根据他的好友蔡绦的记载，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蔡说，米芾是因为太爱沈传师的这块字了，好在这块牌子不重，便于携带，而这时他已接到了调离长沙的任命，于是便把这块牌子打入自己的行李之内，趁着离开的机会，竟然乘船扬帆，逃之夭夭了！等寺僧发现米芾竟然带走了寺里的墨宝，不告而别了，追之不上，便去官府报了警。官府闻讯，派出捕快，赶上米芾，这才把木牌追回，送归寺里。
这真是一件千古奇闻：一位当地的行政长官，前公安局长，竟然带走了寺庙里的一件宝物，无异是一桩盗窃案，或者是诈骗案。虽然这可以解释为爱之弥切，也可以看成是巧取豪夺，但无论如何，不告而取、携物而逃总归是不对的。米芾司法却违法，因爱而窃取，出了大丑，从而留下了一个千古笑谈，一桩千年公案。后人讥笑米芾若是喜爱别人收藏的字画，就千方百计地想要巧取豪夺来，归于己有。这或许就是最早的一例吧。
按理说，一位官员的离任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如果他是个清官，还会有当地的老百姓前来遮道挽留，或是奉赠仪程，或是送万民伞。但米芾的离任却是出了大丑，这样的不光彩，真正是羞煞人也！
临离开长沙之前，米芾还做了一件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三十岁之前所作的诗文，一把火烧掉了（不知道被烧掉的是否还包含他的早期书法）。这种“尽毁己作”的行为是出于“而立之年”的自负，还是出于“悔其少作”之心？可惜的是，我们就此无法窥到他少年时的习作了，这也给历史上留下了若干的佚文和散篇。
南官五年，是米芾一生中最长的任期，在临别之际，在被捕快取走沈传师的木牌之后，他终于怏怏地离开了这块楚南之地。怀着半分愧怍，半分尴尬，怀着对未来前途憧憬的复杂心情，米大官人在船上回望着烟雨朦胧的岳山湘江，潇洒地拱手而别：长沙，拜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