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或作存斋，祖籍浙江慈溪，后迁居杭州。中年隐居江宁（今南京）小仓山的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少年得志，中年退隐，久居金陵，交游广泛，活跃文坛，足迹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他心胸坦荡，风流倜傥，嗜谈善思，直言好论，却不喜欢琴棋书画，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独特人物。

袁枚的祖上曾做过高官，到祖父辈便没落了。祖父袁锜、父亲袁滨和叔父袁鸿，都为生计所迫，终年游幕四方，家境相当贫寒，有时尚须靠母亲针黹维持温饱。他在《秋夜杂诗》中回忆说：“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阿母鬻衩裙，市之得半饱。敲门闻索负，啼呼藏匿早。……”在《孙秀姑墓》诗中，他叙述了姑母秀姑被豪绅凌辱而自尽的惨剧，足见袁家当时势单力薄的处境。

袁枚是一个有志气的少年，他天资聪颖，七岁入塾就读，九岁学作诗文，十二岁就考取了秀才，不久又补为增广生和廪生。二十一岁时他去广西探视叔父袁鸿，广西巡抚金命他作《铜鼓赋》，他一挥而就，金大为赞赏，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当时全国应试的二百多人，袁枚是最年轻的一个。过了两年，即在他二十三岁时，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年又以第五名的优异成绩为二甲进士，即入翰林，不久改庶吉士。这时的袁枚，为诗作文，不避忌讳，有点忘乎所以，实际上已经潜伏着失败的危机。三年散馆考试，他的满文考在下等，于是改官外调，去江南任溧水县令，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这时他才二十七岁。此后担任过江浦、沭阳和江宁的县令。三十四岁时于江宁任上辞官家居。三十七岁时曾一度起官，到陕西任知县，然而不满一年即因丧父服孝而离任。从此不再做官，隐居江宁小仓山，以诗文、游历和授徒终志。

以三十七岁为界，袁枚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因初入仕途，英气勃发，很有政治抱负，一心想在官场中有所作为。尽管改官江南使他受到打击，有从天上落到地上的感慨，所谓“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但在县令任上他却勤政不苟，竭尽全力施展他的政治才能。每到一地，都有显著的政绩。因他年轻初仕，他父亲很不放心，曾微服入境察访，一路听到百姓的颂扬声，心中大喜（见《闻香亭宰正阳再以诗寄》）。他治理县政积累了一整套经验，曾作《州县心书》，专述做州县官的方略。他的门生王礼圻向他询问如何当好县官，袁枚复信详作回答，由此可见他为政的用心。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在江宁任上，他的知交两江总督尹继善曾上表朝廷荐举他担任秦邮州牧，但未获批准。对于仕与不仕，袁枚早就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次挫折，使他从迷梦中清醒过来，增添了他对腐败官场的厌恶，终于在失望中坚定了弃官的决心。

在这一时期内，袁枚留下了一系列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也写了不少记述官场生活的作品，如《捕蝗歌》、《府中趋》、《俗吏篇》等等，有的为任内的治绩而自豪，有的却反映了对腐败吏治的厌恶。

从三十七岁弃官直到八十二岁逝世，是袁枚生平的第二个时期。在这长达四十五年的家居生活中，其主要活动是读书、游览、作诗和教授弟子。他平生甚少嗜好，不饮酒，不赌钱，不爱听曲，不信风水，不求神佛，唯独酷爱读书，乐于旅游。“岁月花与竹，精神文与诗”（《秋夜杂诗》），是他生活旨趣的写照。他住在随园，也常去苏州、杭州等地访亲问友，与四方名流诗歌唱和。晚年得子后，他游兴更浓，从六十七岁开始，遍游天台、雁荡、黄山、匡庐、罗浮、桂林、南岳、潇湘、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窦等诸般胜景，有的地方去过数次，直到八十高龄仍不肯息步，可谓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在此期间，袁枚写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歌，歌颂了大自然的瑰奇和壮丽，如《到石梁观瀑布》、《游黄山记》等，都是游记文学的不朽之作。“诗多幸赖辞官早，累少全亏得子迟”（《八十自寿》），早年官场的失意，却使他能有充裕的光阴去吟诗作文，在文坛上取得巨大成功。不过，作为一个有卓越政治才干的人，却于风华正茂之年悄然引退，其心灵的创伤却也难以愈合。多年以后，当他作为一位诗人而名满天下时，仍然无限感慨地唱道：“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自嘲》）

袁枚生性散淡，坦荡率直，不随时俯仰，敢说敢做，所谓“理足口即言，往往翻前案”（《七十生日作》）。他的自得之见、过人之识，往往惊世骇俗，其中不乏精辟深邃的见解。

袁枚生活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程、朱的“性理”之学治天下，文网高张，统治綦严，因此在思想上，袁枚自然不可能公然高举旗帜，自立派别。但他却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识见来抗衡宋儒。明代的思想家曾以“好货好色”来反对程、朱理学，袁枚承袭这一精神，公开宣称：“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再答彭尺木进士书》）；袁枚说：“性不可见，于情而见之。”“善复性者，不于空冥处治性，而于发见处求情”，“情何累性之有？”（《书〈复性书〉后》）。他反对虚伪矫饰，追求真性情，学生说他“语必惊人总近情”（《答刘澄斋》），是十分中肯的评语。在男女为大防的时代，他不理会世俗偏见，广泛招收女弟子，有姓名可考者不下五十余人，以致被章学诚斥为“非圣无法”、“倾邪淫荡”。而这恰可见出袁枚的独立思考，平心察理，不随时步趋，不拘于礼法。他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真知灼见，时时闪光，精华所在，弥足珍贵。

袁枚是文学理论家。他的《随园诗话》对诗歌创作、评论与鉴赏诸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袁枚的时代，正统诗坛上呈现复兴景象，流派纷起，各立门户，其中影响较大的诗派有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等。这些诗派的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继承唐宋以来的传统诗论，有的流于空泛，有的拘守风雅，有的竟以义理考据入诗。袁枚则自树一帜，倡导“性灵说”，与时风对抗。所谓“性灵”，就是作诗要本乎真性情，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时要重视灵机，或者叫灵感，即要求诗人要有灵敏的审美感受和巧妙的想象构思，创作出诗味新鲜、诗趣真切自然的作品，反对那种因袭模拟、缺乏生气和个性的诗风。他特别推崇南宋杨万里“以时不以形”和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并加以发展，从而提出一套相当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特别是在如何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他的阐述全面而透辟。他说：“诗有工拙，而无今古”（《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又说：“平居有古人，学问方深；落笔无古人，精神方出”（《随园诗话》卷十）。对于古代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既注意充分学习吸收，又不为所囿。

袁枚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散文方面。其散文创作似乎更显示出他自觉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特点。其叙事、议论性文章受到《史记》、《汉书》以及秦汉议论文等历代优秀散文的影响极为明显，叙事简括而不枝蔓，议论往往反复论辩而透彻明达。他的一些碑传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特色。游记、山水小品等文章，虽也明显受到唐宋以来诸大家的影响，但却更显示出袁枚的个性特色，往往从内容到形式都力避俗套，打破固定程式，其自由收纵的笔力，清新活泼，舒畅痛快。袁枚自称其著述“颇树一帜新”，是符合其作品实际的。当然，他的文集中也有大量的应酬文字，他自己也就此承认不能免俗。

袁枚现存诗作约七千首，数量相当可观。清人陈廷焯曾评论说：

小仓山房诗，诗中异端也，稍有识者无不吐弃之，然亦实有可鄙之道，不得谓鄙之者之过。假令简斋当日删尽芜词，仅存其精者百余首（多存近体，少存古体，不必存绝句，极多以百余首为止，更不可再多），传至今日，正勿谓不逮阮亭、竹垞诸公也。（《白雨斋词话》卷十）

这种评价显然是过苛了。袁枚对自己的诗作却相当自信，也颇为自负，他说：“仆诗兼众体，而下笔标新，似可代雄。”（《答程鱼门》）事实上他的诗歌不仅多产，而且有相当高的成就，不论古体还是近体，都有不少佳作，尤其是那些能够体现其抒发性灵主张的作品，更使人喜爱。

袁枚的诗歌约略可分为典雅和平易两类。那些典雅作品往往大量用典，在写景摹状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洋溢浪漫的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他的渊博学识和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承袭。而其平易风格的诗作则基本不用典实，纯用白描手法，清新洒脱，浅明如话，虽是直接受到乐府诗及杜甫、白居易、杨万里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巨大影响，但在句式、用词上却更反映出其自由创格、不受拘束的个性色彩，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他的优秀之作多具有一种人生哲理情趣，意真味鲜，给人以生活经验的回味和美的感受。不过，尽管在理论上他极力反对率意为诗，但在实践中却有不少诗歌写得轻率甚至显得浮滑，反映了他创作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袁枚对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韩廷秀《题刘霞裳两粤诗草》）的热闹局面。他与蒋士铨、赵翼并称“江左三大家”，主盟诗坛五十年，人们以亲与交游或得到其著作为荣。清人恽敬在《孙九成墓志铭》中说：“子才以巧丽宏诞之词动天下，贵游及豪富少年，乐其无俭，靡然从之。其时老师宿儒，与为往复，而才辩悬绝，皆为所摧败，不能出气且数十年。”袁枚也非常自信，他在《遣兴》诗中说：“古来真才人，俎豆非儿女。诸公莫相关，我自有千古。”总的来看，他生前诗名甚高，享尽荣耀，而人逝道亡，死后对他的讥评渐盛，连他的门生故旧也纷纷反戈攻讦，不留余地。但在贬抑中往往将其人品、思想、作风和他的创作混为一谈，有的甚至因他招收女徒的所谓伤风败俗就连他的创作也一股脑儿予以否定。近代学者章太炎先生甚至讥讽他不识字、不懂学问。平心而论，如果撇开其他个人因素，单就袁枚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成就来衡量，他应该进入古代优秀诗人的行列。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称袁枚为“诗坛革命家”，实非过誉。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指出，袁枚的诗歌理论“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允称中肯之说。

袁枚著述宏富，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外集》八卷，《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小仓山房尺牍》十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子不语》十卷等。我们从其诗文集中选录诗六十首、文二十二篇。选篇注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并尽量照顾到不同体裁和不同风格的作品。当然，受选译者水平的限制，取舍不当之处恐怕也难避免。至于说明欠精要，译文欠妥贴，注释有错误，种种可能的疏失，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我校顾复生教授审阅了诗歌部分的全部稿件，增益甚多，谨此致谢。

李灵年(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李泽平(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