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总统冯国璋

张映勤

冯国璋在北洋时期当过代理大总统，时间不长，一年零三个月。他去世得也早，1919年12月28日就因病故去，年岁不大不小，终年六十岁。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冯国璋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北洋系的重臣，直系军阀的开山鼻祖，与段祺瑞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一

冯国璋，字华甫，一作华符，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西诗经村。他们家原是当地的大户，到他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主要靠种地为生。青少年时期，同大多数人一样，冯国璋走的也是科举致仕的道路，希望通过读书获取功名。他从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年长之后，因为家境贫寒，到姥爷办的毛公书院读书，虽然聪明好学，但时运不济，从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两试不第，二十四岁时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转年冯国璋到天津小站投入淮军盛字营从军，试图改变命运。他先做炊事兵，后当勤务兵。

淮军是李鸿章建立的武装，他在任直隶总督时，推行洋务运动，为了训练新式军官，1885年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挑选一些淮军兵弁入学，冯国璋因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好学上进，又经人推荐，顺利地进入第一期的步科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五年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冯国璋留校当了教官。当时军队晋升靠的是战功和私人关系，书生背景的冯国璋感觉难以在淮军学堂施展才华。1893年，他投到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的军中当幕僚，屡次为聂出谋划策，颇得重用。转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率部在辽东与日作战，冯国璋随行管理军械局，表现突出，深受好评。1895年4月，三十六岁的冯国璋经聂士成推荐随驻日公使出使日本，在考察军事的同时，结交了一批日本军界人士，并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制度的“兵书”，转年回国后上呈聂士成阅读。聂士成没什么文化，未予重视，但又不想辜负部下的热情和努力，便把所谓的“兵书”转给了朋友袁世凯。袁世凯也属于淮军，这时正在主持小站练兵，用人之际，求贤若渴，看到这几本书，不禁拍案叫绝，如获至宝，称赞冯国璋道：“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军界学子第一，了不得了！”于是向聂士成要人，将冯国璋纳入门下，共襄其事。

几年后，袁世凯官运亨通，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处大臣，加封太子少保衔。得到朝廷重用后，他开始大力提拔亲信，培植羽翼，委任冯国璋为督操营务处总办，自此天津小站新军兵法操典多由他一手修订。中国第一部现代军事操典书《新军兵法操典》即出自冯国璋之手，这也是他发迹的开始。1903年，冯国璋再度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升任练兵处总办兼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督办。1907年，四十八岁的冯国璋又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

1909年，即宣统元年，五十岁的冯国璋再次官运亨通，被清廷委以军咨府军咨使的要职。这一职务相当于陆军参谋长，负责全国军队的驻扎、调防、军事演习等重大事务。

在前清，科举不成的冯国璋经袁世凯的大力提携，在军旅生涯中找到了晋升之路，成为北洋新军的股肱之臣。

1900年秋季，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决定在济南举行操练与检阅军队的秋操大演习，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接到命令，昼夜加紧操练新军。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参加检阅部队，一行人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当冯国璋发出口令后，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军容严整，训练有素，场面壮观，振奋人心。德国总督当面称赞主持操练的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

所谓的“三杰”，声名远播，均为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大佬级人物。“北洋之龙”王士珍，才智过人，性格谦和宽宏、锋芒不露，若隐若现，游于宦海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北洋之虎”段祺瑞，性格坚定，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令人生畏，故曰虎；冯国璋有忠心护主的一面，也有见风使舵、善变圆滑的一面，人称“北洋之豹”，也称“北洋之狗”。

说起来，冯国璋与袁世凯两人同龄，冯国璋的生日比袁世凯还略大几个月。袁世凯用人有道，驭下有方，礼贤下士，敬冯国璋为上宾，对他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他管理。小站练兵，极大地提高了袁世凯的地位。他得到朝廷重用之后，不断提携手下的干将，冯国璋随后也步步高升。对袁的知遇之恩、重用之情，冯国璋一直心存感激，始终以“门生”之礼事袁，态度恭谨谦逊。

1908年，小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为报复袁世凯当年出卖其兄光绪帝一事，载沣将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彰德“养疴”。冯国璋在政坛处事谨慎，八面玲珑，四处讨好，周旋于袁世凯和朝廷之间，他提出请辞回家，未被批准。袁世凯的旧部中他是唯一比较得到朝廷信任的官员，这也是后来他一度忠君保皇的原因之一。冯国璋工于心计，为人圆滑，在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首鼠两端，互不得罪，一方面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不改其忠，暗通音信，不断联系；一方面对朝廷也忠贞不贰，结交皇族，邀宠示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江山不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政府试图以武力镇压革命军，陆军大臣荫昌受命督军前往镇压，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各部队，均归其节制。荫昌亲率第一军打头阵，第二军则由冯国璋督率接应后援。清朝贵族荫昌虽然得到朝廷的信任，但手里没有一兵一卒，调动不了军队，出去参战，他改不了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做派，磨磨蹭蹭十天以后才到了武汉。他将指挥部安在火车上，由重兵把守，并在火车的前后都挂上了火车头，随时可以逃跑。这样的清朝贵胄，如何领兵打仗？！

这时的冯国璋接到任命，马上跑到彰德密见袁世凯。袁大人面授机宜，以“慢慢走，等着瞧”六字箴言相告，并对冯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袁世凯经营新军多年，官兵上下对其极为效忠，北洋军形成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荫昌作战不利，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冯国璋又走走停停，迟滞不前，起义的风暴遍及各省，告急的文书纷至沓来，朝廷震惊，不得不走马换将，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待价而沽，要足了条件。出山之后，命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任务，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为后方接应。

冯国璋得到命令后，马上率军猛攻汉口，炮轰放火，穷追猛打，激战三日便攻克了汉口，其后又打下汉阳。武汉三镇连克两镇，其势之猛出人意料。冯国璋因战功卓著被朝廷授予二等男爵，他正打算一鼓作气渡江拿下武昌之时，袁世凯却命令他按兵不动。

冯国璋立功心切，他懂军事，善用兵，但玩不好政治，袁大人“剿抚并重”的良苦用心他没揣摸透。革命军是袁世凯手里要挟朝廷的王牌，冯国璋的战绩让革命军看到了北洋军的强大实力，但是一旦把革命军灭了，阻断了沟通的渠道，他拿什么与朝廷讨价还价？这点心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历来军事就是政治的延续，军事要为政治服务，这种基本常识冯国璋不会不懂。说到底他骨子里还是效忠朝廷，梦想着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当时袁世凯派心腹王士珍到前线暗示冯国璋，要他凡事悠着点，打打停停，伺机而动。冯国璋竟然说：“余只知精忠报国，不知有他。”不仅如此，冯国璋还头脑发热，亲自跑到北京通过摄政王载沣面奏隆裕太后，请求拨给饷银四百万两，他保证可以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财政吃紧，四百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给他拨发三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清政府当时把宝压在了冯国璋身上，希望他再接再厉，一举扫平革命党。可是当时国家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可供朝廷支配的银两只有一百多万两。袁世凯听到风声，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袁世凯不可能让冯国璋坏了大事，他马上将冯国璋调回北京，接替载涛担任清廷禁卫军统领，兼察哈尔都统。前线战事交由段祺瑞全权指挥。

冯国璋虽然没有完全实现袁世凯的政治意图，但是他战功卓著，连克两镇，作用非凡，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逼清帝退位，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初在君主立宪还是共和体制的选择上，冯国璋举棋不定。但是他很快便顺应形势，心里清楚清朝已经大厦将倾，无力挽回了。同情归同情，可是他无能为力，袁大人执掌国柄，只能继续在这棵大树下乘凉。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再次向清廷施压逼宫，联名四十六位北洋高级将领吁请清帝逊位，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1月1日这一天，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这一次联名的变成了四十七人，唯独少了他冯国璋。

此前，冯国璋曾对家人讲过：“现在有人要推翻大清，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不干，你们也一样。”见了电文，他勃然大怒，对其秘书长说，段祺瑞现在人在保定，这个电报却发自武汉，是真是假，尚无法确定，他要通电质问。手下人清楚段祺瑞的做法都是袁世凯在背后指使，晓以利害，反复劝说，冯国璋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接受现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昌起义最大的赢家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

袁世凯要逼小皇上退位，其实还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当时北京有一支保卫朝廷的禁卫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支一万两千多人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效忠皇室的满族和蒙古族人，北洋重兵这时候并没有集结于北京，一旦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后果不堪设想。而能驾驭这支部队的，只有禁卫军统领冯国璋一人，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冯国璋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为袁世凯登上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国璋带着赫赫战功回到北京，担任保卫京畿的重任。由于他为人机智圆滑，对皇室贵族恭敬有加，素有忠君的美名。昔时，皇族为了牵制尾大不掉的袁世凯，对冯国璋也是极尽拉拢予以重用。在武昌前线，他的突出表现让朝廷十分满意，他誓死效忠，奋勇拼杀，极力主战，反对议和，与袁世凯的态度大不相同。大势已去，南北谈判之时，他又以旧臣身份主张优待清室，保持帝号，为维护皇室利益做出了不少努力，冯国璋的所作所为深得皇族好感。解决好禁卫军的问题，非他莫属。

1912年2月10日上午10点，清帝退位的前两天，冯国璋来到禁卫军大营，集合官兵，进行安抚。他先分析了一通形势，告诉大家，只有和议，别无选择。然后开始宣读《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

听到“皇帝逊位”的消息，队伍中立刻出现了骚动和议论，冯国璋信誓旦旦地向大伙表示：“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禁宫，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裁撤，不断饷，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什么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皇室的安全待遇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冯国璋都做了保证，皇室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禁卫军俸饷等也维持不变。人们见大势已去，不再有任何反应。一场潜在的骚乱危机让他巧妙化解。

二

冯国璋力挺袁世凯很快得到了回报，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后，任冯国璋为总统军事处处长兼禁卫军总统。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

1913年3月20日，国会开会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孙中山怀疑此事是袁世凯在背后指使，组织力量进行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此后他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被授以宣武上将。从此，冯国璋拥兵自重，坐镇南京，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

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巩固，他对自己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段祺瑞采取了笼络和打压的两面手段，除加官晋爵之外，大总统重施政治联姻的故技，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了丧妻不久的冯国璋，同时又派人监督限制他的权力。

冯国璋为了保袁，放弃了忠君的立场，而一旦发现袁世凯有称帝的举动后，就立刻表示反对。

冯国璋那时坐拥江苏富庶之地，兵多粮广，当他听说北京城有人策划拥袁称帝的消息后，决定到北京一探虚实。1915年6月，冯国璋三次亲自谒见袁世凯。每一次袁世凯都要留他吃饭。

冯国璋借机试探道：“外间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请预为秘示，以便地方上着手准备。”

袁世凯一口否认：“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今天总统的权力和责任，跟皇帝有什么区别？一个人想当皇帝，无非是为子孙着想，因为总统不能世袭，而皇帝却可传子传孙。拿我来说，老大克定有残疾，是个无用的跛子，老二克文以名士自居，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其余都很幼小，岂能付以国事？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会招祸，不会有好处的。”

冯国璋又追问一句：“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南方人言啧啧，都不明了总统的心事，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也推不掉了。”

袁世凯听了还装作很生气的样子：“我决不会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让他在那里买好了房子，如果再有人逼我，我只有出国去当寓公，再也不问国事了。”

袁世凯信誓旦旦，说的和真事一样，冯国璋半信半疑地回到南京。谁想到过了不到半年，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劝进”。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发布命令，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为“洪宪”。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

几天之后，洪宪帝就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封一等公，急电催促他进京就职。冯国璋知道被人耍了，这一次再也不上当了，声称有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出任征滇总司令，他仍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不就。当梁启超派人到南京，联合他共同反对帝制维护共和时，冯国璋的病马上好了，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他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言辞恳切地劝其退位；又通电几个省，表明自己反对帝制的态度。

最初，公开反袁的只有宣布云南独立的蔡锷、唐继尧等人，他们与北洋集团无论是在政治影响力上，还是在军队实力上，都没法相比。冯国璋这时候的选择至关重要，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有胜算。在所有未独立的省份之中，冯国璋的号召力极大，振臂一挥，就会使许多观望的将军、督抚们改变态度。他既是护国军的坚定支持者、同盟者，又考虑到与袁世凯的旧情，政治上反对帝制，积极筹划协商，四处联络施压，大造声势；军事上暂时观望，大棒举起来，先不下手。

1916年3月19日，冯国璋联络长江巡阅使张勋、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发出了致各省将军的密电，征求各省对撤销帝制收拾时局的意见，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这五个人都是北洋大将，手握重兵，盘踞一方，一旦出手，连带其他各省起义，袁世凯的天下势必土崩瓦解。

袁世凯见了电报，吓出一身冷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封密电无异于给他送上了一道催命符，三天之后，袁世凯便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两个多月后的6月6日他忧惧而亡，时年五十七岁。有人说，冯国璋的背叛是导致袁世凯死亡的主要原因，“五将军密电”成了压死袁世凯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当大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心服口服，袁大人足智多谋，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堪当大任。可称帝不一样，大总统死了，他们两个人都有机会上位，袁世凯当了皇帝，将来太子继位，他们梦想破灭，又成了袁氏家奴。让他们再伺候太子袁克定，那是绝不可能的。

袁世凯在称帝以前，一些北洋旧臣见他时恢复了跪拜，有一回冯国璋、段祺瑞春节去给袁世凯拜年，两人勉勉强强不情愿地跪在地上，弄得连大总统都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拦住说：“不敢当，不敢当！”可冯、段二人到了袁克定那儿，这小子居然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接受两位前辈重臣的跪拜。就冲这一点，两人也不会赞同袁世凯当皇帝。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他不愿失去地盘，仍在江苏就职，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兼江苏督军。此时北洋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派。

1917年7月，因府院之争，张勋入京调停，却闹起了复辟，黎元洪躲进了日本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复辟闹剧只上演了十二天就草草收场。

赶走了黎元洪，段祺瑞三造共和，再当总理，他马上给远在南京的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只有“四哥快来”四字。冯国璋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盘和兵权，又贪恋总统的位子，他经过反复斟酌筹划，将一切安排妥当后，于8月1日，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职务。

冯国璋进京后，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北洋三杰”聚在一起，信心十足地筹划未来。三个人共事多年，情意深重，冯国璋成了元首，他表态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这时的北京政权由他和老段瓜分了，一为代理总统，一为内阁总理，冯国璋以为黎元洪不是北洋派系，和段祺瑞难以合作，这回自己当了总统，老段顾及情面，从此可以“府院一体，内外一心”了。况且他也不是黎元洪，要钱有钱，要兵有兵，地盘不小，势力很大，段祺瑞断然不敢小觑。

冯国璋想得太天真了，玩政治、玩手段他还真不是老段的对手，很快，“府院之争”再度爆发，直皖矛盾不断升级，冯国璋在总统的位子上只干了一年多，1918年9月他被段祺瑞胁迫下台。

三

在北洋旧人中，冯国璋以爱财著称。坊间最著名的段子是关于“卖鱼伐树”的故事。

话说冯国璋当了代理大总统，住到了中南海。有一天他散步时看见了“三海”里有很多漂亮的大鱼游荡，便随口问了一句：“这都是些什么鱼呀？”随从赶紧回答：“回大总统，什么鱼都有，都是些珍稀品种。三海是历朝历代皇上放生的地方，谁也不会动它们，都成了精了。听说有的鱼都上百年了，大的有上百斤重！”“哦？”冯国璋来了兴趣，“这要是把这些鱼都卖了，应该值不少钱吧？”随从答道：“肯定值钱，听说有的大鱼身上还套了金圈，挂了金牌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冯国璋就派人把“三海”里的鱼都捞了上来，金圈、金牌有没有不知道，但这么多鱼也是一笔钱。手下人把鱼运到市井，沿街叫卖“中南海的鱼，大总统的鱼”，一时间，北京城里到处都在卖这种鱼，饭馆也借机炒作，推出了“总统鱼”的招牌菜。冯大总统小赚了一把。事后有人戏称：“宰相东陵伐树，元首南海卖鱼。”

伐树一事说的是，冯国璋的老家河北河间县，地处平原，历朝历代种植了许多树木，不少还是名木古树，参天合抱，尽是良材佳木。冯国璋做代总统时，觉得这些树能卖一个好价钱，便让手下把它们全部砍伐，用火车运到天津高价出售。当地老百姓见了自然民情激愤、怨声载道。消息传到冯国璋耳朵里，他见众怒难犯，于是采用缓兵之计，邀请故乡年高德劭的乡党士绅到北京，好言抚慰，解释说：“这些树树龄太老，任其腐烂实在是可惜，所以我派人将它们砍掉加以利用。请乡亲们不要误会，回头补栽新树的费用，全部由我负担。”大伙虽然心里不满，但是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好在人家答应了补偿，也算是尚可慰藉聊胜于无吧。于是当地老百姓各自购买新树补种，事后开单子找冯国璋报销费用时，他却置之不理了。

冯国璋“卖鱼伐树”的故事不过是野史罢了，是真是假没人考证。

之所以有这样的段子，和冯国璋爱财敛财的性格不无关系。这一点，成了人们诟病他的原因。北洋同僚段祺瑞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生不爱财，他对冯四哥的钱癖就颇有微词，有一次听说冯国璋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的鸦片，借制药之名，从中牟取暴利，他很不屑地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

“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洁身自好，为人低调，终生连汽车也不坐，从不在背后臧否人物，但是对冯老弟的爱财抠门也忍不住发几句牢骚。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一山不容二虎，终将段祺瑞逼退，任命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仍兼陆军总长。有一次，冯国璋让他派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王士珍请示路费开销如何报销，冯国璋支支吾吾不肯出这笔钱，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出来后十分生气，他对底下人说：“这件事还不全是为了他，我又不贪图什么！一天到晚为他出力着想，这一点钱他都不往外拿，真是太小气了！”

在有些人心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但是像冯国璋这么精明算计的也不多见。发迹之后，他通过各种手段，聚敛了大量财富，购地置房投资经营，很有商业眼光，从不放过任何挣钱的机会。杨帆在《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一书中披露：“冯国璋一生善于敛财，积攒钱财资产无数，仅天津就有房产三处，共计房间六百二十间，建筑面积近十二万平方米。在北京仅帽儿胡同的本宅，就有房屋五百多间；在煤渣胡同有房屋三十多间，元勋大人胡同和西堂子胡同还有房屋四十多间。冯国璋的地产与田庄主要在江苏与直隶两省，其中在直隶的土地共计约一千一百余顷，在江苏的土地主要是与张謇合办的企业，占地七十万亩。冯国璋一生进行的土地交易无数，其中尤以直隶都督任上的一笔交易数额为最，当时他伙同有关官员以清东陵放荒为借口，廉价购得一万余顷土地，除将其中三千亩转让议员宁世恩外，其他均用于交易，从中获利甚丰。除此之外，冯国璋在金融业、工商业也有诸多投资。”

据说，他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三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十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的股票和存款。

过去民间早有“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一个清廉的知府大人一年都能刮得十万两银子，更不要说两朝权贵，当过都督、将军和大总统的冯国璋了。

当时的大总统月薪三万，绝对算得上高薪，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月薪八块，而北大校长、前清翰林蔡元培挣得最多，月薪才三百块大洋，总统的工资是他们的百倍千倍，可这笔钱人家根本不看在眼里，与那些数不清的灰色收入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时仍兼任禁卫军总统官，每年有三百多万的军饷，他还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手，每年收税二百多万，其他花样繁多的各种进项更是数目惊人，当然，这些钱并不都是进了他个人的腰包。

冯国璋的后一任，一向老成持重、谨言慎行的徐世昌算得上为官清正的，有一次和老朋友赵元礼聊天时不慎说走了嘴：“一个人假若没有几百万，那还算个人吗？”连徐世昌这样没有一兵一卒的文人总统都这么想，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督军、巡抚们更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了。在他们看来，当了官，捞不到钱，只能说明你这人太笨没本事。

冯国璋的爱财在北洋政要中是出了名的，当时有人指责他“擅自封殖”，冯国璋有自己的解释：“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我是学人家萧何韬光养晦掩人耳目，经商是为了避免让袁世凯及忌恨者生疑说我有什么野心。冯国璋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给自己刻了一枚印章：“平生志在温饱”。如此低调，让人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