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洋妇”记

周松芳

晚近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长期受洋人欺侮，在一些人看来，如果得以娶一洋妇，是否可以“出一口恶气”，可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事实上没那么简单。梳理国人娶洋妇的史例，可谓别有意蕴在。

娶洋妇不易

最早立志也得以娶成洋妇的，恐怕是大名鼎鼎的容闳了。1845年他在澳门的马礼逊学校肄业时，曾写下一文，题为《意想之纽约》：“予之意想得成为事实者，尚有二事：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愿以偿。”由容闳之志，可见当时想娶个洋妇实在不易。但当时很多人认为，似乎留学就可以娶洋妇，所以当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学堂派员留学，三年届满回国，国内就热传这班留学人员，学没好好上，倒是娶了洋妇“以娱情”，此传言还堂而皇之地上了著名的《申报》——当然该报后来又刊发了更正的消息。

早期海外华人娶洋妇固然不易，但在英国有所例外。因为中英贸易渊源甚早，由于一口通商的关系，广东人很早就践土英伦。据学者考证，早在1769年8月，广州就有一位陶塑匠搭船去英国，受到热烈欢迎。稍后，又有一位译名“王彤”的人曾在1775年到访伦敦，并与英国的文士和科学家会面。再晚一点的1816年，冯亚生、冯亚学两个广东商人因其伯父任广东海关税收官，出于好奇搭船赴英伦，后赴德国登台表演二胡，并协助德国汉学创始人之一威廉·夏特研究汉语。

到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42年割占香港岛后，粤人与英人的往来更为密切了，最主要的当然是受雇于英人商船上的水手与杂役。这些水手与杂役，有一部分滞留于利物浦等港口城市，再内迁至伦敦等地，成为早期英国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除水手外，由于被西洋人以坚船利炮为象征的先进科学技术所震惊，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提出，“出洋一年，胜读西书四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因此求学留洋者也越来越多。在朝廷派遣官费留学生之前，不少广东人因地利之便及认识之先，早就私人留学英国了。

这些早期的广东水手或留学生，留下来，总要解决生理乃至家庭问题。他们不可能像美国来自中国广东的新会、开平、台山等地的金山客，即便人不在家乡，父母照样帮其娶妻，让新娘抱个大公鸡拜堂——无论如何，他们是想要回来的。这些留在英国的广东人，下焉者求诸风月场，上焉者觅一英妇，竟也有得偿所愿者。1868年，曾任光绪皇帝外语老师的张德彝随使欧美，在英国听说有广东人王阿秀在此开张茶铺，盈利丰厚，已纳“番女”为妻，六年内生了两子一女。次年又见到一例：一位英国妇人，年约三十，其夫名为田阿喜，隶籍浙江钱塘，以抛刀接刀为戏，在欧洲各国卖艺，两人结婚已有九年，育有子女。

至于不娶或娶不到洋妇，窥视或者嫖宿之，也是一种选择，虽然等而下之。此种“嗜好”，虽达官贵人亦不能免。1925年初，翁之熹随同传奇将军徐树铮出使欧洲，便曾入妓馆观裸舞；“性学博士”张竞生则认为巴黎是浪漫之地，有满大街的情人可找，下下等人才需要去逛妓院，但他1928至1933年再度旅居巴黎时，还是亲自去考察了巴黎最著名的妓院“玻璃宫”。

“吉士怀春，有女诱之”

早期移民，用广东话讲，“揾食艰难，揾女也艰难”。但随着中国派出三十万华工赴欧参加“一战”，情形则大为改观了。因为这些华工，多有滞留不归者，有娶妻的需求，而战后法国等地，女多男少，加之相处日久，种族隔阂或歧视会相对减弱，这时娶洋妇的事例，就相对多而且相对真实与美好。

这些华工不再“揾食艰难”，而是吃得好、穿得好，形象大为改观。当时的《远东时报》便有报道：“日领一法郎二五，在中国每月领十五元。”工人的住处被划分成数处，每处可容纳千人，工人们生活安适，倒也没有太多的不满意之处。定例每日给米两斤，鱼肉咸菜各四盎司，热水随量。餐后一小时，又给以茶半盎司。工人们既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又能随时令赴沙地操练，每日起床及睡眠均有规律，“故当出发之前，无不肥满强健”。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当时的法国，华工们则是“吉士怀春，有女诱之”。史学家蒋廷黼就说，1917年他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勒克列索劳军。一天晚上，他正在俱乐部中工作，一个法国女孩子跑进来，说要与蒋单独谈谈，于是蒋便把她带到办公室。女孩问道，她是否可以和一个姓杨的工人结婚，蒋廷黼告诉她：“我不认识那个人，所以无法提供意见。”又问她是否考虑过中国的生活习惯与法国多有不同的问题。法国女孩说已考虑过了，并言：“如果我待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骂我。我认识杨已经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有意思的是，在来法国前，蒋廷黼自己也正与一美国女友交往。某天，蒋的女友凯瑟琳和她母亲到餐厅来，蒋本想避而不见，但另一端盘子的学生有意捉弄他，他只好被迫硬着头皮去招待这两位女客。凯瑟琳的母亲给了他五元小费，让蒋相当尴尬。

对于华工与法女的结合，如果蒋廷黼还只是持旁观者与中立者的态度，那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可算是起劲的撮合者。1918年底，与李石曾同船赴法留学的著名政治人物李璜就说，李石曾尤其留心华工与法女“苟合”后所生的私生子。到法后，他即不遗余力地托专人收养中法混血儿。1920年，李石曾觅得专人专款，设立了一托儿所，专收在法华工与法女所生婴儿，其中大半皆为私生子。

在中法混血二代中，最成功、最出名的，恐怕要数谢东发博士了。谢东发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为法国人，他本人娶的妻子亦为法国人。谢的举止神情一派正宗的“法国范儿”，他精通英文、德文，办有报纸，社交面颇广。1925年，徐树铮出使欧洲时，还专门约见了他，并请他帮忙翻译及演说等事。谢东发由此成为代表中国的著名外交官，如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劳局理事会等。谢东发之所以杰出，除了“混血”的优势，当然还在于他的父亲并非普通的水手或者华工，而是大有来头：“西土文学家谢东发博士之尊人谢大铭君原籍江宁，其随曾纪泽远航来法……此盖侨法华人之老前辈。”

当然，最能乘其浪漫大“泡”法妞的，非“性学博士”张竞生莫属。他当时与宋子文等作为“中华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也有这个资本。张竞生交往的第一位法国女友，是有爱人的：“一日她向我说有先前的爱人因战伤到南方去医治，她奉母命不得不到他所在的地方去照顾。”旋即在游泳池里又“泡”到了一位当卫生员的已婚法国女子，还跑到日出岛过了一段时期的同居生活。可惜此女子两三个月后不告而别，令他好几个月魂不附体。1916年，张竞生转往南部的里昂大学后，或许南法人更浪漫，他得到了更多交友的机会。在里昂，他还与一个法女有了私生子，但那孩子不久后夭折，也就断了他携洋妇归国的可能性。

兼具开放与保守的广东人

经过“一战”的洗礼，欧洲的华人娶起洋妇来，就相对容易些了，尤其是在非主流的小国或英法等国的乡间。在比利时，华人似乎更受洋妇欢迎，著名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1934年访问比利时的见闻，堪称最佳例证。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年轻的青田小贩一同住在一个比利时人的家里，恰巧那家房东有三个女儿，年纪也正好与这三位青田小贩相当。这三位青田小贩见房东比较困难，也经常帮点小忙，接济他们。日长月久，来来往往，房东的三个女儿便与青田小贩产生了感情，而且都发生了关系，其中一个女儿年龄还在十六岁以下。此事被她们的父亲发觉后，那位父亲怒不可遏，上法院控告了那三个青田小贩。在别人的土地上犯事，小贩们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开庭审判的那天，观审的人很多，中国使馆也派人去旁听。幸好房东太太站在青田小贩一边。她当着众人，面对法官，口若悬河地讲了一篇大道理。她历数丈夫在外面“轧姘头”，平日不但不住在家里，而且置她们母女生活于不顾的种种“罪状”，极力赞扬三个青田小贩如何如何好。法官问那三个女儿，三个女儿也都说母亲的话不错，并且表示愿意嫁给这三个青田小贩。结果那三个青田小贩因祸得福，喜出望外，各拥着娇妻“凯旋”。

中国人吃苦耐劳，虽然在国内有“大男子主义”，但在洋妇面前，这些“大男子主义”不仅不见了踪影，还变成“小男子主义”，甚至“男仆主义”了。有人在经济条件相对没那么好的苏格兰观察到：中国人想交外国女友，或娶她们为妻，那她们真是感谢上帝，因为嫁了中国人，被带回去总可以有仆人可用，嫁了本国的人，就得像奴隶似的一天到晚操劳。并不是说每家如此，因为苏格兰人家中有佣人的很多，就是因为中国人所讨的外国女人都是下等的人，有时自己是人家的佣人，嫁了中国人反而有人用。如果是个有钱的华人，那更会有苏格兰洋妇倒追。

这些娶苏格兰女子的华侨或留学生，多半是广东人。成立于1583年的爱丁堡大学，是全球顶尖名校，也是与广东人渊源最深的英国大学。在英的中国留学生，除了伦敦，就以爱丁堡的数量为最了。

1934年，邹韬奋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在利物浦的华人，大多娶了英国女子，在曼彻斯特也有二十多个华侨，全部从事洗衣业，也几乎全有了英籍的妻子。当然他们差不多全是“妻管严”，这不单是寄人篱下的原因，还在于冒险到英国谋生的华侨，教育程度原本就低，有许多人中西文字都不识，而英国妻子至少受过一些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辖，“惧内者”居多，因为写信记账以及许多事都要仰仗她们。但卑贱及缺乏文化，并不妨碍他们的小孩出落得聪明、健美。

在首都伦敦，娶洋妇的难度自然更大一些，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广东华侨娶了英妇。这还得益于战争的“恩赐”：华侨有机会和英国女子一起工作，因有接触机会，她们觉得平日听上去可怕的中国人倒也不怎么坏，因感情日洽而嫁给中国人的不少。因此中英混血儿们，在当时的伦敦有两百个上下，不但相貌好，而且非常聪明。可这些合法婚生的孩子，也常常遭受歧视。如毕业找工作时，雇主每每以“中英合种”的缘故加以歧视，拒绝录用。不仅孩子，他们的英国母亲也同样遭受歧视，气无可出时，她们便说：“我不做英国人，我既嫁给中国人，便是中国人了！”可见即使娶了洋妇，也不能“沾妻带夫”。

据时人莫耀的统计，当时中英混血儿在全英国约有两千余人，大多艳丽聪颖，“凡英国各区学校学生，成绩最优者必属之”。莫耀担心他们纯粹接受英国教育，数典忘祖，因此便与伦敦的国民党组织商议创立两间学校，加强这些混血儿的中华文化教育，并在回国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呼吁高层重视。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也显示了国民党精英中，自元老李石曾之后，不乏具有此种情怀之人。当然，推动之功，粤人有力焉，因为国民党伦敦支部的七百多名党员，百分之九十都是粤籍工人。

当然也有能娶而不娶洋妇者，尤以广东人为典型——广东人真是兼具开放与保守两个极端，于斯可见。有记载称，伦敦唐人街曾有一家药铺，掌柜姓黄名生，系广东人，十二岁就跟他叔叔到了英国。先替人洗衣服，后来做杂货店店员，最后当了药铺东家，曾在伦敦大学法科进修。“一战”时，他上书美国总统威尔逊，力争山东问题，请求主持公道。这位黄先生年满三十却仍未娶妻，终日以不识汉字为耻，早晚读《英华字典》，在汉字旁标注英音。适逢四十岁才出国的贵州黄生先生，遂“互换课程”。广东黄生心中郁郁不乐，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贵州黄生劝他娶英国女子，他终以“死了不能归葬祖茔，养子不是完全中国人”来回绝宗兄的提议。贵州黄生是“五四”后出国的，思想新潮，极力解说人种“杂交”的优点，而广东黄生终不为所动。后来广东黄生因必须专心攻学以取得学位，不得不另请一位英国女店员相助。谁知女店员爱上了男东家，男东家也教女店员打字，但到最后他收了铺子，辞了女店员，回国娶妻，供奉双亲。那位女店员临行时对贵州黄生说：“他是一个铁人。”

“吃中国饭菜，娶日本老婆”

由于中日间复杂的历史渊源，一个中国男人娶一个东洋的日本女人，当为他人所乐见。民国时期也很流行一个段子，所谓“吃中国饭菜，娶日本女子，住西洋房子”。日本人喜欢中国菜，也努力学烧中国菜，但似乎很难学会，为了探寻烧中国菜的秘诀，不少日本人鼓励日本女子嫁给中国厨师，当时，几乎每家在日中国菜馆的店主妇都是日本人——这样一来，部分中国男人倒真正实现“吃中国饭菜，娶日本老婆”了。

著名散文家、翻译家钱歌川就说，日本老婆“丈夫无论怎样使她不堪都可以，她却一点儿也不能使丈夫不乐。这便是日本老婆的特长，别国的女子无论怎样也是望尘莫及的。日本老婆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她能不辞劳苦在家操劳，比任何忠仆都好”。因此，娶日本老婆，比住洋房、吃中国菜还要实际得多。洋房有时要坏，中国菜有时做得不合口味，唯有日本老婆侍候丈夫无微不至——跪迎跪送，开门盛饭，柔顺始终不变，从没听见她们有一句怨言。

娶日妇的情形太多了，最著名者如周作人、李叔同、苏步青等，实难缕述。不过最有意思的，莫过于郭沫若了，因为他差不多是三者给占全了。

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不久，陈龙骥病故，郭沫若在给亡友料理丧事时，遇见了医院的一位年轻看护——佐藤富子。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泪水，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据日本有关资料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其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于1914年中学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隔了数日，郭沫若寓所的仆人拿着一张名片，报有一日本女性求见。郭开门迎客，果然见一位脚踏彩色木屐的美丽少女等候在外。佐藤富子向他倾诉了爱慕之情，郭沫若不啻如司马长卿之遇卓文君，欣喜异常。两人的爱情闪电般地急遽发展，不久即缔结婚约，同居于千叶县市川町，为此，佐藤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断绝关系的地步。为掩人耳目，富子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自此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

光阴荏苒。多年后，安娜已诞下五个子女，郭沫若与家人交流均用日语，天长日久，便生发了“汉儿尽作胡儿语”之慨。他想起中国以烹饪术闻名于世，尤以川菜最为脍炙人口，若能每日品尝正宗的中国菜，则“宗邦之荣未尝忘”。于是，郭沫若便不雇佣仆人，让安娜每日下厨，自己在旁悉心调教，所做菜式均为川菜，如炕肉煮豆腐、红烧黄芽白、东坡肉等，口味、制法均恰到好处。“乞丐煨鸡法”尤为安娜所擅长。安娜喜欢到郊外野餐，每到假日即携儿女出游，行至绿荫深处，便将已宰杀、清洗干净的整只鸡涂裹上酱料，置于泥浆中，再扔到火堆里。不久，泥浆爆裂而鸡亦烤熟，与儿女们共啖之，尽踏郊之兴。安娜后来寻亲中国，郭氏终不予见，官方倒是妥为安排，俾其以副部级待遇终老。此是后话了。

但是，也有因为娶不到妻子等原因而感到压抑愤懑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就反映了这群人的心声，也多少包括了他本人的心声。

德国洋妇最难娶

无论东洋南洋，只要不是白人，娶起来都相对容易。即便在美洲，除了北美的美加白人，南美洲的肤色近似华人者，娶起来同样容易。最好娶的白人洋妇，恐非俄妇莫属，因为原来的白俄贵族没落后，其中不少人流落上海，甚至堕入烟花巷陌，与东洋日妇一起，共同形成上海滩的洋妓风景。

洋妇最难娶的，恐怕是德国的了。日耳曼民族有一种保守固执性，同时也可转化为自我优越论；后来希特勒高举种族优越论的大旗，禁止与有色人种通婚，并非是没有渊源的一夕所成之事。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最有体会，也最有发言权。他说，一方面是因为德国民族的相对刻板保守，远不似法国人、意大利人的浪漫，不容易外嫁外娶，更因为其潜在的纳粹思想——后来纳粹执政，自然也不是凭空而至；到纳粹执政时，与黑人等量齐观的黄种人特别是中国人，想娶一个德国女子，简直难于登天：

我在德国十年，没看见过一个德国妇女同一个黑人挽着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统治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没有见过。现在来到马赛，到处可以看到一对对的黑白夫妇，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达。我的精神一时恍惚，满街都是梨花与黑炭的影像，黑白极其分明，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法国人则是“司空见惯浑无事”，怡然自得。

《读书杂志》1931年的《留德指南》一文也说：

青年在未出国前，以为西洋女子如何解放，如何风骚，何况德国女子人口超过男子五六百万，柏林市且有每个男子可分得八个女子的统计，这个问题当然不成问题，作者承认，西洋女子是解放，的确也是风骚。不过她们解放中却有一个民族观念，风骚里却带有一个实际问题：在……公园中、图书馆和教室里，只看见美丽姑娘追逐男子，献媚男子，患失之心，溢于言表。但她们所追逐所献媚者皆系黄发碧眼的青年，她以为只有他们是文明种子，只有他们才配为她追逐和献媚，同时亦只有他们才够资格去追逐或献媚于她。

当然也有成功娶得德妇的，说“成功”，还在于这德妇非等闲之辈。比如后来官至中联部副部长的王炳南，以留学为掩护在柏林大学读书时，便娶了后来还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学妹安娜·利泽——作为反法西斯进步人士，也实在应当别论——其难度不胜于娶俄妇也。此外，季羡林说“德妇难娶”，但他的老同学汪殿华一到德国，却很快娶了一个德国老婆。他们是1933年从清华毕业的，汪自费留学德国，季则先回山东省立高中教了一年书，然后才获得交换研究生的机会，于1935年9月下旬抵达德国。此际，“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为我们找到了一间房子”。

“性学博士”张竞生于1916至1919年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浪游至德国莱比锡，冬至之夜，与女友在一酒窟纵乐通宵，只是不知道是德妇抑或法妇。倒是他1913年暑假在法国海滨度假时，与一个德国大学生同时热烈追求一家餐馆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娇小玲珑的法国少女，最终胜出，自觉颇为得意，其实竟也还占了便宜——德法为世仇，一般情形下，法国女子是不会委身于德国男子的。

如果按照李金发的标准，并据他所说，也曾有一个后来国共合作时在广州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熊某，曾娶过两个德妇。第一个是1920年在柏林大学读书时主动找上门来的，因为她认为他很像其前日本男友——当时日本人在德国比中国人有地位；又因为这少女刚失恋，因此乘人之“危”，得以恋成情人。可惜后来她去到佛莱堡大学，旋即失去，因为在那里还有她的瑞士前男友等着。第二个是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所见，但不知是如何娶得的，只是不久熊某即遭杀害，那德妇只好打道回国。其实，这种革命夫妻，不可以世俗论。

《同舟共进》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