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东方理性的讨论
中国的农村能够消解城市危机，为什么一般国家的农村不能接受危机代价、使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得以软着陆呢？主要差别在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借此完成国家政治建设所必需的全面动员，同时产生了一种“土改红利”。
其实，如果认真看东亚社会形态，就会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内地乃至中国台湾，都具有借中国内地土改红利形成的重建“东方理性”社会的条件——中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战争对搞“冷战”的西方政治家是个必须防止扩散的“错误”，遂有美国迫使日本全面土改和退到中国台湾的几十万军队的“政府”迫使当地“土地主”认同土改而最终形成的东亚模式。
因土改而有农户和村社的“两级地权”，这成为东方理性的“内部化机制”的前提；其运作基础可称为两个理性——“农户理性”和在农户理性之上的“村社理性”。
根据笔者的科研团队的调查和比较研究，农户理性存在于可以“具有内部化整合机制、形成家庭组合投资功能”的家庭单位之中。村社理性则是由于村级占有土地所有权，得以对农户做财产分配和收益整合，使农户理性在村庄地缘血缘环境条件的约束下得以放大为村社的内部化机制。
简言之，在土改这种无偿分配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无风险资产”的条件下，这两种理性都能够使得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可以在村社或农户那里得到内部化处理的条件。
在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西方模式的殖民地原始积累？中国不仅是在最初的原始积累进程中形成内部化制度(这也是现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大的竞争力)，而且，在后来的产业扩张阶段同样靠原始积累形成的制度及后期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来完成产业扩张。
这个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乡土社会，以及乡土社会内在的东方理性能够使得“内部化机制”有效存在，并且有效地化解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在今天应对全球化危机带来的变化中，仍然希望这种能够有效应对的机制得以加强。据此，应该认识到这个机制就是稳定我们乡土社会内涵的东方理性，并能够以此来使东方理性这个概念变成国际化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