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文明中的东方理性(代序)

温铁军

中国人百年来激进地追求西式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加城市化，一方面说成绩满满；另一方面说教训多多。无论如何，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强调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合理的，因为其背景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生产过剩的巨大压力，使得人们认识到不能继续摧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地、如此简单地推进城市化。只要没条件像西方那样向国外转嫁危机代价，中国人就必须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和自己的能力走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道路。至于中国提出的复兴之梦，若真打算好梦成真，那还得要大力促推政府在社会文化上根据东方理性——村社理性和农户理性，形成中国特色的结构调整。

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适用于中国

当阐述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受制于两个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两个本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是阶级斗争理论，一个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理论。如果简单化地把这两个源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使用，常常会感到它们都不一定能够适应转型中的中国。

为什么？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在西方19世纪的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发展中形成的。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二战”之后西方产业大规模转移，到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问世，再到以金融为中心的第三产业的推进金融全球化，原来在西方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阶级矛盾也随之转变成市民社会的矛盾。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成本上推造成的产业危机压力下，只能不断向外转移具有内生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制造业。在这种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来支撑跨国公司在股市上形成题材炒作，这就拉动经济愈益金融化。因此，产业资本及其与生俱来的阶级对抗大都转移出去，才是西方市民社会占据主流的基本条件。

对于我们来说，阶级斗争和市民社会这两个在西方对立的主流，本来具有一前一后的阶段性，但因为我们现阶段追求工业化接受的主要还是西方的制造业产业转移，这也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有同质性的原因，并且基本上是处在国家间竞争的“微笑曲线”的底端。由于是在产业资本收益率极低的条件下恶性竞争，一般会造成这种低端产业资本对环境和劳动力福利的挤占；也因此，在外向型产业资本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发生与西方19世纪阶级斗争过程类似，而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方当代公民社会的经验。

结合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及乡土社会的变化，可以提出两个50%的判断——如果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两个50%的变化，即城市化率50%以上和石油进口依存度50%以上，则国家战略势必作出方向性调整。同理，如果乡土社会在外部市场作用下出现50%以上劳动力外流和50%以上农民收入来自“三农”之外，那么政府也确有调整“老三农”政策的必要。

须知，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多样化，本来就是生态化的。即使在集体化时期，也是强调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十业并举”。由此，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社治理上，也是趋向于低成本的综合性自治。

但是，近年乡村经济结构在向外部市场趋同的转型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基础性变化。随之，与乡村这两个50%对应发生的，则是地方政府配合外来资本这“两个强势物种”进入乡土社会，对乡村剩余资源占有的同时造成了乡村生态的巨大破坏。村社的治理结构也已经从一般综合性自治转变为对上级政府和外来资本的“代理人制”。于是，乡村中能够“把外部性做内部化处理的机制”正在失去。

由此看来，乡土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变迁及顺应其变化的上层建筑调整，就会趋势性地造成村庄衰败和小农破产。这个趋势已经被民国时期的国内经验和西方中心主义滥觞全球的“国际经验”所验证。近年来，只在欧洲产业转移之后的“莱茵模式”的地区有所区别。

要理解这样的变化，我们还要进一步和西方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特点做一个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