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高振霄（字汉声）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不仅戎马一生，还是博古通今、文笔畅达、颇负士大夫气节，集作家、记者、报人于一身的一介书生。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就创办了《夏报》《扬子江小说报》，襄办《湖北日报》《政学日报》《长江日报》等进步刊物。1912年“汉口小志”就记载：“詹大悲、何海鸣、查光佛、高汉声等都是享有盛名的近代武汉报人”。后创办《民风周刊》《惟民》《新湖北》并担任《民风周刊》《惟民》主编，先后发表社会、政治、评论等各类文章及大量议案和通电，弘扬正义、针砭时弊，曾名噪上海滩：“高汉声，有名的洪帮大爷，清高自赏，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1945年3月抗战胜利前夕，高振霄遭日军投毒杀害。临终前他吩咐家人将其大量手稿及照片等资料烧毁，文革时期家中又遭受“造反派”抄家，因此，至今能够看到他的文稿少之又少，并且留给我们深度查找的线索也非常有限。他在武昌首义前后充当辛亥喉舌撰写与发表过的大量文章至今未找到一篇。我们虽然在张知本撰写《国父给我的启示》文章中看到：“民国七年到广州追随国父，国父知道我是学法律的，于是指示我和高振霄、谢英伯、叶夏声等四人对他创造的五权宪法作深入的研究。我们四人分工合作，将欧美各国及日本的政治制度与五权宪法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比较，最后由我向国父提出研究报告”。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就是后来的《五权宪法草案》雏形。1922年4月26日，孙中山向国会议员叶夏声等人“面询”国家大计。孙中山说，“以为五权宪法，确系今日之急务，其关系之重要，胜于30万大军。应即由国会本于三民主义之宗旨，化国为家的真理，从速制定公布”。叶夏声受命继续修订，终于同年6月12日完成，并提交国父中山先生。今天，我们不仅从张知本先辈如是记录的103个珍贵的文字中，读出高振霄曾参与五权宪法研究与编撰工作这段不寻常历史而振奋；我们还为看到了张知本、叶夏声等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宪法论》《宪政要论》《法学通论》《五权宪法草案》《国父民初革命纪略》等煌煌巨著而高兴；我们更为看到今天的海峡彼岸台湾仍然在践行《五权宪法》而欣慰。但是，我们尚未看到高振霄自己在这段历史中留下的只字片语。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限及历史原因，高振霄文集里收录的文章，只是他作品中的冰山一角。这是我想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文集》上篇“文存选编”中的70余篇文稿，基本来源于高振霄等创办的《惟民》《新湖北》杂志并由高振霄或汉声署名的文章。《英雄革命与平民革命》《世界是谁造的呢》《民蠹》这三篇文章的考证是通过高振霄在《武昌起义有三件可纪念的事》一文中提道：“政治革命本乃是不澈底的东西，要想澈底改造，是万万脱不了社会革命的公例（注一：平民革命）。这个分别我去年曾在《人报》上说过……”故可以推断，上述三篇文章出自高振霄之笔。《文集》下篇“历史鉴证”中收集了高振霄与其他议员等撰写或公开发表的议案、通电等40余篇。这些议案、通电绝大多数来自《申报》《民国日报》等报道，由于报纸转摘等原因，有些议案、通电的内容不完整。有些议案、通电包括从发起、起草，到制定、提交等都是他独自一人完成的，有些议案、通电是与他人共同撰写完成并署名，还有些议案、通电是经他阅审后表示同意，仅仅署名而已。这些电稿文字记录了当时历史真相与细节，不仅体现了高振霄参与中国历史上诸多重要事件并且留下了他珍贵的一笔。由于这些“历史鉴证”在《高振霄三部曲》——《史迹》《传记》丛书中都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全文背景及详细过程，包括其他所有参与签署人员的名单。为减少篇幅，在《文集》中就没有将文稿背景及人员名单再一一列出。另外，武昌首义成功之时，正值政府草创、百废待举时期，湖北新军政府发布了各种公告。湖北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内务司实录》中记录了当时的背景细节：“旧历壬子（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攻破督署，占领武昌。以黄帝纪元组织鄂军政府，成立军令部与参谋部两机关。于时规模草创，条理纷然，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以故始同人，枕戈待旦，日不暇给。越日，参谋部员苏成章提议组设民政一部，管辖民政最急事务，由同志费矩、高振霄、袁国纪、邱前模、黄协丞、聂守经、刘汝璘等数人专任其事。延致人才，编定简章分科办事，渐有秩序可言。兹将所行政略胪述于后：……”我们从权威历史资料文字中读出所述公告从发起、研讨、起草、制定到发布最少是由高振霄与费矩、袁国纪、邱前模、黄协丞、聂守经、刘汝璘等所为，当然，还有更多的从事者未被记录在案。同理，上述名字也没有再一一罗列。
第三，我们曾在《惟民》《新湖北》《人报》《几茀提》《协和报》《时事汇报》《公余》《中华小说界》《东方杂志》《陈炯明叛国史》等百年前后报刊杂志中查找到了由汉声署名的近百万字的文章。仅《协和报》中就有汉声署名的60余万字的文章。虽然，曾从祖母沈爱平的口述中得知：“高振霄1913年至1917年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期间，同时署名汉声记者在报界供职”，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确定高振霄就在《协和报》供职，故不能确定汉声在《协和报》署名的60余万字的文章就是高振霄之笔。当我们拿着这些沉甸甸的，从近百年前近百万字的文稿中整理出的文集初稿，请教历史学家严洪昌教授时，受到莫大启发。我们按照严老的意见深入调查研究，终于求证出《中华小说界》中有10余万字的文章确非高振霄文稿。其他文稿仅凭我们现在的能力和时间限制，难以判断。敬畏历史、尊重原著，对于没有百分之百把握之文稿，绝对不能使用，这是我们编著此书的一贯主张。我们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深研究员马勇老师请教。马勇老师的一席话让我们茅塞顿开：“可以从无法排除但又捏拿不准的文章中筛选部分符合作者历史背景及其立场、文风的文章放到附录中，作为靶子交给社会，供学者、读者们去研究判断。学术界是允许的，并且这也是你们在为社会做贡献。”按照马勇教授的意见，我们在原本已整理的《协和报》《东方杂志》《时事汇报》等30余万字的文稿中筛选了5万余字，将这些有待再确认的文稿暂定为“参阅文稿”放在了附录中。
第四，我们将“已编录文稿”“未找到文稿”和“参阅文稿”汇总成“文稿收集情况一览表”成为《文集》附录之一，意在将已编录的文稿及未找到的文稿（线索）和捏拿不准、待进一步确认的“参阅文稿”最大化地奉献给社会与读者，希冀学者和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在分享这些具有历史价值文章的过程中，能够帮助我们解读出新的内容和思考。
第五，我们查找到的部分原稿比较陈旧原始，许多文稿未加标点，有些字体模糊不清，错讹文字不少，还有一些文稿中出现的老字，现在已不用或在用法上与过去有所差异。我们在互取校雠中，一方面尽量做到细致、交叉、复查，另一方面尽量保持原稿文体背景及原文风格。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错误在所难免。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并向我们传递新的信息与线索。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5年3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