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 眼见为实——可靠吗？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树立起“相信”的美德：相信老师灌输给我们的，相信教科书告诉我们的，相信一切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相信”的思维惯性一直延续到我们长大成人，只是，长大之后面对善于添油加醋的娱乐世界、善于无限放大事实的媒体，我们显得有些水土不服，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竟然是谣言，而大家都认为是绯闻的事发展到最后偏生变得比真金还真。真实与虚假（或者说虚拟）、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其实只是一步之遥，套用刘德华最近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前文铺垫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有关“真实性”的文化问题，而并非娱乐问题。
先举一个例子，当年人们还在为萨达姆被捕的消息震惊的时候，媒体持续不断的后续早已接踵而来，极尽想象夸张。这种后续报道已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大力发掘萨达姆的私生活：理想、激情、洁癖、娇妻、儿女……他被捕后的表情、情史、写小说的潜能……在萨氏被捕这一基本真实点的基础上，媒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发挥。其后续报道更像一部小说接力赛，读者其实无从得知萨氏的真实面目、真实处境，或者说读者也不会关心真实的萨氏到底是什么样的。显然，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新型媒体叙事手法，它类似于小说叙事，允许虚构想象夸张，甚至带有娱乐色彩。发达的媒介，正强有力地挑战我们既往的“真实观”。
再看看我们并不陌生的“真人秀”。《当代艺术》2004年第12期，策划了“暧昧：当代艺术与真人秀”专题（文/曹晓阳、高士明、关雪莹），这个专题将一个极有价值、也正在引起学界初步注意的问题摆在了读者的面前：媒介早已经超出了作为工具和中介的意义，它使现实（the real）和真实（the true）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之真（truth）全都变得不复可靠。《文艺评论》2004年第6期许文郁的《影视生成机制的本体性质分析》一文也谈到影视的虚幻性、仿真性、主观性问题。
美国曾拍摄了以电视真人秀为题材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实时转播系统后面，是现实世界里的观众，楚门的世界被人们集体偷窥，这种集体偷窥旷日持久，人们认为楚门的世界是真实的，是令人感动的。但事实上，楚门的举动虽是真实的，他的生活却是被媒体设计出来的，真人秀的真实面目因而变得暧昧不清。楚门的世界带来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真假问题，而是表述与被表述的新型关系，在这种表述关系中，媒体与观众客观上达到了一种合谋效果。正如作者在《真人秀的文化和逻辑》中所讲的，真人秀的逻辑把生活变成表演，把政治变成娱乐，媒体与现实之间已发展出一种后表述的新关系。“今天要追问的不是媒体如何嵌入生活，而是媒体如何构造生活？生活如何通过媒体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媒体的强大在于，它已无处不在，它的叙事策略无往不利。
什么构成了电视真人秀？当代艺术是否创造了电视真人秀？国内外有哪些电视真人秀？如何界定电视真人秀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区别？在“暧昧：当代艺术与真人秀”专题中，都有较详尽的介绍与分析。通过真人秀，媒介制造了一种准现实，让观者觉得有戏剧性，能参与其中。这种准现实被广泛复制，为电视界赚取高额利润。真人秀的盛行，也许可以看作是对真实的某种虚拟，对新的真实进行建构，“新的现实与现实争夺、竞争”。通俗说法就是，假的看上去比真的还要真，盗版逼死正版。
从花边新闻满天飞的萨氏事件中，可看出媒介正用想象夸张等方式制造一种准现实，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小说创作正在丧失这种叙事的品质，把小说变得比现实更现实，不比现实更高，反而比现实更低，把小说写作变成一种毫无悬念的文字游戏，把文学的“非道德”因素变成无往不利的武器，拒绝平庸的作品并不多见。
2004年第12期《红豆》收入的《李黎三题》（短篇小说）倒是带给笔者一种阅读意外。当妻子要求孩子跟她姓，这么巧，夫妻俩都姓周，怎么样才能体现孩子是跟妻子姓的呢？唯一行得通的法子就是丈夫改姓，这个男人会怎么办？这个男人在街上转悠了很久之后，“裤管里兜满了这种暖冬稀薄的寒风”。《改姓》有几分颠覆力，又很巧妙，还有几分温情脉脉。短篇小说不仅考究作者的构想力，而且考究作者的语言功底——《一条狗的前途》《七十岁的风景》显然隐含着这样的叙事能力。媒体的某些叙事策略试图说服或迎合读者，制造一种让读者参与的准现实；而我认为优秀的文学创作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不是去克隆现实，而要用文字去延伸现实之外的想象力、增强对现实与真实的怀疑力。
身处媒体不可一世的时代，什么才是真实？“眼见为实”这词儿可靠吗？当我们越想靠近真实，真实就离我们越远。在“相信”教育中长大的人们，怎么都得多长个心眼儿。
个案推介
小说并不比生活更残酷《山花》，2004年第12期
白天光的《血蝉》不能算是很优秀的小说，他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并不大。但《血蝉》有一种力量，迫使阅读者去正视那些比小说更残酷更鲜血淋漓的生活现实。教育型、冤案型、疾病型、艺术家危机型、父亲寻找走失孩子型、孩子寻找母亲型……种种乞讨形式，城里人见得多了，也分不清谁真谁假。这些乞讨人中，孩子的悲惨命运最值得同情。《血蝉》中小娥子的命运也许并非小说的虚构。
“他们”的爱感与死感《红豆》，2004年第12期
年轻的“他们”是一大串名字：曾浩、赵志明、张浩民、曹寇、李黎……“他们”仍然是一帮自命不凡但热爱文学的人。《红豆》第12期收入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但仍然有内在的一致性。短篇小说《死亡游戏》《五个词语》《李黎三题》《我的事情就是回去洗衣服》暗含着对爱情与死亡的恐慌，生命，有种种未知的不可把握性。“他们”的语言狠是狠了点，但也许是源于对平庸的警惕。
看爱情如何窒息消亡《莽原》，2004年第6期，双月刊
本期《莽原》收入罗望子的早期作品《握着刀片溜达》、代表作《老相好》、新作《灰姑娘》。有人说，爱情有一夜消失的恶习。爱情来得太早或者太迟、爱情来得太容易，都容易忽然消失。在《握着刀片溜达》中，爱情显然来得太容易，所以丈夫始终活在恐慌中，婚姻掐死了爱情的温柔。在《老相好》中，爱情早得近似游戏。小说写的都是小人物的困惑：身体的物理距离越近，心灵却相隔越远。
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往事《散文》，2004年第12期
这一期是《散文》的第300期，对于热爱《散文》的编者与读者，值得纪念。鲁迅在八道湾的3年，八道湾曾经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重镇，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陈大悲、郁达夫……都曾造访。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决裂，也发生在八道湾。工寸的《八道湾》一文，让读者再一次重温周氏兄弟分道扬镳的历史场景。到了今天，“敬佩鲁迅，却亲近周作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真人秀与艺术的暧昧合谋《艺术世界》，2004年第12期
高收视率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表面上带给观众“真实”与“感动”，但事实上，这种依托于大众媒体的真人秀，因为其行为本身的强烈目的性，使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人秀的“真实”面目是可疑的。真人秀的文化与逻辑是什么？当代艺术创造了电视真人秀？什么构成了电视真人秀？国内外有哪些真人秀个案？本期《艺术世界》作了分析。
创世纪传说的另类译注《书城》，2004年第12期
高峰枫撰文《译经·释经·尊经》评冯象的《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一书。要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圣经》大概是首选的文本。冯象说，《圣经》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高峰枫在文章开篇设了一个问句：“我们是否可以说冯象的工作旨在将经文‘文学化’‘传奇化’，甚至‘世俗化’呢？”这种提问方式其实也是对《创世记传说与译注》行文风格与译经策略的思考。
摇头丸与忠字舞的异质同构《随笔》，2004年第6期，双月刊
也许将摇头丸与忠字舞摆在一起有些怪异，但当读者看了穆涛的《摇头丸与忠字舞》一文，也许会有哑然失笑的表情。作者认为摇头舞与忠字舞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集体的狂热。公众意识的疯狂信任与信任危机都是可怕的，“我们是有‘一窝蜂’的陋习的，但学习独立思考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耐人寻味。
总有一些人将被历史记住《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4、15期合刊
杂志年终总爱盘点，《南方人物周刊》也脱不了这个俗。1979年到2004年，25间，哪些人推动了社会进步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哪些普通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显出人性光辉？本期《南方人物周刊》挑出25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小岗村农民、沈昌文、刘永好、袁伟民、左方、张瑞敏、崔健、麦当劳大叔、王朔、张曼玉、吴敬琏……而2004年的年度人物，郎咸平当选没有悬念，“郎旋风”势不可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