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选题背景
对外传播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这样评价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重要性，“用于对外宣传上的1美元相当于用于国防上的5美元”（沈苏儒，2004：151）。赵启正在为五洲传播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对外传播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说，“一个国家的舆论环境好，在国际上被信任度高，就容易得到支持，在进行政治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乃至军事交流时就‘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这是公认的基本道理。”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Joseph S．Nye Jr．在论及软实力时也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该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上，而软实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外传播的形式来展开的（2004：2—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有《今日中国》（China Today）、《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中国日报》（China Daily）这些中央外宣媒体，还有《上海星报》（Shanghai Star）等各类地方性的外宣媒体。各级政府的各类机构对于对外传播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除了印刷精美的宣传材料外，更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拍摄了很多地方的对外宣传片。近年来，外宣也开始借助新媒体，传统的纸质媒体纷纷开设网站，对外文化宣传片也借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2009年伦敦20国峰会前，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纽约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结果是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现任主要领导人的姓名都不了解，对中国的“名、特、优、新”产品还不熟悉（陈清华，2010：224）。对于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国际形象，美国权威调查研究机构皮尤研究院（Pew Institute）进行过一次调查，其中有一项为“中国在国际上是不是好人？”85％的中国人认为是，但是做出肯定回答的外国人只占30％（刘康，2010）。“中国在国际层面的／宣传战的角逐中，取得一定成绩，但运作技巧较为生疏也是公认的。中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的对外报道，却缺乏普遍的国际认同”（何国平，2009：26）。“我国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国际传播能力只相当于美国的14％，国际传播逆差巨大”（胡鞍钢、张晓群，2004）。与此相应，在西方媒体中，中国形象不断地被“妖魔化”，“中国威胁论”等反华言论甚嚣尘上。这些都反映出我国的对外传播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还未能在树立国家正面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其质量亟待提高。
前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指出：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2009：14）。可见，提高传播能力对于国家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不过，对外传播是一个大概念，要提高其整体质量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本文限于篇幅，将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常见文体——对外英语报道类软新闻的编译作为研究方向，这主要是考虑到软新闻的在大众传播中的重要地位。Matthew A．Baum认为，要不是软新闻，一些人可能不会看任何新闻。“通过关注政治上更具娱乐性、惊人的或丑闻类方面内容，软新闻提供给这些内容一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用的选择，因为它将娱乐和信息结合在了一起”（2002：91）。也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软新闻以及‘你可以使用的新闻’通常能比硬新闻吸引更多人的兴趣”（Hamilton，2004：194）。因此，本书认为，在对外报道中若能加大对软新闻的投入，必将有利于中国形象的构建。
1．2 选题题解
本书包含四个关键词：对外报道、软新闻、编译、新修辞情境理论。在研究开始前，有必要先厘清这四个关键词的基本概念。
1．2．1 软新闻
何为“软新闻”？Gaye Tuchman于1973年首次对软、硬新闻进行了正式区分，她认为硬新闻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福利和社会发展，而软新闻主要聚焦于具有人情味的故事、闲谈等（114）。不过，有人情味的故事可能也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显然这条标准过于模糊，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成为界定标准。Tuchman的界定标准虽然模糊，却使得软新闻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Allan Bell从时效性出发，认为“硬新闻是报纸或节目之前一期出版或播出之后发生或曝光的事件，需要立即报道，而软新闻没有时限”（1991）。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时效性并不是界定软硬新闻的唯一标准，他们从内容角度进行了划分，这些划分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如“硬新闻的概念适用于那些事件性新闻，比如市政厅会议、飞机失事以及调查性新闻内容的纵深报道。那些强调娱乐性的报道被称为软新闻。（Lorenz & Vivian，1996）；“软新闻比起其他新闻更感性、更以人为中心、不那么受时间限制、更实际、更基于事件”（Patterson，2000）；“软新闻与有人情味的消息、家庭、时尚、美女以及关系等主题相联系”（Carter & Steiner，2004）；“硬新闻代表的是一个事件的事实，这些事实需要作为重要新闻引起关注；而软新闻包含的事件不一定作为重要新闻进行报道”（Dor，2004）。Hyun Ban更多地从趣味性出发，认为“硬新闻和软新闻的一个差异就是表达的语调。硬新闻报道根据所发生的事实告诉读者……；而软新闻报道则试图向读者提供娱乐或建议”（Ban，2008）。
Carole Rich的界定最为全面，Rich认为，“硬新闻是指具有时效性的报道，报道刚刚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或冲突，例如犯罪、火灾、会议、游行示威、演讲和法庭陈述等。通常这类新闻要写明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发生以及对读者有什么影响等内容。这类报道十分讲求时效性。软新闻指的是向读者提供娱乐和资讯的新闻，强调趣味性和新颖性，时效性不及硬新闻”（里奇，2004：239）。
上述划分标准虽然表述不一致，但还是可以看出软新闻的基本特点。从内容方面看，软新闻报道的是有人情味、趣味性、知识性的消息，强调娱乐的功能；从时效性看，软新闻的报道没有时限，不像硬新闻那样具有时效性。比如，汶川地震时新闻中播报的关于地震的具有时效性的消息（包括震级、震源、破坏程度、营救情况等）属于硬新闻，而在地震之后很多报纸杂志登载的关于地震中发生的感人故事等没有时效性但却诉诸人类情感的文章就在软新闻的范畴之内。
1．2．2 对外报道
本研究的对象是发挥对外报道作用的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软新闻编译。这里需要厘清三大概念：对外宣传、对外传播与对外报道。对外宣传简称“外宣”，虽然在中国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称，但其实却是个误用。“宣传”是一个外来词汇，收入《汉语外来词词典》，是由英语单词propaganda翻译成中文的（刘正琰等，1984：376）。根据《韦氏第三版国际大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此词的解释如下：
①【古义】为了散布某一教义或理论体系而组织起来的群体或运动（此词起源于教皇格里哥里十五世在1622年为主持天主教传教活动而创建的一个组织）。
②散布思想、信息或谣言，目的在于帮助或者损害某一机构或某项事业或某个个人。
③a．通过任何传播媒体，有意识地努力散布的教条、思想、论点、事实或妄说（allegation），用以推进散布者的事业或者损害对立一方的事业。
b．一种公开行动或展示，其目的在于推进或阻碍某项事业，或虽无此目的但产生同样的效果。（沈苏儒，2004：10-11）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宣传”在西方是一个贬义词，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社会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拉斯韦尔，2003：22）。为了避免西方受众的误解，我国官方媒体在翻译“对外宣传”时已经不再使用propaganda一词，而改用publicity。我国主管对外宣传的政府机构也已从之前的“国务院外宣办公室”改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Information Offic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由于“宣传”一词在中文中并没有明显的贬义，因此“对外宣传”一词在中国使用相当普遍。但实际上它指的是“对外传播”。对外传播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标是要信息接收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愿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张长明，1999：24）。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传播是我国对外国和我国与外国之间的信息流动，传播过程是由主体国与对象国共同完成的，而且效果在外（张桂珍，2006）。
上述两个定义中都使用了“信息”这一相当宽泛的概念作为传播的对象，说明“对外传播”的不仅仅是新闻，还包括了其他非新闻类的信息。因此，本研究中软新闻应该准确地讲属于“对外报道”。何国平认为“对外报道是新闻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由甲国流向乙国，而对外传播除了这种单向输出性流动，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其他信息交流共享，后者的内涵更为丰富，手段更为多样：既包括通过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包括针对国外受众的出版物、视听产品、会议展览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2009：21）。根据这一定义，对外报道的对象仅为新闻信息，它的范围比对外传播小，属于对外传播的一个子类。
对上述三个概念的区分是有其实际意义的，绝不是简单的概念问题。本研究所关注的是对外报道中的软新闻，因此，必须将其去除“宣传味”，使读者对我们的软新闻产生信赖感，否则读者就有可能觉得媒体是在通过歪曲事实等手段操纵他们的思维。同时，“对外报道”虽然属于“对外传播”，但将其与对外传播的其他文体进行区分可以凸显软新闻的“新闻性”，即新闻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有些地方使用了“对外宣传”，特别是在直接引语中，这主要是因为“对外宣传”一词流传甚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化的表述。但必须指出的是，现在人们在使用“对外宣传”一词时，实际上对应的英文单词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2．3 编译
“编译”这一概念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编辑”与“翻译”，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是指对中文文本先进行适当的删减、补充、调整，再译成英语，使之更容易被译文受众接受。沈苏儒认为，对外报道在五个方面不同于对内报道，这五个方面为：题材（subject）、主题（theme）、角度（approach）、写法（presentation）以及语言文字（language）。其中题材和主题关乎报道什么，角度和写法关乎怎样报道，而语言文字则是涉及用什么工具报道（2004：34）。因此，“对外报道的翻译不是一般意义的翻译，而是用外文进行‘再创作’，……对外报道的翻译……要去掉（或尽量减少）‘翻译味’，使外文稿读起来像是直接用外文写的，并进行必要的外文编辑加工，使外文稿易于为外国读者（听众）所理解和接受”（沈苏儒，2004：191）。段连城在《对外传播学初探》中也指出，要使译文做到清晰易懂，就要提供背景知识、慎用政治术语、通俗解说“行话”、防止“数字混乱”、避免华丽辞藻；而要使译文生动活泼，就要运用真实故事、进行形象穿插、添加妙言警句、增加幽默感和人情味，讲究修辞。由此可见，编译是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那么，作为对外传播主要形式之一的软新闻，就更离不开编译。当然，编译的幅度则要视中文原稿的内容和编译需要而定，可以是句子内部调整，也可以是句群、段落、语篇范围内的调整，有时甚至还需拓展到语篇之外，利用其他语篇的部分内容，或是将几个语篇结合在一起。
1．2．4 新修辞情境理论
“新修辞情境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词，即“新修辞学”和“修辞情境理论”。“新修辞学”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修辞情境”是新修辞的重要理论，最早是由Lloyd Bitzer（1968）在《修辞情境》一文中提出的。既然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新修辞学”，就有必要将“新修辞学”和“中文修辞学”以及“西方古典修辞学”进行区分。虽然“rhetoric”的中文翻译是“修辞”，但这两者却不是一个完全对应的概念，而是一种“错位对应”（刘亚猛，2004：2）。中国的修辞思想是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的，萌芽于先秦时期，在《易经》中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说法。从之前散见于各家学说中关于修辞的论述、齐梁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到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专著南宋陈骙的《文则》、再到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国的修辞学是自成一体的。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总结出修辞的广、狭两种定义，从狭义上讲，“以为修当作修辞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从广义上将，“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现代中文修辞一般接受的是广义修辞，即修辞研究的对象包括所有的语辞，并非“单指纸头上的文辞”，而修辞的目的不仅仅是修饰，更是对语辞的调整。修辞被认为“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2009：1-2）。《辞海》对修辞的定义与陈先生的相仿，即修辞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言说活动”（1999：1913）。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中文修辞的一大特点，即它关注的中心是语篇，探讨的是如何使语篇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至于表达的内容是不是能被受众接受，能不能产生最佳的效果，就不在它的研究范畴之内了。
新修辞也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不同。Kenneth Burke认为：“旧”修辞学的主要术语是劝说，其重点是在深思熟虑的意图，而“新”修辞学的主要术语是同一，它可能把部分“未意识到的”因素也包括在其诉诸之中。同一从最简单的层次上来说，可能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或方法，但它也可能是一种目的（1951：203）。Douglas Ehninger将从古至今的修辞理论分为三个各不相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不同的特征：古典修辞学阶段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主要关注的是口头演讲和语法结构；而第二阶段的中心在英国，从16世纪一直到1830年，在这一阶段虽然借鉴了很多古典修辞学的理论，但研究的重心已转向受众，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口头演讲，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书面的形式，这一阶段的另一特点是借鉴了当时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1930年以来的阶段是第三阶段，是以社会学为特征的，关注的是意义、交流障碍以及人际关系（1994：320-24）。而本研究所说的新修辞学，正是属于这第三个阶段。
1．3 选题依据
软新闻编译者的英文功力对于编译稿的成败至关重要，不过，本研究关注的是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编译稿以下三大亟待解决的非语言类问题：
①缺乏受众意识
目前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受众意识”的缺乏，而这一问题的直接表现就是“内外不分”。所谓“内外不分”就是把对内宣传的一套照搬出去，直接将针对国内受众的稿件翻译成英语，只在语言方面略加修饰，而内容和写法与对内宣传无异。这已经成为“妨碍外宣提高质量、发挥效果的主要障碍”（沈苏儒，2004：129）。我国的软新闻编译很多还是简单地把对内的中文稿件简单处理后直接翻译成英语，没有真正做到“贴近读者”“内外有别”。这样做一方面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也缺乏针对性，无法做到有的放矢。有外国读者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你们想说的都说了，我们想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举例来说，在我们的软新闻编译稿中，经常会出现很多中国特有的政治词汇、地理文化名词以及仅在中国知名的名人，在介绍某个风景名胜时，大量引经据典，这些内容外国读者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是典型的“内外不分”、没有受众意识的表现。
②软新闻不“软”
软新闻的“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动有趣，二是要富有人情味，这两点是软新闻最核心的新闻价值，但却正是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所欠缺的。原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朱穆之经常指出对外报道中的宣传腔、广告腔两大通病。他说：“要使人感到不是宣传、不是广告。我们现在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两个毛病，使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在宣传，在做广告……外国人一看宣传味重就会反感。”早在1961年，英国牛津大学中文教授David Hawks在评论中国外文出版物的一封信中也曾婉转地指出，文章最普遍的毛病是倾向于写得像一份广告或者像一本乡镇杂志描写当地的音乐会或义卖会，就是说，有一种夸大感情和过甚其词的倾向……过多的形容词并不能帮助一个英国读者来同意作者对所描写事物的赞赏。他会以为你想要向他推销什么东西，把你写的当作“宣传”而不去理会它。读者喜欢人家告诉他们一些事情，但不喜欢人家告诉他对它们应有什么看法（沈苏儒，2004：242）。
③缺乏可信度
软新闻属于新闻类文体，而对于新闻而言，可信度是决定其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根据郭可在上海所做的调查，来华的外国受众中真正相信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数所占比例只有24．2％，大多数受众（60％）则持谨慎态度或不想发表意见（2002：44）。造成这种可信度低下的原因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软新闻的编译者忽略了编译过程中对可信度的构建。
上述三个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报道的传播效果，而传播效果对于传播过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传播者发出的讯息想达到某种意图，但不为受众所接受，效果不佳或甚至适得其反，那就等于失去了传播意义”（张健，2004：177）。因此，本研究将围绕以上三个问题展开，提出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的新修辞情境理论，并构建传播效果优化模型，同时提出有针对性的编译策略。
1．4 研究目的和内容
本书的定位是应用型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大目的：
①本书将从传播学角度和外宣编译角度梳理对外报道理论研究。针对软新闻编译的研究比较少，层次也不高，但其上位概念“对外报道编译”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其中很多内容值得借鉴。因此，本书将对软新闻的上位概念“对外报道编译”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新修辞情境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②本书将论证新修辞情境理论的意义以及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的修辞情境所包含的构件。本书将基于Kenneth Burke的大情境观以及Wayne W．Booth和A．M．Tibbetts对该理论的发展，针对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稿，具体阐述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的实际意义，并提出在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构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大因素：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
③针对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稿受众意识薄弱的问题，本书将借鉴新修辞的几大受众研究理论，即Chaim Perelman的混成受众、普适受众和思想共同体理论、Wayne Booth的倾听修辞、刘亚猛对所说、受众、虚受众、非受众的划分等，对提高编译稿的受众意识以及发挥受众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具体的编译策略研究。
④趣味性和人情味是软新闻的核心新闻价值，导语与语篇的选词则是凸显这两大新闻价值的主要领域。本书将运用Chaim Perelman的论辩出发点理论和新修辞的叙事研究讨论“事实型导语”和“叙事型导语”的作用和理据；此外，在选词方面，本研究将基于Kenneth Burke的术语屏理论讨论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特有的话语风格。
⑤提高编译者的可信度。本研究认为，可信度与受众心目中编译者的修辞权威成正比。因此，本书将从四个角度出发探讨提升编译者修辞权威的方式：通过以Richard Weaver为代表的价值修辞学论证编译者在编译过程中体现正确的价值观的意义和途径；运用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论指导直接引语和互文指涉的编译，使编译者能巧妙隐藏自己的权力而借用他人的权威；结合辩证法寻求构建开放语篇的方式和意义；通过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信息”理论探讨如何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
⑥本书将以Kenneth Burke的修辞情境观为理论依据，以同一为核心，从目标受众、新闻价值、可信度三个维度构建基于修辞情境的对外报道编译稿传播效果优化模型，该模型将对目标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的研究进行整合，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平衡关系，使本研究的所有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后，本研究还将利用模型对具体的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语料进行分析。
1．5 研究现状
在我国，软新闻是对外报道的主力军。国内几本官方主办的对外传播类的报刊中均包含大量的软新闻，如《今日中国》《北京周报》《中国日报》等，其中《今日中国》就是一本纯粹的软新闻杂志。但软新闻是一个舶来品，在国内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版，“软新闻”这一提法只是散见于一些新闻类的教材以及少量的论文中。由于缺乏软新闻意识，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作为编译指导，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稿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软新闻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也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对外传播作用。
虽然问题很多，但对于软新闻编译的研究至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其上位概念“对外报道编译”的研究颇丰，其中也有很多内容可以值得借鉴，因此，下文将先对我国的对外报道编译进行梳理。
1．5．1 传播学视角
我国的对外报道隶属于对外传播，而最早在中国提出对外传播这一概念的是已故的段连城先生，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被认为是“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沈苏儒，2004：320）。在书中，段连城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并表述了对外传播的任务：“逐步树立一个不狂躁，不孤僻，理想远大而又脚踏实地，历史光荣而又前途无量，可亲可敬的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的“传播主体”是“从事口头或文字对外宣传的中国人”；“传播内容”主要指“对中国情况的一般介绍”；“传播渠道”包括“印刷媒介”“视听媒介”和“电子媒介”；“传播对象”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所要达到的“传播效果”是“使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中国已取得的进步和尚存在的问题”（1988：12）。
《对外传播学初探》对对外传播所作的贡献除了为对外传播界定范围之外，还提出了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建议：一是要实事求是、避免片面宣传；二是要“对话”而不是“独白”，也就是“必须了解对象的兴趣、心态和思想”，而不要不顾读者反应的“独白”。三是在翻译时要“解说”，切忌“照搬”，即不要按字面照搬，而是作些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对于如何做到“清晰易懂”和“生动活泼”，段先生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沈苏儒与段连城一样，是我国对外传播领域的奠基人，他的《对外传播教程》以外宣实务为基础，用大量的实例帮助读者认识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他的另一本著作《对外传播学概要》（2004年的增订版改名为《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侧重于理论研究。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对外传播的对象、特殊性、基本原则和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手段，旨在对我国的对外报道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使读者不仅能“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能“知其所以然”。
我国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沈苏儒和段连城两位出版的上述三本书之后渐渐开始受到世人关注。有外宣战线上工作者长期经验的总结，如刘洪潮主编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2005）、朱穆之的《论对外宣传》（1995）、沈苏儒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论集》（2009）、候迎忠与郭光华的《对外报道策略与技巧》（2009）、何国平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2009）、李海明《对外新闻的采访与编辑》（1997）、曾建徽的《融冰·搭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2006）等；也有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如郭可的《当代对外传播》（2003）、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2006）等。这些研究多角度地对我国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但传播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关注的是对外传播的宏观理论，对于对外报道的微观层面很少涉及；而经验总结类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撑，很难成为普适性的理论指导。正如何国平在《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一书中所说，“在对外新闻报道和对外宣传方面，研究者对现象和技术层面的关注，远胜过对现象和技术背后的思想和理论的抽象”（2009：7）。对外报道的工具是具体的语言文字，因此，如果不和语言学研究结合，不引入语言学的理论，就只能做到对出现的现象逐一进行解释，无法透析语言使用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无法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而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也无法实现飞跃。
1．5．2 对外报道编译视角
研究对外报道编译的多为英语专业出身的学者。早期的研究基本不借助语言学理论，只是对具体的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一一分类进行处理，提出一些具体的翻译技巧，如增减词等，属于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总结。之后的研究者们则将目光投向了翻译学或语言学的理论，试图利用不同的理论对翻译过程进行阐释，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
①德国功能派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是对外报道编译研究常用的理论。德国功能派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在德国的以目的为焦点的翻译理论。德国功能派关注的焦点是翻译过程中的动态互动和语用目的，强调翻译过程取决于翻译目的，也就是说，选用何种翻译方法要看译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Hans Vermeer、Katharina Reiss和Justa HolzManttari。其中，Hans Vermmer的“目的论”是目前对外报道编译研究运用最多的理论。目的论中有三个重要的法则，即目的法则（skopos rule）、语际连贯法则（intertextual coherence）和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语际连贯指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而语内连贯指的是译文在其所处文化和交际情景中应该有意义。在这三条法则中，语际连贯从属于语内连贯，同时二者又从属于目的法则（Nord，2001：28-29，32）。也就是说，翻译稿要实现的目的是最主要的，而究竟是要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都要看是否能最有效地帮助实现翻译稿需要达到的目的。Katharina Reiss则是“推翻了传统的等值和文本划分类型，创立了一种基于原语语篇和目标语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张美芳、王克菲，2005：11），即文本类型理论。Reiss将文本分为三个类型：信息功能文本、表达功能文本和操作功能文本、视听型文本。Reiss认为“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方法的首要因素”（Reiss，2000：26）。运用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研究（洪明，2006；周锰珍，2006）都一致认为，对外报道的编译稿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宣传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不引起译文读者理解上的障碍或是误解。因此，为了能实现这一目标，就可以并且有必要对原文进行较大幅度的删减及调整，或是添加适量的相关背景资料。
②关联理论
除了德国功能派之外，关联理论也是对外报道编译研究中运用较多的理论。关联理论最早是由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提出的，在两人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 Cognition）（2001）一书中，他们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关联理论是从认知角度研究交际的语用学理论，它认为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即对于说话者来说，交际是一个表明信息意图的明示过程，他必须给出一个交际双方都能理解的刺激（stimuli）；而对于听者来说，交际是一个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听者需要根据说话者所给出的刺激进行推理，从而实现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明示推理交流可以被看作是交际双方之间建立的一个真正的认知环境，听者需要对认知环境和交际语境进行准确评估，使自己“明示”的内容与听者产生“最佳关联”，从而使听者能够花费最小的努力便可推导出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在翻译领域，最早使用关联理论的是Sperber和Wilson的学生Ernst-August Gutt。Gutt（2000）认为，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在于多了译者这一角色，并且原文作者和目标读者处在不同的认知环境中。译者成了中间人，他在翻译时必须要建立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使处在与译者不同文化语言环境中的读者不用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就可以推论出原文作者的意图。显然，这种语际交际比语内交际复杂得多。运用关联理论指导软新闻编译的学者（文军等，2003；李先进，2013；卢小军，2012）探索的正是如何建立上面所提到的最佳关联，他们认为，为了使译文读者能够准确推论出原文作者的意思而不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就需要对原文进行添加、删减、释意和重构。
③互文性角度
互文性是德国语言学家Julia Kristeva提出的，Kristeva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如马赛克般拼嵌而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先文本的吸收与转换”（1980：37）。也就是说，任何语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翻译中如何处理这些互文内容是译者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互文现象广泛存在于对外报道中，词语层面有陈词滥调（cliché）、典故（allusion）、引语（quotation）、谚语（proverb）、仿拟（parody），语篇层面有体裁互文、主题互文、结构互文和功能互文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双重身份，即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阐释者。译者需要释放出原文中互文符号所含的足够信息，使之能够准确地为译文读者所把握和理解。为此，也需要采用增减译法、改译法等编译手段。同时，互文性还可以体现出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鲁硕，2008）、译者主体性（梁淑梅，2014）、译者的社会心理倾向（吴非等，2016）等。
④翻译生态学角度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的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提出的一套翻译理论，其核心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最佳的翻译就是“整体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004：133，144）。胡庚申对“翻译适应选择论”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解读翻译过程、描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聚焦译者的生态境遇和翻译能力发展（胡庚申，2008：4）。
刘雅峰（2008）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视角，提出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和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翻译的功能目的意识、正确的读者意识以及技能意识等，才能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真正实现外宣翻译的“译有所为”。张丽红等认为，“外宣新闻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从多维生态语境出发，适应新闻生态环境，试图从外宣生态翻译语境中构建语言、交际、文化等多维适应与动态的伦理选择，从而使外宣新闻得到更好的传播”（2004：43）。刘育红等也指出，外宣编译中出现的误译，其实就是“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忽略了译文的预期功能，未能适应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在翻译选择过程中出现了偏差，破坏了外宣翻译生态环境的语用因子间的平衡”（2014：79）。
⑤西方修辞学角度
刘亚猛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善于“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这是成功开展对外对话与交流的关键（2004：12）。因此，他主张在外宣编译时要运用西方修辞学的思想，因为“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而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修辞实践”（刘亚猛：2014）。近年来，西方修辞学视角逐渐为外宣编译研究者熟悉和运用，如袁卓喜（2013）就提出，外宣编译一方面需要“增强译者的修辞意识，追求外宣译文语言的修辞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劝说机制理论，提高外宣译文话语的交际效果”。
⑥其他视角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视角外，对外报道编译的研究者们还运用了其他一些理论，如语用移情（李淑侠，2011）、译者主体性（查明建、田雨，2003）、模因论（赵式一，2012）。还有一些学者根据编译的实际，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强的编译理论，如黄友义的“外宣三贴近”（2004）原则，张健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2013）等。
虽然对外报道编译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编译实践进行了阐释与分析，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对传播效果的关注度不足
目前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使翻译不产生误解，即意义的准确表达与交流，但普遍对于对外报道的新闻属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对如何提高传播效果也并不是很注重。也就是说，编译研究者们只关注如何使读者正确理解译文，而忽略了对外报道的“新闻”属性。上述论文均没有跳出一般翻译研究的框框，拘泥于对具体的翻译技法的讨论，虽然从几个角度出发，但基本上都是在为增译法、减译法和改译寻找理论支撑，缺乏对对外报道独特性的把握和传播效果的考量。
②以解释性为主
关联翻译理论的提出者Gutt在其书的后记中说过，关联理论是对翻译现象的一种解释，而不是一种方法（2000：203）。仔细分析目前已有的几个角度，本研究发现这些基本上也都是以解释性为主。虽然各种理论的关注点不同，如功能翻译关注如何实现编译稿的目的，关联理论关注如何与译文读者建立最佳关联，互文理论关注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原文所包含的互文信息，但它们最终其实就是解释了编译中使用增减译法、改译等手段的必要性，且翻译单位均未超过段落，并没有从语篇角度提出具体的编译指导。
③缺乏对软新闻的针对性研究
目前的对外报道编译研究没有针对软新闻的专门研究。软新闻编译研究不仅有助于软化我国的对外报道，而且还可以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值得进行针对性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西方修辞学对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构建新修辞情境理论和传播效果优化模型。本研究将充分凸显软新闻编译稿的新闻属性，使传播效果成为首要关注点。
1．6 创新点
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①本研究以传播效果为核心进行软新闻的编译研究，将软新闻置入对外报道的框架中，从而赋予其新闻属性，凸显其特有的新闻价值，从新修辞的角度对软新闻编译长期存在的受众意识薄弱、软新闻不“软”，以及可信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②本研究强调新修辞情境理论对于全面提高对外报道类软新闻传播效果的关键意义，并明确情境中的三大主要构件：受众、新闻价值和编译者的修辞权威。本研究提出，针对这三大构件的研究恰好可以分别解决软新闻编译的三大问题：即受众研究可以帮助提高编译者的受众意识，使编译稿做到“内外有别”；掌握软新闻的新闻价值可以有效软化编译稿；构建编译者修辞权威可以提高其可信度。
③本研究搭建的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传播效果优化模型，论证了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平衡关系，可操作性强，可以帮助编译者对编译稿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从而有效提升编译稿的传播效果。
④目前关于软新闻编译的研究大多属于解释性翻译研究，主要解释编译过程中某些句子或句群编译的理论依据。本研究运用西方修辞学的几大理论，提出软新闻编译过程中可以运用的翻译策略，明确了增强受众意识、凸显新闻价值以及树立编译者修辞权威的具体途径。价值修辞学、论辩修辞学、动机修辞学、权力修辞学等西方新修辞的主要研究维度在本研究中都为软新闻编译提供了理论支撑。
⑤本研究将翻译单位从句子及段落扩大为语篇，甚至超越了语篇范围。编译者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度，一切以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为出发点，原文的内容、结构、角度均可进行大幅调整。本研究提出编译稿消除中文味不仅仅只是语码转换层面的，更是语篇结构、选材、论辩方式、媒介选择、辩证法运用等诸多方面整体协作的结果。
1．7 本书的结构及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书的写作背景、厘清“软新闻”“对外报道”“编译”以及“新修辞情境理论”四大概念，同时在梳理我国对外报道编译研究的基础上引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意义及创新点；第二章是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概述新修辞情境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构建新修辞情境理论的意义、情境中所运用的新修辞学与对外报道软新闻编译的契合点，并指出情境中三个对于提升传播效果而言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受众、新闻价值、编译者的修辞权威，这三要素也是本书第三、四、五章关注的内容；第三章将梳理新修辞中的受众理论，并在总结几大理论之后对软新闻编译如何培养正确的受众意识、发挥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提出建议；第四章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凸显软新闻的新闻价值：即趣味性和人情味，主要介绍基于Perelman的论辩出发点理论和新修辞的叙事理论的“事实型导语”和“叙事型导语”的写作，并运用Burke的“术语屏”理论就选词等方面展开讨论；第五章指出编译者的修辞权威和软新闻的可信度密切相关，因此，编译者需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选择合适的论辩方式、运用直接引语和互文指涉借用他人的修辞权威、构建开放的语篇和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几方面建立自己的修辞权威，以提升编译者及其编译稿的可信度。第六章构建了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稿的传播效果优化模型，将目标受众、新闻价值以及可信度维度进行的研究系统整合，并利用模型对具体的软新闻编译语料进行分析。论文的结论部分介绍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指出其局限性，并展望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