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生年：1956
现职：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
研究方向：政治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东欧思想与文化
主要著作：《积极生活》《带伤的黎明》《我见过美丽的景象》《看不见的声音》《正义之前》
崔卫平的书单
《民间文学》（杂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58至今
《格林童话全集》，［德］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著，杨武能、杨悦译，译林出版社，1993
《好兵帅克历险记》，［捷克］哈谢克著，星灿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王小波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2007
《费尔迪杜凯》，［波］贡布罗维奇著，易丽君、袁汉镕译，译林出版社，2003
《嘉尔曼》，［法］梅里美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海鸥乔纳森》，［美］理查德·巴赫著，郭晖译，南海出版社公司，2004
《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德］赫尔曼·黑塞著，杨武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4）》，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陈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美］W.考夫曼编著，陈鼓应、孟祥森、刘畸译，商务印书馆，1987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卡拉马佐夫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死屋手记》，［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侯华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地下室手记》，［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5《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法］昆德拉著，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87
《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英］贡布里希，范景中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
《图像与眼睛》，［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
《理想与偶像》，［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艺术的故事》，［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三联书店，1999《艺术与人文科学》，范景中选编，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
《历史主义的贫困》，［英］卡尔·波普尔著，何林、赵平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英］波普尔著，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艺术》，［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
《文明》，［英］克莱夫·贝尔著，张静清、姚晓玲译，商务印书馆，1990
《伍尔芙随笔集》，［英］伍尔芙著，孔小炯、黄梅译，海天出版社，1993
《人的条件》，［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美］阿伦特著，孙传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与很多朋友不一样，我小时候懵懵懂懂。按照小学毕业时我在班上成绩的排名，大学是很难考上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放了我一马。在哥哥姐姐从外面找回来的杂七杂八的书当中，我最偏爱的是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月刊，12个月共12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其中有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有鸡鸣狗叫、河边院落，男人在山上砍柴，在田里播种，女人在家门口晾晒衣服，对着河水梳理她们漂亮的长发。会唱山歌的穷人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就把财主老爷气死了。姑娘和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还要聪明灵秀，身手矫健。
这样的故事使得一个孩子觉得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及至后来在女儿的启蒙问题上，我坚持以民间故事为主，《格林童话》是她的识字课本。19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意大利童话》《德国童话》《北欧童话》《非洲童话》《亚洲童话》等，与幼小的女儿一道，我把这些全都看了。称之为“童话”其实有所不当，因为需要把由一个民族经久耐磨的那些传说，与文人创作的道德故事区别开来。这些阅读经验使得我对捷克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王小波的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那位波兰怪人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尔迪杜凯》，都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
少年时期读过的影响久远的一本小书是《嘉尔曼》，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封面带细小的褐色花边的那种。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梅里美的《嘉尔曼》与歌剧《卡门》之间的联系，记忆中的《嘉尔曼》仿佛是一个为我独享的特殊故事，是我精神上的秘密出生地。“非典”那年我把这篇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与自己的印象大不相符。我记忆久远的嘉尔曼是一个身着红衣的娇小女孩，她与强盗在一起是因为她与正义在一起，路遇不平时她第一个拔剑相助，横刀立马，飞檐走壁，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阻拦她。至于她的背叛、她在爱情上的经历，我竟没有半点印象。很可能，“嘉尔曼”这个形象与我看过的别的什么东西混淆起来了。比如1960年代有一出歌剧叫做《红灯照》，其中的演员都是身着红衣、头戴红巾的，那是一个关于义和团女战士的故事。我暗自觉得，嘉尔曼这个女孩，照亮了我的前生前世。
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年轻的生命丰沛饱满，所见到的世界也是那么晶莹完整，充满含义。对于阅读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需要的时候，就有适当的东西出现。1970年代初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做《学习与批判》，有一期竟然全文登载了当时在美国走红的一位飞行员的小说《海鸥乔纳森》，讲的是一只海鸥放弃仅仅是寻找食物的活动，一心一意追求尽善尽美的飞行，不顾同胞的奚落与嘲笑。这篇原本是用来供大批判用的材料，成了我如饥似渴的吸收对象。此时的生命正好需要那样一个高度，需要冲破所有的云层，来到一个纤尘不染的高空，追求圆满无缺。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柏拉图笔下的灵魂的马车在天上观看美丽景致的巡游，我觉得那是最动人的诗篇。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本小说，黑塞的《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其中写两个少年，一个是感性的、艺术的，另一个是理性的、形而上的，那是灵魂飘香的季节才能得到的高贵馈赠。
1980年代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方现代派。也许可以说，对于战后不久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事情，就是接触并参与到现代主义的经验中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给了人们很好的窗口。最早读到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在这个版本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包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都在其中。我尤其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陈焜先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与此有关的另一本书是台湾陈鼓应教授领衔翻译的《存在主义》一书，通过它我才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片段，印象至为深刻。同我在电影学院观看比如伯格曼、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感性上觉得比较趋近。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经久不散的影响在于：此后对于任何将经验打磨得十分光滑、因为光滑而变得廉价的作品，变得极为敏感和反感，这足以奠定一个人终生的审美倾向。
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应该有浓浓的一笔：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到这时候才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并认真写了文章。读陀氏的这本小说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在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接着我又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成功地帮助我完成从高音区降到低音区的转变。同样参与这种转变的（它的另一条平行线即“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还有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相信1988年底之前读完这部小说的人，在之后多少都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真正读书应该是在1989年之后。那之后你愿意读就读吧，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再也没有什么引领的社会思想运动可以带领或推动你。朋友之间的兴趣分化很大，生活道路也有大的转变。在比较沉寂的一段时期，我读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一系列著作——《秩序感》《图像与眼睛》《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艺术与人文科学》，这批书与我此前接触得比较多的德国或俄国的理论书籍完全不一样。贡布里希这位被誉为“20世纪的苏格拉底”的睿智人物，他的观点建立在丰富浩瀚的艺术史资料基础之上，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许多当时被描述为石破天惊的事情，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所做的小小变动而已。对于从小接受喧闹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观的我们，吸收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啜饮一股深深的清泉，让人变得安静。他那种处变不惊、娓娓道来的语气，蕴涵了一种真正平和、平等、宽容的精神，成为我的又一个秘密发源地。阅读贡布里希的著作，同时是培养一个人建立恰当的事实感的过程。在一种大而无当的叙事背景下，我们习惯沉湎于概念，而不是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习惯于抽象地谈论概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自觉接受来自事实的限制。有关事物的名词或名称，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东西。我们的失语经常来自无法称呼周围世界，被“物”所遮蔽。也是在199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的几本书《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才知道这个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是多年的老交情。我还喜欢上个世纪初一位叫做克莱夫·贝尔的英国人的两本小书：《艺术》与《文明》。
有一段时间，黄梅先生与人合译的《伍尔芙随笔集》是我的“枕边书”。每天写作之前都要看上几眼，仿佛是一种私下的仪式。其中许多段落都能一口气背下来。实在不乏这样的情况——许多女性拿起笔来只是吐露自己的心声，发泄个人生活的不平，而伍尔芙相反，她写作是因为她要描绘和参与塑造这个世界，用一个以语言为材料的精神世界和实际世界相匹配。伍尔芙是少有的拥有写作抱负的那种人，她对写作的热忱、自律和献身是罕见的。我真正从伍尔芙那里“偷”来的是她的长句子。有朋友说看我的文章，像在电影院里隔着几排座位和遥远的前面的人打招呼，以为我说到了别的地方，其实半天没有挪窝儿。这个本事是跟伍尔芙学来的。我喜欢她的这种写法，当一个动机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紧紧盯着那个源泉，直到它放出水来。我另外心仪的女作家还有：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和美国诗人狄金森，我仰慕她们作品中那种清晰和练达的智慧。同样拥有写作上抱负的还有波伏瓦，但是因为写作，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是我不喜欢和所要警惕的。
我读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正值个人生活的危机，尤其需要一种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的那种力量。阿伦特从犹太人的个人处境进入对于极权主义的普遍思考，从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转变到五光十色的公共世界，她用个人的痛苦浇铸出保卫这个世界的城墙。《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种个人言说，然而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那种。阿伦特的活力在于她超出现有政治格局来谈论政治，把政治放回到人类生活的源泉中去，拓宽了政治的疆界，重新激活了叫做“政治”的那个东西：一方面，政治建构应当以人类生活为基础，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建构所提供的空间也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另一方面，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的东西，才能反映到政治建构中去，比如对话、比如公共言谈。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考范围主要在“政治之前”，她是政治性地思考而非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思考。在有关公共领域、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行动方面，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我以为是中文世界所能找到的最好表述。
（2005.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