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中做最好的事业
一个清华班级20年的故事
文/涂方静 岳谱
【清新回眸】
2011年4月，在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之际，《清新时报》推出了“我们与大师”、“我们与学校”、“我们与国家”系列策划，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勾勒出百年清华中永恒的三大主题。
在百年校庆的报道策划中，这篇深度报道从写法和选题都与另两期的有所不同。本文用细致的故事和描写来呈现一群人身上的时代烙印，通过记者较为扎实的采访，它将关注点落在一个具象的清华班级，又置其于国家20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从而，用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巧妙地呈现了报道策划中“我们与国家”的宏大主题。
“在平凡中做最好的事业”是对清华人百年奋斗最好的注释。无论是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一代代清华人构筑国家坚实的根基，脚踏实地、行胜于言。因此，该文不但以人的故事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用以小见大的笔触，展现百年清华气象。
就采写的角度而言，本文采访扎实，记者从寻找采访对象，到采访写作，花了极大的精力与时间，积累了较多的采访素材，使得文章从可读性和意义上都能称为一篇佳作。而在操作深度报道时，采用特稿这种文体，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也成为《清新时报》一次可贵的尝试，为之后清新发展特稿部奠定了基础。
(2011年4月18日，第99期，A1/A2版)
打开电脑，几个脑袋立刻凑到屏幕前，看一页页的照片翻过。
那是他们在清华念书时在日晷前的合影，那是大家在同学婚宴上的照片。这些都是青春的记忆，那时流行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家居——木桌木椅，搪瓷脸盆。影像中，女同学都梳着长辫子或者烫了一头丰厚的发卷儿，男生多留着斜分头，笑容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纯憨与灿烂。
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6字班”，就读于“环境与工程系”。
今年是他们毕业20周年值年，进入他们值年网站的“环境与工程系”，可以看到环6两个班58人的名单。其中“左剑恶”被调成红色，他是环61班的联系人。
时代变迁的机缘巧合
“人生，有时候还真挺巧的！”左剑恶弯着眼睛笑着说。他1968年出生，18年后第一次走进清华园。那一年，恰好是1986年。
1986年环62班第一次合影 温东辉 供图
左剑恶第一次走进清华园，是在一个“黑咕隆咚的晚上”。从湖南小城常德到首都北京，左剑恶有了不小的震撼。而对于同系的北京人温东辉来说，她所震撼的是清华本身。温东辉回忆第一天踏进清华园的心情，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清华特别神圣”。
环6这一级遇上了很多个“第一次”——清华历史上第一次军训、第一次挑战杯、第一届“直博”和环境系创办的第一届科协。开创和变革不仅发生在当时的环境系和清华，更发生在当时的中国，而左剑恶所说的“巧”更是指他们碰巧遇上的时代大潮。
进入学校以后，左剑恶和他的同学们遇到了首次经商潮流。在他的印象里，那时每幢宿舍楼都有同学代理冲胶卷，有的同学倒卖VOA磁带，有的卖贺卡，还有女生的粮票吃不完，用粮票换袜子，换运动衣，换鸡蛋。一到学期末，学校就会出现好多小广告，都是卖东西的：自行车，录音机……那时有的同学放假时没钱了，连火车票都买不了，只能卖东西。但一到开学初，就又出现了买东西的广告。
经商潮点燃了很多同学对商业的热情，他们中不少人将热情变成了事业，毕业后便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当时环61班的赵建公就倒卖过VOA磁带，“这是我后来事业上的一步”。赵建公毕业后去美国普渡大学读环境学硕士，1994年回国到香港，开始从事投资行业，直到2006年建立自己的基金公司。
随经商热潮一起涌入清华的还有西方思潮，民主和自由的呼声打开了学生们的思想大门。
赵建公回忆说，学校首次开设了选修课程——西方文学思潮，讲尼采、弗洛伊德，同学们都非常感兴趣，当时几乎人手一本法国哲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整天思考的都是国家的未来和方向。在思想碰撞与冲击的年代，怀着一腔热血的学子们，迫切地想要在改革开放后对国家进行改变，然而，“理想化”的冲动终究只能是场梦境。
“当时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朝着民主、富强的方向走。”温东辉回忆说，“就是希望传递这样一种理念。”但最初单纯的狂热终归于平静，那时的经历，让温东辉那样的年轻人“对国家很多东西都看得更实际了”。
左剑恶回忆那段日子：“同学们想得最多的，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
于是，那个年代的清华人开公司的开公司，出国的出国，大家不再寻求盲目的改变，所有人说得少了，做得更多。“都更务实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左剑恶说。
时代的“幸运儿”和发展的“开荒牛”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可以自己去追求一些东西，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郭东军说，他称自己的那一代人为时代的“幸运儿”。虽然也在1986年读环境工程，但郭东军大学时就更喜欢理科，更喜欢经济学。毕业进入企业工作后的他，感觉到自己对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于是又回到清华读金融硕士。
和郭东军的“回炉”不同，不少读完5年本科的1986级学子在1991年离开清华园走向全国，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环61班有近一半的同学毕业后经商，有的同学在设计院工作，有的出国，也有的自主创业。
1991年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得最快、也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温东辉回忆起那个“好时代”：“那时候就业不成问题，国家需要的人才远远超过全国大学生的人数。”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吹起新中国发展的号角，经济快车持续高速运行至今不衰。相应的配套政策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来华建立地区总部和制造研发基地，而老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对外合资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活跃的经济和变化无穷的市场又为个人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外面的机会特别多，只要你抓住一个机会坚持做，就能做得很好。”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下，温东辉于1994年清华硕士毕业以后，进入国家科委，参与同日本合作的科技研究项目。当时中国环境工程技术落后，处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无力在环保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因此向先进国家学习，开展拓荒性工作，以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成为当时许多环保人的责任。
而读完硕士的郭东军便立即进行自主创业办起了咨询公司。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竞争也日趋激烈，国外管理咨询公司大批进入我国市场，但我国的管理咨询业却处于起步发展中。“当时很多小企业在管理上比较弱，西方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还没有普遍运用起来”。咨询行业是郭东军的兴趣所在，“想把现代管理制度在企业推广一下”。
在咨询行业完成“拓荒”的郭东军又在2007年借着时机转入投资行业。与初做咨询时的背景相似，郭东军那时面对的是传统行业基金投资的空白。20世纪90年代，国际的基金已经进入中国，但当时主要投资的是互联网的项目，到了21世纪初，国际基金对环保等传统行业仍没有太多的关注。“我进入这个行业比较幸运，是中国最早一批做环保行业的投资。”郭东军说。
平凡中做最好的事业
在国家科委工作三年之后的温东辉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学校里的氛围。“做科研项目，有很多实际的东西需要考虑。而我好像就是喜欢从事理论研究。”于是在2000年，她考入北大攻读博士。
初到北大的温东辉很不适应，“工科思维转换到理科思维花了不少时间”，北大和清华的微妙关系也让她遇到了不少困难。但骨子里的清华情结让温东辉并不去想这些。“我们不怎么会说话，也不会夸自己”，但清华赋予她的务实和担当精神，使她埋头学习和工作，逐渐打开属于自己的一片研究天地。去年，温东辉与清华两位老师一同合作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清华的时候嘴里念叨着校训，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温东辉坦言，“不知不觉中有些东西却已经融入你的一言一行中，很多事情上我们会主动去承担，会非常努力地做。有时候不计较结果，但做着做着结果就出来了。”谈到清华对自己的影响，郭东军也和温东辉有相似的体会：“清华对我们做事做人的方式，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校训可能是一种提炼，但真正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其实，都已经渗透到做人做事的风格上，但有时候，可能连自己都意识不到。”
如今毕业20年，环6一级虽然没有同学创立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是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扎实勤恳，左剑恶也是其中的一个。清华本科毕业后，左剑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直博的行列，四年之后拿到了清华硕士和博士学位证书，那一年，他27岁。
温东辉回忆说，左剑恶从本科毕业设计开始就选择废水厌氧处理的研究方向，需要把高浓度的污染物，在无氧条件下进行发酵处理，实验室条件非常不好，班上的大多同学都不愿选择这个方向。“我们很多同学从毕业后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工作，只有左剑恶，从本科开始就跟着顾夏生先生一起做厌氧方向，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变过。”然而，随着环境工程的发展，现在厌氧处理技术变成了节能环保“香饽饽”的技术。“真的很佩服左剑恶，居然能够把‘又臭又脏’的工作做得这么‘香’。”温东辉说。
“只要是坚持就好。”二十年如一日的左剑恶倒觉得这些都很平常，“这是我的工作，工作就必须做好。”毕业后，左剑恶留校当老师，29岁升为当时系里最年轻的副教授，现在是环境学院的副院长。
谈话间，左剑恶仅一次提及自己获得的奖项——两次“良师益友”。成为老师的这些年里，他帮经济困难的同学解决生活费和学费，和同学们一起走完军训拉练，一起打排球，还有一次和学生们一起徒步去香山，“走了这么一趟下来，我就跟他们说：‘这么远的路是可以走下来的！’”采访中，他聊得最多的，除了科研，就是他跟学生之间的故事。
1931年，校长梅贻琦在清华就职演说中说：“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在我们心中，人都应该有理想，跟着理想走。”郭东军说他的同学们各有各的理想，但始终不变的是务实求真，敢于承担责任。
1986级的清华人遇上了多年未有的好时代，碰到过挫折，也成就过功名，但所做一切确是梅贻琦所说的“最好最切实”之事，也正是这一代清华人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我的事业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