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老馆：系出名门，书香百年
文/蒋肖斌 刘茜 林霄祎
【清新回眸】
清华大学图书馆三个馆舍分别建于1919年、1931年和1991年。其中，一、二期工程就是清华人今日所说的老馆。一水儿的红砖清水墙，装修豪华的阅览室、书库，珍贵的中外典籍……这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清华学子都是莫大的诱惑。
中国古时候把高等学府称作书园，书对于大学的意义可见一斑。虽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大图书馆作为一所大学的象征却也毋庸置疑。清新人置身清华园，自然也是清华图书馆的常客；今日清华园里又多了一座人文图书馆，新一批的清华爱书人有福了。
此刻，我们抚循着《清新时报》上的文字脉络，一起走进老馆，循书香而去。
(2008年6月7日，第56期，04/05版)
“东亚第一”之清华图书馆
清华图书馆的一、二期建筑，被今天的清华学子亲切地称为“老馆”。上十来级台阶，跨过厚厚的黑色铜门，眼前是一个装修豪华的大厅，仿佛是一个缩小的西式宫殿。地面、墙面、柱子都是大理石的材料，悬挂着古式的壁灯和吊灯，庄严而高贵。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资中筠先生曾写道：“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敢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
东部建筑是图书馆的一期工程，由当时的校长周诒春提议建立，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外部气势恢弘，内部设计得也十分考究。有一些书架是专门从美国和英国订购的，具有避火功能。一些地方的地板或是用软木或是花石铺成，走在上面没有声音，不会打扰正在学习读书的同学们。
当时，图书馆被称为“东亚第一之清华图书馆”，震撼了海内外，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中西部建筑是图书馆的二期工程，在罗家伦当校长时扩建，由清华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的建筑学家杨延宝设计，于1931年3月开工，1932年11月竣工，该期工程与1919年的一期建筑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被称为“扩建设计中一个罕见的案例”。
扩建后的图书馆馆舍面积达700平方米，可容书30万册，阅览座位席600余个，库内设研究书桌百余张。
过去清华的图书馆，在师生们眼中的地位极高，不仅馆长都由胡适、李大钊、潘光旦这样的著名学者担任，连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乏饱学之士。
其中，有一位毕树堂先生，此人精通英文，翻译出版过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还有散文集《昼梦集》传世，还有清华毕业的本科生，就一直在里面做管理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全校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也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学校向长沙、重庆及昆明转移了一部分书册，但剩下的还在北京没有被转移的图书被日军掠劫，散失大半，后虽收回了一些珍本文献，但还是损失了大量藏书。
抗战时期，清华园陷入日军之手，校园建筑遭到了野蛮破坏，图书馆也不例外，日军以图书馆作为外科医院，阅览室改为病房，书库改为手术室及药架，给作为清华“四大建筑”之一的图书馆造成了巨大破坏。
1946年复校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图书馆大体恢复了原貌，同时也采购了一些图书，至解放前夕藏书已达41万册。
清华图书馆老馆内部 资料图片
80年前的馆长笔记
洪有丰：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任金大图书馆主任，1927年至1935年在清华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
清华，有图书馆，是从民国元年(1911)开始的。当时的馆址，在今天的庶务科办公室，只有大房一间，小房二间，设备简陋，藏书很少。后来的藏书开始多了，开始觉得空间不够用。校长周寄梅先生，于是建议建图书馆馆舍，由泰来洋行承办，全部按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容积100751立方尺，费银25万元。
民国十八年(1929)秋，随着清华改为大学，图书也增加了，校长罗志希开始计划图书馆的扩建。要求如下：一是要便于管理，二是将来仍有扩充余地，三是需要形式壮丽。扩充部分面积24394平方尺，比原来的图书馆几乎大了二倍，由天津基泰公司制图，协顺木厂承办，花费257000元。
图书费开始并没有定额，都是由学校随意拨给。民国三年(1914)以前，只有千余元。自从离开庶务科、行政独立后，由四五千元增至万余元。
民国九年(1920)起，开始建立预算机制。民国十五年(1926)，成立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会有主席一人，由图书馆主任担任，国学和东方语言文学一人，外国语言文学一人，生物动植物微生物和医学一人，哲学心理和教育一人，历史和社会科学一人。
以上据洪有丰馆长笔记整理。
我那时候写《雷雨》，就坐在那儿……
1930年，曹禺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清华园里很快传出“从南开来个会演戏的万家宝”，不过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万家宝会成为改写中国戏剧历史的曹禺。
曹禺最早在南开的时候，是做演员的，演过很多女角，因为他的脸很是清秀，瘦瘦尖尖的，小尖鼻子。他演了很多女角，就等于算是反串。曹禺的女儿万方说：“我爸爸是一个情感非常充沛的这么一个人，包括他如果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他会讲得非常的绘声绘色，或者很投入。”
毕业多年之后，曹禺重返母校，来到老馆的阅览室时，感慨万千，他说：“我真正接触到仪态万方的世界戏剧，还是在清华大学。我先是学易卜生，后来就在清华接触到各种流派，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视野开阔多了。”
所以，曹禺对清华图书馆充满感情。他晚年来到清华，甚至还能找到当年他写作《雷雨》时的阅览室和座位。“我那时候写《雷雨》，就坐在那儿……”
他说他要感谢一个人，就是当年清华图书馆的管理员，因为他总是允许他在图书馆里写作，甚至闭馆之后，他都可以允许曹禺留下来继续写。大概是太激动了，老人一下子想不起来管理员的名字。实际上他后来想起了这个人的名字，然后他非常郑重地说，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他姓什么了。
郑秀是曹禺的前妻，他们是在清华相识相恋的。虽然曹禺后来爱上了别人，但是郑秀一直深爱着他，终身未再嫁过。《雷雨》便是诞生在清华园中热恋的结晶。
1933年，北平的时局非常险恶。清华大学当局决定，免除应届毕业生的期终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毕业成绩，提前放暑假。曹禺是1933届西洋文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在学校的大名是万家宝，曹禺是后来的笔名。那时，他认识了比他低两届的女生郑秀。
6月初开始放暑假了，曹禺和郑秀两人整天在清华园图书馆的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条桌的一端，相对而坐，除了低声交谈一两句话之外，便分别着手做自己的事。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誊写出来。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实读者，他俩也由相识到相知，坠入热恋之中。
清华园暑天的傍晚，他俩从图书馆出来，荷花池畔，小山石上，促膝而坐，娓娓而谈……曹禺谈到剧中人物的命运。他谈周朴园是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人，把妻子儿女视为自己的财物，门第观念根深蒂固。他对繁漪寄予无限同情，他说为她起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世界，懂得恨，懂得爱。他说他写着写着就不知不觉地迷上了她。
8月初，初稿完成。终于，在1933年的深秋，中国话剧的里程碑——《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而当时曹禺年仅23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
她说：我爱清华图书馆
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本段摘自杨绛先生回忆清华图书馆的文章。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70年前的事了。
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
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他说：忆清华图书馆
于光远，经济学家，原名郁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本段摘自于光远先生的文章。
填写履历表时，人们通常要填写自己进过的中学和大学。每当我填这种表的时候，我就想填一下我曾经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的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学校。
我要回到正题，写清华大学图书馆。
这是我学历中的最后一个图书馆。1934年,我转学到清华物理系三年级。
说来许多人会不相信，我在到清华以前一直是走读生，没有在学校住宿过。到清华后住在新斋。清华学生当时住的条件比现在好得不知道多少。两个学生住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但是清华的学生还是不在自己的房间做作业，都去图书馆。图书馆离学生宿舍很近，我住的新斋离图书馆更近。清华学生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很长很长，究竟占多大比例那就说不好了。同学们常常带着课本、笔记和课内作业到图书馆去，图的是那里特别安静和集中整个注意力读书的气氛。在图书馆内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如果有人说话，声音稍大了一点，让别人听见了，马上会有人向他行注目礼，再出声就会听到毫不客气的嘘声。我和同学们大致一样，只是我是不重视课内作业的学生，而查阅专业刊物，物理系的图书馆很方便。我坐在这个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不少，但后来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清华图书馆的时间就相对少了一些。“一二·九”学生运动宣言中所写的“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确是当时北平许多学生的心情。
不过在“一二·九”后的一九三六年——这是我在清华最后一个学期，我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在那个学期我选了一门外系的课程——哲学系张申府教授讲的“形而上学”。那个学期张申府教授也不专心教课，他在课堂上提出了时间、空间、物质、精神……这样一些概念，却没有很透彻地讲出道理，每次都讲些“时事”。他为学生开了一张很长很长的参考书的书单，让图书馆把这些书从书库里调出来，放在图书馆负责借书的人那里，专供听这门课的同学借阅。因此我只要说一句要借哪一本书，马上可以得到，非常方便。在张申府教授开的书单里，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都是英译本。我就利用这个条件，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花了很多时间去啃这些书，从头一直读到尾，每一节都作笔记进行思考。有时还去找这两本书里提到的著作。这段时间的学习，使我长进不少，我被恩格斯和列宁书中的道理折服了。就通过这两本书的阅读，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这半年在清华图书馆的学习对于我的一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在前几年写过一篇《这件事还得感谢申府先生》发表在刊物上，并且收入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书》这本集子里。现在我想补充一句，我不但要感谢张申府先生，还要感谢我母校的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