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风车

“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这是1983年，中科院计算所的一次会议上，王洪德拍案说的著名的“五走”。这“五走”表述有点像同时代朦胧诗的诗歌风格，像读一份宣言，像同时代著名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个。”

时代是相通的，无论诗还是科学。

王洪德说完离开会议室，把目瞪口呆、张口结舌的人留在了身后，人们几乎能看到他的后背的“运动”，那种因内部张力而产生的僵硬的起伏。

特别是王洪德最后那句话，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时尽管顶层肯定了“底层”的陈春先冲破旧体制的做法，但“中间层”依然僵硬，庞大，具有对人的吞噬力。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进入科学院一年不到，就被划成了‘右派’，然后被打成‘反革命、走白专道路’，被批斗一直到1978年。漫长时间里，我一直有种强烈的压抑感和屈辱感，说不出来的痛苦和窝囊。我爱党爱国，内心深处想干事业的那股冲劲无时不在，就是一直施展不开。”这是王洪德那时的心声，并不复杂，同样也是时代的心声。旧时代人被抑制，被侮辱，被损害，新时代出现了希望，光，从天顶照进来，下面的心声再也压抑不住。

对王洪德而言，具体的光出现在1979年的冬天。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王洪德在刺骨的寒风中走进了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看见远方归来的孩子们围在炉火边烤火取暖。年轻人的手上都是冻裂的口子，因为干重活鲜血迸流，但在寒风中他们却像无动于衷，因为手上的痛相对于他们的心来，不算什么。返城之后，知青就业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在成果堆积、知识密集的中科院，那些教授、专家的孩子们同样只能靠搬砖、运沙石、做清洁这样笨重的工作赚取微薄的收入。

孩子们太苦了，王洪德感到心疼，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是否可以由他做机房系统设备的设计，让计算所的工厂生产，他指导知青社的孩子们组装？这样既可以推广技术应用，又可以把返城知青们的生活改善了，以后他们技术成熟了，还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安装计算机机房的系统设备。

1979年的时候，王洪德担任计算所第四研究室供电空调系统组组长，从事机房环境条件研究工作，而当时机房装备技术在我国还是空白，王洪德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机房装备技术的研究上。王洪德吃尽苦头，在中科院的26年他都在痛苦中挣扎，一身“武功”却无用武之地，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广泛认可。作为计算机机房技术专家，王洪德在业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天津计算机公司，天津电工设备厂，天津无线电五厂、七厂、十一厂……都请王洪德做顾问，这让王洪德更坚信，计算机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大型机房技术的应用将具有广阔前景。一天黄昏，下班以后，王洪德顶着寒风再次来到知青社，找到还在忙碌的知青社主任，把想法谈了。王洪德对主任说，我可以给你当顾问，我来做设计，工厂加工的东西让知青社安装……

未等王洪德说完，知青社主任已连连点头，握住王洪德的手说，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全听你的。知青社当时正想为孩子们找出路，都是科学院子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总干体力活不是长久之计。要是能跟科学技术沾上边，那可真是求之不得了。事实也是如此，返城知青们听说后更是欢欣鼓舞，觉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到了，王洪德简直是天上派下来的人，他们要学技术、干技术活了……

王洪德给自己的工作加大了分量，周末和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做设计，常常工作到凌晨3点，有时甚至到天明。同时培训、讲解，手把手指导知青，就这样，计算机机房系统的各种产品很快生产出来了。销售自然是不成问题的，王洪德在业界的人脉与名声就是最好的销售保证，这样一来，凡经过王洪德介绍引进大型计算机的单位，都要求买知青社的产品，让知青社去安装。随着知青社业务量的增加，王洪德和知青社领导一起商量成立了计算机机房工程安装队。小小的知青社一下子火了起来，知青们也都提高了技术水平，并且最主要的是提高了工资待遇，月工资从原来的50元提高到了90元，这一收入甚至比他们在计算所里工作多年的父母还要多。

知青社当年就赚了60多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了不得的，堪称奇迹。王洪德支持知青社从事技术服务、服务社会，也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然而凡事都是这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习惯。“60多万”，这么高的利润，先是工商部门大为惊讶，怀疑有不法行为，年底的财务大检查中，知青社被列为中科院的检查重点，王洪德也被怀疑有经济问题。

消息传到了科学院纪委，纪委提出将此做经济大案处理。纪委的人找到了王洪德，要王洪德交代“经济犯罪”的事实，写检查。工商局找到王洪德，认定王洪德违法经营，无照经营。王洪德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对工商局人员说：“我做的这些新产品设计，都是填补国家空白，我们自己不设计生产就只能买国外的。国家没有的，我搞出来了，又解决了知青就业问题，我何罪之有？”竟然说得工商局的人面面相觑，放过了王洪德。但科纪委一直抓住王洪德不放，一审查就是一年半。不过王洪德相当自信，他把每月30元的顾问费如数交还，这是他唯一的“瑕疵”。这种放弃自己微薄收入的做法在那时中关村的改革者中，也就是办公司的人中相当普遍，往往不是出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追求，而是为了对付无端的审查、检查与攻击。动不动就查账，在当时的时代是最流行的做法。

无端的，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的审查，让王洪德受够了……还很年轻时王洪德因为一首稚嫩的小诗被打成“右派”后，在计算所再也抬不起头。21岁入团的他，22岁就被开除团籍，科学院一开会，他就习惯性地戴个军帽，把帽檐拉低，躲到一个角落里。此后“文革”，旧事重提，他又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谁想得到现在又是“经济问题”……这时他已46岁，人生就这么度过？好在旷日持久的调查最终得出的结论证实了王洪德的清白。他颇有预见性的头脑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救了他，比如退回顾问费。但这事件也让王洪德多年来对单位和上级的信任荡然无存，他觉得消耗了自己28年光阴的这个大院子是如此不牢靠。

“而且，”王洪德想，“在一个封闭的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是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王洪德那时已人到中年，没啥可犹豫的了，决定破釜沉舟。

王洪德并不是鲁莽行动，1980年夏天，作为天津电工专用设备厂的顾问，王洪德提议厂方邀请意大利机房专用设备公司总经理罗西博士到天津，目的是引进技术，合作设计生产计算机机房、地板、下气流空调等设备。原本是一次技术交流，可罗西博士的一句话震撼了王洪德。罗西博士的希洛斯公司仅由3个人创办，靠350美元起家，17年后已发展成为国际计算机机房产业的大公司了。如果说知青社查账事件使王洪德萌生退意，这个现实案例则提供了启示。

王洪德先找到海淀区联社谈，准备调到区联社，然后通过区联社注册了一个公司。一切准备就绪：心理上的，现实上的，以一人之力面对整个体制，如同堂吉诃德一样立马横枪到了体制面前，这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王洪德就是堂吉诃德，或者王吉诃德，一是那时还是举国体制，所有人都是单位的人，国家的人，辞了职就等于不再是国家的人，那是不可想象的，何况科学殿堂的研究人员是宝塔尖上的人，让人羡慕的职业，因此当时从科研院所、高校里走出去办公司的研究人员大都是保留公职或者停薪留职“下海”的，这在当时被一些人叫作“脚踏两条船”。当他们把一只脚踏上新船时，另外一只脚却迟迟不肯离开旧船。这让他们在心理上维系着某种平衡，在收入方面可进可退。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局面。可是王洪德不同，他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的人。换句话说，王洪德的选择是很不理性的，让人看了感到多少有些“幽默”，特别是声言“可以开除”。而王洪德的态度、口气就更“幽默”，或更堂吉诃德——一个人面对一个巨大事物竟如此“嚣张”，太不成比例了。对，不成比例往往是可笑的。

但王洪德不是堂吉诃德，或者不全是，事实上他是的那部分恰到好处。

王洪德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赤条条”走出科学院，尽管“赤条条”的，却众里寻他千百度，找到了个人的支点，这是了不起的。经过工商局正式注册，王洪德成立了京海计算机服务公司，再不受行政指令驱使，自主决策，自我发展。注册之时王洪德没有一分钱，从知青社借了1万元，到银行开了户头，四天后便把钱如数还上。

“公司成立之初，”四通创始人之一、王力之子王缉志后来在《两通两海当年勇》一文中写道，“王洪德在白石桥借了北京图书馆的待征土地，盖了几间平房，刚开始连椅子都没有。当时就有几个木箱子，他们在上面铺上报纸，铺上图板就开始作图。”王缉志在双榆树有套单元房，常在那儿办舞会，王洪德本是激情洋溢之人，常常到舞会上激情跳上一曲。王洪德赤条条出来办公司，舞伴们都为这位“堂吉诃德”捏了一把汗。

“不必，谁也不必担心我。”王洪德心中有数。

王洪德的公司成立后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大学豪尼维尔计算机系统改造工程，是联合国支持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而豪尼维尔又是美国大型的计算机系统公司，在全球影响都很大。这一工程在京海公司成立之前就已开始招标，跟京海一同参加竞争的有中科院计算所的计算机服务公司、中国计算机公司等等大品牌。但北京大学工程负责人却说：我们不看什么牌子，我们就交给京海王工，他在计算所工作这么多年，是众所周知的机房设计专家，我们相信他。接下项目，王洪德与手下跟他一起出来的工程师高兴得一夜难眠，四天之后工程的预付款一到，王洪德立马还清了知青社借款。

然而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统工程刚一上马就遇到了困难，在安装室外冷却系统的时候，施工工人发现北京大学主楼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泥潭，泥潭很深，深不见底，简直像无底洞一样。有人怀疑这是北京的一处海眼，有人甚至提到当年刘伯温建北京城就发现过北京几处海眼，底下可通到大海，这几处海眼一处由玉泉山镇着，一处由北海白塔镇着，一处在北新桥。据说这北新桥的海眼被动过两次，一次是日本鬼子进北京，顺大铁链子往上拉，拉了一两公里，就见下面呼呼往上翻泥汤子，还隐隐的有海风的声音，伴着腥味。日本人慌了，赶紧把铁链子一松又顺了回去。第二次是红卫兵“破四旧”，不信邪，也把大铁链子往上拉，结果跟日本人一样，听到隆隆的响声也全吓傻了，赶紧松了铁链。这是北京知青都知道的两个海眼的故事，而王洪德工程队的人大部分都是知青。

工程队队长将情况报告给了王洪德，甚至提到了海眼，王洪德骑着自行车就赶来了，哪管什么海眼不海眼的，当时就纵身跳下去排除。潭里的水和泥都是黑黑的，有一股很强烈的刺鼻的味道。的确是一处古潭，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他们怎么碰到古潭了？或者真的是海眼？王洪德一急，耳朵里“噗”一声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就好像耳朵隔了一堵很厚的墙。急火攻心，王洪德失聪了，尽管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王洪德还是大声命令：填！说完便赶快上了三GA996一医院，检查为爆发性耳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