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鲁迅与当代世界
〔澳〕张钊贻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探索学院
摘 要：如何复兴或改造中国文化，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作家和文化人的鲁迅，自然思考得更多。鲁迅提出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跟他改造“国民性”的理念有直接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受到重视，更谈不上处理，问题因此“未完成”。这“未完成”的鲁迅对当代中国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不限于中国，实际上有世界意义。
关键词：鲁迅；中国文化传统；改造“国民性”
解 题
本文所谓“未完成”的鲁迅，主要是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关于鲁迅和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论述中引发出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进行“清理”。[1]鲁迅作为“中国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其思想自然应该是“清理”传统文化的主要参考之一。《新民主主义论》对西方和古代的文化的态度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剔除糟粕，吸收精华，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1934）的意见。论者对鲁迅《拿来主义》一文的解读，大抵注重其中引进吸收对外来文化的主张，若细读原文，鲁迅其实也将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拿来”的对象。他以继承一所大宅为比喻，认为我们对文化传统应该：
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2]
这也应该是《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清理”传统文化的应有科学态度，也应该是进行“清理”的重要标准。
笔者一直认为，《新民主主义论》里面的思想，并非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创见，而是代表了当时共产党领导层的集体智慧；也不仅仅限于共产党领导层的集体智慧，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层综合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意志和目标。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连串政治运动，乃至“文革”横扫一切的“清理”，几乎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全部反对掉，这与原来《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实事求是主张和科学态度有不少差距，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过笔者并非是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历史或党史的，无意进行考证。笔者主要想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论》以鲁迅为方向、亦即在某种意义上以鲁迅的意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清理”，即使曾一度开始，局部仍在开展、进行，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尤其是鲁迅所看重的一些问题上，实际上踏步不前，或曰尚未完成。这就是本文题目中“未完成”的意思。
鲁迅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讨论到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自然绕不开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的观点。[3]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尤其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将当时的传统文化概括为“礼教吃人”，影响很大。后来在“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中，鲁迅被抬出来为现实服务，在彻底反封建的标签下，成了反孔批儒、彻底反传统的代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期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绍介到中国，[4]从文化的角度探讨鲁迅的思想，引起研究者的很大兴趣，但林毓生认为鲁迅“激烈的反传统”即主张“全盘西化”的结论，虽与“文革”的“彻底反封建”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未得到究者认同，因为这个结论不符合鲁迅著作全面的归纳和解读。后来，中国国内的鲁迅研究者也出版过一些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专著，[5]详细阐述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正面态度，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未产生应有的影响和效果，里面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我们没有说清楚过去彻底批判传统的鲁迅，与现在我们强调承传传统的鲁迅之间的关系，或曰，鲁迅在“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言论，与我们目前强调鲁迅对文化传统的正面态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辨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应该指出，鲁迅“激烈反传统”的言论，有些是误读，如所谓反中医，其实是反庸医，不分中西。他就指出过，中国引进来的西医，还未萌芽就已腐败。[6]他“激烈反传统”其实有多个层次的原因，其中有策略的考虑（针对中国人的妥协习惯，要开窗须说成拆屋顶）, [7]有时势的考虑（先救国才谈得上保传统，而救国先得学西方）, [8]等等。尽管鲁迅广为人知地对“礼教吃人”的批判，但他其实也有不少的正面论述，最明显的例子，也已经有不少论者引述的，莫如他的《看镜有感》（1925）：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人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及孱奴的宝贝。[9]
对于中国文化，鲁迅显然认为有汉、唐和两宋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因此鲁迅并不认为文化传统一成不变，而是对它做了历史分析。在鲁迅眼中，中国传统的历史演变过程，实际上是个逐步走向衰败的过程。对于衰败的原因，鲁迅有他的看法，此处姑且从略。[10]但是，即使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衰败，他仍然看到其中积极、有生命力而且仍然有现实意义的一面。不过，鲁迅的确没有将精力放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面上。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也跟他历史地看问题有关。笔者在探讨鲁迅对孔子及儒家的复杂态度时，曾做过分析，此处引用一个比较少人注意的例子：《二十四孝图》（1926）。[11]
过去论者只注意《二十四孝图》批评儒家的孝道，往往忽略了其中重要的一点。鲁迅指出“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违反科学的例子，根本做不到，还要宣扬，只能虚伪；又比较了老莱子、邓伯道、郭巨等故事的前后版本，违反人性人情，不但不会引导人实践孝行，实际也只会教人诈伪。最后，鲁迅慨叹“后之君子”, “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12]显然，鲁迅眼里的“古人”及其训诲，跟他当时保守主义者的所谓传统，其实已经并不是一回事；鲁迅当时面对的所谓传统，实际并非原本的传统，是给扭曲糟蹋过的传统。所以鲁迅首要的任务，是批判当时这个伪传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及孔子，仔细重读鲁迅的反孔批儒“战斗檄文”《十四年的“读经”》（1925）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鲁迅针对的其实是把孔子和儒家经典当成当官“敲门砖”的“聪明人”即“后之君子”。鲁迅对孔子本人并不完全排斥，认为孔子有值得欣赏和学习的品质，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很佩服，认为“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13]面对后世权势者捧起来的“大成至圣文宣王”，鲁迅不无慨叹地说：“如果孔丘……还活着，那些教徒们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14]对历史上那些并不“聪明”的儒家之徒，鲁迅其实也有些好感，例如对子路的认真，[15]对满纸“方巾气”的顾献成（1550—1612）和“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袁宏道（1608—1610）, [16]充满“硬气”的方孝孺（1357—1402）, [17]为民请命的东林党人，[18]甚至清末一些真诚的维新派，[19]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他们“择善固执，疾恶如仇”的态度，无疑是欣赏的。他们的“方巾气”“道学气”也是鲁迅从当时的革命者身上看到的“认真”精神的同义语。鲁迅所欣赏的这些人的品质，若用儒家的术语，就是“诚”。鲁迅的确从包括孔子在内的古代儒家人物中，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光辉，或更确切地说，看到了过去中国“国民性”的光辉。
传统的再生在于改造“国民性”
对于文化问题，鲁迅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文化偏至论》（1908）中认为：
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末源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20]
而所谓人的“根柢”，是人的精神，这就归结到“国民性”的问题。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大概因为与阶级斗争理论衔接不上，一直受到冷落，要到1981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能召开首次有关研讨会。[21]此后更出了不少专著。[22]鲁迅在日本时期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并以改造“国民性”为其文艺运动的目标，这一事实，殆无疑议。[23]
对于鲁迅批判中国“国民性”，曾经流行过一种看法，认为鲁迅“国民性”问题是以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Smith）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为主。[24]再经引申，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就变成是屈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25]差不多是帝国主义文化走狗的意思。这种说法不符合鲁迅对“国民性”的论述，已有论者辨正。[26]但更重要的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须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角度去看，才能明白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民性”概念的历史考察，李冬木对这个词在中国尤其是日本的产生和发展，做了详细的梳理。其中指出，“国民性”一词出现在1898年的两篇文章中，发表时间仅相差一个月零两天，其中一篇是高山林次郎即高山樗牛（Takayama Chogy ［月零］1871—1902）的《论沃尔特·惠特曼》。[27]我们知道，鲁迅很可能读过高山樗牛的文章。[28]高山樗牛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时，上过弗罗棱次（Karl A. Florenz, 1865—1939）讲授的德国文学课，课中包括两位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格哈德·哈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 1862—1946）和赫尔曼·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 1857—1928）。通过这些浪漫主义诗人，高山樗牛也一定接触到了当时德国的思潮。高山樗牛论惠特曼（Walter Whitman, 1819—1892）时联系到“国民性”的观念，虽然跟那两位德国诗人有怎样的联系尚待考证，但他接触德国文化思潮这一点，应当是成立的。
“国民性”这个从日文借来的词语，源自德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其实带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29]这跟鲁迅关注的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如果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的一步，如果不是最终的一步的话。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国门，被迫对现代化做出反应。中国的反应大概可依次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武器和机器的生产；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三，文化与精神的改造。这三个阶段也大体符合布来克（C. E. Black）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五个方面的分析。[30]洋务运动是反应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误以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只是因为武器精良，所以重点追求军事现代化，虽然后来也注意到发展实业，主要也只是工矿企业，还是为军事现代化服务，而且目的是维护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并不对政治制度提出挑战。而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单单是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维新运动就是当时政治话语的“典范的转移”，但维新运动在1898年只推行了短短百日，便败于保守派手中。维新的失败使革命主张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当时所谓革命，无论是追求自由平等的法国式，或争取独立民主的美国式，或推翻满洲异族统治这个意思上的民族解放式，都属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所以仍属于中国对现代化反应的第二阶段。但政制改革牵涉到移风易俗，移风易俗便促动人的精神、思想，而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提倡改造“国民性”，正是触到了问题的更深层次，如果还不是中国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性问题的话。改造“国民性”实际属于将要来临的新阶段，第三阶段。[31]
人们对鲁迅抨击的“中国国民性”比较熟识，大概可以用“奴性”去概括。对于鲁迅追求“不失血脉”的理想人性，则比较少人注意，其实更值得大家重视。笔者认为，鲁迅理想中“中国国民性”就概括在这段话里：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32]鲁迅这段名言，既是积极的历史回顾，也是激情的前进号召。这些“脊梁”并不限于当时“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包括古今中外，不分党派阶级的一切“庄严的工作”者。其中“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前仆后继”等等所体现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是过去长期遭到摧残的古代文化和古人精神的“血脉”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都已丧失的原来“国民性”的特征。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中国人这种原有精神的缺失，也不必等到社会政治大事件才能表现出来，也可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经过了六十多年，新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就以产业的状况为例，现在中国提倡“工匠”精神，[33]那种精益求精的严肃认真态度，在美国、德国、日本等等国家都容易遇到，唯独在中国比较少见（不是没有，而是不普遍，否则便无须提倡），而人们普遍的态度则是热衷于“山寨”，出便宜货，赚点短期的蝇头小利。这其实是“诚”和“认真”的对立面，就是鲁迅深恶痛绝中国“国民性”中的马马虎虎、“不诚无物”。不肯精益求精追求品质的完美，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而不肯精益求精，其实也是失去古人原有精神力量的表现之一。
鲁迅从古人品德中剔除糟粕，吸收精华，为我们“拿来”了“不失血脉”的“诚”，即“认真”。财富是重要的，但金钱不能解决一切。如果人们有了钱之后只会一窝蜂地出去抢购名牌或马桶盖；如果处事马马虎虎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而锲而不舍、拼命硬干的精神还没有成为人们理所当然的生活态度，则不管是为了大事还是小事，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似乎还需要大家继续进行下去，这也是本文“未完成”的鲁迅的意思。虽然，事实上也无所谓“完成”，也无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
结束语：当代世界的意义
“剔除”过去内外压迫造成的奴性，“吸收”自古以来人们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认真精神，经过上面的分析，应该是鲁迅“清理”中国传统的终极理想和根本目标。但本文的题目是《“未完成”的鲁迅与当代世界》，那么这些“奴性”与“认真”精神有什么当代世界意义？讨论中国尚可，若要延伸到世界，其实已经超出笔者学术研究的专业范围，本来应该就此搁笔，但从鲁迅价值标准的简单逻辑推演，笔者似乎还有点发言权。
鲁迅关注国民精神，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根基，不仅有普遍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西方民选制度中选出来的政府也就代表了选民的“质量”。就以美国为例，小布什（George W. Bush, 1946— ）当选总统，外交内政一塌糊涂，而且还获连任；201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提名特朗普（Donald Trump），而且很可能当选，真令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背后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支持他们的“民意”反映出来的现实，似乎只能是这样：美国国民的水平出了问题，这并非纯属猜测。从西方大学过去几十年的变革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导致这些结果的蛛丝马迹。
根据比尔·理定斯（Bill Readings）的研究，西方大学的理念，原本有维护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使命，所以一直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培育，而文化的发展和培育离不开精神价值的形成和发展。但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以来，大学逐步企业化，慢慢变成提供服务、牟取利润的机构。[34]这种状况，若换成中国知识界的话语，就是人文精神的丧失。这种趋势，随着苏联的解体（没有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已经慢慢将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价值观念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失去了大学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制衡，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市场社会”：什么都以利润来衡量，什么都可以用金钱来获取，用金钱来摆平。没有思想，没有个性。这已经不是文化的“偏至”的问题，而是没有文化的“偏至”的问题。当人们缺乏文化和精神的培育，失去人文价值观，失去思辨能力，自然只会欣赏政客的表演是否精彩，不会考虑所主张政策的利弊；只见个人眼前的物质所得，不顾长远的社会利害。巧言令色的政客信口开河的诺言，于是有了很大的“市场”。
所以说，鲁迅认为国民精神是文化的根本，是一个社会繁荣发达的根基和动力，不单在中国没有过时，对当代世界还有现实意义。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8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亦已提出“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选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9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3].Yu-sheng Lin,The Crisis Chinese Consciousnes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79。
[4].林毓生著：《中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例如，较受注意的有林非：《鲁迅与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正面论述鲁迅与中西文化的有金宏达：《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高旭东：《文化为人与文化冲突——鲁迅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漩涡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不同意林毓生观点的有王友琴：《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震动》，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6].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7].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8].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9].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09页。
[10].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拙著：《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30页。
[11].张钊贻：《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圣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卷第1期，第32—39页。
[12].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13].鲁迅：《而已集·反“漫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这句评孔子的话见《论语·宪问》。
[14].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15].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1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17].鲁迅：《南腔北调·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
[1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6—9）》,《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8—449页。
[19].鲁迅：《准风月谈·重三感旧》,《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43页。
[20].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21].包晶主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手头所见，就有郑欣淼：《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梦阳：《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闫玉刚：《改造国民性——走近鲁迅》，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23].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9—60页。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39页。
[24].Lydia H.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7-48,51-6.
[25].冯骥才引申出来的议论，见其《鲁迅的功与“过”》，见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408页。
[26].张全之：《鲁迅与东方主义》、余杰：《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杨曾宪：《沉浮在传统的阿Q主义泥沼》，见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429页。
[27].李冬木：《“国民性”一词在日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28—29页。
[28].参考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76页。
[29].参考Hamilton Fyee,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London:Watts&Co.（Revised and Abridged）,1946.Don Martindale,“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Character”,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67,pp.30-34.Fyee把“国民性”概念的根源追溯到《圣经·旧约》“上帝的选民”，并指出希腊、罗马时代乃至中世纪欧洲其实都没有这种概念，只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才提出来，而以德国最为热衷，其中种族优越的理论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理据。Martindale 则把根源定在民族国家兴起前夕的启蒙时代，指出孟德斯鸠的《法意》就讨论过“国民性”问题。
[30].C. E. 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5, pp. 9-26． 三阶段参考 Ssu-yü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85.
[31].鲁迅虽然并非第一个发现了中国“国民性”问题，梁启超早在1898年已经提出，而且两人的观点也有不少一致的地方，但梁把问题当成政制改革的从属部分，而鲁迅则针对人的精神、心态。
[32].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33].新华社：《“工匠精神”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代表委员热议》,2016年3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3/07/c_128778317.htm。
[34].Bill Readings,The University in Rui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