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与唐诗研究
郑临川
一九四四年夏天，在重庆沙坪坝戴修瓒老先生家里，闲谈中偶然提到闻先生，戴老说：“一多不错，读书有见解。”这话给我长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读到朱佩弦师和郭老等人纪念闻先生的文章，进一步了解先生平生治学的艰辛过程，才懂得“读书有见解”这样的造诣是多么来之不易，是足以作为后生的法式楷模。
从朱先生文章里，我们知道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和唐诗，而唐诗又是他钻研古典文学的起点，时间正是他一九三〇年秋天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由本年下讫我们听他唐诗讲课的一九四〇年秋，为期恰好是十年。十年中，先生研究的范围已由唐诗扩展到《楚辞》《诗经》《周易》《庄子》等各个方面，发表过不少眼光犀利、考证赅博、立论新颖翔实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当我替先生抄写整理《唐诗大系》选诗的篇目时，先生曾告诉我，这些篇目每年要审订增损一次，可见先生对唐诗的研究仍然没有中断。在我写毕业论文缺乏资料的时候，先生把他历年搜集有关唐诗的材料堆满一长书桌，都是用蝇头正楷抄写的，供我摘选使用。这样就使我开始认识到先生平时的讲课，取材那样宏富，分析那样邃密，语言那样精妙，并不像有人推测所说他是聪明过人，而是以蜜蜂般的辛勤劳动才取得高明的学术成就的。
闻先生研究唐诗发表的专著，我见到的只有《全集》内的《唐诗杂论》和《唐诗大系》（诗选）两种，此外还有一份由我整理发表的唐诗讲演录稿和我曾借用过而未见发表的《唐代诗人总年谱》（？），其他也许还有我所不知道的。不过同先生其他方面研究的成果比起来，唐诗专著的分量似乎显得少些，因此不大被人们重视。但我觉得仅就这点有限的著作，它同样是先生呕心沥血的产物，是在唐诗研究方面披荆斩棘、开辟新路的首创之作，其价值未可低估。虽被某些正统学者看成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它那“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涤旧开新功绩，将受到历史的肯定。
下面，我根据先生已发表的唐诗专著和个人所整理的讲演记录稿，并联系专家们对先生治学经验的论述，试谈先生研究唐诗的几点创获，以就正于同门学友和海内外大方之家。抛砖引玉，是所祈愿。
一、从文学史全局评定唐诗的历史地位
闻先生曾向人表示：“今天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这话虽然是他后来编选新诗时说的，其实这也是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一贯态度，他研究唐诗就是如此。
先生讲唐诗的第一堂课，首先就风趣地向同学们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他的方法是从文学史的全局观察来评定唐诗历史地位的。
一方面他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明问题。向前看，他把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五百五十九年间看成是中国诗的黄金时代；向后看，则以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为诗的不同类型的余势发展。因而得出这样的看法：“从唐朝起，我们的诗发展到成年时期了，以后便似乎不大肯长了，直到这回革命（按指新文学运动）以前，诗的形式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经过这样前后全面的观察，唐诗的历史地位就很清楚了。
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的角度说明文学发展的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他向臧克家先生说：“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比如他谈宫体诗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他们那整个宫廷内外的气氛：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因而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我们真要怀疑，那是作诗，还是在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这里说明宫体诗原来就是淫荡宫廷生活产生出来的毒草。他分析孟浩然诗境清淡的原因，是由于诗人“生活在开元全盛日”，他既没避乱弃世的必要，只是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而隐居，也就没有“巢由与伊皋”和“江湖与魏阙”的内心矛盾，而“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感情纠葛既少，诗自然写得清淡，“淡到看不见诗了”。诗人独创的清淡诗境，原来也是受惠于时代之赐。
他对贾岛诗风的形成和风靡也从社会原因作了解释，他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幻灭感……正在苦闷中，贾岛来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里确乎是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原来是社会普遍的要求鼓舞诗人的创作情绪，并使这种诗风成为一个时期的主要格调。不是吗？贾岛的诗从晚唐五代就开始享受被偶像化的荣誉，下而至于宋末的四灵、明季的钟谭、晚清的同光体，都由于末世气氛相似而一度掀起贾岛热，这都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像这些用历史事实来阐明诗风的变化发展，往往说得深入透辟，令人信服，是一般文学史家所未曾留意的。无怪白永先生说这样“分析出来的唐诗局面，显然另是一种境界”。
作为文学史家的闻先生，对唐诗是深爱的，但并不偏爱。因此，尽管他列举了“诗的唐朝”不少优点，如好诗多在唐朝；诗的形式和内存变化到唐朝达到极点；唐诗的体制不仅是一代人的风格，实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诗体；从唐诗分支出后来的散文和传奇等文体，等等。可是从文学史的全局观点来看，他又不能不指出：“唐人把整个精力用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百无一能，他们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虽然他们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
同时他还指出唐诗已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尽头。他说：“一部诗史，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是强弩之末。就诗的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就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无非重新证实那一遍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这些话不仅使人明确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说明它只能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成就，是可一而不可再，它可以作为珍贵的文学遗产来研究欣赏，却不能拿来作为复制假古董的模子。先生在这里评定了唐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更为我们创造新文学指明了向前看的正确方向。
二、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论述唐诗的发展
闻先生对唐诗发展的看法有他独到的见解。从整个文学史发展来看，他说：“屈原以后，下迄东汉，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的暗淡时期。其实，从另一方面看，这时期的人真能实干，都在努力从事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精神绝不麻木。自王莽酿成大的政治失败，以至魏晋时代，诗文大盛，而人的良心便不可问了。直到唐初，才渐有起色，诗歌由写自然进为写天道，再进为写人事，这就形成了杜甫这一派。我们总括这大段时期文学发展的情况，是否可以这样说：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晋魏六朝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期可说是文学与良心兼备，杜甫便是代表，他的伟大也在这里。”
就唐诗本身的发展来看，他说：“天宝大乱以后，门阀贵族势力几乎消灭殆尽，杜甫所代表的另一时代的新诗风就从此开始。宋人杨亿曾讥笑杜甫是‘村夫子’恰好是把他的士人身份跟以前那些贵族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他同时而调子完全一致的元结编过一部《箧中集》，里面的作品全带乡村气味，跟过去那些在月光下、梦境中写成的贵族作品风格完全两样。从这系统发展下去，便是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的继起。他们的作风是以刻画清楚为主，不同于前人所标举的什么‘味外之味’‘一字千金’那一套玄妙的文学风格。这一派在宋代还有所发展。要问这一批人为什么在作品中专爱谈正义、道德和惯于愤怒不平呢？原因是他们跟上一时期贵族文人身份不同，他们都是寒族出身，在政治上容易受歧视，被欺负，因此牢骚也多。当他们由科举进入仕途以后，逐渐形成一个集团，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诗人的成份很自然地由贵族转变为士人了。其实，他们这种态度跟古代早期的贵族倒很接近，因为他们在性质上有着某些共同点。就是说早期的贵族，他们原是以武功起家，他们的地位是由自己的汗马功劳换来的，所以多能慷慨悲歌，直到魏武帝还保留着那一派的余风。唐代的士人也同样，必须靠自己的文才去争取一官半职，他们同早期贵族一样本由平民出身，跟人民生活比较接近，因此他们能从自己的生活遭遇联想到整个生民疾苦。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解释杜甫的‘三吏’‘三别’诸诗为什么会跟汉乐府近似，表现出一种清新质朴的健康风格。”
先生把安史之乱作为唐诗转变的界线，关键在于诗人的成份有了大的改变。他推崇杜甫，是因为这位诗人吸取了六朝以来的文学精华，又恢复了两汉文人关心生民哀乐的良心，“调整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认定了诗人的责任，这种精神在中国诗坛是空前绝后的”。但又认为“诗的发展趋势，往往是由质朴走向绮靡，这也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我们既须承认事实，又须求其平衡，惟有大作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所以读古人诗态度必须公平，不能有任何偏见，更不能用有颜色的眼镜去妄断是非，标新立异”。可见先生推崇杜甫的功绩正在于他能突破盛唐那种贵族诗人的风格，而开启了中晚唐和后世绵延不绝的现实主义诗风，所以他的诗当时没有被采入盛唐诗的选本里。
既然诗的发展趋势是由质朴走向绮靡，那么，指出大历诗人的艺术“着重于景物情绪的细致刻画是为词的诞生作了准备”，当然是肯定它是唐诗向前发展的进步倾向了，结论就只能是：“人们读词胜于读诗，读晚唐诗又胜于读盛唐诗。”这大胆的结论和正统学者们信守的“诗必盛唐”的传统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但却符合唐诗发展的历史事实，也表现了先生以进步观点治文学史的真知灼见。
三、为新诗的创作发展向唐诗求取借鉴
闻先生是诗人，他早年在新诗坛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对新诗的创作发展是非常关心的。朱先生说他：“在历史里吟味诗，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要创造的是崭新时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自己很早就表示过要创造出这样一种理想的新诗：“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又尽量的吸取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
唐诗既然是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典型的地方色彩，为了将来的新诗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研究唐诗，向它吸取营养和创作借鉴，那是很自然的。中国当前的新诗，正处于拓荒创业阶段，一方面需要敢于破旧，一方面又要勇于创新。因此，先生研究唐诗对于初唐诗和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开辟出新路的诗人，论述特别用力。在发表仅有的五篇论文中，初唐诗就占了四篇（孟浩然属于初盛之间的诗人）。讲课时，对陈子昂和孟郊等人尤为推重。论文中他对那“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四杰”），作了不少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他们是对初唐类书诗和宫体诗作战的同一阵营的战友，各自在不同方面向旧营垒勇敢进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们的成就和任务却有所不同。
闻先生分析说：“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按指王杨以“完全成熟了的五律”完成了“唐诗最主要的形式”），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点同情。”他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同情，不正是对新诗的创作者提出要敢于破旧的暗示吗？讲到唐诗开创新局面的时候，在前期他把孟浩然、陈子昂、张若虚三位诗人看成是盛唐初期“诗坛的清道者”，否定了王船山贬抑子昂诗“似诵狱词，五古自此而亡”的偏激之论，说“我却认为他这种非古又非诗的古诗作风，正是他独到而难得的创造”。
在后期他特别赞赏孟郊，把孟郊地位放在白居易之上，因为“白居易仅喊喊口号而已，除《新乐府》之外，其他作品跟人生关系也不多，他的成就是‘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和‘闲适诗’，而不是社会诗。只有孟郊是始终走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大路”。“他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所以他的诗“是那么紧紧扣人心弦，即使让人读了感到不快，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展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平又是活生生地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使读者想到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把这些褒美陈子昂和孟郊的话，对照先生后来所倡导新诗创新的议论，意向就很鲜明了。他说：“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而转眼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
先生借鉴唐诗，鼓励后进诗人要勇于创新的恳挚用心，同我们今天所说“古为今用”的精神是多么难得的巧合！
四、根据文化传统揭示唐诗的民族特色
朱先生过去在一篇文章里，曾称闻先生是抗战以前“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闻先生自己在论文或讲课中也提出过新诗要“保存它的地方色彩”和“中国诗是世界文学的最高造诣”等看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也贯串在整个唐诗研究中，那就是立足于祖国优质的文化传统来揭示唐诗的民族特色。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以诗表现人格。他说：“西洋人不大计较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疵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他们又有职业作家，认为一篇文学创作可与科学发明相等。”可是在中国，“自从先秦士大夫发表了他们修养超人境界的议论以后，在我国人思想中便逐渐形成了理想完美人格的概念与标准，并且认为只要照着圣贤所指示的理想去做人，即令无诗，也算有诗了”。“自魏晋开始，就有人以人格来造诗境，要求谈吐必合于诗，然后以人格渗透笔底，如王右军的字即足以表现其为人，他的人格存在于他的字迹中……魏晋人只做到把人格表现在字中，至于把它体现在复杂的诗中则不十分成功。陶渊明在这方面的成就算是突出的，但又超出时代风气太远，不能引起当代人的重视和发生广泛影响。六朝人忽视人格之美，世风因以堕落，直到唐初，诗的艺术很少进步。盛唐时代社会环境变了，人们复活了追求人格美的风气，于是这时期诗人的作品都能活现其人格。他们的人格是否赶得上魏晋人那样美固然难说，但以诗表现人格的作风却比魏晋人进步得多。”
（二）以诗作为娱情遣兴的工具。他发现盛唐、中唐诗的某些流派作家，“这些人都是在人心境中和闲暇时写诗，读了可使人精神清新舒畅，起到调理性情、静赏自然的功效。这也是中国对诗的传统看法。因此，在中国便没有作诗的职业专家。就整个文化来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人们认为大诗人是向大自然求真理，以出汗的态度、积极的精神写诗，而一般诗人则是享受自然，随意欣赏，写成诗句，娱己娱人”。代表这一特点的是“为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的诗人王维，并说“他的长处短处都在这里”。很显然，先生赞赏的是以诗表现人格这一特色。不信，试看他怎样评价王维、李白、杜甫三大诗人便可了然。
他说：“王、李、杜三位诗人的人格和诗境，都可以从他们在安史之乱考验中的表现作为判定高下的标准。”他用三个有趣的形象比喻三位诗人在大乱中的表现：杜甫像丧家到处找娘的流浪儿；李白像不受拘管、任性闯荡的野孩子；王维像被迫受辱、隐忍苟活“息夫人”式的弱女子。然后结论说：“杜甫一生的思想，是存在于儒家所提出的对社会的义务关系之中，这关系是安定社会的因素。太白却不承认这种义务关系，尽量发展个性，像不受管束的野孩子一样。王维则取中和态度，他的生活态度是不知道生活而享受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极其自然，只求在平淡闲适生活中度此一生。这是庄子的一个方面。”先生这样敬爱富于社会意识的政治诗人杜甫，是对唐诗特色的礼赞，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自豪，也表现了先生自己的出于高昂爱国激情的文学观点。
五、坚持科学态度品鉴唐诗的艺术成就
闻先生是诗人，也是学者。他有诗人的热情与想象，又能以学者冷静的头脑对待文化遗产作出科学的分析与判断。白永先生说他是“凭了诗人的天分与明敏”而研究唐诗，显然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还是朱先生的话说得对：“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郭老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书籍，他不惜多方面作苦心彻底的准备。”这里的话虽然是针对先生后期考订古代文献的研究工作而言，但结合前面朱先生的话来看，先生研究唐诗的科学态度，前后仍然是一致的。比如《杂论》中收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岑嘉州系年考证》，正是前期研究唐诗的产物。而他之肯下这番工夫，考证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诚如朱先生分析所说：“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或者如他本人在《楚辞校补·引言》里的明白表示，他所作诠释词义，校正文字的工作，全是为了要说明时代背景与作者的意识形态。在唐诗论文特别是唐诗讲课中，这个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的。
因此，无论是读论文或听讲课，对先生所提到的诗人都能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古今的时间距离消失了，我们仿佛和诗人们生活在同一空间里。于是在我的回忆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讲时代背景像讲自己切身的生活经历；讲诗人活动像讲熟识朋友的趣闻轶事；分析作品又像变成了诗人的化身在讲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这是学者的科学实证精神和诗人灵敏的想象相结合产生的惊人的效果，是个人平生所仅见的。
什么是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一要言必有据，不能臆说妄断；二要尊重事实，不能从偏好立论。有一次在课堂上，先生曾说：“唐代的两位大诗人李太白、杜工部，我不敢讲，不配讲。不能自己没有踏实研究，跟着别人瞎说！”的确，在唐诗讲课中，关于李杜讲的最少，远不及陈子昂、孟浩然、大历十才子多。而这少量有限的讲述，确乎是独到之见，精彩过人，因为它是从下过彻底工夫来的，体现了言必有据的科学态度。同时在文学评论中尊重事实这一点比较难于掌握，因为它牵涉到个人兴趣的差别问题，容易陷入主观片面。作为文学史家的闻先生，他在实事求是评价唐诗艺术成就这方面还是能够坚持科学态度的。例如尽管李白有“专仗着灵感作诗”的长处，王维也有“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的贡献，可是在从诗中充分体现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历史事实面前，就不能不让杜甫坐上诗圣的首席了。但在评论唐人绝句成就时，先生却说：“唐代大家为求纯诗味的保存，特别重视形式精简而音乐性强的绝句体。就艺术言，唐诗造诣最高的作品当推王昌龄、王之涣、李白诸人的七绝，杜甫远不能及，他的伟大处本不在此。”把诗圣的长处短处分别作了交代，毫无隐讳，这也是尊重历史事实。
对大历十才子的评价亦复如此。先生一方面从社会原因解释说：“这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经过天宝一场大乱，人人心灵都受了创伤，所以诗人对时节的改换、人事的变迁都有特殊的敏感，写入诗中便那么一致地寄以无穷的深慨。因此可以这样说，十才子乃是分担时代忧患的一群诗人”，“一群作风相似而又表现了这时代特点的诗人”。所以“就诗的立场说，这批人最可敬，贡献也最大”。他们那些写得逼真，写得伤感的诗句，读了“往往使人们引起像怜悯幼儿的心情”。当先生用演员进入角色的声腔念诵起几联例句，真个起到催人下泪的艺术效果。可见先生对这些诗句的艺术很赞赏，投情也很深，才念诵得那么动人。然而他接着严肃地提出批评：“伤感是诗歌的大敌，是人类最低劣的情绪。如果长期以此自我陶醉，则将陷入浅薄无聊的境地。”还指出“这些叹老嗟卑的诗句，给中晚唐留下了不少坏影响”。这样功过分明的分析，同样是尊重事实的表现。还有一个相反的实例，就是对宋之问诗的评价。先生在讲述时，并未放弃“人品重于诗品”的传统标准，首先评价了宋的人品，说他“是古今文人无行的重要代表，他曾先后投靠权门，随着政潮进退，反复无常，恬不知耻。《朝野佥载》甚至记叙他替武三思捧溺器，事实虽不一定可靠，但他人格的卑污下流却是臭名昭著的，因而成为史官疵议的对象”。然后才提到他的诗说：“可是他的诗的确高明，正如明代的严嵩和阮大铖，诗风和人品是那样的不相称！”在不以人废言的原则下，介绍了宋五言古诗中的山水诗开了王右丞的先声，从他的《祭杜审言》文中见出他长于巧思熔裁的工夫，而最大的功绩当然是同沈佺期一样完成了唐代重要诗体的五言律诗。这里同样表明了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先生这种以科学态度评审唐诗艺术成就的作法，也体现在他《唐诗大系》的选目中。他的原则是：“把诗人的独特成就放在时代的集体中来观察，不但可以从共性中看出他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和他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比较出他的创作特点和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从先生每年一次增损诗选篇目的事实，不难看出他谨严的科学态度。可惜一般人只看到选本重视唐诗的艺术这一特点，却不知先生以科学态度严格评审唐诗艺术成就付出了多么长久而辛勤的劳动，以致解放后这部具有特色的唐诗选本没有得到再版应世的机会，多遗憾哪！但我相信，真理是永存的，一个寻求真理、服从真理、为真理付出生命代价的劳动者的业绩，真理也将使它永垂不朽！
六、运用艺术手法和文学语言绘写唐代诗坛和诗人的风貌
闻先生是诗人、学者，也是画家（早年在美国学过画）。听过先生唐诗讲课的人，一定会记得他在全面讲初唐诗、盛唐诗和大历诗的时候，运用了绘画空间艺术的技法，把许多诗人的创作活动串连起来，让他们在生活、风格和题材等方面互相交织配合，形成一幅唐代诗坛盛况的热烈生动图景，使人听了仿佛是许多诗人在同时活动，在彼此交谈、互相唱和，由他们呈现出来的缤纷异彩渲染成浓厚的诗的气氛，而在设色的深浅浓淡上又能分辨出初唐、盛唐各自不同的风貌，给人以如处身于“清露晨流”，或“赫日当空”的境地而又气象各别的直觉感受，不禁引起了“故国神游”的畅想。这种反映历史背景的画面设计，简直可以和《红楼梦》作者描绘豪宴或盛典等大型场面的手法相媲美，在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算得是独一无二。它同唐诗研究中文学语言的运用，可说是闻先生的双绝。余冠英先生曾说：“闻先生善于用文章征服人。”朱先生对这方面也发表过表示赞赏的话：“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创造了一种诗样的风格，读起来耐人寻味。”他指的正是《唐诗杂论》中的几篇文章。像这样迷人的文学语言，在当代的研究唐诗的著作中，也还没有第二个人。随便举几个例子来看吧：
（一）他是这样讽刺唐太宗所提倡的类书式的诗：“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词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上的一种皮肤病。”“浮肿”“皮肤病”，讽刺得多形象，多有力！
（二）他是这样通过《春江花月夜》意境的分析来肯定诗人张若虚为盛唐诗开路的功绩：“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这是用诗一样的语言来阐释诗境之美，诗境，不正是诗人优美心灵的化身吗？
（三）他是这样形容诗如其人的孟浩然的风格：“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写孟浩然人品和诗品的统一，或“人就是诗”，没有比这几句话说得如此透彻而显豁的了。
（四）我认为文中最动人的语言，莫过于给诗圣杜甫青少年时期画像的那篇文章，是先生对他最敬爱的诗人高度礼赞，从心潮沸涌中喷射出来的滚烫的语言，活现了风华正茂年轻的诗圣风貌。你看写他是怎样开始写诗的：“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便是他自己，禽族类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再看写他是怎样在游戏中表现他那不凡的气概：“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天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声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便是游戏，一个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越一点，才不愧是杜甫。”特别是在李杜第一次会面之前写下的那一大段渲染气氛的文字，真是极绘声绘色之能事，多么动人心魄！他写道：“写到这里，我们应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双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瞧！像这样热情饱满、笔力酣畅的文字，有几个人能写出？也只有像这样的文字，才适合于论述唐诗的历史成就，才配为诗圣唱赞歌。先生以富于诗趣的文学语言发表研究唐诗的成果，可说是珠联璧合。单就文学语言这一点来说，就够我们后生学一辈子。
当然，先生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唐诗，就时间来看，也和“四杰”处在唐诗发展初期的情况相类似，是创业开新阶段，一切刚初具规模，简略疏漏，在所难免，我们不必为这种“当时体”而向贤者求全责备。而他在唐诗研究方面的垦荒功绩，也将同“四杰”一样不会被历史所忘记。
在我亲炙先生教泽的过程中，受益最大、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课堂讲演和唐诗论著。几十年来从各方面考察比较结果，我认为先生这方面的成就虽不能说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到目前为止，还不见有人超过。我曾经深切惋惜，先生为什么不在唐诗研究上多用些力，而急于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先秦文献方面去。后来读了朱先生和郭老的文章，才明白先生之所以要自唐诗而上溯的原因。朱先生说他，是为了“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是“要借这原始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郭老说：“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因此，我就敢于设想，如果先生在探源得本之后回头再研究唐诗，那成就定然是无法估量的。可恨的是反动派罪恶的枪弹截断了先生前进的道路，把无法估量的成就，变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使我不能不对那杀人的恶魔申申咒诅了。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神州大地的春光，他们创造的文化遗产也将化作护花的春泥；为了告慰英灵、无愧后代，我们只有把先烈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双手接了过来，在他们开辟的新路上继续前进，努力创造。
祝唐诗研究这枝学术之花，吸取前辈科研成果的滋养，在新中国的雨露阳光下开得更加绚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