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这本书的出版,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意外。

事情的发生,有一个奇特的由头。二〇一七年五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余秋雨翰墨展”,出现的盛况把我吓了一跳。几乎每天都人山人海,据说这是中国美术馆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轰动的展览之一。更惊人的是,全球通过网络共享这个展览的海外华侨,居然超过千万。可见,中国的千古翰墨,在今天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当代参观者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机在不停地拍摄。作品越是巨大,拍摄也越是密集,但奇怪的是,有几个书法作品之外的点,也形成了“拍摄拥塞”。挤进去一看,居然,是我挂在几个古典抄本之后的“今译”文本。

这种“今译”,很多书籍中都有,为什么大家要弓着腰,踮着脚,或者在别人肩膀的空隙间辛苦地拍摄呢?

一问,答案几乎一致:才扫几眼,就喜欢上了这样的译本。

很多青年观众指着这些译本对我说:“感谢您,今天我终于把《离骚》完全读明白了,而且读得那么轻松愉快!”

“《赤壁赋》完全是后现代的散文诗,就像是上个月才写的!”

……

不仅是年轻人,连一些资深的作家、学者也在展览现场对这样的译本给予高度肯定。

例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你用现代诗意接通了古代诗意,让古代经典重新焕发出了美学活力。这实在是当下社会迫切需要的文化工程。”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先生说:“现代人面对这些古典,往往要凭借大量注释一句句啃,这就让文气破碎了。也读过一些今译,但学术功力和文学功力都不够,把事情做低了。这个好,达到了两全其美。”

大家都希望赶快把我的这些今译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连很多中、小学生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齐声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笑笑,没怎么在意。因为翰墨展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评论家们所推崇的“文墨同笔”,也就是展出的所有碑文、楹联、题词,全都出于我自己的创作。抄译古典,只是一个陪衬而已,我不太在意。

但是,在翰墨展结束几个月后,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士又一次提起,专门出一本“古典今译”的书。社长吴义勤先生也热情支持,而且再度以专家的高度论述了接通现代诗意和古代诗意的美学使命。我想,既然他们代表了很多读者的心意,那就不要推辞了。

古典今译,确实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语文转换。

既然是千年不灭的文学经典,必定蕴藏着一脉充满活力的神韵。这神韵并不只是栖息在一些隽语、名句上,而是静静地执掌着全篇。就像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气质、风范、灵性、格局,无法具体地从他的衣扣、鞋带、口音、肤色上一一验证,却又那么强烈地散发远近,无可抵挡,也无可争辩。这在文章上,可称之为“文气”、“文心”、“诗意”、“诗品”,同样是一种通体笼罩却又无法捕捉的存在。没有它们,即使是差不多的遣词造句,差不多的抒情描写,差不多的形容排比,也只是一些丧魂落魄的篇什。

因此,今译之难,难在“招魂”。

“招魂”之始,是回顾自己初读该文时的惊喜原因。世上有那么多词句漂亮的篇章都只是匆匆浏览一过,为什么这几篇文章却让人耳目一新、不忍释卷?此间情景,就像“一见钟情”所带来的直觉震撼,如果能够寻得主要原因,那也就是寻得了魂的踪影。

“招魂”之继,是献出自己,让自己与遥远的作者通过“移情”来“合魂”。他不再是古人,而成了自己的朋友,能够呼吸与共。他的一切思维方式、情感逻辑,已经与自己很近。因此,所谓今译,也就是用现代话语表述一个隔空而来的“自己”。

经历了这两度“招魂”,译事已成大半。剩下的文本转换技术,也就变得轻松自如。

大家从我的今译中就能发现,我译屈原,屈原就在我身上;我译庄子,自己也变成了半个庄子;我译苏东坡,苏东坡的言谈举止也就挪到了今天。

天下人心是相通的,异时能够相通,异地也能相通。我只有与屈原他们相通,才能让今天的读者凭借着我,与他们相通,与又高又远的文学星座相通。

本书选了十篇风格迥异的古典美文,来作试验。

第一篇是《离骚》。本来按时间算,它应该置于《逍遥游》之后。但是,它是十篇之中唯一的诗作,而屈原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诗人”。我在今译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最好的诗作并不表现为句式和韵律,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上天入地、深契心灵、自由奔放、执守个性的至美品质。你看,即使今译脱卸了楚辞的华贵披风,但只要把持住了这种品质,也就没有把诗魂脱卸。屈原和《离骚》,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中高贵诗魂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因此有理由置于首篇。

我把它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还有一个具体原因:这个译本已经相当出名。每逢端午节纪念屈原,网络上总会出现所谓“余版《离骚》”,很多年轻人在争相朗诵的,就是这个译本。大家看到了,我在译本之前加了三个衬托性的潜在问句:“我是谁?来自何方?为何流浪?”然后紧接首句,构成对这些潜在问句的直接回答:“我是古代帝王高阳氏的后裔……”据很多朗诵专家说,这种穿越时空的一问一答结构,特别能够引发他们低声开口的欲望。好,那就由它来引领全书吧。

《逍遥游》,篇名这三个字,早已成了我的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庄子首先是大哲学家,安踞先秦诸子中的至高地位,却又顺便成了大散文家。因此,他的文章,是哲学和文学的最佳熔结。由他开始,中国哲学始终渗透着诗意,而中国文学则永远叩问着天意。

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和文学的最高组合。很多学人都赞同我的一个论断:即便从散文上说,他也是中国的第一支笔,就连“唐宋八大家”也不敢望其项背。这次选译的《报任安书》,是他在《史记》之外的一篇自述。请想想看,一位即将完成历史上最伟大史学工程的旷世学者,竟然因一番温和的言论承受了人类最屈辱的阉割之刑。他没有自尽,只因为无法放弃那个最伟大的工程。他要把这种内心隐情讲给一个人听,而这个人又即将被处以死刑。因此,这是一封从一个地狱之门寄向另一个地狱之门的奇特书信。今后几千年中国人最重要的历史课本,就在这两个地狱间产生。这里边蕴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格力量,简直难以估量。这篇书信没有《史记》那般从容挥洒,理由不言自明。珍贵,也正是在这种不言自明中。

以上这三个作品的篇幅都很大,接下来所收的文章就比较短了。这是对的,既然有了奠基,也就无须再长。

《兰亭集序》,以书法而著名。很多文人毕生都在临摹它,却对这短短三百多字的文理,不甚了然。开头一段对兰亭盛会的描写都能读懂,但对于从“夫人之相与”开始的议论,却混沌模糊了。其实这是魏晋名士们的言谈范例,王羲之写得还不算太玄,只是沿袭一时之习,凭着一些宏大的流行话语,做一些随意而放松的笔墨感叹。没想到,居然把笔墨感叹写得无比美丽。我译了一下,以求对得起那番不朽的书法奇迹,对得起那支庞大的临摹队伍。

陶渊明是司马迁之后真正的散文巨匠。我暂且搁置了《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名篇而选了《归去来兮辞》。此文纯真自然,恳切朴实,气路简约,很能代表他的风格。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仕途畅达之时毅然辞职,使上上下下很多友人深感不解,因此,我在辞职典仪上特地引用了《归去来兮辞》,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不错,对我来说,那次辞职实在有点像他,是双重“归去”,既回归田园,也回归文学。那一天,陶渊明阐释了我。

接下来,当然是“唐宋八大家”了。八大家中,唐代两家,宋代六家。唐代两家是韩愈和柳宗元,我各选了一篇。对于韩愈,我没有选那些大家熟知的论述性文章,嫌它们理多文少,倒是选了一篇个人化色彩较强的篇目。有一个叫作李愿的朋友要回到隐居地盘谷去了,韩愈以文相送,写得有点意思。苏东坡曾说:“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见《东坡题跋》)这口气有点大,但毕竟是苏东坡的见识,我们就顺着他读一读吧。

柳宗元的文章,也选了一篇个人化的《愚溪诗序》。我觉得此文比他那些写得很美的“记”更有深度,也更有趣味。他简直成了韩愈要送的那位朋友李愿了,住得那么偏僻,那么安静。但柳宗元毕竟是很能做文章的,以一个“愚”字提挈上篇,又以一个“溪”字叩出巧思,很不错。

就散文而论,宋代超过唐代。首先是欧阳修,然后是比他小三十岁的苏轼,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断言“唐无文章”的苏东坡。我选了欧阳修的《秋声赋》。他一上手就以“秋声”写出了大气沛然的好文章,后面有点弱,但结束得及时,也算是难得的佳篇了。相比之下,他的其他几篇有名的文章,虽然把一人、一亭、一堂都写得很精彩,却毕竟黏着得过于具体,受制约了。

我以苏轼的前后两篇《赤壁赋》来归结全书,显然是合适的。读了他的文章,便知道他有理由对唐文骄傲。风物、人事、情节都写得简捷而丰满,由此发出的感慨,又都是横跨时空的超逸思维,而不像别人的文章那样引向一种明确的道理。他把文章全部溶化在山水宇宙中了,却又始终贯串着一个既泛舟,又攀岩,既喝酒,又唱歌,既感叹,又做梦的人格典型。这个人格典型醉眼蒙眬,逸思高飞,天真好动,心无芥尘,比前面这些文章所隐藏的人格典型都更加可爱,更加阳光,这就是苏轼本人。他用自己的身心创造了一个悖论:无限亲近,又难以企及。

当代年轻人说他写的是“后现代散文诗”,很有见地。但是,我又相信,当这些年轻人全都白发苍苍之后,苏轼仍然是“后现代”。

说完了十篇,需要做一个解释。我的今译,集中在散文、辞赋,而不涉及唐诗、宋词。原因是,最优秀的唐诗、宋词,总是以古今相通的清透文辞来表达一种永恒的节奏和意境,早已广为人知,朗朗上口,成了中国人心中最普及的审美元件,那就既不必今译,也无法今译了。

最后,还要在编排技术上交代几句。

我非常看重古典今译在今天的“当下阅读”品质,也就是希望广大读者忘记年代、忘记典故、忘记古语,只当作现代美文来畅然享受。我相信,即便是屈原、陶渊明、苏东坡的在天之灵,也不愿意看到后人拿着他们的文章去一个字、一个字查词典的情景,而是更乐于听到异代人用自己的审美愉悦来与他们对晤,代他们放声。因此,我把今译全都放在第一部分,与古典原文分开,避免某些过于认真的读者一下子又掉进大量注释的泥淖里,步履艰难。如果读者能把这些译文看作“无时差文学”来欣赏,那么,倒会更加贴合古代作家的心灵。

古典原文,集中放在第二部分,并且又请专家选用了一些简明而又比较可靠的注释,供读者在读过第一部分之后,往还对照。

细心的读者在对照中可能会发现,现代译本与原文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异,这很自然。本书在今译时严格追求学术意义上的准确,不发挥,不添加,不修饰;但由于思维节奏和语言逻辑上的时代性差别,免不了要在某些转弯抹角的地方加几个小小的箭头或把手。这样,就可以把那条条又新又旧的路顺当地走下去了。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书法,也就是我书写《离骚》《逍遥游》和《赤壁赋》的墨迹。但是,整个书法作品实在太长了,记得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每一篇都足足占了一个大厅的完整墙面。本书只能缩印一些局部片断,可谓窥豹一斑。如果喜欢书法的读者要领略全貌,可以参阅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余秋雨翰墨集》。

不管怎么说,这种古典今译还只是一种尝试,可讨论、可调整、可纠错的地方一定很多,望读者不吝赐教。谢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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