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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这只巨掌，土地丰腴如膏，湖里有鱼虾，陆地有稻果，是块育人的好地方。历朝历代，只要不是战乱年代，这里就是农业经济异常发达、人口兴盛之地。
汉高帝初年(约前202年)，设豫章郡，郡治南昌，江西从此有了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汉初豫章郡下辖十八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余干、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建成、蠡阳、南野，分布在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袁水沿岸及鄱阳湖周边，与今天的江西省区域大致相当。今天的南昌、赣州、吉安、宜春等主要城市都是在那时县城的基址上发展而来。
历代史家对鄱阳湖区域人口做了较为详备的记录。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按照这个统计数字，以十八县计，平均每县有三千七百四十八户，约两万人口。汉初十八县有八个县处于鄱阳湖周围，它们是南昌、彭泽、鄱阳、余干、柴桑、海昏、历陵(今德安)、蠡阳。这八个县人口按平均数值计算，有约三万户，十五万多人口。
到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生息，豫章郡人口大幅增长，全郡人口有四十万户，约一百六十万人口，其中鄱阳湖周边县域人口逾七十万。可见人口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国家稳定，人口才能发展，这似乎是不变的真理。
人口的繁荣与削减，与战乱和自然灾害有关。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不增反减，主要原因是战争和灾害频繁，加之鄡阳、海昏的沉陷，导致人口锐减。
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属江州管辖的寻阳郡、豫章郡、鄱阳郡的户口数字，少得可怜。寻阳太守，管着三个县，人口仅有一万六千八百人；豫章下辖十二县，人口仅为十二万多人；鄱阳六县，人口不过一万九百五十人……人口凋敝可见一斑。据此计算，鄱阳湖地区人口约为十五万，与东汉永和五年的七十万相比，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唐朝是大一统时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唐初武德八年(625年)，鄱阳湖人口为六十万，到唐中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上升为七十万口，基本恢复到了东汉永和五年的水平。
宋代经济发展迅猛，人口极度膨胀，州、军、县的数量也开始增加，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鄱阳湖周边分属江州(今九江)、隆兴府(今南昌)、饶州(今鄱阳)、南康军(今庐山市)管辖，人口达到一百一十二万余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七，达到史无前例的惊人增长。
元代，整个江西人口继续暴增，超过了以往历史时期。宋濂编撰的《元史·地理志》对鄱阳湖周边地区做了精确的记载：江州路(治今九江)，户八万三千九百七十七，口五十万三千八百五十二；龙兴路(治今南昌)，户三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一百四十八万五千七百四十四；饶州路(治今鄱阳)，户六十八万二百三十五，口四百零三万六千五百七十；南康路(治今庐山市)，户九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口四十七万八千三百九十。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鄱阳湖地区人口达到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余户，六百五十多万人口，分别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零六。这个时期，江西全境人口超过千万，已形成全国人口中心。
明代人口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元末战乱，全国各地的人口大量消亡，而江西人口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明初洪武年间，明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江西人口向湖广(今湖南、湖北)、皖、豫、苏等人口稀薄区域迁徙，致使江西人口出现低迷状态。《明史·地理志》载：江西全省辖十三府、一州、七十七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编户数有一百五十五万多，人口八百九十八万多。四十八年后，据弘治四年(1441年)人口统计结果，在编户数却下降到一百三十六万多，人口下降到六百五十四万余人。时跨一百三十七年后，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在编户数一百三十四万余，人口约五百八十六万。鄱阳湖地区四府二十四个州县，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人口数为二百七十六万；弘治四年(1491年)人口为二百零一万；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为一百八十万。明代本是经济繁荣、社会较为稳定的时代，江西人口不是逐年增长，却是逐年减少，人口仅为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七。这是极不正常的，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江西人口被大量外迁。广为流传的民谣“江西填湖广”就是这一事件的佐证。
清代社会经济复苏，经过康乾盛世的再造，鄱阳湖地区人口又迅速增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人口数为五百四十三万余，咸丰元年(1851年)为八百九十三万余，此时已再次创人口新高。但太平天国运动在江西展开的拉锯战，使鄱阳湖区域人口损失严重，社会经济也无疑遭受重大打击。
民国时期，战乱与灾害不断，鄱阳湖地区人口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民国五年(1916年)为六百零一万多人口，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为四百零二万多人口。人口下降数字非常突出。
人是万物之灵，人口是鄱阳湖这只巨掌生态演进的基础。从人口的起落变迁，可以看出社会的繁荣和衰败。历朝历代，人丁繁衍，代代相继，演绎着鄱阳湖波澜壮阔的人文历史。
